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性别概念的解构与重建

【内容提要】基于主流理论界对肥皂剧的蔑视态度和肥皂剧女性观众对肥皂剧的喜爱之情，文章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在肥皂剧研究上对性别概念的解构和重建。 【摘 要 】学术平台 【关 键 词】性别/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 【正 文】  在社会学中，男性及其相关主题受到特别的偏重，妇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常常被遗漏或未予现。社会学的范畴、模式和方法都是以男性经验作为标准，而妇女的经验则被无视和曲解。这种“无视”和“曲解”在肥皂剧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肥皂剧遭遇的偏见 肥皂剧是美国人的一大发明，是一种以家庭和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广播或电视剧。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至今，一直长盛不衰。然而传统学术界却对肥皂剧大加讽刺，这种尖刻的蔑视主要同观众的构成有关系。节目制作人、广告商以及与肥皂剧制作相关的人都认为这些观众主要是女性。因为肥皂剧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带薪工作之外的各种关系领域，而这个领域传统上被视为妇女的活动范围。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学术界和舆论界一度认为它是低级的电视节目，是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不高的观众群体的一种简单消遣类型，特别针对妇女而言。他们认为，生育常常使得妇女离开工作岗位，转而成为家庭主妇和保姆，这样妇女在家庭中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就是克服生活中的寂寞。无论是广播肥皂剧还是电视肥皂剧凭借着没完没了的故事情节、复杂多变的感情世界、节奏拖沓的戏剧冲突，极大的满足了大多数家庭妇女的好奇心，排遣了她们的寂寞感，帮助她们和剧中人物一起去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种种梦想。  所以，“历史上，因为露骨的商业因素（作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来就为了吸引女性消费者）、过于关注个人生活细节、情节剧的节目形式、相当低廉的制作费用和以女性为主的观众群，使得肥皂剧一直遭到诋毁。”[1]  时至今日，肥皂剧仍处于饱受批评的境地，尽管西方已经有不少学者一本正经地来研究它，甚至在美国的大学里开设了研究肥皂剧的相关课程。但许多专业理论家仍端着精英文化的架子，对肥皂剧一类的文化形式进行高屋建瓴的斥责或姿态高雅的保持距离。部分主流学术思想似乎总是歪曲肥皂剧的真实意识，他们认为观众仅仅是情节与情感的被动接受者，而忽略了妇女观众作为受众主体对电视节目的主动理解与互动。有人下结论说：“大众消费艺术，一般来讲，它非但不能构成对现存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事实上往往起着维护现存文化、助长消费享乐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强化大众商业社会文化霸权的功用……能在现代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只能是高雅文化产品，而大众消费文化之作不过是过眼烟云。”[2] 但倘若高雅文化的美学标准及其评论内容艰深到只能由少数人享用，那这种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也只能是“曲高和寡”，难以达到“众乐”的目的了。 　　　　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性别概念的解构 在20世纪中叶，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以异军突起之势，成为一种风靡欧美批评界全新的批评理论，致力于用性别、种族、阶级等多重角度来突破传统批评的范围。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全新批评方法出现后，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性别问题和性别观念的变革，而且促成了一种全新看待历史、社会、文化甚至知识传统的性别视野的出现，成为西方思想界、文化界一股不敢小觑的力量。这种研究方法以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为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植根于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土壤。早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以及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分析，随后关注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妇女问题或性别问题，而是转向对西方整个学术传统和知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试图建立女性主义自己的知识模式和学术传统。  作为女性主义研究基础的性别分析方法，主要来自女性主义关于性别问题的一个基本理念：即性别（Gender）是一种文化构造和社会建制，它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别文化代表着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因而渗透在所有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之中，成为构成西方文明和知识大厦的一个基点。因此性别分析成为社会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新视角[3]。  随着大众传播学理论在全球学术领域的拓展，女性主义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已渐成气候，从中建立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其中，用女性主义视野来审视大众媒介，或者说，女性主义研究涉足传媒领域似乎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学术新动向。  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研究的觉醒和成熟，对肥皂剧的研究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大西洋沿岸的一大批女性电影学者开始研究电视领域中的女性表达方式。同时美国在形形色色的电影节目制作方面，将注意力转向了对电视的评价。研究生们创作了一些最初的有趣的作品。其他学科的青年学者，特别是文学专业的，也开始运用他们的批评方法来阐释诸如肥皂剧之类的各种流行妇女节目。[4] 女性主义学者慢慢发现在对肥皂剧及其观众反感的背后，隐藏的是某种价值偏见，昭示了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定势论。“常见的日间肥皂剧具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政治议程，我确信，他在协力‘教诲’着男性的支配地位（Male Dominance）”。[5]  这种来自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c）的价值取向力量是巨大的，以至于许多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简单地认为肥皂剧贬低了女性观众和剧中女主人公的地位。美国学者贝弗丽·豪斯顿（B Houston）在她1984 年发表于美国《电视研究季刊》夏季号上《看电影：无休止消费的心理之学》一文中认为电影是男性化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形式，同时她也认为电视如果进行性别化的本体定位的话，那它则是女子气的文化形式。她把创造性、能动性和注意力集中等“男性的”标准同电影联系起来，而把消费性、模式化、被动性和注意力分散等“女性的”标准同电视联系起来。[6] 显然，豪斯顿所说的“女子气”并不单指电视节目都是准备给女性看的，更强调电视这种文本形式、观看形式与电影相比较生成的特征，特别就其心理本质方面而言。用女子气来形容电视的种种特征是有性别歧视的嫌疑在里面的，无疑豪斯顿沿用了男性主义的话语来进行了归纳，没有刻意寻找电影、电视接受上的性别差异。事实上从电视中获得乐趣的不仅仅是女性，造成琐碎、不集中、拖沓的根源也不全在女性观众的需求，男性观众看电视同样存在如此的特点。  还好这种态度很快得到了改变。“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女性喜爱的流行文化形式，更仔细的探讨女性从喜爱的节目中得到的乐趣。像克里斯蒂拉·杰瑞提（Christine Geraghty）这些理论家的作品有助于发现通过仔细考察节目最基本的类型来验证肥皂剧这种电视类型的复杂性，调查相对开放的特殊文本和允许观众自由地生成和肥皂剧相关的理论。”[7]  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中，无忧代写http://www.51lunwen.com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和男性和女性对生活的感受都各不相同。社会劳动分工制度将男女职业隔离开来，家庭生活也给男女安排了不同的角色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和女性并非是这个社会的平等参与者，因为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起了关键的调节作用，而社会科学往往忽视这一点，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等同于对男女全体的研究，漠视女性切身的领域与议题。[8] 女性主义强调政治、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此聚焦妇女个人经验的肥皂剧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原材料和素材，来供女性主义分析与评价。这也成为女性主义者用来唤醒并“提高女性危机意识”，攻击男性至上主义和父权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社会学建立的所谓“中立”原则及其“普遍性”标准，都是把男人的关怀与经验当作真实知识的基础，女人的关怀及经验则被视为主观的、不真实的。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一直致力于帮助观看肥皂剧的女性观众获得和观看所谓“严肃节目”（如新闻节目）的男性观众一样的尊重和权利。就知识获得方法的再认识而言，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肥皂剧研究实践中，形成了共识，“即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重新进行概念化”。[9] 这一共识是与对传统学科的主题与结构进行解构，对传统知识自我标榜的“客观”和“真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倡导经验与理论的结合的知识取向——同知识获得的方法的再认识密不可分的。  80年代运用女性主义进行肥皂剧研究，首先要提到的是美国评论家塔尼娅·莫德斯基（Tania Modleski）的《从今日肥皂剧中探索明天》（The Search For Tomorrow In Today's Soap Opera）。莫德斯基深入到女性的家庭生活中进行参与性访谈，认论文代写http://www.51lunwen.com为肥皂剧是为女性而做的，它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女性叙述乐趣，而这种乐趣“完全适应家庭妇女生活的节奏”。一方面肥皂剧从来没有结局，因为每一集都使剧情进一步复杂化。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并引出新的问题。结局仅仅导致更进一步的紧张和痛苦。另一方面，肥皂剧的叙述在欲望与满足之间放置了更多的复杂的障碍，使得期待自身成为结局。因此肥皂剧给妇女生活的核心环境注入了一种微妙的女性叙事乐趣。[10] 这种乐趣既能适应女性“为他人打扰的需求”（她必须接听电话，跟邻居说话，接收邮件，照料孩子，熨衣，准备食物，等等），又在宣扬“离开中心的艺术”[11] 的说教中获得乐趣。  莫德斯基的研究代表了肥皂剧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看法，即肥皂剧的种种叙事体现了女性观看世界、处理问题、关照自身的独特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女性话语的言说空间。肥皂剧用一种泛家庭的乌托邦幻景同女性观众密切联系起来，为女性观众构筑了一个符合她们愿望的虚拟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女性观众可以暂时逃离父权制社会对她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