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本质是讨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

哲学的本质是讨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 哲学的本质是讨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最早的哲学来自宗教，希腊语哲学意思是“爱智慧”古代文明中对哲学的研究最多的民族是古希腊人。中国古代在哲学上也有很高的建树“阴阳相生相克”“金木水火土”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思在总结了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马克思主意哲学。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 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 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 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对于哲学与生活分离的状况，大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产生了种种试图“缝合”裂隙的努力:其一，提出哲学应当回归生活世界。这一观念最早是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趋向被介绍到国内来的，开始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只是随着哲学与生活裂隙的加大，这一话题也愈来愈热、愈来愈深入。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来理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的的要害。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讨论的学 者都从这样一个层次来认识，对许多学者而言，回归生活世界仍然只是一个口号。其二，把哲学研究“具体化”。马哲研究的内容在80年代就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并开辟了哲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价值论、社会哲学、人学以及其他“应用哲学”。90年后，出于对哲学回归生活的迫切要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另有一些学者则把一些现实问题，如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效率与公平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但是，一方面，很多分支学科陷入体系主义要求，逐渐失去现实性;另一方面，一些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失去了“哲学味”，混同于具体科学。其三，对哲学观问题进行讨论。哲学观是哲学中的一个恒久弥新的问题，只要哲学存在，就有对哲学是什么的探询和追问，特别是当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近几年国内哲学观的讨论是马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它真正想解决的正是哲学如何回归生活的问题。而要解决哲学回归生活的问题，首先就应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给出一个哲学式的完整回答，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讨论并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看来，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存在的现状是:一方面，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另一方面，学界对此问题并未给出一个完整的哲学化的说明。 ?2、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话题，并不是简单地一句“哲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所能概括得了的。就其本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也是从中提升出一种哲学观念来。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2页)人除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外，再无其他，生活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不同的生活样式就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样，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哲学与人的关系。根据生活的主体不同，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哲学与哲学家或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哲学与类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关系。 哲学与哲学家是什么关系,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哲学当然是由哲学家来从事或者是以哲学家为主体的，具体言之，哲学是哲学家思考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论立场)或哲学是哲学家的活动(现代的活动论立场)。但是，这样一种看法仍然停留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批判的“直观”和“客体”的思维水平，而没有从主体方面来思考，即哲学家为什么要从事此种活动,对于这样一种从主体出发的追问，有人也许说是为了谋生。不容否认，不论历 史上还是现在，都不乏有把哲学作为谋生手段的哲学家，但问题是，从事哲学从来就不是谋生的有效手段，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哲学家(古有苏格拉底，近有布鲁诺)为了自己的哲学信仰而献身。有人会回答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许多哲学家的确是这样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一活动的，但是，一方面，虽然有真诚的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的哲学家，但也存在仅仅把它作为口号的伪君子，或者是在公心之下“兼运”私利者，最典型者也许莫过于孔子，孔子创立儒学的公心“天地可鉴”，然而《论语》中却有这样一段，孔子的弟子樊迟问稼，两问孔子均不语，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另一方面，治国平天下并不能解释所有哲学家从事哲学的初衷，比如，犬儒学派和以哲学为手段者。看来，我们必须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基于活动论的立场首先把哲学看作哲学家的活动，那么，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是用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来看待劳动(这里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的，只看到劳动的外在性和非人性，把劳动只看作生存的手段。而马克思却从其“产生根源”来分析外在性劳动，认为劳动的外在性并非其固有特性，它只是 特定时期劳动的特定存在状况，是劳动资料与生产者分离的结果。一旦产生劳动的外在性的条件消失，劳动就会直接展示出其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性质。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同上，第97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历史的总体或人类生活的总体来看待劳动的，在这样一个视野中，劳动虽然现在表现为手段，但它迟早要经历一个从异化劳动到本真劳动、或者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劳动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才是劳动的本质。这里有一个问题，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是人不愿从事的，这点现实存在的劳动就足以证明，那么，为什么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的劳动就是人所愿意从事的、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呢,此处实际隐含着一种人的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这不仅意味着人之外有对象存在，人要依赖于对象才能存在，而且是指人是对象化存在物，人所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或对象化自身，就是要成为全面的人。这也符合人类的生活史，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剔除繁茂芜杂的历史表象，人的发展和完善是走出历史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生活样式的增多、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实都是它的表现。这样，人的发展和完善就成为 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最终目的，成为人的生活的本质。而劳动，若消除其手段性质，就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当然就是人愿意从事的，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哲学活动以及人的其他一切能够生成自我的活动。哲学作为哲学家的活动也是劳动，是一种精神性劳作。虽然迄今为止的哲学活动表现出谋生的性质，但在本质上，它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方式，是哲学家的生活。不仅哲学是生活，而且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军事等等一切活动均是人的生活，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人类的所有存在方式总体来看都具有谋生的性质，但是，一方面，这并不能抹杀它们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因为以这些方式存在的人也在不断生成自我;另一方面，总体来看(即对于时代的大多数人)具有谋生性质的存在方式，对于某个个体而言也许就不是谋生手段，比如苏格拉底之于哲学就是如此。同时，在人类仍为生存困扰的时期，不同的存在方式表现谋生性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大致而言，人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在这两类存在方式中，实在的或物质的存在方式的谋生性质更为明显，这倒不是由于它们本身比精神的存在方式低贱，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最为基础性的、为肉体需要所逼 迫不得不从事的生存性活动。而象征性的或精神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中的哲学、艺术等活动，由于它们不是直接为满足生存的活动，在生存的意义上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它们便更多地体现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性质。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那时“非生存性活动”主要由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来从事，他们从事这些活动当然不是为了生存。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首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而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特权的消失、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人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一般的人也可以从事“非生存性活动”了。但资本主义也使一切都商业化、市场化了，它把“非生存性活动”也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这就使“非生存性活动”如果还作为非生存性的，就只能作为一种兴趣和业余爱好，只能占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使得“工作时间”的“非生存性活动”沦落为生存性活动或谋生的手段。如此便可以解释哲学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存在状况，可以解释在古希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存在方式的哲学，到了现代何以会沦落生存的手段;也可以解释长期以来人们为什么会推崇精神活动、鄙视生产劳动，以为前者崇高，后者低贱，前者是人的，后者是“动物的”，因为生产劳动从来就没有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而精神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性质。 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和存在方式说明:其一，哲学家应当说“人话”，而不应说“神话”，或者说，不要把自己说的“人话”当作“神话”，当作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珍宝”。(《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因为哲学并不是站在人的生活世界之外来关照人的生活的活动，它就是人的生活本身，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它与其他的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物质生产劳动等等人的存在方式并无本质不同。所以，从事哲学并没有使哲学家成为神，或者获得任何特权，而只会使哲学家与其他人不同，即按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这样，哲学家说出的就不是绝对真理，生活世界的种种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说出绝对真理。哲学因而就不能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哲学家就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平等对话。其二，应当把哲学作为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哲学总体上具有谋生或手段的性质，它也根本摆脱不掉工具性，这在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明显。但是，工具性决然不是哲学在今日所具有的唯一特性，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真正从事哲学的人当初之所以选择哲学，并非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且也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且后者占了更大的比重，因为哲学的非功利性和社会边缘地位使得它从来就不是捞取功利的最佳手段，所以，若然纯粹为了功利，很多人就不会选择哲学。这就意 味着哲学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哲学的“两重性”要求，不能用其工具性遮蔽其目的性，用其“世俗性”剥夺其崇高性，因为后者才是真正哲学家的最根本支撑。所以，马克思说:“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3页。) ?3、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从哲学史上看，对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哲学在古希腊并未自觉地把自己与时代、与生活世界的联结起来，研究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哲学把自己看作“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为了自身而存在”的自由科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结起来是从近代开始的，那时的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把人异化出去的权利还给人的事业。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黑格尔这样回答:“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6页)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表达的就是他那个 时代的自由精神。把哲学与生活世界关联的自觉意识在现代哲学家那里更为强烈。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61页)胡塞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任何哲学都植根于生活世界中，才能获得与这个世界的持久的意义关联。所以，“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58、271页)即使反对把哲学看作“为文化建设创造便利”海德格尔，在他把哲学看作是对“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追问时，他也认为，这一追问是对“世界趋向灰暗，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的人类境遇的“反响”。 (《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42、38-39页)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虽然哲学从来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意识却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到了现代，回归生活世界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哲学与生 活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何谓哲学植根于生活之中,哲学又如何回归生活世界,对此，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十分清楚，这也正是哲学在现代还会脱离生活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从哲学功能的角度看，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看，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活动，哲学不可能只是充当达观贵人的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它实际被纳入社会生产的体系中，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这是它能够延续几千年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就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意味着:第一，社会需要哲学，不然，社会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部门存在，存在了也无法纳入自己的体系。第二，哲学也需要社会。这种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只有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分子才能存在，因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或者说，它的存在依赖于其他部门的支持，它至少需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部门的支持，因为哲学家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余。所以，黑格尔说，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欲望驱走了，才能思 维那些普遍性的对象。(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另一方面，哲学需要社会作为它的对象，它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社会需要。进言之，哲学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事实上，不论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也就是说，就在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那么，哲学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 其二，哲学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学科不同:与宗教、文学艺术相比，它的理性的;与其他具体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相较，它是总体性的。理性的容易理解，即其结论是合理地推论出来的，那么，何谓总体性,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是一种总体性，黑格尔用绝对理念把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贯通起来、并在其中遨游一番也是一种总体性。但是，人类知识积累到今天的规模已不允许哲学家通晓知识的所有领域，即使是恩格斯所说的“半通”也不可能。那么，如何保证哲学的总体性,所谓哲学的总体性并不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所有的具体科学的考察后得到的，不是要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而是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或者说，是对生活世界的总 体性或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就是哲学，理性化和总体性是判定一种思考是否是哲学的标准。海德格尔曾“以什么是哲学”为例说明什么是哲学化。他认为，通过收集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从中找出它们的共性，这样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哲学化的回答。“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何时才是一个哲学化的答案呢,我们何时才哲学化呢,显然，唯当我们进入与哲学家的对话之时。”(《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99页)而要对话，一要有共同的话题，二是思维必须在同一水平。进言之，在深入地讨论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时，在深入地思考诸如作为存在的存在之类的总体性问题时，我们就达到了哲学化。 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是什么,这关涉到对生活世界本质的理解。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客观世界和外在世界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传统的本质主义者把世界看作某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自我封闭、独立自存的东西，现代的非本质主义者则认为除了人的周围世界或生活世界之外，再无其他世界存在，而所谓生活世界就是指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所开展出来的世界。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中心和“主人”， 离开了人或者人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生活世界。在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的意 义上，生活世界无非就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生活观。”(《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0页)当然，不同的非本质主义者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因而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生活世界是以类为主体的，或者说，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客观世界。我们这里正是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 哲学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它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 (书本上有的嘛，多看书本，多背吧，不然考试你就惨了) 回答者: 森龙火虎 - 二级 2007-9-5 11:45 简单地说，哲学就是让人对事有一个系统而正确的认识，打通思想，不要茫然不知所措。 回答者: 汲取知识 - 一级 2007-9-6 13:10 可以客观地解决生活之中的问题，在遇见问题时，会用“一切从实际出发“ “矛盾分析法“ 等。用联系 运动 矛盾 全面的眼光看问题 而不是静止 孤立 片面的眼光 学哲学 用哲学 是为了在生活中更好地解决问题 从而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生活质量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 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 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 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 化的原因。 对于哲学与生活分离的状况，大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产生了种种试图“缝合”裂隙的努力:其一，提出哲学应当回归生活世界。这一观念最早是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趋向被介绍到国内来的，开始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只是随着哲学与生活裂隙的加大，这一话题也愈来愈热、愈来愈深入。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来理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的的要害。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讨论的学者都从这样一个层次来认识，对许多学者而言，回归生活世界仍然只是一个口号。其二，把哲学研究“具体化”。马哲研究的内容在80年代就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并开辟了哲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价值论、社会哲学、人学以及其他“应用哲学”。90年后，出于对哲学回归生活的迫切要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另有 一些学者则把一些现实问题，如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效率与公平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但是，一方面，很多分支学科陷入体系主义要求，逐渐失去现实性;另一方面，一些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失去了“哲学味”，混同于具体科学。其三，对哲学观问题进行讨论。哲学观是哲学中的一个恒久弥新的问题，只要哲学存在，就有对哲学是什么的探询和追问，特别是当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近几年国内哲学观的讨论是马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它真正想解决的正是哲学如何回归生活的问题。而要解决哲学回归生活的问题，首先就应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给出一个哲学式的完整回答，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讨论并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 卷。 看来，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存在的现状是:一方面，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另一方面，学界对此问题并未 给出一个完整的哲学化的说明。 ?2、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话题，并不是简单地一句“哲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所能概括得了的。就其本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观的问 题，我们感兴趣的也是从中提升出一种哲学观念来。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2页)人除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外，再无其他，生活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不同的生活样式就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样，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哲学与人的关系。根据生活的主体不同，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哲学与哲学家或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哲学与类生活或 生活世界的关系。 为了自己的哲学信仰而献身。有人会回答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许多哲学家的确是这样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一活动的，但是，一方面，虽然有真诚的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的哲学家，但也存在仅仅把它作为口号的伪君子，或者是在公心之下“兼运”私利者，最典型者也许莫过于孔子，孔子创立儒学的公心“天地可鉴”，然而《论语》中却有这样一段，孔子的弟子樊迟问稼，两问孔子均不语，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另一方面，治国平天下并不能解释所有哲学家从事哲学的初衷，比 如，犬儒学派和以哲学为手段者。看来，我们必须给出更有 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基于活动论的立场首先把哲学看作哲学家的活动，那么，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是用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来看待劳动(这里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的，只看到劳动的外在性和非人性，把劳动只看作生存的手段。而马克思却从其“产生根源”来分析外在性劳动，认为劳动的外在性并非其固有特性，它只是特定时期劳动的特定存在状况，是劳动资料与生产者分离的结果。一旦产生劳动的外在性的条件消失，劳动就会直接展示出其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性质。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同上，第97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历史的总体或人类生活的总体来看待劳动的，在这样一个视野中，劳动虽然现在表现为手段，但它迟早要经历一个从异化劳动到本真劳动、或者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劳动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才是劳动的本质。这里有一个问题，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是人不愿从事的，这点现实存在的劳动就足以证明，那么，为什么作为人的存在方式 或价值实现方式的劳动就是人所愿意从事的、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呢,此处实际隐含着一种人的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这不仅意味着人之外有对象存在，人要依赖于对象才能存在，而且是指人是对象化存在物，人所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或对象化自身，就是要成为全面的人。这也符合人类的生活史，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剔除繁茂芜杂的历史表象，人的发展和完善是走出历史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生活样式的增多、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实都是它的表现。这样，人的发展和完善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最终目的，成为人的生活的本质。而劳动，若消除其手段性质，就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当然就是人愿意从事的，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哲学活动以及人的其他一切能够生成自我的活动。哲学作为哲学家的活动也是劳动，是一种精神性劳作。虽然迄今为止的哲学活动表现出谋生的性质，但在本质上，它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方式，是哲学家的生活。不仅哲学是生活，而且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军事等等一切活动均是人的生活，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人类的所有存在方式总体来看都具有谋生的性质，但是，一方面，这并不能抹杀它们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因为以这些方式存在的人也在不断生成自我;另一方 面，总体来看(即对于时代的大多数人)具有谋生性质的存在方式，对于某个个体而言也许就不是谋生手段，比如苏格拉底之于哲学就是如此。同时，在人类仍为生存困扰的时期，不同的存在方式表现谋生性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大致而言，人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在这两类存在方式中，实在的或物质的存在方式的谋生性质更为明显，这倒不是由于它们本身比精神的存在方式低贱，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最为基础性的、为肉体需要所逼迫不得不从事的生存性活动。而象征性的或精神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中的哲学、艺术等活动，由于它们不是直接为满足生存的活动，在生存的意义上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它们便更多地体现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性质。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那时“非生存性活动”主要由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来从事，他们从事这些活动当然不是为了生存。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首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而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特权的消失、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人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一般的人也可以从事“非生存性活动”了。但资本主义也使一切都商业化、市场化了，它把“非生存性活动”也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这就使“非生存性活动”如果还作为非生存性的，就只能作为一种兴趣和业余爱好，只能占 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使得“工作时间”的“非生存性活动”沦落为生存性活动或谋生的手段。如此便可以解释哲学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存在状况，可以解释在古希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存在方式的哲学，到了现代何以会沦落生存的手段;也可以解释长期以来人们为什么会推崇精神活动、鄙视生产劳动，以为前者崇高，后者低贱，前者是人的，后者是“动物的”，因为生产劳动从来就没有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而精神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人之为人的 性质。 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和存在方式说明:其一，哲学家应当说“人话”，而不应说“神话”，或者说，不要把自己说的“人话”当作“神话”，当作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珍宝”。(《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因为哲学并不是站在人的生活世界之外来关照人的生活的活动，它就是人的生活本身，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它与其他的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物质生产劳动等等人的存在方式并无本质不同。所以，从事哲学并没有使哲学家成为神，或者获得任何特权，而只会使哲学家与其他人不同，即按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这样，哲学家说出的就不是绝对真理，生活世界的种种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说出绝对真理。哲学因而就不能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哲学家就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平等对话。其二， 应当把哲学作为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哲学总体上具有谋生或手段的性质，它也根本摆脱不掉工具性，这在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明显。但是，工具性决然不是哲学在今日所具有的唯一特性，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真正从事哲学的人当初之所以选择哲学，并非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且也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且后者占了更大的比重，因为哲学的非功利性和社会边缘地位使得它从来就不是捞取功利的最佳手段，所以，若然纯粹为了功利，很多人就不会选择哲学。这就意味着哲学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哲学的“两重性”要求，不能用其工具性遮蔽其目的性，用其“世俗性”剥夺其崇高性，因为后者才是真正哲学家的最根本支撑。所以，马克思说:“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 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3页。) ?3、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从哲学史上看，对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哲学在古希腊并未自觉地把自己与时代、与生活世界的联结起来，研究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哲学把自己看作“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为了自身而存在”的自 由科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结起来是从近代开始的，那时的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把人异化出去的权利还给人的事业。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黑格尔这样回答:“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6页)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表达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把哲学与生活世界关联的自觉意识在现代哲学家那里更为强烈。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61页)胡塞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任何哲学都植根于生活世界中，才能获得与这个世界的持久的意义关联。所以，“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58、271页)即使反对把哲学看作“为 文化建设创造便利”海德格尔，在他把哲学看作是对“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追问时，他也认为，这一追问是对“世界趋向灰暗，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的人类境遇的“反响”。(《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42、38-39页)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虽然哲学从来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意识却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到了现代，回归生活世界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哲学与生活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何谓哲学植根于生活之中,哲学又如何回归生活世界,对此，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十分清楚，这也正是哲学在现代还会脱离生活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从哲学功能的角度看，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包括 两个方面。 其一，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看，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活动，哲学不可能只是充当达观贵人的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它实际被纳入社会生产的体系中，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这是它能够延续几千年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就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意味着:第一，社会需要哲学，不然，社会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部门存在，存在了也无法纳入自己的体系。第二，哲学也需要社会。这种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只有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分子才能存在，因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或者说，它的存在依赖于其他部门的支持，它至少需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部门的支持，因为哲学家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余。所以，黑格尔说，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欲望驱走了，才能思维那些普遍性的对象。(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另一方面，哲学需要社会作为它的对象，它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社会需要。进言之，哲学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事实上，不论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也就是说，就在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那么，哲学如何影响社会发展、 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 其二，哲学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学科不同:与宗教、文学艺术相比，它的理性的;与其他具体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相较，它是总体性 的。理性的容易理解，即其结论是合理地推论出来的，那么，何谓总体性,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是一种总体性，黑格尔用绝对理念把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贯通起来、并在其中遨游一番也是一种总体性。但是，人类知识积累到今天的规模已不允许哲学家通晓知识的所有领域，即使是恩格斯所说的“半通”也不可能。那么，如何保证哲学的总体性,所谓哲学的总体性并不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所有的具体科学的考察后得到的，不是要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而是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或者说，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就是哲学，理性化和总体性是判定一种思考是否是哲学的标准。海德格尔曾“以什么是哲学”为例说明什么是哲学化。他认为，通过收集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从中找出它们的共性，这样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哲学化的回答。“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何时才是一个哲学化的答案呢,我们何时才哲学化呢,显然，唯当我们进入与哲学家的对话之时。”(《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99页)而要对话，一要有共同的话题，二是思维必须在同一水平。进言之，在深入地讨论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时，在深入地思考诸如作为存在的存在之类的总体 性问题时，我们就达到了哲学化。 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是什么,这关涉到对生活世界本质的理解。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客观世界和外在世界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传统的本质主义者把世界看作某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自我封闭、独立自存的东西，现代的非本质主义者则认为除了人的周围世界或生活世界之外，再无其他世界存在，而所谓生活世界就是指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所开展出来的世界。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中心和“主人”，离开了人或者人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生活世界。在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的意义上，生活世界无非就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生活观。”(《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0页)当然，不同的非本质主义者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因而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生活世界是以类为主体的，或者说，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客观世界。我们这里正是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 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 哲学与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发布:佚名 时间:2010-7-21 10:36:00 来源:京翰教育 中心 录入:malajia 人气:444 【文字:大 小】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哲学活动以及人的其他一切能够生成自我的活动。哲学作为哲学家的活动也是劳动，是一种精神性劳作。虽然迄今为止的哲学活动表现出谋生的性质，但在本质上，它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方式，是哲学家的生活。不仅哲学是生活，而且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军事等等一切活动均是人的生活，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人类的所有存在方式总体来看都具有谋生的性质，但是，一方面，这并不能抹杀它们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因为以这些方式存在的人也在不断生成自我;另一方面，总体来看(即对于时代的大多数人)具有谋生性质的存在方式，对于某个个体而言也许就不是谋生手段，比如苏格拉底之于哲学就是如此。同时，在人类仍为生存困扰的时期，不同的存在方式表现谋生性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大致而言，人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在这两类存在方式中，实在的或物质的存在方式的谋生性质更为明显，这倒不是由于它们本身比精神的存在方式低贱，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最为基础性的、为肉 体需要所逼迫不得不从事的生存性活动。而象征性的或精神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中的哲学、艺术等活动，由于它们不是直接为满足生存的活动，在生存的意义上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它们便更多地体现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性质。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那时“非生存性活动”主要由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来从事，他们从事这些活动当然不是为了生存。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首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而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特权的消失、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人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一般的人也可以从事“非生存性活动”了。但资本主义也使一切都商业化、市场化了，它把“非生存性活动”也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这就使“非生存性活动”如果还作为非生存性的，就只能作为一种兴趣和业余爱好，只能占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使得“工作时间”的“非生存性活动”沦落为生存性活动或谋生的手段。如此便可以解释哲学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存在状况，可以解释在古希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存在方式的哲学，到了现代何以会沦落生存的手段;也可以解释长期以来人们为什么会推崇精神活动、鄙视生产劳动，以为前者崇高，后者低贱，前者是人的，后者是“动物的”，因为生产劳动从来就没有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而精神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性质。 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和存在方式说明:其一，哲学家应当说“人话”，而不应说“神话”，或者说，不要把自己说的“人话”当作“神话”，当作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珍宝”。(《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因为哲学并不是站在人的生活世界之外来关照人的生活的活动，它就是人的生活本身，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它与其他的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物质生产劳动等等人的存在方式并无本质不同。所以，从事哲学并没有使哲学家成为神，或者获得任何特权，而只会使哲学家与其他人不同，即按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这样，哲学家说出的就不是绝对真理，生活世界的种种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说出绝对真理。哲学因而就不能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哲学家就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平等对话。其二，应当把哲学作为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哲学总体上具有谋生或手段的性质，它也根本摆脱不掉工具性，这在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明显。但是，工具性决然不是哲学在今日所具有的唯一特性，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真正从事哲学的人当初之所以选择哲学，并非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且也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且后者占了更大的比重，因为哲学的非功利性和社会边缘地位使得它从来就不是捞取 功利的最佳手段，所以，若然纯粹为了功利，很多人就不会选择哲学。这就意味着哲学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哲学的“两重性”要求，不能用其工具性遮蔽其目的性，用其“世俗性”剥夺其崇高性，因为后者才是真正哲学家的最根本支撑。所以，马克思说:“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3页。) ?3、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从哲学史上看，对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哲学在古希腊并未自觉地把自己与时代、与生活世界的联结起来，研究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哲学把自己看作“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为了自身而存在”的自由科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结起来是从近代开始的，那时的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把人异化出去的权利还给人的事业。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黑格尔这样回答:“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哲 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6页)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表达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把哲学与生活世界关联的自觉意识在现代哲学家那里更为强烈。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61页)胡塞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任何哲学都植根于生活世界中，才能获得与这个世界的持久的意义关联。所以，“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58、271页)即使反对把哲学看作“为文化建设创造便利”海德格尔，在他把哲学看作是对“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追问时，他也认为，这一追问是对“世界趋向灰暗，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的人类境遇的“反响”。(《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42、38-39页)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虽然哲学从来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意识却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到了现代，回 归生活世界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哲学与生活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何谓哲学植根于生活之中,哲学又如何回归生活世界,对此，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十分清楚，这也正是哲学在现代还会脱离生活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从哲学功能的角度看，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看，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活动，哲学不可能只是充当达观贵人的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它实际被纳入社会生产的体系中，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这是它能够延续几千年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就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意味着:第一，社会需要哲学，不然，社会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部门存在，存在了也无法纳入自己的体系。第二，哲学也需要社会。这种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只有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分子才能存在，因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或者说，它的存在依赖于其他部门的支持，它至少需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部门的支持，因为哲学家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余。所以， 黑格尔说，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欲望驱走了，才能思维那些普遍性的对象。(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另一方面，哲学需要社会作为它的对象，它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社会需要。进言之，哲学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事实上，不论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也就是说，就在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那么，哲学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 其二，哲学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学科不同:与宗教、文学艺术相比，它的理性的;与其他具体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相较，它是总体性的。理性的容易理解，即其结论是合理地推论出来的，那么，何谓总体性,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是一种总体性，黑格尔用绝对理念把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贯通起来、并在其中遨游一番也是一种总体性。但是，人类知识积累到今天的规模已不允许哲学家通晓知识的所有领域，即使是恩格斯所说的“半通”也不可能。那么，如何保证哲学的总体性,所谓哲学的总体性并不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所有的具体科学的考察后得到的，不是要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 而是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或者说，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就是哲学，理性化和总体性是判定一种思考是否是哲学的标准。海德格尔曾“以什么是哲学”为例说明什么是哲学化。他认为，通过收集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从中找出它们的共性，这样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哲学化的回答。“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何时才是一个哲学化的答案呢,我们何时才哲学化呢,显然，唯当我们进入与哲学家的对话之时。”(《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99页)而要对话，一要有共同的话题，二是思维必须在同一水平。进言之，在深入地讨论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时，在深入地思考诸如作为存在的存在之类的总体性问题时，我们就达到了哲学化。 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是什么,这关涉到对生活世界本质的理解。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客观世界和外在世界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传统的本质主义者把世界看作某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自我封闭、独立自存的东西，现代的非本质主义者则认为除了人的周围世界或生活世界之外，再无其他世界存在，而所谓生活世界就是指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所开展出来的世界。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中心和“主人”，离开了人或者人的生活，就没 有什么生活世界。在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的意义上，生活世界无非就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生活观。”(《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0页)当然，不同的非本质主义者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因而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生活世界是以类为主体的，或者说，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客观世界。我们这里正是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 ) 哲学与生活(四 2007年08月19日 星期日 下午 01:44 杨学功: 昨天看了文阁君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文章《哲学与生活》，今天又听了他以相同题目做的学术演讲，有一些感想，在这里简单谈一下，作为对文阁君的回应，也与在座各位做一个交流。 当初“青年哲学论坛”在议论这期活动的主题时，《哲学研 究》编辑部的鉴传今先生很关注，我们一起讨论过多次。当文阁建议把“哲学与生活”作为这次“论坛”研讨的主题时，我开始是有些保留和疑虑的。因为这是一个很一般的题目，经常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谈论，然而多是老生常谈，缺乏新意和启发性。但当看过文阁的文章并听完他的演讲后，我的疑虑完全消失了。总的来说，他的文章和演讲内容充实、饱满、流畅，富有针对性，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坦率地说，我在阅读和听讲的过程中充满着内心激动，感到非常有劲。 我先按照他的文章和演讲的内容顺序作一些简要的评论，然后再稍微展开谈几点不同的意见。 《生活与哲学》分为三个部分，大体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的。当然，解决问题在文章中并没有独立成节，而是蕴涵在分析问题之中，从对问题的分析中自然引申出观点和结论来。作者所提出的问题，即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虽然公开见诸于文字的东西不是很多，但学者们私下的议论却不少。经验证明，泛泛的议论多半不过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并不能形成内在巩固的思想成果。为了使问题的讨论提升到学理的水平，作者一开始就对问题本身的合法性做了一番自我追问:“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 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这种对问题本身合法性的追问体现了哲学反思的特点，而作者用一连串排比句所反诘的内容，在我看来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也暗含着作者的探索意向。 为了使问题的展开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界域和语境，作者还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我国哲学界的情况作了回顾，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哲学研究特点的分析和比较，鲜明地提出:“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这种判断是否能在全称判断的意义上成立，我后面再作评论，但这种判断本身是作者的立论所必须的，也增强了文章和演讲的现实针对性。 现在让我们来看作者对问题的分析。显然，整篇文章和演讲都是从哲学观的视角立论的。在作者看来，近几年国内哲学 观的讨论是马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在我看来，这也是这篇文章和演讲本身的一个亮点。它通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证，按照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和要求，阐发了一种新的哲学观，也许我们可以借用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的提法，称之为“生活哲学观”。(参见《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李文阁文)在作者看来，这种哲学观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哲学如何回归生活世界的问题。 作者试图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给出一个哲学式的完整回答。根据生活的主体不同，文章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哲学与哲学家或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哲学与类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前一个方面，作者讨论了这样一个以往很少被注意的问题:哲学家为什么要从事此种活动(哲学研究),在否定了哲学家从事哲学是“为了谋生”、“为了治国平天下”等或者过分“庸俗”或者过分“崇高”的流行看法之后，作者基于活动论的立场，把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对哲学活动的分析之上，提出了如下见解:“哲学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方式，是哲学家的生活。”这是作者对哲学家的自我定位，我基本赞同;但我是从“哲学家以哲学为业”的角度，即从现代社会分工条件下哲学活动的职业化或专业化角度来立论的，似乎与作者的思路有一定差异。 在第二个方面，作者讨论了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在这里， 作者引述了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关于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言论，指出:“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意识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到了现代，回归生活世界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已经成为共识。”作者从哲学功能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两个方面:第一，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看，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社会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社会。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只有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分子才能存在，因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哲学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才能存在下去。第二，哲学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学科不同:与宗教、文学艺术相比，它的理性的;与其他具体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相较，它是总体性的。 也许我对文章和演讲的具体内容谈得太多了，但我想说的是，正是以上这些细致而深入的学理分析，使这篇文章和演讲成为一个富有见识的整体，而不是停留于泛泛的空论。 下面谈几点不同意见。 第一，关于对90年代以来哲学研究状况和特征的判断。作者引用了李泽厚先生的一个说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认为这个说法虽然不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然后顺着这种思路，得出了如下判断:“90年代后马克思哲学的 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要下判断的话，还是慎重些为好。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哲学研究存在着某种“学院化”的倾向，我觉得基本上是事实。但这种倾向的出现，首先是对过去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的一种反动，其意义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确实有一部分学者自觉“远离”现行政治，不再像过去那样甘当现行政治乃至现行政策的辩护工具，而追求学术上的独立和“超然”。但是，“远离”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远离”现实生活，在某些时候，对某种政治的远离，反而是哲学回归生活的前提。 在作者的陈述中，80年代的哲学界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似乎一片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但实际上，80年代哲学研究的空疏和浮泛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我手上正好有一份刊物，其中一个栏目集中讨论的就是“学术与思想”话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与文阁君相反的判断，值得我们思考。这段话是:“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我看来，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我感到有些吃惊，并且 颇不以为然，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不能否认，80年代的‘思想’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乏善可陈。‘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自由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西学的大量引进和‘美学热’、‘文化热’的兴起，文艺领域中各种‘禁区’的逐步突破，固然反映了时代的躁动，但由于很少进入到深层次的学理层面，基本上是‘水过地皮湿’地在中国思想界下了几场雷阵雨，除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不断在刺激着人们的兴奋点之外，思想上总的说来只不过是旧话重提，并没有超过‘五四’以来所厘定的‘启蒙’的范围。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都是‘五四’时期早已有人说过了的，甚至还不如那时说得透彻。人们顾不上去清理历史旧账，相互之间也来不及进行理论上的认真交锋，唯一急于追求的是形成‘热点’，成为大众关注的中心。学理的浅薄限制了思想的深化。那个时代许多人惯用的口头禅是‘要建立一门××学’，他们忙于发现新领域，填补旧空白，争当开创者，却并不耐烦为任何一门什么‘学’而埋头苦干个十年八年。”(参见《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邓晓芒文)这段话或许不无偏颇，但就其所揭示的80年代学风的空疏浮泛而言，我认为基本是实情。与之相比较，9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确实要深入扎实得多，所谓“学院派”的研究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纠正80年代信口开河、浮光掠影的文 风和学风。 当然，我们可以说，无论是过去哲学与政治“贴”得太近，还是现在一些人多少有些刻意地追求的“学院化”，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在后一种取向中，确实存在着文阁君所指出的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印象。那么，什么是理想的状态呢,抽象地说，应该是哲学与现实生活良性互动的状态，但这样说等于白说。关键之点，可能还是需要反思哲学“参与”现实的方式，而这又不能不首先依赖于对“哲学”这种独特的精神活动的特点的把握。恩格斯说，哲学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就是说，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非直接性的，不能在哲学研究中追求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亚里士多德甚至把哲学理解为——“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以区别于那些目的在于“功用”的学科。从哲学史上看，许多哲学学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往往是间接的和曲折的，不是可以直观地把握到的，但这种联系从来没有中断。例如，苏格拉底所讨论的那些问题:什么是虔诚的，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什么是公道的，什么是不公道的;什么是明智的，什么是不明智的;什么是刚毅的，什么是怯懦的;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一个善于治人者的品质，等等，看起来有些抽象，实际上无一不是希腊城邦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只是经过了理论上的抽象和提炼。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晦涩更是人所 共知，其与现实生活的非直接联系甚至引起了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但海涅却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现实品格，认为黑格尔哲学比刽子手的屠刀还厉害。海德格尔的哲学从形式上看也是晦涩的，但它对技术统治时代人的生存处境的揭示，却是非常现实的，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并将越来越明显地体会到。总之，在我看来，不能离开哲学的特点强调其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关联，否则会导致哲学的异己化。如果从这样一种立场来观察90年代以来的哲学界，其所取得的学术成绩显然是80年代所无法比拟的，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隐匿”，而这在一定时期是不得不如此的。 第二，关于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论分析。文阁君的文章和演讲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方面，即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以及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这样的分法是否在逻辑上自洽和周延，可请作者进一步考虑。在我看来，仅凭直观印象，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动机肯定不在于强调哲学与哲学家个人生活的关系，虽然哲学作为哲学家所从事的一种活动，必然受到哲学家个人生活的影响，与哲学家个人生活相关的各种特殊情况，都会在其所创立的哲学上打下烙印。我的理解，在哲学——哲学家——现实生活，这个三角关系中，哲学家更像是一个中介者，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满足生活世界给哲学提出的任务。因此也可以说，哲学家来到这个世界，就 是为了担负生活世界给哲学提出的“使命”——这是哲学家的“天职”或“天命”。 从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上看，文阁君赋予了哲学某种“崇高”感和神圣感，认为哲学家应当把哲学作为生命和事业来追求，甚至明确反对把哲学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参见《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李文阁文)。我则认为，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虽然很多人都可以把哲学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但专业的哲学研究者所从事的活动，确实是职业化的。当然，“职业化”并不意味着庸俗化，职业有职业的。即使你仅仅把哲学作为谋生的手段，也必须干好，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才行。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与(刘)文旋君和(张)明仓君作个一次对话讨论。(《学术的社会担当》，《社会科学报》2002年4月25日;《关于学术伦理的对话》，《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2年第2期) 如何处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嘉祥县第二中学 任殿东 2010年7月26日 08:43 生活和实践是我们进入哲学殿堂、把握哲学智慧的不可或缺的途径，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应该是哲学重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1. 通过生活与实践学习哲学 (1) 联系社会生活理解哲学观点。哲学产生于人们对于生活、实践所提出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因此，从社会实际出发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之义。如能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论，体现知识的生成过程，让学生理解也就水到渠成了。比如，可以通过世博会会徽、志愿者的形成(设计过程)等社会现实，帮助学生理解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能动地认识世界、体现创新精神;了解世博旅游宣传口号为“中国上海，发现更多，体验更多”，从而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了解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标志、主口号、歌曲，从而理解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是劳动和奉献等。 (2)联系自己实际感悟哲学观点。要从自己的需要、兴趣和能力出发，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遵循自己的生理、心理、及认识发展规律来讲述哲学观点。如，结合班主任给学生写的发展报告的评语让学生感悟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关系原理;结合“团结就是力量的主题班会”感悟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结合学生学过的艾青的《光的赞 歌》感悟实现人生价值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需要有正确价值观的指引。 (3)结合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加深理解哲学观点。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相比，哲学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更高的理论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比如，通过学习“必须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把握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强调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等。 总之，要从生活、实践出发，以探究性活动为主导，通过案例考察、问题辨析、情境导入等方式，呈现哲学模块的基本内容。 2(利用哲学指导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生命的灵魂，他帮助我们开启心灵的门，打开智慧的窗，成为美好生活的向导。老革命家陈云同志说过:“学好哲学，终生受益”。我们要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论，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正确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树立崇高理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哲学的太阳冉冉升起，生活的迷雾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