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治国之下的武举[精品资料]

文官治国之下的武举[精品资料] 文官治国之下的武举-精品资料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最新最全的 学术 期刊文献 年终总结 年终 个人总结 述职报告 实习报告 单位总结 摘要:通过史志与文献分析，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理论探讨了在文官治国之下文官对武举以及武举人的纠结状况。这种纠结矛盾的情结从统治者与文官对于“尚武”与“禁武”的彷徨，行武举制度而不重武举，选武举人而轻视武举人等等可以窥见。武举制度只是文官治国的手段之一，是一种既可以稳定文官，又可以安抚武官的政治手段，而非尚武精神地体现，就武举人而言始终没有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境遇。 关键词:文官;武举;武学;武举人 G80-05 A 1008-2808(2013)05-0031-04 我国经历了由重武轻文——文武并重——重文轻武的历史转变。自周朝开始新王朝便有偃武修文的传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之前，原始社会中的适者生存之“武”，是一种生存的技能，这种重武轻文的现象更多的是自然逼迫、生存竞争的结果。顾颉刚在其《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提到了战国时代社会阶层中开始出现文武的分化。不过那时的文武关系是融洽的，文官能武，武人重文，彼此地位是平等的。黄宽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从文武合一走向文武分途，再到文武关系趋于对立的一个过程，至汉独尊儒术以后，社会开始文武分途，出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文儒地位日益显赫。唐初李世民曾说过:“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但伴随着唐朝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行，文官阶层开始兴起。自唐代中叶以降，文、武 分途的趋势日益明显，至北宋，文、武官的身份已有明晰的划分。宋朝出现崇文抑武、贬抑武将政策，文武分途达到顶峰。重文轻武，文武分途的状态就这样一直在持续，如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尚武》形容中国国民精神:“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以致西方列强称:“中国人是不武之民族，孱弱之病夫”。在这样重文轻武的社会发展环境中，一个由文官控制话语权的语境中解读武举制与国家管理之间的关系，从武举制与文官治国思想的比较中重新认识武举制在国家中的作用，这对在国家治理中处理文武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武举制度的兴废 不同时期的武举制度与文官治国之维护政权稳定及对武术和军事人才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武举制度的兴废是完全寄存于文官治国的需要。 1.1武举制度的兴起 唐朝武则天是以女子身份夺取政权的，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惊世骇俗之举在当时封建社会环境里是史无前例的，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她临朝称帝后，朝外有徐敬业、骆宾王以及唐宗室诸王等人分别在扬州、博州以及豫州等起兵反对她;朝内有以宰相为首的群臣反对。需要庶族地主支持的武则天创置武举显然是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培植支持自己的势力有直接关系。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后夺取了皇位，建立了宋朝。对于刚登上皇帝宝座的统治者来说，政权稳固、皇权长久自然要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加强国防，以巩固政权稳定。宋太祖在效仿唐代武举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了宋代武举制度，并在唐代武举制基础之上增设了殿试，故而形成了笔试、解试、省试、殿试的四级考试制度，考试内容亦呈现明显变化。 元朝为防止汉人的反元斗争，元律规定禁止汉人拥有武器，并不得集会，更不得研习武艺，因此在元朝武举制一度停 滞。至明朝统治时期，汉人地位开始提升，武举制度得以恢复，据清代张廷玉所著的《明史》中记载“初，太祖起事，首罗贤才。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这从侧面说明武举的实行也是被动的，但是总算是建立起来了。明代武举制度参考文科举制设武科乡试和会试两级，正式确立之时(1478)实施每六年一试，后改为三年一试，其考试制度在延承以武选士的理念基础上继续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由于明朝的武举开科较晚且受到文举的影响，明代的武举呈现了较强的“重文轻武”的特征。清朝时期受本民族尚武风气的影响，也由于清初统一战争的需要，清政府对武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越了前代。但就其制度而言，清代的武举仿照文科例增加了“童试”，即“资格试”，建立了四级考试制度，至此武举制深深的打下了文科的烙印。 1.2武举制度的废止 武举制度自唐朝建立之后除了五代十国和元朝没有设置外，其余朝代都在坚持，这其中除了朝代更迭而停止外，只有宋朝期间废止(1049-1063)。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就主张废除武举“当世为大将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到光绪朝以荣禄、沈葆桢等为代表提出废止武举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朝廷出现了要求废除武举的一次高潮。光绪二十七年(1901)7月颁布谕旨:“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济。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至此，实行一千多年的武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2.统治阶层“尚武”与“禁武”之矛盾 尚武精神在统治者眼中是一把既可以安邦治国又可以带来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双刃剑，这也就造成了统治者对于“尚武”与“禁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下，武举制度的创 立实则是统治阶级的无奈之举。诸多统治者是以武力获得权力的，他们深知武人对于政权的威胁。这种来自内部的威胁让高居庙堂之上的统治者缺乏安全感，禁武刻不容缓。但是历史上政权国家总是不断面临着邻国异族的侵扰，这种来自外部的异族更可能造成亡国灭种的威胁。然而文臣们更是惧怕亡国灭种，这就造成在禁武的无奈之中又小心翼翼的实践着武举制的尴尬局面。宋代为了提防武者影响政权的稳固而推出以文治国的思想，元代以及明代初期更是一度禁武，甚至清代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习武者进行限制。因此在尚武与禁武之间，统治阶层更倾向于“禁武”。 2.1“禁武”之决绝 隋朝不提倡民间练武，并多次下诏禁武，初唐太宗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尚武精神弱化的现象，军人的地位也受到了明显的削弱，以至社会上出现了“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母摈之不齿”。随着科举制逐步的兴盛，军人地位更日显颓势。至宋朝时，宋太祖赵匡胤执政伊始便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修文偃武的政策，对兵书和武学实行了控制，并提出了“宰相需用读书人”的崇文抑武主张。赵匡胤认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这种对武臣的不信任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他的“杯酒释兵权”更是直接将宋朝高级将领的兵权一一解除，加上国家承平日久和重文轻武的偏见，武举制很快便被废止。元朝由于民族偏见，当时不仅不准汉人习武，连铁制农具都由政府控制、制造和出售，私藏兵器者要为谋反罪惩处，甚至汉人聚众打猎、祠祷也被禁止。元代的士兵是由蒙古人、色目人的各地驻军世代培养，根本不存在武举制。明朝朱元璋更是轻视武人，他认为自己不学自通，“以三尺剑定天下”，那批为他平定了天下的大将，如徐达、常如春、胡大海，也都未曾进过武学，所以对武举抱有偏见，很不重视。直至多年以后的明英宗(1464)才决定各省进行武科选拔，但应试的对象主要是武臣子弟，缺乏广泛的社会性。 2.2“尚武”之踌躇 文官提倡尚武踌躇在武举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行武举制的踌躇;第二，武举制度中强加“文”的内容。 唐朝“安史之乱”后，很多制举武科及第的武人，被授予文官，这主要是受到重文轻武观念的影响，亦与“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军人的猜忌有很大关系。这也导致五代十国时期，没有一朝设置“武科”。为了政权巩固和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加强国防，宋朝武举制度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增设了殿试，也就意味着武举人必须经过皇帝的亲自查验才能被任职。但是在宋朝皇枯元年(1049)9月因为西夏元吴于庆历四年被迫与宋议和，“边事浸息，遂废此科”。但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的政局和国内起义延绵不断，决定了武举废止只是暂时的。嘉佑八年(1063)枢密院奏，“遂诏复置武举”。到南宋，国家偏安一隅，在时刻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武举制才系统化、制度化。明朝洪武四年(1371)文科就已经施行，但洪武二十年(1387)礼部奏请设立武举时，朱元璋立即否定，认为开武科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这充分显露了统治者对武举的轻视，认为武举只是选拔武人的一种万不得已的手段。 武举中强加“文”的内容，这是各个朝代行武举必做之事。从武举人参加武举的资格开始，直至武举选拔之后的除官与升迁，都渗透着被文官管理的气息。唐朝参加武举要经过“乡贡”，乡贡是指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这就对应试武举考试者的身份有一个很明显的“文”的界定。唐朝武举人及第除官的大小与武艺高低并无必然关系，重要的是武举人的身份、纳课年限。宋朝时期参加武举者必须要有“命宫三人委保行止”、“看详所业”，武举人要想进入官场还要经过皇帝的“策问”，即武举考试的最后一环，策问才是决定武举人命运的关键，正所谓“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武艺再高超也不能注定武举人进入官场，这种文官防止武人的措施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呕心沥血。到明朝这种“文” 的监控更是严密，仅从考试内容就能感受到“文”的强烈气息，如理论考试内容为《小学》、《论语》、《孟子》、《大学》等等，这与文官考试大同小异，是以文官选拔人才的理念来选拔武官。在武举考试中强加“文”的内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武举人智谋的发展，利于运筹帷幄将帅的培养，但从事实的结果来看，武举人是不可能也不会成为运筹帷幄将帅的。武举中强加“文”的内容一方面表明文人对武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呈现出社会中武人地位的低下，其个人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人。 3.文官制定的选士制度 文官对于武人的选拔并不只依赖武举制度，武举并非是人人可参与的，即使经过严格选拔出来的武举人也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信任，所以统治者在武举之外还保持着多重选拔武人的途径，特别是对于高级将领的选拔。 武则天创立武举之前，唐朝已有要求地方官推荐武勇人才的诏令。高宗李治鉴于来自吐蕃的威胁，颁发《举猛士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勇士。后来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创立了武举，其实只是中国古代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考试科目，其废除于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1)，前后存世仅一千二百余年。但是在这一千多年之间各朝代不仅仅只采用武举制度来进行武选。如在唐朝，其科举通常分常科和制举。制举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置的特科，随时设科，名目繁多。清代的武选之法有世职、武举、行伍、纳级四种，其中的武举和行伍是武职最为重要的两个来源。这也说明武举一直都不是清朝武职官员的主要来源，武举人在人仕人数上无法与“行伍”抗衡，在仕途高度上不能与满族将领匹敌。这就注定了武举制度可有可无的命运。 3.1武举人与武将 在文官治国的环境中，武举人始终得不到重用，而军队将领也大多由文官、或者统治者信任的非武举人担当。明代武举除官依成绩优劣、排列次序先后;再根据中试者原来的身 分、地位授官。武举宗旨本是“求将帅者也”，但武举出身者皆为骁勇战将，而非运筹帷幄的将帅，唐代的著名将领几乎没有一个是通过武举考试产生，著名将领郭子仪也只是出身唐代制举武科。孟二冬教授生前所著《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22人，其中编年者3人，人附考者19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武举人更多的是一些地方武官，而且官职一般较小。如明代武进士授官是在中试之人原来的身份地位基础之上参考武举成绩酌加一到二级，对于原本没有出身的武进士仅仅只授予千户、百户之类的官职。宋朝武举人登第后的除官差遣更是与其宗旨相去甚远，大多为九品一下，或“除京东捉贼”，或“教习骑军”，或沿边“充效用”奔疆场，或“遣赴陕西任使，观其才用”，实际上武举人的待遇同士卒一样，有时还受军帅“答纂之辱”。重文轻武成了宋代的既定国策，其统治者始终执行“佑文”政策，虽然武举除官有一个由轻转重的趋向，但品秩仍很低。从仁宗时代开始，每有军事行动，宋廷即指派文臣为最高统帅，武官屈居其下，负责实际战斗工作，而缺少参与决策之权。从宋代名将宗泽、张浚皆出自文选，而非武举所得。张浚初为弓手，韩世忠、岳飞、牛皋皆起自布衣。《宋史》列传中武举出身者也寥寥无几，可见当时军事将官的来源，除武举外，还有带奖惩性的军功迁补制度，而后者似比前者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3.2武举与武学 历史上武举和武学是同时产生的，但武学在宋代开始制度化，这是文官将读书和科考的理念应用于武官选人制度的结果。武学的倡议者期待透过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选拔“知书”，以期改善武官的素质。但是现实中武学的参与者大多是受挫于文科考试的文官，他们对于军事工作毫无兴趣，只是以武举和武学作为谋求官职的另一途径，所以武举进士不愿从军的现象也就日益严重。这样也是政府尽管对于武举的成效感到不满，却难以将其废除的重要原因。 文官将自己本身的价值观念，以读书和笔试来培养、选拔将帅，不仅是军政上的重要变革，而且牵涉到文官对军事人 才的构想，更是呈现出在尚文的潮流中军事知识和技能的特色。这种以“文”的理念来应付“武”的问题，致使“武”成为“文”的附庸。 4.结语 在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下和文官治国的话语权下，武举制度只是文官治国方略的一种工具。武举制度是文举制度的有机组成，而非尚武精神地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始终没有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境遇。不管是武举的考试内容，还是考试形式都渗透着文官的感情色彩，武举虽然选拔出很多武举人，却得不到重用，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官对武人的不信任，也就是说武举制度的设置，只是给予武人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安抚政策。随着武术在戍边卫国维护政权稳定上功能的丧失，在文官眼里武举制度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武举制度也就消亡了。这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在文官治国之下的武举制，扭转了人们对武举制重要历史作用的错觉，也为处理国家文武关系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史林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63: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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