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辨析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1]，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就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以至于今。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学说的部份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为理性知识”。现今流行观点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乃是在关于“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这种观念变异可能是由于现今社会流行唯物论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朱熹乃是儒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大儒，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观点之所以在后世成为主流，并非是因为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还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而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但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朝中叶就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而自从明太祖开始独尊朱熹学说为《四书》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权威以后，朱熹学说更是成为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在科举应试上的官方教条观点。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上海等地还成立科学技术学校，称为格致书院。 “格物致知”的真正意涵，已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一千余年，至今仍无定论。明末刘宗周[3]就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而由刘宗周至今，又历三百余年，更增加了许多不同见解。关于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格物致知”的观念争议，可以参考。以下就重点例举一千余年来儒学界的主要各家解释原文，并以粗体文字简略描述各家观点大意： 【孔颖达】：事物之来发生，随人所知习性喜好。： ‘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已有所知则能在于来物；若知善深则来善物，知恶深则来恶物。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亦来应之。言善恶之来，缘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善事来则知其至于善，若恶事来则知其至于恶。既能知至，则行善不行恶也。’ 【李翱】：万物所来感受，内心明知昭然不惑。：‘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 【司马光】：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贵汩其智，贫贱翳其心故也。’‘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10] 【程颢】：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11] 【程颐】：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格，至也，谓穷至物理也。’‘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由曰穷齐理而已也。’‘物，犹事也。凡事上穷其理，则无不通。’ 【朱熹】：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3]、‘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 【陆九渊】：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 ‘天之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此理本天之所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彼事物牵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坏了。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尽力焉耳。不然，所谓格物，末而已矣。’‘学问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实；此古人格物致知之功也。’[15] 【黎立武】：通彻研究《大学》所述的事物内容。： ‘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事有终始，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由奔驰而溯至格物，终必有始也。’‘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后之知，盖通彻物之本末，事之终始，而知用力之先后耳。夫物，孰有出于身心家国天下之外哉！’ 【王阳明】：端正事业物境，达致自心良知本体。：‘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16]、‘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之事，格之必尽。夫天理则吾事亲之良知，无私欲之间，而得以致其极。知致则意无所欺，而可诚矣；意诚则心无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17]、 ‘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8]、‘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王艮】：反省自身行为，了知德行根本。： ‘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絜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物格知至，知本也；诚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贯，是故爱人治人礼人也，格物也。不亲、不治、不答，是谓行有不得于心，然后反己也。格物然后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功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后身安也。’ 【瞿汝稷】：止于应止之行，而可达致至善之知。：‘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则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则止于中耦之物，下耦则止于下耦之物。画地而定三耦应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学》言物是应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于所应止之所也。’ 【藕益智旭】：修持唯心识观，转意识[20]为妙观察智。。：‘正其心者，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也，诚其意者，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也，致其知者，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也，格物者，作唯心识观，了知天下国家，根身器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心外别无他物也。’ 【憨山德清】：感通外境万物，致以化为自心真知。： ‘物即外物，一向与我作对者，乃见闻知觉视听言动所取之境。知即真知，乃自体本明之智光。’‘格即“禹格三苗”之格；谓我以至诚感通，彼即化而归我。所谓至诚贯金石，感豚鱼；格也。’‘以妄知用妄想。故物与我相扞格。……。向之与我扞格者，今则化为我心之妙境矣！物化为知，与我为一。其为感格之格，复何疑问。’ 【孙奇逢】： ‘吾性之理，本之于天，具之于心，涵而为纯一之体，发而为灵明之用，其灵明之发而为最于一之念者，则良知是也。即良知之发，而识吾性之真，因推极其良知之用，以复还吾性之体；是王子良知之说，正有合于吾性，而不可以非者也。吾性之理，本之于天，具之于心，统而为彝伦之大，散而为万事万物之理，是万事万物之理，即吾性之所存也。本吾性之理，以格万事万物之理。穷万事万物之理，而益明吾性之理，是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亦有合于吾性，而不可以为非也。盖王子得吾性之要，朱子得吾性之全。不得其要，则泛滥而无本；不得其全，则缺略而不该。然所谓要者，即所以主宰其全，非于全理之外，而别有所谓要。所谓全者，即所以统具乎其要，非于要理之外，而别有所谓全，是吾所谓归于一者也。’ 【颜元】：亲自实践验证，致使知性通达事理。： ‘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以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于格杀之”之格，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周公以六艺教人，正就人伦日用为教，故曰“修道谓教”。盖三物之六德，其发见为六行，而实事为六艺，孔门“学而时习之”即此也；所谓“格物”也。’ 观点争议的问题根源 儒家思想一直都是随着时代思潮而迁变演化。孔子虽是儒家的开创者，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乃是继承了春秋以前中国文明的民本思想传统。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关心现世的政治与道德，并未在心性修为问题上多所关注，正如《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贡对于孔子学问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而孔子当时的时代，早已有学者论述天道心性；例如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就在《老子》一书讲述“道”之玄理，还有《关尹子》一书也是当时的道家著作。即使是《管子》一书，也有〈心术〉〈内业〉等篇论述心性修为。可知此种后来形成道家传统的心性修为传统，决非是起于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并非起于孔子；否则，需要心性修为才能成就的中医传统，就不可能发生于老子之前。所以孔子逝后的儒家学者们，为了弭补孔子学说的不足之处，遂企图要吸纳融合当时道家与阴阳家的心性修为与自然哲学的传统。《子思子》之“五行观”与《公孙尼子》之“养气说”，就是战国初期儒家学者的此类努力成果。战国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基础，而建构了儒家的心性理论。然而先秦时期典籍从未出现“格物致知”的相关词汇，所以“格物致知”应该不是先秦儒学思想，而是汉朝学者融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观念产物。而因为涉及了道家思想，所以也就造成后世儒者理解上的困难，也就形成了千余年来的观点争议。 “格物致知”之所以难于解释，而使儒学界争论达千余年。首先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乃是《大学》八目的基础功夫，更是“诚意正心”的修持基础，也就涉及了心性修为的根本基础，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通于先秦道家之学。宋儒理学兴起后，儒家学者往往贬斥道家与佛家，因而也就愈加难以理解其原始意涵。在儒学历史上宋儒为排佛道两家，程颐自创“理”以取代“道”（孔子论道而未论理），而朱熹更是无视《史记》记载而硬要认为“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并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的字义训诂难以适当，以致于不能适切解释字义；这也是因为缺乏相关《大学》作者意旨的文献，可供证明“格物致知”的正确意义。遂使以后诸儒各家解释，往往各自随意发明而强行解释，遂造成至今儒学思想上的千古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