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莲的方程式

第一部分大争论 大*"争*"论 训练是运动员每天的一件乐事，但其长期目标，是让运动员作好准备，去面对竞争，突破自己的最高纪录，取得一项好成绩。将智力保持在良好状态的训练，本身就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大脑这个奇妙机器的主人时是多么惬意。这些练习的共同目标，是让我们能够参加一些争论，而城市组织便取决于这些争论。每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些普遍接受的看法，它们不符合任何事实，只是古老幻想延续至今的后果，还导致人类的严重损失。 我们的，是与这些如同显见事实的蠢话作斗争。但是，对一种断言，用与之相反的断言去反驳它是不够的，为了使人信服，必须提出论据。清楚明晰的科学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事实获胜。 可耻的种族主义、接受不平等、屈服于预制的命运、对新技术进行负面应用，在与这些现象作斗争时，科学的严密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应该尽早交到每个人的手中。 宗宗：生物分类学上的一个名称。在人类范围中指人种、种族。——译注与种族主义 无论听众是什么人，是小学中等班二年级还是高中毕业班，是魁北克、巴西还是法国学生，总是会提出这个问题：宗是什么？对种族主义该怎样思考？这就是典型的争论，这场争论只能借助科学的贡献向前发展，但说实话，接近这种科学却十分困难，因为它只要求推理，而并不掌握直接提供证明结论的直接而显见的事实。恰恰相反的是，看得见的现象似乎与科学家的断言相悖。如果科学家不小心，就容易显得像是为他的意识形态服务，而不是为真理服务。几个世纪以前，对坚持地球绕着太阳转且自转的人来讲，情况已经如此了，而假如我们只满足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很显然，地球固定不动，而天球绕着地球转。被视为“空想理论家”的不是梵蒂冈，而是伽利略伽利略（1564～1642）：数学家、天文学家。 他敢于驳斥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被广泛接受的动力学基础，并提出了新的概念来解释重物的运动；他发明了一架望远镜，并修正了天文学的一些数据资料。——原注。 因此，有必要在教学上下一番功夫。这个发展过程只会很艰辛，尤其是因为，关于把人类种群划分为不同的人种，科学的思考常常误入歧途。直到最近，不到半个世纪以前，才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科学术语。我们来试着概述一下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宗”是一个科学概念吗？ 答案很明显：是的。在我们试图把生物划分成或多或少同质的种类时，引入了这个概念。而生物的多样性起初似乎向我们的理解力发出了挑战。最明确的分类单位是种，其定义建立在一条简单的标准之上：如果两个异性个体能够生育出一个有生殖力的后代，如果两个同性个体能够与同一个异性个体进行生育，那么这两个异性个体以及这两个同性个体属于同一个种。有了后代有生殖力这个限定条件，我们可以将(比如说)马和驴放入两个不同的种，因为它们杂交后可以生育，但是它们的后代（马骡和驴骡）却不能生育。 生物的种类如此众多，于是专家们、生物分类学家们把它们并入了更广的范畴，像俄罗斯娃娃那样一个套一个：首先是属，比如灵长属，包括所有能在树上生活的种类；然后是目，包括好几个属，比如食肉目；接着是纲，比如哺乳纲；最后是界，动物界或植物界。这个分类法在18世纪由林内林内（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双名命名法的创立者。——译注提出，当时归集了5 250种动物和4 235种动物。此后，这些数字有了爆炸性增长，活着的种类超过好几百万，还不算已经灭绝又被发现遗迹的种类。考虑到这种增加，应该在这个分类法中加入两个等级：在界与纲之间加上门；在目与属之间加上科。这样，全部物种就画成了一棵壮观的分类树，包括从种到界的这7个等级。 但是，每个种通常包括如此大量的个体，而且它们显然又如此地不同，那么自然要力图确定一个更小的范畴，一个次范畴，一个“亚种”。这个次范畴叫做宗。这个漫长的分类过程是科学上的一个传统方法，这里面找不到任何疑点。剩下的就是确定一些方法，可以把一个种解析为几个不同的宗，并制定一些具体标准，可以把每个个体分配到一个宗里。 为了做好这件工作，过去几个世纪的博物学家们只能考虑到一些表面特征，例如形状、颜色、行为。但这些特征是以持续的方式，从一种动物或植物向另一种演变过渡的。在哪里设置某个宗与邻宗之间的分界线呢？ 专家之间的讨论很激烈，但是大家公认，讨论应该最终趋向“真理”。这些探讨的背景，实际上是一种生命世界中物种不变论的观点：自从创世纪动植物出现以来，它们便以一成不变的方式一代代繁殖下来。这就是要按照造物主设想并安排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它的结构。  进化论观点在19世纪中叶由达尔文达尔文（1809～1882）：博物学家。他为整个生物世界的进化理论积累了有力证据，并提出了一个过程——“自然选择”，来解释物种的逐渐分化。——原注进行过很好的论证，接受这个观点的结果，是发现上面这个假定的“真理”根本不存在。物种在其历史发展中，发生变化，变得多样化，这导致了宗与宗之间界限的改变，这些界限必定模糊，且从一个时期到另一时期都在变化。这些界限的确定不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客观事实在进行研究工作之前就已存在；而如同制订一份目录，它或许有用，但肯定是任意的。另外，在动物方面，这项工作已经进行过，饲养者努力改变动物的特征，无论是狗、马还是牛。当然，这些特征是饲养者认为很重要的，而划定各宗的界限，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些特征。对于这样的物种，尝试做这种分类必然导致结果的任意性，但是人们通常普遍接受这种结果。 所以，对博物学家来说，运用这个概念是完全正当的。 第一部分有人种吗？ 答案是先验的：有。任何禁忌都不应该阻挠对事实的研究，尤其在涉及到确定人类是什么的时候。面对我们这个物种多种多样的成员，正如面对犬种或马种的成员一样，当然要力图将之划分为尽可能同质的整体，并把这些整体确定为人种。 不过，别忘了，为确定人种，最初当然是以一种物种不变论的观点（这个前提并没有得到充分强调）来进行思考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圣经》上一种怪论的支持，说黑、白、黄三大“人种”是从最初的夫妻这里指亚当和夏娃。——译注，然后分别由诺亚的儿子闪、含和雅弗传下来的。 进化论的观点已广为接受，现在也已和行星的运转一样得到了可靠的证实，但却不得不重新受到根本上的审视。特别是对生育者和被生育者之间的遗传过程的理解，已完全搅乱了所提问题的本质。 这个理解是分两步取得的，前后相隔近一个世纪。1865年，孟德尔用他的发现，解决了直到当时为止尚解释不了的悖论，即属于有性物种的个体的双重来源。1953年，因DNA的发现，我们得以确定从生育者到被生育者的信息载体。因此，过去公认的有关人种的一切，都应该受到重新考察。 孟德尔指出，生育者并不遗传他们的特征，而是遗传他们身上操纵这些特征的一部分（一半）信息。父亲眼睛的颜色与孩子眼睛的颜色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的关系经过了一种信息载体的媒介，我们今天称之为基因。而且，在孩子与在父亲身上一样，显示的颜色取决于两种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种基因是分别从父亲和母亲那里接收到的。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是，深色眼睛父母的孩子很可能长着浅色的眼睛。 这个有关个体生殖过程的概念上的革新，对集体过程产生了影响，而集体过程确保了世代相承，因此也就对确定人种产生了影响。不考虑时间的作用便无法确定人种，人种只有世代相传才具有真实性。所以，并不是从表面特征出发就能够有效地确定一个人种的外形，而应该从一代代遗传下来的东西——也就是操纵了这些特征的集体遗传型——出发。一门特殊的学科——种群遗传学——发展了起来，其目的在于，根据种族采用的生育行为及受到的限制，来确定这种遗传型的变化。这门学科也被称为数学遗传学，因为方程式在该学科中发挥了作用。正是这门学科，使我们得以有效地进行推理，以便对宗作符合实际的确定。 用什么方法确定人种？ 断定两个种群——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同属一宗，不能只通过观察显性特征而得出，必须比较它们遗传型的内容。问题可以这样概括：一个宗是一些种群的整体，其遗传型的结构相似，和被视为属其他宗的种群结构截然不同。 因此，把各种动物划分为宗的公认的方法，应该按照这个新标准重新受到系统的审视。不过，这种错误的分类方法的后果还没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对人类来说，就不是如此了。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被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宗，这对成百万的人来说是造成悲惨命运的原因。有太多不容置疑的断言，都曾用来为一些奴化和蔑视政策辩护。有必要搞清楚我们在谈什么。科学家们既然如此善于确定不同的马种，就应该运用他们的技术来确定人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有了概念上的第二次变革。1953年的这次变革告诉我们，众所周知的基因具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用生物化学的方法，从此得以识别这些基因，因此就能为不同种群作一幅基因剖面图。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几乎所有人群中都存在着大部分基因。只有几种基因，可能由于近期的突变，是这种或那种人群中所特有的。因此，在比较不同人群的遗传型时，可以把一种人群与另一种区分开来的，不是某种基因的存在与否，而是基因出现频率的不同。这样，对于ABO血型系统而言，A、B、O这三种基因在欧洲、亚洲或非洲的所有人群中都存在（只有某些美洲印第安部落中没有A，或者更少见的是没有A和B）。不过，基因B的出现频率在中亚很高，达到了30%，从东向西减少：在俄罗斯将近20%，在德国只有15%，而在法国不到10%。  从这些统计资料出发，可以制作一些类似天气预报图的图形，在上面用基因的频率取代气压。 那么，确定人种不再是一个计算的问题。对于所有已知的基因，只要比较它们在X和Y人群中的频率，再通过综合所有的差异，来计算人群之间的“基因距离”（就像一个几何学家根据两点坐标的差异，利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来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一样），然后将那些基因距离近的人群归入同一人种，而将距离远的人群归入两个不同的人种。 因此，生物学使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确定宗的概念，还为我们提供了划分宗与宗之间界限的方法。 第一部分像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多少人种？ 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似乎令人失望：要把不同的人群划分成宗，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对他们任意进行划分，而这就使得结论与事实脱离了任何关系。根据我们力图遵守的精确标准，我们最后可以作出：要么在我们这个物种里没有宗；要么只有一个：人类；要么宗和人一样多；要么是“宗的概念对我们这个物种不实用”。最明显的结果，对我们社会的组织来说并非无关紧要，这就是：任何参照人种所做的推论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这绝不是说所有人群都是相同的。但是以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并不能划出具有客观意义的界限，也不能毫不含糊地把每个人群划入“它”的人种里。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据观察发现，最重大的差距是在邻近的人群之间，而并不在通常视为“人种”的大群体之间，比如黑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假如用数字100表示地球上不同人群之间的平均差距，那么同一“人种”的人群间的平均差距为92，而同一国家的人群间为85。我的父母是法国人，那么，平均而言，我和一个法国人比和一个非法国的白种人接近7%，我和一个白种人比和一个其他肤色的人接近8%。这并非微不足道，但是还很不足以划分出一类，因为伴随着这些平均值，还有一个很大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数据序列（即多个数据的排列）在均值上下的波动程度。 ——译注：有很多在远方出生的人，却比一个法国人在基因上更接近我。 这一发现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根据种群遗传学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可以证明，在选择性压力的影响下，或者纯粹出于偶然，一个团体的遗传型的确可以渐渐地与同宗的其他群体分化开来，最终达到一定差距，便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同的宗。不过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这个“宗化”过程所需的世代数与该群体的人数在同一个数量级。 在一百多名高中生面前，我提议，假想我们一起出发到一个荒岛去。在那里，我们繁衍后代的最重要行为就是生育。由于在这件事中有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我们传给孩子的遗传型与我们接收到的会略有不同，而在我们的孙子辈身上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差异。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岛上人群中的基因B现的频率可能增加，直到最后淘汰基因A和O；或者是减少，直到最后该基因消失（这就是发生在一些印第安部落里的事，他们大约在15 000年前，穿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然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散开来）。既然所有基因情况都会如此，我们的群体最后肯定会与人类的其他群体有所区别，因此，将代表一个不同的人种，为此，需要足足一百多代人的时间，即25个世纪以上。特别是，在这期间，需要和外界完全隔离。只要来几个大陆的人，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基因，那么这个分化过程就会推迟。 实际上，构成今天人类的群体中，没有一个经历过足够漫长而严格的隔离时期，使之可以代表一个真正的人种。由于交流的增加和旅行的便利，这一发现将很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 那么种族主义者是怎样的？ 既然种族的概念对我们这个物种而言，根本不符合事实，很明显，种族主义，也就是根据一个人所属的种族来对他作出评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遗传学家们宣布了这个显见的事实后，就天真地以为，他们为消灭我们社会这种真正的恶习作出了贡献。经验证明，他们崇高的举动几乎没有改变这种精神状态。1997年，听说马赛附近一个小城的女市长宣称，“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发现，种族是存在的，而且各种族间是不平等的”。为数众多的法国人都自以为有理性，便赞成了这种谬论。所以，与蒙昧主义所作的斗争还没有胜利。 事实上，尽管这两个词有相近之处，但种族主义与种族是否存在是毫无关系的。种族主义应该理解为，自命有权力根据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来鄙视他。种族主义可以表现为这种句式：“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是布列塔尼人，因为他们全都顽固不化；可以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全都懒惰；或者是卡比尔人卡比尔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译注，因为他们都是小偷。种族主义者不关心差别，他们把某些品质，特别是一些只能在某些人身上确定的缺点，归结为整个团体所具备的。这里，我们面前是一种前逻辑的思想，如果它不会导致众所周知的恶行，几乎不值得我们注意。 为了反对这种思想，更有必要针对这种态度表达出的一种深刻需要——鄙视的需要来进行辩论，而不是针对“种族”一词进行辩论。这种鄙视的需要只能是发自一种不敢承认的害怕，对他人的害怕，是由面对他人的一种自卑感引起的。总之，种族主义者在指责“所有……人”的时候，就承认了自己无法与他人相比的畏惧感。有些男人，一想到那些“其他人”要来夺走他们的妻子就胆战心惊，而猜到那些人的性功能时就胡思乱想，夸大臆测，他们肯定会感到惧怕。 必须让种族主义者明白，这种畏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比他自己想像得要好！ 科学是一种工具，“能使我们走近现实，学会提大量的问题，……引起争论和交流看法” 见乔治·夏帕克《动手干》一书，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6年。乔治·夏帕克（1924～）：法国物理学家，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译注。与孩子们谈谈种族和种族主义，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科学活动的这一作用。但是，也突出了进行交流的困难。 也许只需要“亲自动手干”，就可以让一个孩子明白水的这种神秘特性——水温无法超过100°，或者落体的这个同样十分神奇的特点——其下降速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以及他后来每个人跟着重复的那样是恒定的，而是如20个世纪之后伽利略证明的那样，是匀加速的。 但让人理解人类的各个团体之间的基因相近性这个事实，就不那么容易了。有必要让每个人进行抽象的思考，并且应该采取一条包括好几个阶段的道路。提到种族主义也是个机会，让同学们进行一种即使在毕业班也很少听到的思考：“平等”与“等级”之间的对立而造成的必然陷阱。当两个数字不相等时，的确，其中一个大于另一个，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等级。但是当两个集合不相等时，可以肯定两个集合不同，但要断言其 中一个大于另一个，就必须只用一个数字来表示每个集合的特征。 比较一下集合A{2，6}和集合B{4，8}，它们不相等，因为包含的元素不同。哪一个更大呢？大家可能恨不得回答B大于A，因为B里的数字大于A里的数字，但是这就等于作了隐含的假设：每个集合的基本特征是其元素的和。相反，如果同意重要的是每个集合中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的比，那么集合A中的比为3，B中为2，于是得出结论A大于B。应该重申一下这个明显的事实：不相等仅仅对数字意味着等级，而不针对集合。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个市长女士的话，完全属于一种前逻辑的论调。 第一部分智力与智商 使大部分孩子感到苦恼的问题，和宇宙或者社会的结构并不真正有关。这些问题，他们情愿放到以后去研究。而更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以他们自己为对象的问题：我是谁？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我是什么？别人怎么看我？为得到只言片语的回答，他们竭力猜度父母、伙伴和老师的反应。他们提出上千个关于各种主题的问题。其实，他们对答案几乎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只是一种迂回的办法，可以发现回答者用什么眼光看他们。在别人眼里，我美吗？我聪明吗？ 关于美，总是可以参照镜子的。镜子里的信息很少让人兴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学会了满足于镜子的评判。关于智力，只有学校这面镜子。学校传递的信息常常让人泄气。这个范围里充斥着上千种普遍接受而往往远离任何事实的看法，所以个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就更加困难了。为了试图在这个范围里弄个明白，有必要再次利用科学提供的严密性。然而，科学只能提供一些与这个问题相距甚远的事实。客观数据与最初那个问题的答案之间的路还很长，而且那个问题提得并不好。“我聪明吗？”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智力是什么？”为了在争论中有所进展，我们试着提供几条信息及想法。 学校与“天赋” 在学校里，经常提到智力，但这个词的内容从来没有明确过。虽然没有言明，但智力被视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特点，有点像身高和体重，其衡量标准就是学习成绩。而既然用任何尺度都可以按照从低到高的等级给事物分类，那么，一切就好像根据学生的价值等级把他们分了类。就这样，每个人身上都贴着一张标签。 其实，智力是多种特征综合起来的一个整体，任何把它划分等级的试图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了卡斯帕罗夫的电脑比卡斯帕罗夫更聪明吗？如果仅仅把比赛的胜利作为考虑的成绩，那么就是；如果还考虑到另一个特点，比方说敏感性，就不是：卡斯帕罗夫 输棋之后很难过，而电脑赢棋之后没有感到一丝喜悦。 奇怪的是，大部分孩子愿意接受学习成绩的评判。他们确认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料”，或者“更适合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好像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科学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吗？”好像科学家都是些被自然赐予天赋的人，而那些天赋只属于精英。争论的要点就在“天赋”这个词上。一切都凑到一起，想叫人相信，智力相当于每个人收到的一份礼物，靠遗传的运气来分配，很不均匀。众所周知的智商，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它传播了这种荒谬的观点，即智力是一种可测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潜力。非要用惟一的数字来表现这个多种形式的事实，只能违背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理解了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过程，我们便不得不放弃这种宿命论观点。在这个构造过程中，一些偶然发生的渐进过程起了作用，这使结果无法预料，每个人便成为安排大脑这个工具的主要创造者。比照具有相同遗传型的个体——“真正的孪生子”，便可以证明这句断言。 偶然性与基因身份 我们知道，在双胞胎，也就是在同一次分娩中出生的孩子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由两个不同的卵子与一些不同的精子结合后发育而成的。这些假双胞胎并不比两个兄弟或姊妹具有更多的遗传共性，而且他们有可能是异性。相反，其余的三分之一是在同一个卵子与同一个精子结合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两个有机体。他们真正是同一个基因实体的两个样本。我们真想从中推断出：双胞胎两人身上一模一样的容貌特征，主要受他们的基因控制，而他们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则主要由他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控制。 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解释，因为这些双胞胎都是同一时间从同一个母体中出生，从受孕时起就在一个共同的环境里发育成长，惟一的区别（这个区别并非微不足道），就是他们从母体中出来的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出自同一个家庭环境实体，所以他们最初的经历都完全相同，这些经历和他们相同的基因一样，成为他们相像的原因。还必须找到这样的孩子：一个被一对巴黎的银行家夫妇收养，另一个被乡下的一个贫穷家庭收养，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寻找这些稀罕的小家伙，调动了众多心理学家的积极性。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成为了一场欺骗行为的罪魁祸首，这正说明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英国的儿童心理学无可争议的泰斗是伯特伯特（1883～1971）：英国心理学家，以提出心理测验中的因素分析以及研究遗传对智力和行为的影响而著名。——译注，他的工作受到了高度评价，他本人甚至封得了爵位。他的主要功绩是，在两位曾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联合署名的女合作者帮助下，找到了53对双胞胎，他们出生不到6个月就被分开，并被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家庭收养。他大量运用数学知识，从观察中推断出，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他的文章成为这类专断说法的主要来源：“智力有80%是遗传的”；或者参照了“智力基因”的断言，而这几乎必然会引出“天赋超常”这个概念。在他于1971年88岁去世之后，他的几个同事想弄明白他是怎么搜集到这么多材料的。他们这时发现，其中大部分材料只是杜撰的。他从天赋的角度考虑，设想出这些符合80%这个百分比的观察报告，因为他认为80%是个好结果。至于他的两个时而发表几篇文章颂扬导师的女合作者，从来就没存在过，只是伯特本人的一个伪装罢了。 这件奇事尤其表现出那些普遍接受的看法和理论的威力，而人们认为，这些看法和理论证实了在一种假说的传播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市政厅的门楣上都刻着“平等”两个字，但同时又接受着专为每个人安排的命运中难以忍受的不平等现象。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提出了问题。要是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大自然强加的厄运和束缚，那么良知会恢复。伯特爵士的研究结果，证明在英国存在这几种类型的学校是合理的，一种是语法学校英国的一种中等学校，设有文学或古典作品的课程，以别于工艺或技术学校。——译注，专门针对大众阶层的孩子，而其他学校水平高得多，接收的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的观察结果，把这些不平等都归因于基因，这就免除了社会的任何责任。根据伯特的材料做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其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们本应该对这些材料持批判态度，却因为这些材料排除了一个烦人的问题，而更轻易地放弃了这种态度。 还有其他一些对双胞胎进行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些研究遵照了必需的严密性。但要找到符合规定标准的对象非常困难，每年十对双胞胎接受研究的速度几乎突破不了。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得出有严格根据的结论。实际上，并非用这种途径，就能确定偶然性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偶然性并不是说，大脑结构的大致特点不是由基因确定的。基因确定了各个区域的作用，分派某些区域管触觉，另一些管嗅觉，一些操纵手，另一些则控制脚。但是，基因不能详细规定每个神经元的功能。这个发现有时可以这样说，它意味着“偶然性”起了作用，而偶然性这个词，掩盖了我们无能为力搞清楚其中错综复杂的全部原因这个事实。但它并不因此而表示，在发生着的且我们不知如何解释的变化面前，可以采取消极态度，或者因为认命而放弃。相反，由于这个发现显示了工作机制的范围，所以让我们可以在注重事实的同时，更好地确定可能发生的作用。对于智力功能的每个特点，排除那些占主要地位的影响很重要。这里举一个例子，说的是把声音的处理定位在某个脑半球的情况。 第二部分辅音和元音 辅音和元音 长期以来，根据在某些病人身上发现的病变，我们可以确定，和语言有关的神经元活动发生在左脑半球。更一般地说，这个半球负责逻辑思维，而右脑半球与非语言的功能有关。一位日本研究者角田忠信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显示出一个确定的声音是被左脑还是右脑处理。他在他的同胞身上发现，语言的所有声音，不管是元音还是辅音，都被左脑半球处理，而机械音被右脑处理。但是，当他对外国人进行这项试验时，不管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结果却不同：对这些人来说，只有辅音受左脑处理，元音和机械音一样，都受右脑半球处理。 假设第一种情况是，日本人具有一种特别的基因，造成了这种定位方式，使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只有一个例外，众所周知，是一个波利尼西亚部落）。但是，对一些外国人抚养的日本孩子和一些日本人抚养的外国孩子进行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定位方式实际上是后天获得的，它取决于出生后头几年中听到的语言。不过，日语很久以来都为元音让出最大位置：有大量元—辅—元（VCV）结构的单词，而在西方语言中，最常见的是CVC结构。 因此，语言的结构影响着我们的大脑面对在大自然中听到的所有声音作出反应的方式。风的瑟瑟声，水的汩汩声，鸟的啁啾鸣叫声，其声音结构类似元音，这些声音被日本人的左脑半球处理，被其他民族的人的右脑半球处理；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这些声音与一些情绪相连。归根结底，这就是智力发育与受母语调节的各种情感之间的纽带。这里只涉及到智力活动的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不过，这个例子说明了关于先天与后天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当然，和语言有关的大脑部位是由遗传型确定的，是“先天”的。但是，各脑区具体负责语言的哪个特点，则是后天形成的。不过，如果角田忠信的观察结果得到证实，这种分配形式可能决定我们个性中的很多方面。 “一维化”与智商的影响 这些方面十分复杂多样，使我们无法将它们分类，特别是划分等级，也几乎满足不了我们对心理上的舒适感的要求。要获得心理上的舒适感，则要求面对多种多样的现实做出简单的判断。要满足这个要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考虑的特征“一维化”。有时这种办法很奏效。我们来想像一下，我们面前有一些物品，我们知道它们的两个特征——重量和体积，我们得根据惟一的标准来把它们分类：它们能不能浮在水面上。单靠重量或单靠体积，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重的物体完全可以比一个轻的物体更好地浮在水面上。思考与经验告诉我们，这里要考虑的参数是密度，是用重量除以体积得出的。于是，我们掌握了一条可用来分类的惟一测量标准。我们做了“一维化”工作，以便更加有效。 所以，这条途径是合理的。我们还必须确定惟一专门的特征，并提供一种可以测量这个特征的方法。 面对一个孩子，只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对他的思考、注意、记忆、想像、理解、创新等能力的所有发现，这很吸引人。这个词我们经常使用，就是“智力”。与该领域相关的学科的专家们意识到了这个词的模糊性，曾设法用一个可测量的惟一参数来代替这个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智力商数，或者智商。这种“一维化”的手段，完全合情合理，和众多学科中所采取的手段相似；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种方法意味着会丢失信息。心理学家们极为仔细地制定了可以测量智商的办法：若干组考核，即测验，得出部分的分数，一些综合步骤得出一个最后的分数。那么，与任何测量一样，必须回答这几个习惯性的问题：“这个分数测量的是什么？”“这项测量准确吗？”“这项测量稳定吗？” 关于第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从第一个制定这些测验的比奈比奈（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在法国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1911年与西蒙（1873～1961）设计出儿童智力测验量表（比奈—西蒙智力测验量表），是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量表。——译注那里借用的一句俏皮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答案，这就是：“这些测验测量的是智力，因为我把这些测验测量的叫做智力。”这种同语反复的方法，也许显得很无聊，但在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测量智商，并不是要在字母Q和I智商在法语中缩写为QI。——译注背后放什么既不涉及商数也不关系到智力的词。 这种测量的精确度，只能通过让同一个试验对象多次进行类似的测验来作出评估。但是，回答一个测验中的问题，这事本身就改变了以后的反应。我们可以多次测量一块石头而不改变它，得到的结果可以有效地进行比较。对一个成了测验“专家”的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他领会了那些出题人的才智。有一则趣闻与此有关：几年前，《观点》周刊的一名记者打算测量一些名人、作家和科学家的智商，再把结果公布出来。很多人得到的分数都很一般，只有卡瓦纳弗朗索瓦·卡瓦纳（1923～〓）：法国当代著名记者、漫画家。——译注除外。有人问他怎么能达到140分的，他说：“我已经在脑袋里记住了那些想出这么愚蠢的问题的笨蛋……” 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心理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只公布他们的观察结果。就像物理学家测量长度和重量一样，心理学家在结果旁附上一份对“离散差区”的评估，在这个区域内，近似值的偶然性会在95%的情况里使结果改变。如果智商高于85，这个区域大约在±10，如果低于85，则为±5。比如说，如果公布的智商等于106，就可以正确地表达为：“对这个孩子进行的智商测试，100次中将有95次得到96到116之间的一个数值，另外5次会得到此区间外的一个数字。”当然，用这样一句话来阐述是很模糊的，但只有这句话才能表示这些测验所提供的信息。 对智商稳定性的疑问引起的困难，关系到这个事实：智商的值只有通过对它进行测量才存在。当测量一个物体的重量时，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重量，而测量的是其近似值；这个真正重量的数值，有95%的可能是处于已取得的“信任区间”里。可是，“真正的智商”并不存在。我们顶多可以比较孩子在上学期间取得的结果。我们常常发现这些结果之间有重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那些起初就吃到了社会或文化障碍的苦头的孩子身上。这样，对于那些需要适应一种新文化的移民孩子，在他们进入移民国的头4年里，智商平均每年增加约10分。 第二部分钟形曲线错觉 钟形曲线错觉 那些热中于智商的人，为了证明这个数值确实测量了“某样东西”，即使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是什么，提出了一些理由。其中一条是，发现该数值在所有接受智商测量的人群中的分布是一条“钟形曲线”，或者叫“高斯高斯（1777～1855）：德国数学家。通过“高斯误差曲线”证明了概率可用变差的正态曲线表示出来。发展了曲面论，到后来成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译注误差曲线”。这条曲线得名于一位数学家，他提供了该曲线的方程式。的确，该曲线形态优美，博得好感，尽管它表示的方程式格外难解讨厌，还夹杂着希腊字母、平方根和负指数函数。但正是这样，这种外行人看不懂的一面，结果让人对这条曲线更加重视，而它本身并不值得。 这条曲线仅仅描绘了人们通过反复观察，试图确定偶然性作用的界限时所得出的结果。 我们来想像一下，我们想用尽量少的时间，估算出一本厚厚词典中的总字数，我们只要看看总页数，再乘以“随便”选的一页纸上的字数，就可以了。这样的估算显然比较粗略，因为按这种“随机性”，我们可能会选了一页字数要么特别少要么特别多的纸。为了提高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可以再选2～3页纸重新开始。可以证明，当这个数字n增加时，估算结果与真实数值之间的差距，其分布便符合高斯曲线。换言之，偶然性只是一步步地变幻莫测，它的反复作用久而久之形成了某种次序，可以用这条曲线描绘出来。 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发现，在计算从一个群体的个体身上所测出的大量任意特征的平均值时，也得到了这条曲线。请每个人指出他血液中每立方厘米有多少个红血球，他钱包中有多少枚硬币，他头皮上每平方厘米有多少根头发，他总共纳多少税，他的腰围是多少……我们加一下并算出平均数。得出的数字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可以证明，如果这样考虑进去的独立特征增多了，这个平均值的分布形状将会是钟形曲线。这个发现并非毫无价值。它推翻了某些人的推理，因为这些人利用这一观察现象——智商在所有人群中都依照这条曲线来分布——便把运用智商作为衡量智力的标准说成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个观察结果有力地证实了这个假设：智商没有任何意义。智商只是相互间缺乏联系的各种测量积累的结果。 但是，智商的最大危险是给人以错觉，以为用一个数字便能衡量出一件显示我们个性特征的客观事实。“我的智商是106”这种说法很迷惑人，因为它类似于“我的身高是175厘米”或者“我的血型是B型”。这种错觉导致用智商把学生引入一系列或长或短的强制性进程中。这个推理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它掩盖了真正的不合情理之处。因为这一观察结果表明，11岁时智商低于100的大部分学生，会在中学毕业会考前遇到困难，低于120的则在进大学时碰到问题。由此推断出，社会损失大量金钱，而他们自己浪费大量时间，去尝试一场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智力冒险。人们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为还是让他们尽早进入现实生活为好。 其实，这个结论是个很好的例子，其错误在于，它把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诚然，低智商与学习不好有关，但这并不表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两者是一个共同原因的两个结果，而这个原因，他们是可以与之作斗争的。同样，高房租与拥有一辆大汽车是两个相关的特点，都有着同一个原因——高收入，但并不是付的房租越高，开豪华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 除非是反常的情况，任何这种类型的断言——“这个孩子生来就是做……的”或“生来不是做……的”——都是过分的。这种断言想要成为一种建立在观察之上的预测，而它只是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用它自己的说法来引起它所预言的事件。孩子们其实都是被指定来验证“皮格马利翁皮格马利翁：根据希腊神话，此人是钟情于阿佛洛狄忒女神的一座雕像的塞浦路斯国王，他创作了一座表现他的理想女性的象牙雕像，然后爱上了自己的作品。阿佛洛狄忒女神应他的请求赐予雕像生命。——译注效应”的牺牲品。 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个术语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些心理学家提出的，他们力图搞清楚教师的意见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他们没有向小学教师透露意图，以最最认真的方式，让孩子们做了一些测验，这些测验被认为能显示出孩子们提高学习成绩的能力。实际上，通知教师的测试结果是随机抽取的，老师随便指出某个学生可能很快取得进步，而另一个学生提高不了。一年过去了，这些研究者又来把事实和老师的预言作对照：大部分预言得到了证实。似乎只要预言会进步，就容易取得进步，特别是对年纪最小的孩子。对预备班来说，老师认为能够进步的那些孩子，第二年比第一年提高成绩274分，而其他孩子只能提高120分；中级班里，相应的数值分别为165分和70分；在小学毕业班没有太大区别。 教师的期望是影响学生学习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感受到一种信任，便会在心中把它树立起来，在他的个人能力上重新找到希望，并努力使自己进步。他越是年长，就越会发现，老师对他的看法是一成不变的，并感到自己被关在一个桎梏中，这个桎梏就是登记在学习成绩册中的过去不好的成绩。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们趁此机会提出了一条意见，这条意见揭示出教师预言的自动实现的能力：有些孩子推翻了老师的预测，甚至是朝着一个好方向，尽管老师预言他会停滞不前，但他还是取得了进步。这些孩子被看成是讨厌的家伙，班上的捣乱分子。因为说老师不对是不好的。 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皮格马利翁们，显然不仅仅只有教师，父母也开始这么做，并长期地持续下去。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学会在学校范围内，做了一项研究，对父母的影响进行了测试。这次测试针对35个孩子（其中有3对双胞胎），他们出生时家境贫寒，父母没有专业资格证书，他们不到4个月大就被遗弃，然后被官员家庭收养。其中20个孩子有兄弟姐妹，共39人，留在了他们原来的家中。每个孩子的学习经历都受到了跟踪调查，并作出了细致的记录。下面对两种教育作了详尽的比较：35个被官员家庭收养的孩子，直到进入六年级为止，他们遇到的挫折与官员家庭的平均值相同，为5人次成绩不太好，其中一对双胞胎一个留级，一个成绩极差（被安排到一个水平相当的班里）。相反，留在原来环境中的39个兄弟姐妹，则发现有12人次成绩不太好，12人次成绩极差。 当然，这些数字太没有说服力，不能作为证据来证明，在每个人智力活动的物质基础工具的构造过程中，环境对他的成就起着决定性影响。但它们至少可以让人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还要作出努力，才能达到真正的机会均等。 所有这些观察与思考都趋向于一个事实，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这个事实：除非是反常的情况，他们的智力总是他们自己为发展它所付出努力的暂时性结果。做这些努力，目的不是想要在他们被迫经受的幼稚竞争中超过别人，而是在一种自愿参加的丰富多样的竞争中超越自我。 为了发展这种智力，必须存储一些知识。存储这种知识不是自己的目的，而是用来理解基本问题的。每个人必须理解这些基本问题，才能与陈腐的蒙昧主义所产生的幻觉作斗争，才能投身到社会面对先进技术带来的新力量应该作出的选择中，尤其是，才能进入交流的网络，因为交流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投身于团体中的人。 第二部分我的社会活动 我的社会活动 我遇到的孩子常常对人们用不同方式介绍我而感到吃惊，有时候强调我在大学和专业领域里的经历，有时候强调我在那些领导斗争的联合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其中一些斗争已经在媒体上得到充分的介绍。这种身份的混合使他们不知所措。一旦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带点私下性质的联系，他们便大胆地提问：“您的科学活动和您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活动有什么联系？”我常常感觉到，是他们的家庭对我持有一种略带批评的意见，使他们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亲爱的教授”要插手那种示威游行，尤其是卷入到那种时而远离法律标准的斗争中去呢？ 我没忘记，学校是持中立态度的。他们不允许我把自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成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我也不能因此而遁入缄默，而他们了解我的社会活动，知道我和一些组织并肩作战，竭力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没有身份的人和失业者。我并不是要说服他们也持同样的立场，但我认为我可以向他们证明，在我作为科学家所进行的思考与我的公开立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必须既真诚又尊重反对意见。这种训练很困难。我理解他们父母的激烈反应，因为他们的观点与我截然不同，也不欣赏我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最近，有个家庭中的父亲看到了我在无家可归的人旁边游行，便指责我“污染”了他儿子所在初中里的学生，因为我曾在一年前去那里作过一次报告。这个词使我想到了苏格拉底的那场官司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于公元前399年被控告为“不敬神”，理由之一便是“腐蚀青年”，法庭因此判处他死刑。——译注，人们指责他“腐蚀了青年”。当然，这个联想太崇高了。的确，我没冒太大风险，也不会遭受毒芹的折磨。不过，我发现，当今的初中生拥有一种先进的批评精神，他们完全有能力提出论据反驳我，并为他们的相反论点辩护，在为他们提供我认为是思考要素的同时，我向他们表示尊敬。 我所研究的遗传学分支直接关系到对进化和生物分化的理解。这种理解必然导致对我们这个物种自身的某种看法。在上百万个物种中，属于灵长属的人类，在这个整体中，可以说是忍受着诸多不利条件的折磨。其中可以列举出，我们由于没有可以紧抓树枝的脚趾，所以不在树枝间运动，或者，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母亲骨盆的大小与胎儿头颅的容量不相称我们面对着自己，会更加因为我们异常发达的大脑功能而惊叹，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特征。正是这些功能使我们这个物种成为一种特例。 这些功能使我们得以经历了一段独特的进化过程，速度比其他物种快得多。其他物种惟一的持久变化是世代相传中遗传信息的变化，这些物种因突变的出现而缓慢进化着。描述这些物种，适合用以百万年计的时间单位。 对人类来说，决定性的变化并非其器官的变化，而是其文化的变化。人类自身推动着这种文化的发展，其速度只取决于人类自身，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人类花了几十万年才学会用火，用了几万年才实行畜牧业和农业，花了几千年才创造了文字，为自己配备了数学和哲学这样的理解工具，又用了几个世纪才了解了自己周围的宇宙的大致情况。在最近几十年里，人类彻底更新了对这个宇宙的看法。既然科学家可以优先参与这个更新工作，他怎么能够拒绝运用他的清醒认识来为改变一种集体生活的组织服务呢？ 遗传学帮我明白了，把他人看成一个应该克服或消灭的障碍，只会导致自我的毁灭；遗传学促使我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即把他人看成一种可以利用来成就自我的源泉。当我发现，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在否定这个显见的事实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我只能大呼“有危险”；当我听到有人阐述人种不平等的论调时，我只能大喊“说谎”，并揭露那些骗子；当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因无法进入社会而绝望时，因为这个社会本该张开怀抱将他们全部接纳却拒绝了他们，我只能表示我的焦虑，并呼吁要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当一些家庭因为被剥夺了“证件”，而躲进教堂避难时，因为有了这些证件，他们可以走上大街而不用害怕被驱逐出境，我只能与他们团结起来；当所谓的秩序部队荷枪实弹地闯入这个圣地时，我只能大声吼叫，以示耻辱。  科学家的职责是做一名哨兵，当他看见谎言散布，或者当他目睹无法接受的行为时，他便发出警报。 当然，和每个人一样，科学家也会弄错。不过，他所属的行业团体长期进行着相互批评的工作，他的失误通常很快会被同行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标志着这种集体监督是有成效的。有时，特别是在民主风尚没被完全接受的国家，这种监督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这就是在前苏联近30年间发生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叫李桑科李桑科（1898～1976）：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20世纪30～6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生物学界的独裁者。他攻击被生物学界广泛接受的孟德尔主义，认为染色体学说是“唯心”的、反达尔文主义的。——译注的人声称创立了一个有别于“资产阶级遗传学”的新遗传学理论，并提供了一些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给前苏联的农业带来了灾难。他的同行们非常清楚他错了，或者他在撒谎，然而，那些敢于揭露他的人都被发配到了军营。  因此，科学的解放作用是和民主分不开的，所以，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去保卫它，在我看来，这就是“搞政治”。这并不是一定要加入一个政党，或者参加竞选；对看见的不公正现象日复一日地提出抗议，这种行为也可以同样有效；一些家庭流落街头瑟瑟发抖，而数以千计的套房空着，这种事就可看作是不能接受的。进入政治，也就是说，投身到城市生活中，就是从不接受无法接受之事开始的。 经验表明，这种态度可以很有成效，会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为受冷遇者获得住房而斗争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居住权”联合会的创立者们在行动之初，只是要为流落街头的家庭找到直接的解决办法。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住进被房主闲置的房子。自然，这种侵犯房产权的行为受到了惩罚，法庭要求动用警察力量撵走占房者。不过，“居住权”联合会的支持者，而后是记者，他们都为自己的理由作出了很好的辩护，结果，居住权便得到了国会、然后是宪法委员会的承认，认为它与所有权同等重要。今天，法院要求市政当局在赶走擅占空房者之前，为他们提供住所。为了尊重要求尊严的权利，集体风尚的整整一个方面都改变了。 采取这些行动，有时固然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不使用暴力，就没有那么让人讨厌的一面了。遵纪守法总是更为可取，但有时候，有必要帮助立法者去改变法律，或者从更有利于受冷者的意义上去解释法律。 擅入龙街 1994年，法国“居住权”联合会帮助一些无住所的家庭住进巴黎龙街的闲置房内，该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译注的例子（我遇到的大部分孩子都知道此事，甚至在巴西、摩洛哥或者魁北克），表明为当局助一臂之力是可以让他们改变态度的。这次行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当天，总理当时的法国总理是巴拉杜尔。——译注便许诺不会赶走那些家庭，第二天巴黎市长当时的巴黎市长是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译注也宣布，他有意征用大量住房。 加入到这样的斗争中，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还有很多人分享不到这样的幸运）。保持民主，就是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自己。鼓励与我对话的学生们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在履行我作为公民的职责。 人类与生物的最佳状态 “会不会有一天能造出一个完美的人来？”这个问题，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班的所有班级几乎都用相同的字眼提出来过。在这个范围的学生中，电视统一了他们对信息的存取。所有看电视的孩子此后便知道了什么是无性繁殖，什么是遗传疾病，以及可以在妊娠之后几周预测未来宝宝会碰到的健康问题，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在不断重复的技术词汇背后，他们对那些运行机制的理解常常是有漏洞的。甚至在那些对“孟德尔法则”懂得最多、最难不倒的学生身上，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基因的遗传和外表特征的遗传之间的对立之处。 第二部分“为什么某些遗传性的特征没有遗传？” 最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将舌头卷成沟状的能力的遗传性。这种能力牵涉到一种与生物学毫无关系的有趣特点，我们发现这种特征受到一对基因的支配。生物老师常常运用这个练习，因为这不花一分钱，也能让学生开心。学生回到家后，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来做这个试验，发现“卷舌”的父母可能生出“不卷舌”的孩子。为什么这个完全属于遗传性的特征会没有遗传呢？ 如果说的是先天性粘液稠厚症这种可怕的疾病，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相同的，但语调会更严重些。父母会卷舌头，但有时他们的孩子不会；父母没显出这种疾病的任何症状，但他们的孩子却很惨，得了这种病。这些发现似乎证明了一个假设：这些特征不会遗传，而恰恰相反的是，它们正是由一种基因的遗传引起的。所以，“遗传”这个词本身就提出了问题，这个词在人们只能对外表进行思考的时候就已被下了定义。肤色或者财产被认为是遗传的，因为遗传者与子女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运用孟德尔的观点，我们知道，这种外表只是一种复杂机制的结果，特别是与这些特征有关的基因的遗传机制。外表特征不遗传这个悖论，是由这种关系的方式引起的。这种关系可以否定我们的直觉，因为它使每个基本的外部特征都有一对基因在起作用。在“卷舌—不卷舌”或者“健康—患病”的对立上，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关系代替了三重可能性：基因的两两组合（RR，Rr，rr或NN，Nm，mm），其中R代表关系到卷舌的基因，r代表关系到不卷舌的基因，N代表健康基因，m代表疾病基因。自然在这三种“遗传型”与这两种外表之间设置好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建立在两基因之一为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