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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类——《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 中 国 古 代 的 类 书 ——兼及《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述介 学校:湖州中学 作者姓名:杨勤芳 新编高中《中国历史》教材中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增加了中国文化史、科技史的相关内容，这一变化有利于学生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感知于王朝兴替、中外交流之外，获取更为全面、立体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教材增加的内容包括了对《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这两部明、清巨典的介绍。那么，这两部典籍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在今天又有何种意义呢, 要回答上述问，首先要对中国古代文献中一种重要的类型——“类书”有基本的了解。类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工具书性质的图书，普遍认为其肇始于三国时代魏王象等编纂的《皇览》，此后，历朝历代越编越盛，其体例也愈趋精善，功能与影响越来越大。如唐代的《初学记》、《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都是当时标志性的文化大工程，也是流传不衰的经典之编。类书的编制，最初主要是供皇帝、贵戚便于检阅文献而为，以后才逐步扩散至民间，普通的布衣百姓也有机会利用;清代一些士人挟带袖珍型类书进考场作弊，从反面证实了类书便于检索的作用。唐宋时期，日本、朝鲜等国当权者千方百计设法引进中国的类书，也说明了类书是中国的文献国宝。 类书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其编制方法系按类汇编群书，即将当时能搜集到的所有书中的内容拆散，重新按类或主题进行编排，以便需要时能快速地查到。因为其主要是按类编排的，所以被称之“类书”。明清时代，也有少数类书是按韵目进行排检的，如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佩文韵府》等，但历代类书的主流还是以分类为主。 古代的类书与现代的百科全书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别。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涵盖百科，包罗万象，是当时文献知识的总汇;又都是从便利于人们查检、利用文献的角度进行编排。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类书重在集结以往的文献成果，编而不著，直接再现文献的原始内容;百科全书则在人类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高度提炼、概括，力图全面而快速地反映人类最新的知识成果和思想形态。一句话，类书看重旧有的，百科全书推崇鲜活的。类书的分类历代各有变化，但基本的框架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按照古人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以“天、地、人、事、物”五大类为基础进行细分，一般来说，时代越后类书的规模越大，分类也越细密(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类目已被细分为6117部)，可检的内容及便利程度也越大。而按韵目排检的类书，则相当于现代的拼音字母检索，以主题词读音相同或相近为编排。 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体制的没落及现代文明的日渐昌盛，类书这一古老而传统的文献类型终因不能适应时代潮流而遭淘汰，逐渐被新颖的百科全书及其它各种新式辞典所取代。但 类书的功用并非消亡殆尽，其保存传统文献，弘扬古老文明的显著特点与魅力，于今弥浓，难以取代。 明清时期是中国类书编制的高峰期，其代表作分别是《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这两部鸿编巨著也分别代表了中国类书两种流派的最高编制水平和最大编制规模。 《永乐大典》，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是明成祖下令组织数千人的文人精英班子，耗时多年，于永乐六年(1408)告成。原书22937卷、11000余册、约3.7亿字，堪称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卷帙最浩繁、内容最广博的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由于该书篇幅实在太大，编成后未能刊刻，仅有一部写录本，是为正本。160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方又历时五年完成另一副本的抄录;这样，《永乐大典》一共有了正、副两部。正本从明代中期起失去影踪，至今下落不明(有学者推测可能成为嘉靖皇帝的陪葬品，被埋在十三陵中的永陵玄宫);副本则历经明、清两代战乱动荡，不断散失，至今在世界各地仅存余八百余卷，约为原本子的0.35%。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搜集到的残存本797卷，是目前能看到的最齐全的《永乐大典》残本;不仅使我们能借此一睹这部超级巨编的原貌，更可以利用其残存的却依然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服务于当今的科研学术。 《永乐大典》编制时，利用皇家莫大的权势与资源优势，采集、利用了当时流存的七、八万种图书，其中的许多图书在以后的年代相继佚亡，《永乐大典》成了保存这些亡佚文献的唯一宝库;尤其是大量的宋、元版本。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散失2400多卷1400余册，超出10%。即使这样，学者仍从存余的《永乐大典》中辑出《续资治通鉴长编》、《旧五代史》等500多种珍贵典籍。今天能看到的重新影印的《永乐大典》残本中，由于刚好保存有“州”字韵的部分资料，其中就有一些早已亡佚的关于湖州的宋代极其珍贵的文献，如《吴兴郡图经》、《吴兴地理志》、《湖州志》及《乌程县图》、《归安县图经》等，当今编写湖州地方史志时就利用了这些难得的文献资料。 《古今图书集成》，这部现存最大的类书，正文达一万卷、1.6亿字，历来有“康熙大百科全书”之美誉。此书先由陈梦雷独力主编，基本完成后又经蒋廷锡等人奉旨增订，于康熙四十年(1701)起，迄雍正三年(1726)止，历时25年告成。雍正六年(1729)该书在武英殿用铜活字印刷了64部，每部5020册。《古今图书集成》从其问世的初始就声誉极高，民间难得一见。至乾隆晚年编就《四库全书》并建造了南三阁后，南方民间才有幸得见这部皇家巨典:先是乾隆褒奖向朝廷献书最多的四位藏书家，宁波天一阁、杭州鲍廷博等南方四位大藏书家各获得一部卸赐《古今图书集成》;又拨出三部分别充实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并明令允许各地士人学子到阁借阅，当时及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各地学者、藏书家朝圣般地纷纷涌向上述三阁，如饥似渴地发掘、抄录《古今图书集成》中前所未见的文献宝藏。如清人张月霄就从中辑录了金代文献《释迦成道赋》、《北岳诗序》等多篇，编成《金文最》一书。 《古今图书集成》向来以分类精细，内容宏富著称。其分类，以三级构成:6汇编，之下辖32典，之下再分6117部;每部中又按内容性质，区分为总论、纪事、艺文、杂录等十 项，经纬交叉，别具匠心，达到了中国类书编制的最高水准，检索起来十分便捷。这也应该是古今中外普遍推崇其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内容，用编者陈梦雷的话讲:“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其一二。”用现代的观点看，其确实是包罗万象，涵盖百科，天地人事，无所不有;举凡治世、学习、生产、生活等人类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文献知识均可提供。难怪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赞叹道:“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的确，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中大量地引用了《古今图书集成》的各种资料，深刻体验了它非比寻常的文献宝库价值。我国当代的科学工作者也分别从中搜检出人口史、教育史、地震史、天文史等大量文献资料，如国家体委编辑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一辑中的《我国古代足球资料汇辑》，就全部从《古今图书集成》的艺术典?蹴踘部中录出。对于这部巨型类书所收资料的丰富性，我们还可从以下的例举中认识:“职方典”是本书三十二典之一，收集了清初全国各行政区域的资料，每个府独立成部。如“浙江总部”下有杭州府、湖州府、宁波府等部，分别介绍各部的建制、沿革、土地、物产、赋税、文献等。“山川典”则汇集全国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海，稍有影响的就自成一部。如太湖部、西湖部、莫干山部、天目山部、富春江部等，各部的图形、胜迹景观、掌故传说、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题咏等分别在该部的有关项目中集中。再如“氏族典”，汇总了我国历代的主要姓氏数千个，稍为重要的即自成一部，每姓细述得姓来由、源流支系、各姓历代著名人物传介等;相当于一部巨大的人名大辞典。此外，“人事典”中，人的各个身体部位如眼、耳、嘴、手、足、眉、发等都独立成部;从出生到死亡，一岁、二岁„„五十岁、六十岁„„分成许多部，历代古籍中关于人生各个阶段的记载、故事被分门别类集中起来，可称作中国人生命史的大全。《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许多资料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如“禽虫典”介绍各种禽畜鸟虫的特征、习性、养殖、加工等;“草木典”介绍五谷果蔬、花草树木的性状、种植、用途等。“食货典”饮食等部则介绍了各种食经、菜谱、烹调知识，如其中的“粥部”，就介绍了绿豆粥、羊肉粥、茯苓粥等几十种粥的配料、制作方法及主治功能等，至今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 《古今图书集成》因其历久不衰的生命力，确立了其在古代文献中独特而难以取代的优势地位。雍正六年的铜活字版因其数量稀少，一直奇货可居，在清末已达到一万两银子的高价。为满足社会对《古今图书集成》的广泛需求，历年来又出过多种版本:清光绪年间先后有铅印本和石印本;民国时期出过缩印线装本;1988年巴蜀书局出版的缩印精装本是当今最通行也是最容易得到的版本，其附有270余万字的新编《索引》，很便于人们利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广西金海湾电子影像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全文电子版，配置有包括37万条记录、36个索引数据库、共1200余万字的电子检索系统，其中仅《人物传记数据库》就收录了明末以前历代人物传记资料155960条，远远超过各种人名辞典;又如《艺文数据库》收录了从上古至明末以前的各种诗文名篇72953条，也是前所未有的诗文资料库。《古今图书集成》这座古老而富有的文献宝库，一经插上现代科学技术的翅膀，其利用前景将更加光明，相信它的功能也将得到更大的发挥。 参考文献: 朱天俊、李国新，《中文工具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詹德优，《中文工具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栾贵明，《永乐大典》之谜，《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3日? 王克文主编，《湖州市志》，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崔文印，说《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编者，《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林仲湘，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实践和理论，《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