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蒲松龄的仁政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蒲松龄的仁政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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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研究?
文章编号:1002—3712(2004)04—0047—11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
蒲松龄的仁政思想
李雯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聊斋志异》是清代作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也是举
世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公案小说一直以来都是
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
材之一,在《聊斋志异》中约有四十余篇
公案小说,占到总数的近十分之一,其数量和艺术造诣都十分可
观.这些公案小说主要体现出的是蒲松龄的儒家仁政思想,他一
直坚信仁政复归是解救清初病态社会的良药.然而,他没有看到
封建社会病态的根源正是在于腐朽的封建
本身.从总体上
看,《聊斋志异》的公案小说的主体思想并没有跳出儒家仁政思
想的范畴.
关键词:聊斋志异;公案小说;儒家仁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7.419文献标识码:A
公案小说,就是并列描写或者侧重描写作案,断案的小说,是
我国古代小说中一种历史久远,非常重要的题材.《聊斋志异》是
举世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中直接描写公案诉
收稿日期:2004?06-26
作者简介:李雯(1980一),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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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或者涉及公案诉讼的小说大约有四十余篇,占现存篇目的近十
分之一.在《聊斋志异》这数十篇的公案小说中,固然有少量的猎
奇炫异的志怪之作,如《犬奸》,《新郎》;也有一些以阴间影射阳
世的冥公案,如《席方平》,《李伯言》;还有不少歌颂清官智慧超
群,断案如神的佳作,如《胭脂》,《冤狱》,《诗谳》等.然而,不难
发现,其中更多的则是
现蒲松龄对清初社会吏治腐败和司法不
公的无情揭露与强烈控诉,表达出他渴望仁政复归的政治理想,
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前人未曾有过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有着丰富的内容和
深刻的内涵.其中,从原始人道主义和民本精神出发的”爱人”,
“仁政”思想,更占有显着位置,是其经世治国之根本.孔子主张
“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希望用道德教化
来代替刑法,使政治染上浓重的道德色彩.其后继者孟子又在
《孟子?尽心下》中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此引发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并认为”保民而王,莫之
能御也”(《梁惠王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离娄上》).可见,孟子将能否施行仁政,争取民心视作国家成
败治乱的关键和根本.蒲松龄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尽管屡
试不第,尽管一直失意落魄,他仍念念不忘”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的古训,写下了大量的拟表来寄托个人的政治理想,即坚持儒
家仁政作为治国之根本.然而,蒲松龄也清醒的看到他所生活的
现实世界是由一组组错位的风景组合而成的:仁风善德荡然无
存,虐风暴政俨然正宗;清官廉吏寥若晨星,贪官酷吏多如牛毛;
贫士良民无立锥之地,富豪劣绅;通天之能……睹于目而痛于心
的蒲松龄把这一切都忠实记录了《聊斋志异》中,尤其是在用
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四十余篇公案小说中更能淋漓尽致地体现
出他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仁风善政的大力呼吁.
一
,对封建社会官场黑暗和吏治腐败的挞伐
蒲松龄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又曾在县衙做过一段时间的
幕僚,对官场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有着深刻的感性认识.在《聊斋
志异》的公案小说中,他让各种面目的官吏粉墨登场,其中,不乏
清官,更多的是大量的贪官,昏官,酷吏,胥吏,衙役,正是他们一
手造成了百姓有冤不得伸,有苦无处诉.诚然,揭露社会黑暗,官
贪吏虐,是一个历史的主题,但在我看来,能像《聊斋志异》这样
揭露得如此深刻,如此广泛,如此尖锐,如此巧妙的,实在并不多
见.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蒲松龄的描写和揭示真是”刺
贪刺虐,入骨三分”.
贪官污吏的大量存在一直是封建社会腐败的重要表现,他们
的大当其道往往造成了司法的不公和百姓的痛苦.《梦狼》就描
绘了这样一个官虎吏狼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个贪赃枉法,残害
良民的县令白甲的形象.白甲因为善于逢迎,贿赂当权者而得到
了首荐.升官在即,他的父亲和弟弟苦苦规劝他以后要多多体恤
百姓,好好作官,而他却不以为然的回答道:”黜陟之权,在上台不
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真是一
语道破了仕途之关窍,不觉中也概括了上下几千年贪官污吏的普
遍心态.蒲松龄对这种一心只为自己谋私利而置百姓于不顾的贪
官污吏自然是深恶痛绝的,在文中,他让白甲受到了敲齿,决首,
以肩承颔的惩罚以泄心头之恨.然而,蒲松龄也看出官吏的腐败
在清初社会已是普遍现象,像白甲这样鱼肉百姓的官吏并非个
别,于是,在《梦狼》的”异史氏日”中他进一步点题:”天下之官
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
者也!”蒲松龄深深地明白光靠杀一两个激起民愤的白甲来达到
杀一儆百,改变吏治的目的,是遥不可及的.他也承认,对白甲的
惩罚只不过是一种”鬼神之教”罢了,因为他明白仅靠个人的力
量是无法改造整个社会的.不难发现,《梦狼》总体上体现的无疑
仍是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但不可否认,蒲松龄对此主题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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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表现,却是前所未有的.
昏官聩吏常常是形成冤案的催化剂,正是他们总喜欢凭着想
当然而无视逻辑推理和真凭实据便草草断案,往往铸成大错.《冤
狱》中的邑令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命案发生后,他置常识与常理
于脑后,把朱生光天化日之下的几句玩笑话当作确凿的证据对待
并据此定案,结果冤枉了好人,放纵了真正的罪犯.不难看出,逻
辑推理上的欠缺和想当然的不科学态度,造成了这位邑令判断上
的重大失误,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对下情民艰的那种漠不关心
的为官态度,注定了他草菅人命的办案方式.蒲松龄敏锐地觉察
到了这一点,在另一篇也是由于昏官的无能而造成种种波折,形
成冤案的小说《胭脂》中,他通过”异史氏日”尖锐地指出:”世之
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
动衙开,巍然坐堂上,彼晓晓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
冤哉!”对这些昏官聩吏,蒲松龄的态度无疑是否定的.但遗憾的
是,他在《聊斋志异》中对此类人物形象的刻画却显得十分单薄,
未免过于虚写.不难发现,这些昏官甚至都被虚写到了无名无姓
的程度,只是被冠以”某令”,”某宰”等抽象的称谓,而读者对于
他们的身世经历,心理活动等等则一概无从知晓.他们只是被简
单地做成了一种”昏庸颟顸”概念的标签,千人一面,且面目又十
分的模糊不清.不得不承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未能对中国
古代公案小说中对反派官吏塑造一向较为粗糙的传统有所突破,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古代审案,重口供,轻证据,定罪必取口供,于是刑讯逼供便
成了势所必然.纵观我们礼仪之邦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从不乏酷
吏们的身影.二十四史中居然有十部专门列有《酷吏传》,足见酷
吏们在封建社会是何等威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当然忘不
了给这些坚信”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泯灭人性的酷吏们记上一
笔.《潞令》中的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
狼籍于庭”,”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实在是令人发指,宋国英
可谓酷吏的典型.然而,如果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在《聊斋志异》
中更多的情况则是:如《冤狱》中的邑令,《诗谳》中的知府知县,
《胭脂》中的县令,吴太守等人,他们施用酷刑的目的都是为了尽
快破案,惩罚杀人凶手,而并非是因为私下收受了某人的贿赂或
者担负了某人的嘱托.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只有乌纱帽才是最重
要的,他们认准了只有案子办的快,地方治安有了明显改善,他们
才能得到上司赏识,才能飞黄腾达,所以才那么急切认真.然而,
毕竟在他们的滥施棍棒下,大批的无辜者身心受损,甚至失去生
命.这些酷吏们的可恨也正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虽然对酷吏深恶痛绝,但他事实上并
不反对用刑,因为他认为刑与礼是相辅相成的,用刑”可使人知畏
法”(《循良政要》).在《怀刑录?序》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圣人制礼以范世,而世多悖礼,则刑生焉.刑也者,所以驱天下之
人而归于礼者也.”于是,在他笔下,不但酷吏每每爱严刑逼供,一
般官吏常常要用棍棒撬开犯人的嘴,就连清官们虽不滥施刑罚,
但也不时要借助棍棒的威力来获取口供.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胭
脂》中的施愚山吧.施愚山在案发抓得疑犯后,”以三木置地,将
并夹之”,疑犯们”括发裸身,齐鸣冤苦”.于是,他又利用人们普
遍的迷信心理和犯罪心理,将疑犯们带到城隍庙,声称在黑暗中
能让神书真凶背上,结果,真凶毛大做贼心虚,将手上,墙上的灰
偷偷抹到了自己背上,不想却欲盖弥彰,露出了马脚.接下来呢,
便是”施以毒刑,尽吐其实”了.可见,施愚山平反冤案离不开用
脑,也离不开用刑.其实,清官们赖以刑讯逼供的历史可谓久远.
在中国最负盛名的清官包公那里,为了获取口供,他会不断地给
犯人制造各种心理压力,软硬兼施,甚至常常大刑伺候.《包公
案》和后来的《三侠五义》中都记下了很多包公刑讯逼供的案例.
但是,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却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包公在人们心目中
作为正义的化身的高大形象,历来人们往往只看重他的执法如
山,惩恶扬善,而无视于他时时在违法执事的事实.蒲松龄对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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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这种重动机,轻手段的传统心理是认可的,他坚信刑罚的存
在对于维护礼教是十分必要的,他也坚信公道自在人心,于是他
笔下的清官们便也是每每毫无顾忌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并在县衙作过幕僚的经历,使蒲松龄与
胥吏衙役有过比较多的接触,深谙他们的所作所为,蒲松龄对这
些人是毫无好感的.在《循良政要》中,他对胥吏衙役的嘴脸作了
入木三分的描绘:”凡为衙役者,人人有舞文弄法之才,人人有欺
官害民之志.盖必诱官以贪,而后可取鼷壑之盛;诱官以酷,而后
可以济虎狼之势.若少加词色,则必内卖官法,外诈良民,倚势作
威,无所不至.往往官声之损,半由于衙蠹,良可惜也!但其人近而
易亲,其言甘而易入;又善窥官长之喜怒,以为逢迎.若居官数年
而无言听计从之衙役,必神明之宰,廉断之官也.”从这些描绘中不
难看到,蒲松龄对胥吏衙役是十分鄙视,痛恨的.确实,在某些情
况下,这些小人物比那些贪官更加可恶.在封建社会里,百姓见官
不容易,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三班六房的衙役胥吏.而这些本来
不过是封建官僚机器上的附赘而已的小人物们便乘机欺上瞒下,
为非作歹,并逐渐异化为官僚机器自身也无法驾驭和控制的力量
了.《聊斋志异》中便屡屡描写了这些小人物们的可恶可恨和f电f门
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如《成仙》中,周生被黄吏部诬陷下狱.复审
前夜,黄吏部贿赂守狱人断绝周生的饮食供给,企图杀人灭口,于
是,来送食物的周生的兄弟皆被驱逐,周生也因此差点被活活饿
死.真是助纣为虐,无法无天!又如《梦狼》中,狡猾的门役欺上瞒
下,中饱私囊,并且神不知鬼不觉中极大的损害了进士李匡九为
官清廉的好名声.真是任你官清如水,难逃吏猾如油!正因如此,
蒲松龄对胥吏衙役们的憎恶是远在对贪官的愤慨之上的.在《伍
秋月》中,他甚至偏激地说:”吾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
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痛恶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官虎吏狼,官昏吏蠹,吏治的腐败触目惊心.入仕无门的蒲松
龄对此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然而他无法使自己的意见闻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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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能通过塑造一些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形象来寄托自己复归
仁政的政治理想,于茫茫无际的黑夜擎一苗跃动着希望的火光.
二,对清官形象的呕心塑造和大力褒扬
自古以来,公案小说中总要有一个清官来匡扶正义,为民做
主.于是,久而久之,中国文学里便出现了包公,海瑞这些标志性
的箭靶式的清官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
世间正义和公平的向往.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公案小说中也
塑造了不少清官能吏的形象,如《诗谳》中智几通神的周元亮,
《胭脂》中体贴下情民艰,审思研察的施愚山,《新郑讼》中有”神
君之名”的石宗玉等.这些实有其人,史有其名的清官能吏,可谓
是封建政治补天式的人物,蒲松龄对他们是赞赏有加的,更是不
遗余力地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来极力渲染甚至不惜刻意美化,拔高
他们的高大形象.
《折狱》中,蒲松龄高度赞扬了县令费神祉的仁智胸怀和稳
健审慎的作风.文中写贾某外出被杀,其妻隔夜自杀.费袢祉亲往
视之,发现死者身上银钱尚在,知道命案并非因财而起,便果断地
“拘两村邻保审质一过,殊少端绪,并未捞掠,释散归农;但命地约
细察,十日一关白而已”.半年后,费神祉在处理拖欠赋税的农民
时,发现周成的裹银包袱与死者的花纹一样,又从周成”惧责”的
情态中看出破绽,几经诘问,终于使真凶伏法.《诗谳》中的周元
亮,也是随处留心而找到真凶的.当他看到凶案现场唯一的证物
扇子及其上的题诗时,他猛然想起了曾在南城某店见过的秀才李
秀的一首题壁诗,二者的口气词语十分的相似,遂立即传讯李秀,
后又几经周折,引出了隐藏得很深的真凶张成,终使案情大白,水
落石出.面对这些纷乱如麻的线索,若不是周元亮事事留心,岂是
容易理出头绪来的?确实,古人审案,无法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手
段,所以,案情最终能否真相大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案官员根
据手头线索所作出推断的正误.于是,判官的智慧在这里显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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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
中国人一向是讲智慧,也讲道德的,但是,道德永远排在第一
位,智慧只能排在第二位.蒲松龄深谙此理,他所塑造的清官也都
是仁智兼具的典型.在《折狱》篇的”异史氏日”中他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则必智;盖用心苦则机关出也.?
„随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一言以蔽之,清官
的智慧出于仁爱——对百姓的关心和同情.写清官之智,归根结
底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他们的仁爱之心.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
不断地强调为官者要有正确的为官处世态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新郑讼》赞扬石宗玉料事如神,最终归因于他的”实心为政”;
《胭脂》中颂扬施愚山平反如山铁案的才能,认为这是他”良工之
用心苦矣”的回报.可见,在蒲松龄眼里,为官者只有先将天下苍
生放于自己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爱民,才能生智.同时,蒲
松龄也不否认清官要出淤泥而不染在官场立足的艰难,毕竟,现
实社会就像《席方平》中影射的那样:狱吏大兴酷刑有赖于城隍
的撑腰,城隍作恶背后有郡司的庇护,郡司的肆虐仰仗冥王的鼻
息.官官相护,沆瀣一气.蒲松龄意识到并揭露出封建社会种种问
题和弊端的存在,但执着于对现象的思考和批判的同时,他并不
反对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名分等级的存在,更不会意识到这一切问
题的源头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本身.他近乎天真地认为儒家仁政
的复归可以救治这个病态的社会,可以解救天下的苍生.历史条
件和个人思想的局限使他找不出更好的药方.他只能通过抨击贪
官污吏,昏官聩吏,酷吏猾役和歌颂清官能吏来表达一种朴素的
感情,一种殷切的希望,一种天真的理想,即:让世界上体恤百姓
的清官更多一些,残害百姓的官吏再少一些,从此,天下便太平一
些,百姓便生活得安乐一些.
三,对封建社会司法的质疑和思考
事实上,蒲松龄对于封建社会司法吏治的观察和思考早已超
越了对个案不公正的大声疾呼,他对当时司法中某些带有普遍性
的倾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观点.
比如,对法律偏私,公门不公的愤怒.在《张鸿渐》,《商三
官》,《梅女》等篇,蒲松龄对此种情形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张
鸿渐》中,”卢龙令赵某贪暴,人民共苦之”,为追比钱粮,把一个
秀才杖毙,引起了秀才们的公愤.张鸿渐受众秀才之托草了一纸
诉状,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便开始一再受到迫害,只得离妻别
子,东躲西藏,流落他乡.张鸿渐的妻子不禁感叹道:”今势力世
界,曲直难以理定.”这也正是蒲松龄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理性概
括.在《李伯言》篇的”异史氏日”中,蒲松龄说:”阴司之刑,惨于
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第恨无
火烧临民之堂廨耳!”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对现实社会中关说公行,
法律阿私的无比愤怒.在《冤狱》中,蒲松龄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更
深入的思考,并在”异史氏日”中作了一番痛快淋漓的陈述.他指
出”今之听讼者”是”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人手未盈,不令
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
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
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
救耶!”因此,奸民难虐而良民易欺,无辜受牵连,遭罪者被搞得家
破人亡,妻离子散,使得”带一名于纸尾,遂成附骨之疽;受万罪于
公门,竞属切肤之痛.”最后,他还沉痛地写道:”从政者曾不一念
及于此,又何必桁杨刀锯能杀人哉!”
又比如,对保甲制度的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历代都实行
保甲制度,清代也不例外.正因这样,清初的诉讼往往一下子牵涉
许多人,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因一人而累数人,甚至亲之亲,邻
之邻,又亲之邻,邻之亲,蔓延不已.以致于”凡一事出”,一村尽
空,而囤牢皆满.《冤狱》便描绘了这样的情况:朱生的邻居被杀,
邑令依据朱生的几句相谑之词,便拘押了左邻右舍进行审讯,终
致屈打成招,铸成冤案.蒲松龄在篇末的”异史氏日”中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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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这种不仁道也不合理的制度的不满:”一人兴讼,则数农违
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岂故之细哉!余尝谓为官者,不滥受词
讼,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
徊?即或乡里愚民,山村豪气,偶因鹅鸭之争,致起雀角之忿,此不
过借官宰之一言,以为平定而已,无用全人,只须两造,笞杖立加,
葛藤悉断.所谓神明之宰非耶?”蒲松龄在表示对制度失望的同
时,又对为官者提出了劝戒,希望他们在提笔判案时,”非必不可
已者,悉勾消,悉斥去之,即此便是仁爱,便是神明”(《循良政
要》).可见,蒲松龄寄希望于通过为官者的仁爱和努力来降低保
甲制度的负面影响,尽量不使无辜者受到无谓的牵连.在《折狱》
篇中,蒲松龄就高度赞扬了费稀祉处理贾某被杀一案取得的”事
结,并未妄刑一人”的政绩.费稀祉无疑是蒲松龄心目中理想官吏
的典型,蒲松龄希望所有的官吏都能如费神祉那样,有体恤百姓
之心,办案时不冤枉好人,不滥杀无辜.
再比如,在《王大》,《盗户》中,蒲松龄表达了”正矫枉之
弊”的理想,批评了清初审案中矫枉过正的风气.在《王大》篇的
“异史氏日”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世事之不平,皆由为官者
矫枉之过正也.昔13富豪以倍称之息折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
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
役耳.迨后贤者鉴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举人重资作巨商者,
衣锦厌粱肉,家中起楼阁,买良沃.而竟忘所自来.一取偿,则怒目
相向.质诸官,官则日:?我不为人役也.?呜呼!是何异懒残和尚,
无工夫为俗人拭涕哉!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
谬者亦可恨也.放资而薄其息,何尝专有益于富人乎?”
蒲松龄对于以上这些司法问题的见解集中见于他所写的《循
良政要》,同时,在《聊斋志异》的四十余篇公案小说中也无处不
有他这些思想的反映和表现.如上面所提到的《折狱》,《冤狱》
主张”禁牵连”,《刘姓》呼吁”剪土豪”,《王大》提倡”禁赌
博”,《盗户》建议”正矫枉之弊”等等.这些公案小说都带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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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性和现实针对性,寄托了蒲松龄的仁政思想和吏治理想,
与以往文言公案小说单纯而零散的记奇案,叙狡犯,赞清官,诉酷
吏,是大异其趣,寓意深刻的.
综上所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公案小说中所表现的对
黑暗社会的抨击,对社会吏治腐朽和司法腐败的挞伐,对民生疾
苦的同情,对圣君贤臣的呼唤,从本质上并未超出儒家对待现实
社会的基本态度,也并未跳出儒家仁政思想的范畴.可以说,落拓
不遇的社会地位造就了他同情民众的立场,感情,而儒家的仁政
思想则为他提供了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当然,与王夫之,顾炎武
等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从根本上怀疑封建制度相比而言,蒲松
龄显然有一定的思想差距.但是,他能执着于儒家思想进步合理
的一面,去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烂疮疤,强烈批判黑暗的社会现
实,也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参考书目:
1.《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蒲松龄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聊斋创作心理研究》,王平着,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3.《公案小说漫话》,张国风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盂犁野着,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5.《蒲松龄研究》期刊.
6.《文学遗产》期刊.
(责任编辑王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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