寻找自我的历程

寻找自我的历程 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我读了《顾维钧回忆录》一书。顾维钧，字少川，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口述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而通过这部他的回忆录，也让我对民国时期我国的对外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民国时期的外交，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我寻找的历程。 我重点读的是本书的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而我觉得，这十年恰恰正是国家的社会风气、外交政策逐步转型的十年。作者从自己初回北京的见闻开始写起，依次回忆了袁世凯时期的政府、帝制运动的始末、出使华盛顿、参加巴黎和会等等经历，并在其中向我们揭示了对人、对社会、对政府、对对外关系的多个层面的观察和认识。 我对这段回忆当中的几个细节记忆犹新。例如作者回忆了与袁世凯关于共和国的一段对话。袁世凯问顾维钧共和国是什么，作者回答共和就是公众的国家和民有的国家。接下来，袁世凯举了一个例子:扫屋子的妇女只管把自己家扫干净，把垃圾扫到大街上，她们根本不顾大街干不干净。作者回答这是由于人们的无知，但人们心里是向往自由的，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获得自由。因此作者建议由政府制定法律、来推进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问，这难道不需要很长时间吗,作者从与袁世凯的对话中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根本不懂共和的概念，也不懂共和制的优越性，他根本就没有实现共和和民主的愿望。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当时国家的一个基本情况。尽管表面上我们实行的是共和制，建立的是共和国，袁世凯担任的职务是总统，但很多实质性的东西还是老一套。这既包括人们的思想，也包括人们的一些行为方式。如果连一个共和国的总统都根本不明白共和的概念，那么共和的失败就是必然的。 另外一个细节，是参加和会的代表们的位次之争。首先是关于南北代表们的分配之争，然后是在北京政府安排位次出现争议之后的勾心斗角，这一切又再次体现了国家的不成熟性。在谈判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代表们内部的冲突造成了极大的消耗。更可笑的是，代表们内部竟然还产生了通过造谣来中伤同仁这类事情。从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将国内政治问和对外关系上混为一谈，在本该统一阵线的前提下搞分裂，这让顾维钧异常失望。这也体现了留 学归来、接受了先进的国际关系教育的学者与国内的迂腐思想之间的差距。 但是无论如何，通过作者的回忆，我们还是能看到民国在对外关系上取得的进步。首先，在最初的中英西藏问题、中俄外蒙问题、二十一条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无奈的妥协。利用我国当时政局不稳，英、俄、日等国纷纷借此机会希望扩大在华利益。尽管中方还是坚持不违背民族利益的原则，但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权已不在自己之手。例如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谈判代表陈毅在未经北京政府最终批准的情况下，就草草签了协议。可是由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些做法更多的都是被逼无奈的。再如二十一条的签订，取消第五号已经让中方代表费尽心力，以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在日本方面的强硬态度下，很难取得更大的突破。 而接下来，中国逐渐开始走出自己的一条外交之路，主动寻求一定的改变。例如派遣顾维钧担任驻华盛顿大使。在这段时间，中国建立了和美国的联系，从而在外交上为自己寻求了一定的主动。首先，关于借款问题。尽管国内还是对借款出于经济目的还是政治考虑产生了一定的风波，但是至少顾维钧在谈判时很好地申明了这笔借款的纯经济效益，从而打消了美国方面的不悦，为争取到这份贷款创造了很好的环境。而说服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参战，也体现出了我国外交上主动求变，为自己创造好的国际环境的积极尝试。我觉得这在民国时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尽管中国同英法等协约国的主要国家有一定的矛盾和分歧，但从大局出发，中国还是做出了对实现自身利益最有益的选择。尽管最终在巴黎和会上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从外交思想上还是体现出了我们的进步。 最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开始向世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首先，关于二十一条问题上顾维钧在十人会上的陈述。这一段精彩的陈述给中国争取了很好的国际形象，也一度让中国的要求得到解决产生了很大的希望。而在最后接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后，中国改变了以往委曲求全的态度，坚持拒绝签字。而从顾维钧的回忆中，也看到了这样的话:想象着主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的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纸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从中我们看出，中国当时做出这种选择是多么的出人意料。而也许恰恰就是这个出人意料的拒签选择，体现出了中国的尊严，也体现出了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勇于对列强说不，而不再像是以往一样的受制于人，可见中国作为一个平等国家的主权观念的逐渐提升。 因此，结合这部书来看，我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寻找的过程。一开始，可能举国上下都不知道我们现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但随着与别国交往的增多，随着国内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我们的对外政策 也在变得越来越积极。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以至于我们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却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但是至少，我们体现了我们平等的姿态，体现了民族的尊严。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这一过程，正是伴随着整个国家国民的一种自我觉醒。 以顾维钧为突出代表的民国外交家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我国在国家观念、外交政策上取得了如此大的突破，是令人钦佩的。更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一种从精英阶层逐渐反映到社会文化上的全民族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觉醒。我认为这是我通过顾维钧的回忆录所看到的，也是在民国时期内，中国社会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转变。 新闻国政实验班 丁兆宇 201120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