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立秋人物瑶琴

篇一：话剧《立秋》】话剧《立秋》立秋》演绎的是晋商题材，它讲述了丰德票号马氏家族，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之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总经理马洪翰面对客户挤兑、天津票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下，他恪守祖训，循规蹈矩，誓死为丰德护碑守门，副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革新，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场“银行派”与“票号派”的纷争在两个情同手足的挚友间展开了。昌仁与瑶琴是许马两家因商业利益而联姻的一对不幸儿女，瑶琴在绣楼上苦等昌仁六年，不料，昌仁留学回国之时，却另有所爱。故事在一对对矛盾中展开，而一对对矛盾又将故事情节推上一个个高潮。冲突不断，高潮迭起，动人心魄，意味深长。《立秋》主题厚重，寓意深远，生动地描述了丰德票号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直到彻底没落的历史瞬间，展示了晋商自强不息、诚信为本的精神操守，同时也反映了他们顽固保守的封建传统思想。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与保守性之间的重大差异。揭示了历史转变关头和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创新与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必然结局。值得一提的是，《立秋》打破了以往影视戏剧作品仅歌颂晋商创业，和他们的商业道德的创作主旨，而是具有了明显的反思性批判性，较为客观公正地对晋商兴衰的历史原因进行清醒的反思，同时又对其传统精神得以肯定。其次，《立秋》没有局限于历史的视角，而是运用当代人的审美眼光去翻新历史，在传统重现的同时又加入现代话语阐释，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一话剧以“立秋”而命名，有其丰富的内涵和寓意。“立秋”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是自然气候由热转凉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它关联着历史兴衰，富意着晋商由繁盛转向没落的深层含义。同时，“立秋”在山西人的风俗中，是个祭祖的日子，这又涉及到了祖宗与后代、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话，而剧情的发展与这就息息相关。没有矛盾就没有戏，话剧《立秋》所有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天之内，这无论对编剧还是对导演都极具挑战性。深广的历史背景、宏大的舞台场面、复杂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人物性格，通过强烈的矛盾冲突，都借“立秋”这天恰到好处地充分展现出来。篇二：话剧立秋对传统文化的拷问与反思】矛盾随着地点的变换在不断的转换，而前一个矛盾又为后一个矛盾做了铺垫，过度非常自然。大矛盾套小矛盾，在“银行派”与“票号这对大矛盾的斗争下，又置入昌仁、瑶琴的婚姻悲剧、马家父子两代人的价值观的冲突等小矛盾，也正是这些小矛盾才把这样的大矛盾充实起来，通过小矛盾的演绎把特定历史时期的大矛盾衬托得淋漓尽致，使得剧情有血有肉，生动感人。整场戏都是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一气呵成的，所有的情节安排也都按照戏剧矛盾的冲突进行设置。矛盾冲突不断，好戏场景就不断，这也正是这部戏“好看”的主要原因之一。演出单位：山西省话剧院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业绩辉煌，汇通天下的丰德票号在劫难逃。总经理马洪翰面对客户挤兑、天津分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独撑危局，恪守祖训，循规蹈矩，誓死为丰德护碑守门。副总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丰德票号何去何从？一场“银行派”和“票号派”的纷争在情同手足的挚友间开始了??凤鸣原本是许凌翔的恋人，却被老太太做主，阴错阳差嫁给马洪翰。昌仁与瑶琴是许马两家因商业利益而联姻的一对不幸儿女。瑶琴在绣楼上苦等六年，不料，昌仁留学回国后却另有所爱。马洪翰之子马江涛嗜戏如命，弃商从艺。父子近在咫尺，却陌路天涯??秋风瑟瑟，落叶飘零，丰德票号盛极而衰，灰飞烟灭??“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自己：我究竟输在哪里？??”话剧《立秋》曾荣获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特等戏剧奖文化部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第十二届文华大奖和观众最喜爱剧目奖等多项大奖。该剧从2004年4月26日首演至今共演出600多场次。话剧《立秋》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充分表现了晋商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思想精髓。贯穿全剧的“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这段被丰德票号至上而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背诵并谨慎遵循的祖训，正是晋商勤奋、敬业的真实写照。演出介绍：/p/20120808_5554・htm姚玉碹与卫中创作的晋商主题历史话剧《立秋》是一部辉煌的剧作，一如曾经辉煌的晋商文化，密密绵绵地传达着丰厚的寓意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思，沉甸甸地凝聚着一层悲哀的浓雾，用一种足以穿透玻璃的针尖之力拷问与反思着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活跃着的《立秋》由山西话剧院搬演后，带着中国晋商的历史特点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拷问、反思。一、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晋商从明初兴起至清末渐衰，兴盛达500年之久，在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实在是一个奇迹。而晋商的绵延得益于它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进行了融合，这是晋商最为成功之处，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合中的弊端渐渐显现之时恰也是晋商失败之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含义丰富、意义多重的范畴，其中入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儒与商的结合成了一种自然趋势。儒家思想的代表“仁义礼智信”构成了晋商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说“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晋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具有了文化的灵魂与商业的机制，软与硬、阴与阳、隐与显、质与形，完善并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儒贾相通、商而优则仕、弃仕而为商的观念在晋商中已经深入人心。《立秋》从头至尾都回荡着几句震耳发聩的声音：“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这句摘引自张正明《杨氏家谱》的警语不仅仅是一个民国时期山西丰德票号的运营标语，凝聚更多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生的认识，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真知，对家族、事业的发展之灼见。这种精神的引导与支撑似乎更胜于对物质实体的经营，历史使得儒家思想与晋商文化的结合突出地具有了对人格进行培养的特点，而且在这种人格培养中添加的商业因素对传文化统思想来说更具有改革性的特点。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小人'，乃是以修养的程度分。而且“子罕言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推崇的修养是不言、罕言利，商家的职业又决定须言且多言利，儒、商之别是在对人格共同打造的“和”中消融的，商家以儒之义治利，给自己自足的农业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灵活地掌握了将传统文化的规则要求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晋商繁荣昌盛的一条捷径。马洪翰说：儒商兼融，人才辈出的晋商辉煌!”文菲的父亲文郁波“当初到票号学徒，规矩多着呢：首先人要周正，个头不高不矮。进门就要试鞋试帽，鞋是铁鞋，脚大的穿不进去，脚小的提不起来。帽子也是铁的，脑袋大的戴不上，脑袋小的扣进去了。”可以说这是一种规矩、法则、要求，合不合理明眼人可以当即立辨。在陈旧面前，马洪翰的见识就要进步很多：“猪脑袋大，羊蹄子小，咱要吗?咱不是招女婿，是招学徒，只要能干，管他头脚大小呢!”留下来的不只是文郁波，还有丰德票号历史上光亮的一笔，在儒家文化被统治者利用并愈来愈桎梏人们思想的趋势中，晋商文化的不断革故鼎新是促使其不断进步的原因。丰德的家庭秩序分工展示着传统文化的阴阳和谐有序，“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一男主外、女主内，而这种家庭秩序是中国古代直至近代一直延续而用的分工模式，具有社会典型意义。对于社会来说，由小家的和谐可以构建大国安宁，而国之安宁是保证家之和谐的大环境；对于家庭来说，个人的安详可以组成家庭的和睦，整个家庭的和顺是对个人幸福的帮衬。家国相通，晋商男子长年在外，奔波于全国乃至国外，为着家资的积累、生意的扩展、事业的兴盛而操劳。女子大门不出，使漂泊于外的男子们心有所属、意有所归、安心做事、踏实不虚。女人有希望，带着更强的责任感守卫着家庭的后院，管理着这个体系运转很关键的一环。崇高的票号诚信不只是体现在男人的身上，他们“纤毫必偿，诚信为本”。女性在其中就如同大地与土壤，淳厚温善，不抱不怨，尽心尽力，老太太拐杖上挂的钥匙不仅是保障大后方的经济防线，更是整个家庭与生意的基础。在晋商的家族文化中因为有了财富的纽带，给传统的家庭模式增加了与社会接触的几率，具有了经济色彩，这无疑使得《立秋》与现代经济社会拉近了距离。如果说在最初中国传统文化与晋商结合时是具有进步意义与改革意义的话，到马洪翰改变选学徒的方法时，也不过仅仅是细节上的变动与进步。事物生灭的规律必然是产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到晋商发展到晚期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已经尽显僵化，此时晋商的末路既是商人们的悲哀，也是晋商文化的悲哀。马洪翰是坚实而主动的守卫者，大院里面是凄楚而被动的困守者。在“丰德票号”的牌匾前，马洪翰：即使我马洪翰粉身碎骨，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也不会放弃为丰德护碑守门。”守卫着曾经一度信誉充厚却要行将末路的票号旧制。而在马家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宅院里，为男子守家护院的女子们，忍受着精神的折磨与传统的苦痛。绣楼上有姑娘们守空楼的传统，奶奶守五年、母亲风鸣守八年、瑶琴守六年。这种文化约定的秩序太不近人情，也十分无奈：“白天数墙砖，晚上数星星，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哎，这是谁立下的规矩啊??”老太太这是在问，同样是在拷问，这种抱怨何尝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人情的精神桎梏在并不庞大的大院女人命运情理面前，竟然是那样可悲与可痛。马洪翰的守卫显得力不从心，当他让女儿瑶琴离开绣楼去自由生活的时候，他对晋商文化的精神守卫已经发生了动摇。不合理的“守”，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晋商结合没有恰当舍弃弊端的批判与揭示。二、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面对社会危机晋商文化诞生的历史土壤给它烙上了特定的中国烙印，当传统文化所服务的政治改变时，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出现了不协调，曾经的融合越紧密，此时受到的冲击就越大。《立秋》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山西丰德票号在动荡时局中，虽竭尽全力欲挽狂澜，却终至于无力回天而走向崩溃边缘的故事。丰德的破产是晋商的典型，祖祖辈辈的辛苦在马家的“库里面藏着六十万两黄金”，黄金的储备一如晋商的繁荣。一天之中，这马家的家底六十万两黄金就要被花掉，“立秋”之后的丰德也就同众多的晋商票号一起变成了历史通过艺术的加工，“立秋”所寓的晋商衰败之快的意义也得以彰显，国破家何在的痛楚也得以舒张。《立秋》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话剧所演地点是丰德票号的总经理马洪翰家大院，视角集中于一个地点；所演时间从立秋的早晨到深夜，高度浓缩于一天的时间中：冲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局势动荡商家提钱紧迫，票号需要巨额现钱来支撑救市。而最能体现《立秋》对传统文化进行思索的意义的当非戏剧冲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马洪翰与许凌翔莫数，他们两个在剧中具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是显性的变革，在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都只能是悲剧。丰德票号面临的诸多矛盾就如同当时中国国内社会所具有的诸多矛盾，国家的颠覆造成了家庭的颠覆，家庭的颠覆造成了家庭成员的痛苦。社会的变化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的一度平静，也将晋商的前途推倒了悬崖的边沿，都是岌岌可危。《立秋》在一天就可以激化很多矛盾，可以演绎出几十年的历史。可是那个背景：动荡局势的背景中，改革也许只是死马当话马医的一个方子。药医不死病倘若它真就要死了，药方也没有用了。政治动乱、历史变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劫难，晋商则把这劫难具体化、形象化，《立秋》又把这劫难艺术化、悲剧化、理性化。丰德的是传统文化之灵穿上商业的外衣的一种形象，当这种形象消失的时候，它的灵将归于何处?这种深刻的拷问与思索在《立秋》中传达着。三、意昧深长的立春小男孩马洪翰小男孩马洪翰小男孩马洪翰小男孩马洪翰小男孩马洪翰小男孩马洪翰小男孩马洪翰在《立秋》的最后，舞台上有一老一少在对话：老爷爷，这树叶长得好好的，怎么就落了昵?立秋了!后来呢?白露。后来呢?霜降。后来呢?立冬。后来呢?小雪。后来呢?大雪。后来呢?立春??舞台上饰演马洪翰的演员将立春的字眼说得铿锵、深情、意味深长这种意味深长强调着蕴涵生机与再生的春意，也强调着冬的萧索与复苏希望的渺茫。现实确实如此，立春之后，春寒料峭，儒已成腐，对于晋商来说，永远地留在了“经冬雪未消”“寒去春未到”的“后来”当中，变成了永远埋在过去的一段历史。在那段历史中：家庭在庞大的社会激荡中，财富在宏大的社会变革中，人在波澜的国家动荡中，宝库的积存只能是暂解燃眉之急，再多的金子也不能挽回清政府的灭亡，或者说是旧的制度、旧的传统、旧的思想的消亡。政治的动乱破坏了看似平衡稳定的秩序，多年积聚的物质与精神都不能挽回。《立秋》传达出了一种思考，一种悲剧中的理性思考。一个民族的商业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办?坚守与改革的争论在漆黑的历史天幕中就只是一颗划过的流星，不论是马洪翰还是许凌翔，都只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这就是这部剧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意义，在那时UN漆黑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的天幕上闪烁的岂只是一部话剧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与文明的拷问又怎么能说是没有延续?面对着挑战何去何从，传统文化的形象就像一个接受考验的老人，结局是次要篇三：论话剧《立秋》的隐喻、语境和悲剧审美】历史箴言与现代使命——论话剧《立秋》的隐喻、语境和悲剧审美□晏滔立秋》让观众对话剧燃烧起热情；《立秋》给予人们的文化震撼使其成为伟大剧目之后“山西的《茶馆》和《雷雨》”；《立秋》之所以能被誉为：“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在于创作者“他们有勇气去看事物的原状：悲剧性”；在于创作者用一个深刻的“隐喻”和一个曾是中国势力最大商帮的语境来演绎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使之成演还有9天的时候跨鹤而去，而使得《立秋》的巡演成为继续她的生命的演出。陈颙的名字也被写在了中国当代话剧舞台的天幕上。为一部标志性戏剧。为《立秋》燃尽生命激情的陈颙导演，在距公《立秋》传达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部戏要表达的意味，为不同的人饱含深情地解读，在灵魂深处洞彻古今人生的共同感慨。立秋了，红叶飘零。当剧幕揭开，处在剧变核心的平遥大院呈现出一幅舞台幻境。在这一部扣人心弦的话剧中，以辛亥革命前后（1904-1914年）为历史背景，描写汇通天下数百年的山西平遥票号，最终因为悲剧性的时代而毁灭的故事。诸多矛盾焦点浓缩在立秋一日，具有很大跨度的象征性事件，高密度地集中于立秋一日，架构出舞台上的时空关系和叙事线索，交织成一幅波澜起伏的画面“立秋”是这出话剧的主体隐喻，“立秋”首先是一个时序概念，是节气由热转凉的一个转折点，“立秋”是晋人祭祖的日子。于是，祖先与后辈，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话在这一天里展开。《立秋》成功地运用隐喻将需要思考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术语加以传播；把需要探索的东西嵌入一种联想关系，使之艺术地表现出来并由此获得新的意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寓意一个时代的落幕；悲秋，正如杜甫诗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意象；秋天，成熟的麦穗粉身碎骨化为人类的精魂，这大概是秋天最原始的本色；在秋天不经意的呼吸瞬间，突如其来的沧海桑田，犹如喧闹的集市突然散场。《立秋》的隐喻是一种积极的富于想象的解码行为，观者不得不去发现隐含其中的意象，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置换。《立秋》给了我们思索的契机：是什么原因使利倾朝野的商帮步入日暮穷途而一蹶不振？是什么力量将晋商彻底冲垮直入衰败的深渊？怎样才能从这种特殊的晋商经验所汇铸成的历史悲剧中获得前行的“隐喻”是站在“人”的角度来抽思哲理，激发想象。由于所处历史语境的转换，“隐喻”则因化为心理过程，成为一种记忆。《立秋》的创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全剧中高密度撷取事件安排情节和集中矛盾于立秋一日之间，使观者初入其境时感到逼仄细细咀嚼时，这部戏就像陈年老汾酒、老陈醋那样耐人寻味。这种全剧中对艺术时空的多维叠压正是来自于迭进递推的隐喻的需要。马洪翰的女儿瑶琴遵从祖制苦守绣楼六年，与其有婚约的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却与留英同学文菲自由恋爱。而在上一代，马洪翰的妻子婚前也曾苦守绣楼七年等待许凌翔，后由“老夫人”指婚，才嫁给了马洪翰。两代人毁婚这种人生形式凄美或无奈的悲剧，隐喻“老夫人”、马洪翰所代表的传统观念与许凌翔、许昌仁所代表的维新观念的碰撞。时代变迁，恋爱自由，是对传统的一种背叛，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旧有社会属性“诚信”的一种破坏？这种隐喻为剧情中的“老票号”与“新银行”的商业文化之争构建了探索上的参考坐标，为商业属性诚信体系提供了传统中人的坐标原点，给每一位与它“交流”的人一份深深的思考。剧中马洪翰的儿子马江涛离家出走，投身戏班，成了马家的叛逆者。之后，瑶琴也受到许昌仁、文菲的鼓励，决定“大脚走天下”。兄妹在戏台后重逢时，江涛说出了：“生在富人家，长在荣华里，却得不到自由、快乐和幸福的一贫如洗的豪门子弟”的心声。隐喻对传统体系的破坏首先必来自社会基础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立秋》的创作者要在剧情主线之外高密度地安排其他戏份的缘由。几代人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豪门恩怨，爱恨情仇，彷徨徘徊，跌宕惊魂！这些隐喻在一出话剧有限的时空中，有效地节省了对剧中主人翁悲剧性命运的传统背景进行阐释的笔墨，且增强了传统与革新，理智与情感，忠诚与背叛多重矛盾激荡的波澜，架构出协调舒放的审美意象。剧终，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呢？”……反复询问的童声扣问着逝者，同时也扣问着今天的晋商。用“立春”来回答最后一个“后来呢？”是继任导演査明哲的旨趣，也是最后一个隐喻。这样的憧憬与全剧内在的精神指向是吻合的。看完《立秋》，哪一位晋商不在内心升起一种势必在新世纪再度崛起的豪情！“立秋”是创作者寄寓主题的重要载体，而守望本土文化的“语境”则赋予晋商以观念形态、意义和存在。丰德票号的祖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丰德票号的理念：“勤奋、敬业、谨慎、诚信”；是两句标志性的从晋商曾经而不再的辉煌历史中，从无比丰富和极度复杂的语境中抽取出来的经典。这两句话语代表了晋商语境中的主要符号和象征意义。“票号”一词是个语境框架，他包围着剧情中的事件，“票号”以一种难以磨灭的烙印，深深镌刻为历史的履迹而成为晋商经验的代名词。“诚信”是晋商原生动力的一个语境脉络，“诚信”以一种传承的形态而成为晋商商业文化的代表内涵。梅耶荷德曾说：“戏剧原于世情，审美贵在言动”。《立秋》选择票号临危之时的矛盾冲突而不是那些增添风趣的微小细节，用饱满诗情和深刻哲理的语境来塑造人物。这一艺术抉择是创作者将这种冲突搬上舞台使主人公的价值取向与大多数观众在假定的与主人公利益相同的前提下的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让这种利益与价值观的坚持者在一场严肃而崇高的行动中遭受痛苦直至毁灭，那么一场伟大的悲剧就诞生了。《立秋》语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此。马洪翰的台词说：“非不为，非不能为，而是天不让我为”，这是剧中人物悲剧命运深层次的历史本位。面对日新一日的时局，马洪翰恪守祖训，誓死为丰德护牌守门，而错失了融入近代银行的机会。可为而不为”是一种价值的抉择。道出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保守性之间的共生性，是社会转型期创新与守旧冲突的根源。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将这种历史悲剧归结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击，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余先生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是非历史本体的，“激进的暴力冲撞”是给了经济以破坏，但也催生了新的经济型式，一种商业模式若是适合民生的就绝不会消亡。历史也给了山西票商机会，剧中人马洪翰和许凌翔的现实原型——毛鸿翰与李宏龄，自1904至1908年反复论争关于建立近代银行的事宜，朝廷亦将与山西票商合作组建国家银行放入议事日程，等待票号大股东的答复。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毛鸿翰以他在票商中的影响力封杀了所有可能革新的动议，也拒绝了朝廷的。终于在1914年宣告破产。十年后，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一的序中写道：“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枉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立秋》导演从历史的本源中抽取“语境”，组织人物的对白，由此来告诉观众：错失制度创新的良机，并非晋商的智慧问题，而是深刻在传统里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给人以感动的反思，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历史的悖论，是美学的历史批判与历史的美学批判。正如陈颙导演在研究剧目布局时所说：“不能抱愧山西呀，我们应该拥抱山西”。于是剧中人物进退之间的天平，让观众也走在思索与前行的路上。立秋》打破了以往歌颂性作品的主旨，而以悲剧性来凸显反思与批判，在丰富的背景中看晋商的处境与人格张力，并激起人们对中国第一大商帮起落兴衰的反省。悲剧的诞生来源于非理性的领域，对于马洪翰来说，票号的解体是他的最高痛苦，票号一旦融入银行就如出嫁的女儿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对此他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马洪翰对于操守的追求所表现出来的强力意志，又决定了他的生命本质，而且有了审美意味。战乱中票号大量现银被抢劫，甚至店铺账簿都付之一炬，而工商业大批破产导致几百万两的贷款无法收回，清政府的借款亦无法归还，存款又遭挤兑，银根告紧。一封封的告急电报预示丰德票号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由时局造成的国家管理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为何要由票号来“埋单”？诚信，并非无限责任！但是最后马家义无反顾地将13代人积蓄的60万两黄金倾囊而出以保全成千上万储户的身家性命；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选择活下去，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责任，丰德票号选择悲壮的死已不是商业范畴的问题，而上升为民族、哲学、文化的范畴，若单从商业来看是缺乏智慧的选择，但在马洪翰看来，为了“丰德”信誉的永存需要放弃生存。形成悲剧情节的真正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这种精神实体受一种伦理性因素的约束，人的本性被社会的传统所替代。在冲突中，人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意义。在危机中面对与传统的冲突时，马洪翰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已视而不见，个人是历史的儿女。在马洪翰与许凌翔各自代表的传统与维新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他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时，双双也陷入“罪过”之中。60万两黄金是一场诚信的功德，而票号未能融入时代的银行则是商业生存的“罪过”；许昌仁的自由恋爱是人性的解放，而悔婚则成为对瑶琴的诚信的“罪过”。这是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悲剧必然性及偶然性的根源。悲剧恰恰是在描写人的渺小无力回天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崇高。命运也恰恰存在于人所坚持的利益与价值观遭受到一些必然抑或偶然的冲击时，这种冲击的激烈程度与人的坚持的强度和长度决定了人生悲喜。这就是《立秋》的美学力量---深-刻的批判力量。当我们今天已经成熟，我们仍需被感动，我们也着实为《立秋》所感动。《立秋》成功地运用悲剧性对一桩严肃、完整、有相对广度的事件进行摹拟，以具有丰富想象空间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