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流放地的海南岛.doc

作为流放地的海南岛.doc 作为流放地的海南岛 摘要:在历史上，中国把海岛作为流放地并不像西方那样普遍，但也并非没有。海南岛即是中国海岛作为流放地的典型。本文分析了海南岛何以在唐宋时期成为重要的流放地，又何以在此后的时代里逐步不再作为流放地被看待。 关键词:海南岛 流放地 封建统治者 一、海南岛在唐宋时期成为重要的流放地及其原因 隋朝以前中国的流放地多为湖北房陵等内地闭塞地区和内蒙古等偏远的边疆地区，海岛成为流放地是唐宋时期的事情。 据《隋?杨纶传》所载:“大业七年，(隋炀帝)亲征辽东，纶欲上，请从军自效，为郡司所遏。未几，复徙朱崖。及天下大乱，为贼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窜于儋耳。”杨纶是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有姓名可考的流放者，海南岛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被辟为流放地的海岛。 此后从唐朝开始，涌入海南岛的流人越来越多，据王雪玲对两《唐书》所见流人的统计，当时全国有名字可考的流人有211人，其中岭南道独占138人，海南岛的崖州有13名流人，为全国第一，儋州、振州、琼州也分别有8名、7名、3名流人。[1]到了宋代，海南岛更是成为政府最主要的流放地，卢多逊、丁渭、苏轼、赵鼎、李纲、李光、胡铨等著名大臣都曾先后被流放到海南岛。 海南岛在唐宋时期成为重要流放地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考察。 (一)流刑适用范围的推广与流人的增多 在中国历史中，流刑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惩罚，《尚书?尧典》中即有“流宥五刑”的记载，其后经过长时间的变迁演化，流刑在北朝时期正式进入法典，至隋《开皇律》确立笞、杖、徒、流、死五刑后流刑基本完成其化。 然而真正将流放刑发扬光大的却是唐朝，这一时期的流放刑基本成为后世流放刑的典范。唐代非常重视儒家“明德慎罚、恤刑甚杀”的思想，限制死刑。流刑作为死刑的一种替代被广泛适用，所谓君王“不忍刑杀”，故以“宥以于远也”。 宋朝对于死刑的试用更是非常谨慎，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即留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因而有宋一代，虽然党争激烈，但一直对士大夫都十分优待，官员犯法、失职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基本上都不会被杀死，而多是被流放。这一点在宋太宗流放卢多逊诏书中可以得到清楚地展示，诏书先责备卢多逊犯了很多罪不容诛的过错，但“尚念尝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实汝有负，非我无恩。其卢多逊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赠、妻子官封，并用削夺追毁。一家亲属，并配流崖州”。 随着流刑的日益试用，流人相应增多，对流放地的需求自然也会相应地迫切起来。 (二)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的控制逐渐严密 对于统治者而言，将不放心的政治人物留在国家的心腹之地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同时又要防止流放者“南走越，北走胡”，为外国人所用。 这种考虑决定了流放地一般都不会在内地，而是会在一些控制比较严密的边疆地区，海南岛无疑非常符合这种条件。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西汉开始在海南岛上设置珠崖、儋耳两郡，海南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但在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珠崖郡反叛，汉朝政府出于各种原因放弃了在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海南岛的统治，此后几百年内，海南岛都是时叛时附，中央政府对其的控制比较松散，即便是在设郡治理海南岛的有限时间内，郡治也多设在海南岛对岸的徐闻县与合浦郡。在此种情况下，中央政府连对海南岛施加有效的控制都不能办到，更遑论将犯人流放到海南岛了。 直到隋朝初年，收服了海南岛的冼夫人归顺隋朝，中央政府才真正开始派驻官员到海南岛进行实质的管理，将海南纳入严格的中央集权控制之下。有了这种对海南岛的实际治理，海南岛被作为流放地才有了可能。 (三)海南岛地理位置偏远，生活条件艰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刑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是也，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但为了使流放刑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历代统治者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也是费尽心机的。一般来讲，流放地必须是地理位置偏远、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些被流放者产生相应的警戒、惩罚作用。因为古代的中国农业文明发达，大多数人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相应地产生了强调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把人们流放到一个远离家乡、生活艰难的地方，对其的打击是可以想见的。 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历代统治者多把犯人流放到西北绝域、西南烟瘴 之地。但是到了唐朝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南方也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南诏政权，这样一来使得唐朝流放地的可选择范围大大缩小。到了宋朝，各方面的疆土都大幅沦丧于异族政权之手，可选择的流放地更是屈指可数。 在这种情况下，岭南逐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流放地，而越重要的罪犯，被流放的地点也相应地越靠近南方，被认为“罪大恶极”的就只能被流放到海南岛了。从永贞革新后革新集团诸人的遭遇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当时永贞革新的主要领导人王叔文作为首恶元凶被贬后赐死，柳宗元等八位重要参与者被贬谪为江南西道、岭南道偏远州郡的刺史，革新的重要支持者当时的宰相韦执谊则被流放到海南岛。 海南岛之所以能够成为如此重要的流放地，是与其偏远的地理位置与艰苦的生活条件分不开的。海南岛是当时中央政府控制下离首都最远的地方，向有天涯海角之称，以至于被贬为崖州司户的李德裕赋诗称“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至于生活条件，则更是恶劣。以苏轼为例，其文集记海南风土云: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以至于“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这种环境无疑是非常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特别是对那些在京城养尊处优惯了的大臣们而言。韩愈在被贬潮州时告诉他的侄孙韩湘“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被流放到更为的海南则更被人认为适合慢性自杀。苏轼以65岁老病之躯被流放到海南岛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生还。以至于后来他活着渡海回来大陆时，都得意地赋诗“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二、海南岛在元以后流放地地位的下降及其原因 宋朝以后，尽管中央政府的官员流放到海南岛的事也时有发生，如元代皇帝文宗(1328-1331年在位)在当皇帝以前也被流放到海南岛，但总的来说，相对低于唐宋时期来讲海南岛此时的流人非常有限，已不再是重要政冶流放地。其原因可以从海南岛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其战略地位的转变来考虑。 (一)海南岛文化经济的发展 海南岛社会经济在唐宋时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使其逐步改变其在中原人眼中的蛮夷之地形象，其作为一个流放地的条件也相应地不太合适了。在海南岛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人的贡献。 大量被贬谪到海南的文人士大夫及其子孙后裔主要是给海南岛带去了内地的先进文化。被称为海南教育第一人的王义方就是流人，当时的海南“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文教落后，根本不知孔孟为何人。王义方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说服各黎峒首领，挑选学生门徒，开班讲学，教化当地。此后，大量的流人投身于海南岛的文化教育事业，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流人当首推苏轼。 苏轼谪居到儋州后，兴学办教，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儋州县志记载:“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这增强了当地的文化氛围，使唐宋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约四五百年间未有登第的儋州，陆续出现了一些举明经、文学的士子。苏轼北归后三年，其弟子姜唐佐成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举人，《琼台纪实史》称“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是非常有道理的。 除了发展文教事业以外，流人还积极为提高海南岛的生产生活水平出力。他们垦荒殖地，教授耕作方法，发展水利事业，大大改善了海南的原始耕作形式，使海南岛不断向成熟的农业文明迈进。 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户”期间，积极协助当地的刺史李甲处理政务，尽职尽责，史称“州事衙推”。在六七年的时间内，他兴修水利，教民垦殖种养，为当地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在当时的郑都兴修的岩陂塘水利，直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流人们与当地的百姓共同努力，使海南岛和内地的差距逐步缩小，生活条件相比唐宋时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而且大陆的制度文化已经深入到海南岛，或者说，海南岛的一般社会生活已经纳入大陆的制度化运作之中，而且通过被贬的名臣大儒将他们在海南岛的流放生涯形诸诗文并与中原的故旧亲朋联系。在给后人留下关于海南岛的风土人情与自然环境、少数民族生活等方面的记载外，还提高了大陆人对海南岛的认识，加深了海南岛文化与大陆文化的认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才会说出“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良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这也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不把海南岛当做化外之地看待，而是将其与内地一视同仁，海南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大陆的一部分。 (二)海南岛战略地位的提升 宋朝以后，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的管辖相比以前大大加强了，海南岛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为紧密。但唐、宋时期，海南岛的官民之间、 汉民与黎民之间总的来说是相安无事的，环境相对比较平稳。 明朝之后，海南岛便不复安靖，多有冲突叛乱，常常处于失控状态。明代琼州知州郑廷鹄给朝廷的《平黎疏》开篇即云:琼自开郡以来，迄今盖千六百余年，无岁不遭黎贼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惨者也。在这种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再将流人流放到海南岛无疑是非常不合适的。 而且元朝以后，海南岛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战略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早在元世祖至元年间，海南岛即曾作为元军进攻占城与安南的军事后勤供应地。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开始遭受倭寇、海盗的劫掠和西方葡萄牙、荷兰等列强的海上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的管理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从整个大陆的防务着眼，海南岛于是成为中央政府加强南海防务的战略要地。 在此之前，海南岛虽然在地理距离上被认为是边疆地区，但由于内部治安较好，又缺乏外来威胁，所以在政治和防务层面上是作为内地的延伸被看待的。而到了明清时期，海南岛由于其内部和外部局势的演变确实成为政治和防务上的边疆。 这种局面使得海南岛失去了作流放地的条件。一方面，海南岛在文化、经济上成为浅内地，使其达不到惩罚流放者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把流放者流放到政治和防务上的边疆也是让人不放心的。 参考文献 [1] 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2，17，4.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