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港口地理位置的变迁及其原因

广州港口地理位置的变迁及其原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3:116-127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广东广州，510632） [提 要]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 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 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 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 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关键词]两汉时期 南海郡 番禺县 城址位置 城址迁徙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吴宏岐（1963—），男，陕西宝鸡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与区域历史地理。 一 汉番禺城故址诸种说法商榷 番禺城作为秦代南海郡尉治所和南越国都，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 心所在地。西汉和东汉时期的番禺城为南海郡和番禺县的治所，由于地处水道交通便利，又有 通商海外之利，所以虽然不是岭南地区的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但却依然成为这一地区最著名之 经济都会城市。汉番禺城不仅在当时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广 州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然而，关于汉番禺城故址，历代文献记载多有歧异，导致 今人也有诸多不同意见，传统主流观点认为是在今广州旧城区，最近又有学者相继提出番禺沙 湾说、顺德简岸说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其实与历史实际情况均不相符合，兹略作评述如下。 1. 广州旧城区说 这是目前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关于秦、汉番禺县的治所，历来学者多认为在今广 州市旧城区。如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即说：番禺为“潘虞二音。今广州。”?后来的学者 ?多从其说，如清人汪士铎《汉志释地略》释为“今县”，即当时广州府附郭之番禺县。今人 ?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9页。唐时广州城在今广州市旧城区。 ? 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1247页。 1 ?钱穆亦云：“秦、汉南海郡治番禺”，在“今广州市。”《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番禺县”条亦 释云：“秦置，治所即今广东广州市。隋开皇十年（590年）废。唐长安三年（703年）复置，治所在今广州市珠江南岸。大历间移治今广州市。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又废，皇祐三年（1051 ?年）复置。1913年移治今番禺县（市桥镇）。”显然是认定隋开皇十年（590年）以前的番禺县都是在今天的广州市旧城区。在历史地名考证及标识方面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亦将秦、西汉、东汉南海郡治番禺城址均标绘在今广州市旧城区的位置上。 然而，上述看法或判断似乎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有不小的出入。关于南越国都和秦汉番禺 县，唐人李吉甫的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广州南海县条有所记载：“赵佗故城，在县西二十七 ?里。即尉佗都城也。”其广州番禺县条则说：“本秦旧县，故城在今县西南二里。县有番山、 禺山，因以为名。或言置在番山之隅。隋开皇十年改置南海县，即今县是也。长安三年，于江 ?南洲上另置番禺县，取汉名。其洲周回约八十里。”唐时广州及南海县治皆在今广州旧城区， 按照《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则赵佗都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以西27里处，秦汉番禺县是在唐番禺县“西南二里”，而唐番禺县是在广州城南的“江南洲上”。关于唐番禺县的具体地点，顾 ?炎武认为“疑即卢循城，在河南村”，如此则其“西南二里”仍当不出旧时广州城南珠江南 岸的“河南”地区（今属广州市海珠区）。但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略有不同：“五羊城， 按《续南越志》：旧说有五仙乘五色羊、执六穗秬而至，今呼五羊城是也。按其城周十里，初， 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废番禺县，州南五十里，秦汉旧县，属南海郡。” ?可见，以乐史看来，赵佗都城是在唐宋广州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与李吉甫之说有异，而 秦汉番禺县城则在其南50里处，也较李说稍南一些。然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 这两部古代地理总志名著也有共同之点，就是都认为汉初尉佗南越国之都城与秦汉番禺县城不 在一地，具体说就是秦汉番禺县城在今广州市旧城之南面。 其实，秦、汉两代的番禺县尽管都是南海郡治所，但位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汉书?地 理志》明确说汉南海郡是“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番禺， 尉佗都。”?可见赵佗南越国都城与秦时（包括南越国时期）番禺县是在一地。这也可从相关 文献记载中得到证明。据《史记?南越列传》，“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 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历将军，出 ? 钱穆：《史记地名考》下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69页。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地名辞典》，1986年，第867页。 ?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幅11-12、35-36、63-64。 ? 《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中华书局，1983年，第887页。 ? 《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一?广州?番禺县》，第888页。 ? 《肇域志?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62页。 ? 《太平寰宇记》卷157《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光绪八年（1882年）金陵书局刊本。 ?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8页。按：《汉书?地理志》“属交州”，清人已 辩其误。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2云：“南粤七郡至后汉末始称交州，前此但称交趾刺史，班史安 得遽称交州，是必后人妄行窜改者。”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1258~1259页。 2 ?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元 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南越国出现内乱，汉武帝兴兵讨伐南越，汉军五路进攻南越，而 要“咸会番禺”，可见当时的南越国都与番禺城是在一处。另外，《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记载： 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 ?越。南越食蜀蒙蜀枸酱，蒙问从何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唐 蒙出使南越而到了番禺城并吃到了来自蜀地的枸酱，显然也说明当时的南越国都就是番禺城。 1983年在广州旧城西北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国文帝墓，为南越国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而在此 之前的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中山五路市文化局（原禺山书院）距离地面5米下发现了南越王宫砖石走道，砖石走道之下为大型木结构遗迹，从木块的C14年代测定为2190+90年（北 ?京大学），为越城遗物。1995年和1997年，又先后在广州旧城的中心位置发现了秦汉南越国 宫署遗址，为南越国都城及宫署的存在、概貌及确切地点提供了重要物证。经考古研究确定， ?已发掘的两处宫署遗址均为南越国宫署中的御苑遗址。南越国都在今广州旧城中心区一带， 看来是应当是了无疑问的。赵佗南越国都既是番禺城，在今广州市旧城，说明秦及南越国时期 的番禺县治确实是在今广州旧城一带。 然则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是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发兵攻打南越国的，但路途不近，加以南越国军队的抵抗，一年后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冬，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才分兵进至番禺城下后，“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 攻败越人，纵火烧城”，“楼船力攻烧城”??。《汉书》所载略同。楼船将军杨仆烧番禺城一事，已得到考古学证据。越王宫殿遗址正好有火烧过的炭屑和红烧土层堆积在瓦片层之上，厚达 ?10厘米，反映当日火势很大，也说明王宫是毁于火的。当时的番禺城何以易致火焚？曾昭璇 ?认为“番禺城多茅屋而被烧毁，王宫亦焚”，可备一说。王宫既被火焚，整个番禺城大概毁 坏殆尽，这可能是当年汉武帝在别处另行改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此，则 《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位于唐宋广州城南的秦汉番禺故城就只能仅仅以元 鼎六年（前111年）新置的汉番禺县城当之，不及于秦与南越国。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两汉时 期的番禺城与秦代及南越国一样都在今广州旧城区，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如此，则汉番禺城 ?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5页。此事《汉书》所记略同，参见《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7页。 ?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4页。 ?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9~210页。按：曾氏所说的“越城”即南越国都番禺城，又称赵佗城。 ? 高大伟、岳升阳：《南越国宫苑遗址的文化价值研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 博物馆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4~192页。 ?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6页。 ? 《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8页。 ?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14页。 ? 曾昭璇、曾宪珊：《番禺及番禺城考》，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 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93页。 3 在今广州旧城区这一主流观点，同样也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 2.番禺沙湾说 此说为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徐俊鸣所首倡。徐氏认为“汉武帝平定了南越之后，为了加强中 央的统治，把原被赵佗割据的地区划分为九郡（后缩为七郡），广东大部仍属南海郡。由于南 海郡所管辖的地区远不及赵佗割据时辽阔，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已他迁，越城又受到战火的破 ?坏，自不免较前衰落。”至于迁徙的具体方位，则认为是“龙湾与古坝之间（今番禺沙湾附 ?近）”。 今按徐氏的番禺沙湾说实本于明清志书之有关记载。关于汉番禺县城的具体方位，自明代 开始，地方志书开始有了较多的记载。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此志后世习惯上多简称作黄佐《广东通志》或黄佐《通志》）就记载说：“番禺县治，汉始建于郡城 ?南五十里，今龙湾、古坝之间，坝乃晋刺史邓岳所筑，刺史并治于此。”黄佐之后，万历二 十九年（1601年）郭棐等纂的《广东通志》也有类似记载：“汉筑番禺城于郡南五十里，西接 牂牁江，为刺史治。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开番山之北，广故越城，筑而固之，二十二年复 ?徙治焉。吴分广州刺史，仍治此，而交州徙治龙编。”明末清初顾炎武编撰地理总志《肇域 志》时，也因用了黄佐《广东通志》的说法：“汉建（番禺）县于郡南五十里，今龙湾、古灞 （按“灞”为“壩”即坝字之误）之间，刺史并治于此??????秦旧县，在府城南五十里。汉 ?交州、吴广州皆治于此。后迁城东，即盐仓，唐复修建之。”清人顾祖禹于此也详有考说：“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按“霸”亦为“壩”字之 误，下同）之间是也，号佗故城曰越城。后汉建安十五年，步骘为交州刺史，以越城就圮，乃 ?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后又迁州治于此，自是不改。”其说既出，景从者颇众，清人吴卓信 ?《汉书地理志补注》即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以补班固之书。道光《广东通志》、 同治《番禺县志》、光绪《广州府志》等亦皆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同时也多兼采黄佐《通 ?志》之说。清人修纂地方志书，杂采罗列前说，鲜加认真考订，不仅将城南六十里、城南五 ? 徐俊鸣：《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此据氏著：《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年，第10~28页。 ? 徐俊鸣：《三国东吴时期交广分治的若干问题》，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第3期，此据氏著：《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69~71页。 ? 嘉靖《广东通志》卷28《政事志一?公署上》，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誊印本，1997年（下同），第681页。另外，此志尚有多条记载涉及汉番禺治所，不俱征引。 ?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42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367页。 ?《肇域志?广东?广州府?番禺县》，第2162页。 ? 《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56页。 ? 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77，《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963页。 ? 道光《广东通志》卷216《古迹略一?城址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 1992年，第3833~3834页；同治《番禺县志》卷14《建置略一?城池》，卷23《古迹略一?城址署宅》，《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辑》，上海书店，2003年，第142页、271页；光绪《广州府志》卷83《古迹略一?城池》，卷84《古迹略二?署宅》，《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辑》，上海书店，2003年，第440页、456页。 4 十里之说并置于一书，而且混唐番禺县与清番禺县为一地，治丝愈芬，让人无从取信，这可能 是今人论著多不采用汉初改迁番禺城之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则黄佐《广东通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龙湾、古坝之间”说确实上也有不 足取信之处。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考证说：“越城自前196年被烧毁后，汉于郡南五十里，西江东岸，再建一南海郡城。《汉书》只说：‘筑番禺城于郡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沮洳难居’。 明黄佐据此定在今龙湾、古坝间。黄佐《广东通志》（1561）称：‘在广州城南五十里，汉建安末交州移治于此。吴分交州为广州，亦治于此。《汉书》所谓浮牂牁，下漓津，盖乘斯水入粤 者也。今之沙湾、紫泥港是矣。’”“番禺城迁徙于沙湾、紫泥（即龙湾、古坝间），似不确。今 人叶汇在‘文革’前，吴壮达于1976年去考察，据说没有结果。作者去两次亦无所得。当地 为江边小村，开村在宋代，沙洲众多。江岸常变，不易成大聚落。沙湾亦唐代以后才成聚落。 显然是按里数求得。”?按曾氏所说“越城自前196年被烧毁”以及所引《汉书》、黄佐《广东通志》之语多有疏误之处，但判断沙湾、紫泥诸地形成聚落的时间不早于唐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考古学家麦英豪亦考证说：“至于南海郡治南迁60里于改筑的番禺县城内，此说未见于《读史方舆纪要》之前的史籍记载，不知所据何自。如依顾说，则南海郡的政治中心有328年不在今 广州城了。按照郡南60里的方位推算，南迁地点相当今日番禺县县城市桥镇的位置。笔者曾 二次到当地调查，在市桥和相邻的沙湾这一带，正是笔者老家毗邻的村镇。这一带为珠江三角 洲较晚形成的冲积地，当地族谱记载是宋代才开村的。这里未见一座汉墓，也没有汉代遗物发 现，甚至宋以前的墓葬也未见。但在广州近郊，由西汉前期到东汉末年的汉墓分布以及年代衔 接都无间断或突然衰落的现象出现。这种延续不断的情况，为当时岭南地区各郡县的治地（如 贵县、梧州、合浦等）所无。因此，汉平南越后，番禺（今广州市）应仍为南海郡治所，‘番 禺南迁说’纯属误传。”?麦氏所谓“此说未见于《读史方舆纪要》之前的史籍记载”、“‘番禺 南迁说’纯属误传”云云虽然失之武断，但所说今市桥、沙湾一带开村较晚，却与曾昭璇的见 解略同。从古墓葬、村落历史调查等方面的情况来看，黄佐《广东通志》、顾祖禹《读史方舆 纪要》的“龙湾、古坝之间”说未必可成定论。或许正因如此，徐俊鸣在据之提出“番禺沙湾 说”之时，也说“按龙湾、古霸在今番禺县沙湾附近。但访问该地父老，已无知有古城。而广 ?州市郊则发现了不少汉代墓葬，是则汉代的番禺是否他迁，尚待进一步研究”。这就显得信 心不足，其说不被同行学者所认同，也是情理中事。 3.顺德简岸说 此说由曾昭璇所提出。曾氏在否定黄佐《广东通志》“龙湾、古坝之间”说的同时，又提 ?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19页。 ?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考》，原载《广州文博》1986年第3期，此据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博学会编：《羊城文物博物研究——广州文博四十年文选（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5页。按：该文 引《读史方舆纪要》“今龙湾、古霸之间是也”一句作“今龙湾古庙之间是也”，误。 ? 徐俊鸣：《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对于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 年第4期，此据氏著：《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57~62页。 5 出了自己的新说。据史料记载，南汉时曾析南海县为常康、咸宁两县，北宋开宝六年（973年） ?与番禺县一道并入南海县。其中咸宁县所在，同治《广东通志》只提到：“咸宁废县，南汉 ?置，在南海西。”曾昭璇先生又进一步考证说是在今广东顺德简岸一带，因为据说“在顺德 简岸村侧（西侧），细海南岸（细海是当地一条小河的名称），是在河岸地势较高一处的瓦砾场 所。笔者考察时还是一片砾堆荒地（1978），瓦砾厚达1米以上，混有唐、南汉瓦片甚多，随 手已捡出唐末‘六出碗’残片不少。??????石桥头有古桥一座，还有咸宁社设在桥头，社坛已 ?毁，但村民仍称为‘咸宁社’”。这段考证，有文献记载与野外调查所得相参证，似大致可 从。但曾氏考订南汉咸宁县故址的目的乃在于寻求汉番禺城的所在，所以他又进一步推论说： “咸宁县废址即汉初番禺城所在”，其提出的具体理由有如下几条：（1）咸宁四周地方在汉代已有广大平原可以建县城；（2）简岸也可说在广州南“五十里”；（3）简岸合乎“西接牂牁” ?地理位置；（4）咸宁为汉县合乎“沮洳难居”环境，简岸位置是在乐从河下游汊河区。曾氏 ?的上述考证成果，已为有的学者所征引。但依笔者的意见，“咸宁县废址即汉初番禺城所在” 之说立足不稳，因为类似的地理形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比较容易找到的，而曾氏的论证在历 史文献和考古上的依据方面却显得有些不够，所以其说既出，学界响应者不多。所以现在看来，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后改迁南海郡治及番禺县治一事虽然可成定论，但这个 新番禺城的地理方位究竟在何处，仍然需要再行探究。 二 “水坈陵”与汉番禺城方位的新推断 要考得汉番禺县城之具体方位，还需要从较古的相关文献记载入手。按，北魏郦道元《水 经注》卷37《泿水》云：“泿水东别迳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 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 ?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禺也。”其中之“水坈陵”一词，历史地理学家与地名学专家吴壮达曾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无疑是解决古广州前身的古番禺 城或‘番禺之都’所在地点的关键”。他认为“不论‘水坈陵’一词的第二字读音是‘坑’或 ‘冗’。其与‘水’和‘陵’连同起来的含义，都不应有很大的差别。它指的应是多面临水， 或被水所环绕的一片高阜地区。既然是‘陵’，就不会是很高峻的地势；既然用‘水坈（坑）’， ? 《太平寰宇记》卷157《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 ? 同治《广东通志》卷216《古迹略一?城址一》，第3834页。 ?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19~220页。 ?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20~225页。另，参见曾昭璇：《番禺与番禺城古地名考释》，《羊城今古》1992 年第3期。 ? 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 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2页。又上述《水经注》引文，现行诸本略有不 同，其中“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一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的《水经注校》（第11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陈桥驿点校的《水经注》（第707页）均作“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显误。 6 则不会是辽阔的水面（后者是今粤人对‘坑’的惯用词义）。”“《水经注》所说的‘今州城’， 应是东汉末自广信迁治的交州州城，即步骘为交州刺史时所筑的城；其后不久，即有三国吴时 初置广州，因而这也应是新设的广州州城。这座由古番禺演进而来的州城，就是位于旧广州城 内偏东高地之上，并包括其边缘部分临水岸坡在内。这个为州城所倚的‘水坈陵’，与当时辽 阔的珠江江岸远较今天接近。在海潮消长影响所及的江边地带，居民点的兴起，依靠上述高地 及其边缘岸坡，正是很自然的发展。况且这些高地的北邻，又有高达百米上下的‘北山’（粤 秀山等）为之屏障；加以从此开始，远接白云诸山，在形势上完全符合《史记?南越传》的任 嚣语赵佗‘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之言。”? 吴壮达不愧是地理学家出身的知名历史地理学者，据《水经注》所记揭示了秦汉时期广州 城市赖以兴起发展的地貌环境条件，颇有启发意义。但依笔者意见，吴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曾改置番禺县，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又曾徙治于旧地，而《水经注》所记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答之语，不系时间，难知其是步骘徙治之前或之后， 所以不能肯定“水坈陵”三字就是说的徙治旧地后之形势；其二，番禺之得名历来颇有争议， 吴氏认为“应是源自‘番山之禺’，而不是‘番山’和‘禺山’”?，但曾昭璇先生却认为“番 禺”二字“按《越绝书》的古越语译出‘番’即村，‘禺’即盐或咸之意，番禺即为‘盐村’ ?或‘咸村’”，又有人认为“古代蕃、藩、番相通，‘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后世谓中国以外 国家为‘番国’，称外国人为‘番人’。‘禺’作区域解，即地域也。番、禺结合，为‘岭南蕃 ?国蛮夷之地’也，此为‘番禺’最初得名之本意。”如此，则“番山”和“禺山”极有可能 为晚出之词，后于番禺设县，并可能随着番禺县的迁徙而发生地名搬家现象，所以尽管《水经 注》中将“水坈陵”与“番山”记在一起，但不可认定二者必在一处或相邻，并进而依“番山” 之位置而求“水坈陵”之所在；其三，“番山”和“禺山”之地名虽然历经变迁，其具体地点 人言言殊，但大致不出今广州旧城区范围，显示出其与秦汉以来的番禺县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但是在今广州旧城区范围内却很难找到与《水经注》所载“水坈陵”有关的地名，这说明这个 历史地名可能原来就不在今广州旧城区。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水经注》所载的“水坈陵”，并不是“解决古广州前身的古番 禺城或‘番禺之都’所在地点的关键”，而恰恰应是解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改迁后 直到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迁回旧址前的两汉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所在地点的关键。 检上世纪80年代初所编绘的有关地图，广东省番禺县市桥镇（即今广州市番禺区政府与 市桥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以北地区颇多与“水坈陵”有若干联系的聚落地名，东北方向有旧水 坑、新水坑（别名水濂）、横坑、坑头、驼背坑、金坑等多个涉“坑”聚落地名，西北方向则 ? 吴壮达：《〈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广州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之一》，《华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0年第2期，第97~113页。 ? 吴壮达：《〈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广州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之一》。 ?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14页。 ? 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第41页。 7 ?有官坑、深坑口等涉“坑”聚落地名。再据新编《广州市地名志》的《番禺县地名图》，市 桥东北方向尚可补充多个涉“坑”地名，计有珠坑、塘尾坑、梅山（又名上坑）、眉山（又名 ?苏坑）、思贤（又名严坑）等。合计起来，市桥北一带的涉“坑”聚落地名竟然达到13处之多。这一地区涉“坑”聚落地名如此普遍，为广州城郊及其附近地区所少见，似多为与古时水 坑（即“水坈”）地貌相关的历史聚落地名遗存，如在市桥东北4公里的旧水坑（旧名水坑）、 ?5公里的新水坑，据说都是“南宋末年成村，因地居山坑水圳的环绕台地”而得名。据《广 州市地名志》的有关资料，这些涉“坑”聚落的形成历史除坑头据传“秦代已有人聚居”外， 大多晚于唐宋时期（参见附），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据文物考古资料介绍，市桥东北 方向的石碁镇水坑村（即新水坑村，今大龙街道办事处管辖）即有南朝陈元德家族墓。陈元德 （372~463年）为东晋秦州南安郡豲道县（今甘肃陇西县）人，隆安三年（399年）奉诏进讨 孙恩有功，擢升建国大将军，后弃官避居番禺白水坑，卒于南朝宋大明七年（463年）。目前 陈元德墓已遭破坏，但墓左其长子陈亮墓、墓右其曾孙陈所学墓现存尚好。?陈元德为由晋入 宋之人，避居番禺白水坑之前其地当已有人居，如此则新、旧水坑一带聚落的历史当不会晚于 晋代。这说明，尽管今广州市番禺区南部（市桥以南）地区开村的历史不早于唐代，但番禺区 北部（市桥以北）地区的成陆历史和开发历史则稍早一些，至少秦汉魏晋之际就已形成了不少 的村落。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市桥东北方向的涉“坑”聚落地名比较密集，北起金坑，南至珠坑， 形成一个半弧型的密集分布区，尤其是这个半弧的东南部，分布有旧水坑、新水坑、横坑、坑 头、塘尾坑、珠坑等地名，更是涉“坑”聚落地名的密集区，而在这个半弧的内侧（西侧）即 市桥正北方向则为一大片低丘台地区，其北部南村镇植地庄北的大镇岗地势最高，海拔为146 米?。根据历史地名遗存及地貌状况的种种迹象，再结合前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泿水注》所 说“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的记载，就 不难推断出，今番禺区市桥以北至南村镇之间的低丘台地区，大致应该就是《水经注》所说的 古“水坈陵”的所在，也就是两汉番禺城故址的大致方位。从里数上讲，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 一带也可以说在广州旧城南“五十里”或“六十里”。曾昭璇认为“古书所记，里数和方位只 是一个约数，未经精密测量，尤以方位为然。‘郡南’方位在佛山以东，新造以西地区都可用 ? 广东省测绘局：《广东省县图集（内部使用）》“花县 番禺县”图幅，1982年，第8页。 ?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香港大道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第448~449页《番禺县地名图》。 ?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460页。 ? 广东省文化厅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按：白水坑当即石碁镇辖大龙镇（今大龙街道办事处）之新水坑，陈元德墓在其东北的鸿鹄岭（又名将军山），山体海拔 46米，为南村镇坑头村、大龙镇（今大龙街道办事处）新水坑村、沙头镇（今沙头街道办事处）蔡边村三 村交界地。参见《广州市地名志》，第493页。又，蔡边村，《广州市地名志》作蔡边镇，似误。 ? 广东省测绘局：《广东省县图集》（内部使用），1982年，第8页；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 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456页。 8 ?上。”其说颇有道理。前引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有“废番禺县，州南五十里”之记载， 比之市桥西南的龙湾、古坝、沙湾、紫泥诸地，市桥镇北一带稍偏于东北，但仍在今广州旧城 区之东南，在方位、里数上均可以说得上是比较吻合。 “” 聚落地名（别名） 行政归属 大致方位 聚落历史 备注 旧水坑 石碁镇辖大龙市桥东北4公里 南宋末年成村 旧名水坑 镇（今大龙街道 办事处） 新水坑（水濂） 石碁镇辖大龙市桥东北5公里 南宋末年成村 旧属水坑，1961年 镇（今大龙街道更名 办事处） 珠坑 沙头镇（今沙头市桥东北2公里 明朝正德年间成村 原名朱坑 街道办事处） 官坑 大石镇（今大石市桥西北公里 相传建村于元朝大德 街道办事处） 四年（1300年） 坑头 南村镇 市桥东北6.8公里 据传秦代已有人聚居 梅山(上坑) 南村镇 市桥东北7.8公里 相传唐末建村 后因附近堤坝多植 梅树而改名 思贤(严坑) 新造镇 市桥东北14.5公里 不晚于明代 严姓建村,后因自 称屈原后裔的屈姓 人居多而改名 眉山（苏坑） 化龙镇 市桥东北10公里 据传明洪武己巳年苏氏退伍军人集结 (1389年)建村 建村,后村民以苏 东坡故籍为村名 说明：本表据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香港大道文化有限 公司，1989年，第460~491页有关资料整理。 三 支持汉番禺城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的其它佐证 上文已据历史地名遗存及地貌状况并结合《水经?泿水注》、《太平寰宇记》有关记载，推 测两汉番禺城应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的低丘台地区。这里还可以提出其它一些旁 ?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21页。 9 证，来支持笔者的这个新推测： （1）市桥北一带低丘台地区周围多处汉墓群的发现 曾昭璇曾指出市桥西南的“沙湾、紫泥均无唐迹，更无汉迹”，“只于市桥北才有东汉墓区” ?，可惜因其着力于顺德简岸说的论证，并未对市桥北一带东汉墓区的存在过多留意。而麦英 豪则以“广州近郊，由西汉前期到东汉末年的汉墓分布以及年代衔接都无间断或突然衰落的现 ?象出现”为据来否定诸多历史文献关于汉番禺城曾经南迁的记载。广州考古界似乎普遍认同 这一说法，以致于以先入为主的思维将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广州南郊（即海珠区）汉墓点的 逐渐增多也相应地解释为：“自西汉中叶以来，经济日益发展，人口逐渐增加，随着城区的扩 ?大，葬地也跟着向南伸延”。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据有关考古资料，近年来番禺区北部至少已有3处汉墓群被先后发现，可知市桥北一带至迟自两汉时起就是人烟比较密集之地。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番禺市市桥镇西北的沙头（今属 番禺区沙头街道办事处）龟岗东侧共发现东汉晚期墓葬21座，均为穹隆顶砖室墓，已对其中 ?的11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3号墓保存较好，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为丰富。1998年5-8 月，为配合广东省番禺市钟村镇屏山二村（今属番禺区钟村街道办事处）工业开发区的建设，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番禺博物馆对开发区范围的东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东 汉砖室墓15座。据说开发区内东汉墓分布范围广阔，105国道以南沿线的曾岗、村头岗、杉 岗、竹叶岗等均有发现，此次抢救发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屏山二村的东 汉墓群中的砖室壁中还清理出大量铭文砖，共计386块，其中CM1：89的铭文为“番禺都亭 长陈诵”，这为判断汉番禺县城的大致方位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然而研究者根据沙头、屏山的 东汉墓群的分布情况却只是推测汉武帝时期“南迁的番禺新城应在现番禺市桥、钟村、沙湾镇 一带”，?论证似乎稍显粗略。另外，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北境新造镇辖区内珠江水道中的江心 ?洲——小谷围岛的北亭村，过去就曾发现过东汉砖室墓，2003年，为配合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番禺区文物办在小谷围岛进行了拉网式的地上、地下 的文物调查，据说发现100余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期的墓葬，但研究者受传统观点的影响，对 此的解释仍是：“广州的地形，北和东北面是丘陵和山地，汉墓分布只在近郊，距城区不远。 ?南面因珠江河道阻隔，西汉早中期墓不见。随着城区的扩大，到东汉，城南成了主要墓区。” ? 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考》。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 1981年，第2页。 ? 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志》，广州出版社，2000年， 第64~65页。 ?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博物馆：《广东番禺市屏山东汉墓发掘》，载考古杂志社：《考古学集刊》 第14辑，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61~190页。 ? 广东省文化厅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第232页。 ?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小谷围岛山文头岗东汉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10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以后，番禺城毁于战火，已不是岭南最重要的政治中 心，虽然仍保持着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但却没有任何史料证实当时的番禺城以今广州旧城区所 在的秦及南越国的番禺旧城为中心向外扩展。其实，今广州市南郊海珠区以及番禺区北部之所 以会发现多处汉墓群，正是与汉番禺城的南迁密切相关的。当然汉代墓葬区不可能与当时的新 建的城址完全重合，而只能分布在其外围，今番禺区市桥北一带低丘台地区的西南方向有沙头 汉墓群和屏山汉墓群，北侧有小谷围岛汉墓郡，东南侧有南朝陈元德家族墓，而西北方向海珠 区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汉墓点更多。两汉及南朝墓群尤其是番禺区北部地区汉墓群的分布 形势，正提示了汉番禺城的大致方位。 “” （2）市桥北一带具有便利的水道交通条件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以后，改迁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于旧治之南，虽 然旧城相应衰落，而新番禺城仍然发挥着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司马迁说：“番禺亦其一都会 ?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班固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 ?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在《史记?货殖列传》 中列举的汉初全国19个区域中心城市中，被称作“都会”的城市只有9个，而番禺即居其一， 可见其商贸经济发达的程度。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北近珠江及其枝津三枝香水道和沥滘 水道，东邻莲花山水道和狮子洋，南有市桥水道和沙湾水道，西侧邻近陈村水道，这些水道历 （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8~106页。 ?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9页。 ?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70页。 11 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至今仍有通航之利，秦汉时期这些诸水道当更为宽阔， ?水运交通之利自然更为显著。番禺城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迁后，商业贸易仍然发达并保持着区域经济都会之地位，显然得益于其河海港口优势和便利的水道交通条件。 （3）市桥北一带最符合所谓“沮洳难居”的历史城市生态环境 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初，州治在番禺城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难居。（建 ?安）二十二年，（步）骘徙治尉佗故都，筑立城郭，民用绥集。”明人郭棐《粤大记》、清人 ?仇巨川《羊城古钞》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沮洳难居”之说虽不见于今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记载，但决不会是明人所杜撰，或出于已佚之古书，在无反证提出之前， 其说大致是可以相信的。“沮洳难居”这样的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的局限，应当是东汉末年吴交 州刺史步骘迁徙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于旧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地说，历史时期珠江三角 洲地区河网如织，符合“沮洳难居”的环境地方一定不少，不能任意指定，必须结合方位、里 数、地形地貌环境、历史交通形势等其它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到确定。曾昭璇以顺德简岸 一带当之，论证虽勇，但其它方面证据不太充分，所以终究有些牵强。笔者认为，若以“沮洳 难居”而论，市桥北一带最为符合。一则这一地区在历史时期本身就是诸多水坑分布区，现在 这些水坑仍多有遗迹可寻，加之区内又有不少河、涌交错其间，古时水网当更为复杂一些，颇 符合“沮洳难居”之说；二则如前已述，市桥北一带四周为多条宽阔的水道所环抱，这些水道 历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所以使得两汉时期的番禺城虽经改置而不致于完全 衰败，并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汉代新置的番禺城所处地理环境也有严重的缺陷，水运 固然通畅，但因其地河网如织，地势低洼，对外陆路交通十分不便，难以控制整个岭南地区的 政治形势。如果从位于珠江三角洲顶端水陆交通枢纽地点的秦番禺旧治即今广州旧城一带南下 汉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所在的新番禺城，则需要三渡珠江河道（今广州市河南地区即海珠区南 北皆为珠江河道，海珠区以南、番禺区北境的三枝香水道与沥滘水道亦为珠江支津），现在主 要以依靠轮渡或桥梁来渡人行车，古时江面更为宽阔，陆路交通之不便可想而知，这可能更加 深了当时人们南到新番禺城一带而产生的“沮洳难居”的印象。可以说，正是“沮洳难居”这 样的历史城市生态环境制约了这座新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导致东汉末年最终还是要将南海 郡治和番禺县治一并迁回旧址。 四 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与意义 东汉末年将番禺县城迁回旧址一事，素来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其实从史料记载中可发 ? 由于市桥以南成陆时间较晚，秦汉时期市桥南面的市桥水道和沙湾水道所在地当时尚为海域，自有海港可 资停泊商舶。 ? 嘉靖《广东通志》卷44《列传一?名宦一?步骘》，第1093页。 ? 郭棐：《粤大记》卷8《宦迹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仇巨川：《羊城古钞》卷5《名宦?步 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12 现一些蛛丝马迹。《元和郡县图志》云：“献帝末，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迁州于番禺，即今 ?州理是也。孙皓时，以交州土壤太远，乃分置广州，理番禺。交州徙理龙编。”这里仅仅简 单地提到了“迁州于番禺”与交广二州分治之事，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7《泿水》述 迁州番禺事由更详：“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 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 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佗因冈作台，北面朝汉，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畮，复道 回环，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台。前后刺史郡守，迁除新至，未尝不乘车升履，于焉消 遥。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 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其中“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之句，清人杨守敬疏云：“《续汉志?注》引王范《交广春秋》，建安十五年，交州治番禺。《晋 ?志》同。《舆地广记》亦同。《宋志》在十六年，此作二十二年，又异。”已指出了史书记载在具体时间上的分歧。而其“筑立城郭”一句，熊会贞疏云：“《元和志》，广州城，步骘所筑。 《寰宇记》引《续南越志》，旧说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秬而至，至今呼五羊城。其城 ?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熊会贞引《元和志》说“广州城，步骘所筑”，似与原文有些出入，自是演绎之辞，但却不无道理。因为《史记》、《汉书》已明 言南越国都番禺城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冬曾受火攻，《水经注》又记建安中步骘观尉佗旧 治处时只是盛赞其形胜之壮、物立之饶，并未说到宫室建筑的情况，显然已是废墟，所以当是 在后来“迁州番禺”之时，才有“筑立城郭”之举动。 关于东汉末年步骘迁州番禺的时间，明清志书也多有不同。清人顾祖禹系年于建安十五年 （210年）?，与《水经注》二十二年（217年）说异。明人黄佐所记则颇多混乱，或谓“建 ?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以越城久圮，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二十二年迁州治于此”，或 谓“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徙治于此，后改交州牧，俄而复旧。吴分交州为广州，俄亦复旧。 ?二十二年，步骘用治中姚文式言，徙治五羊城，因尉佗故国筑而固之。”郭棐则仅取黄佐前一说法，谓“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开番山之北，广故越城，筑而固之，二十二年复徙治焉。” ?前人说法既众，值得一辩。 史书确有建安十五年（210年）徙交州于番禺的记载，《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王范《交 广春秋》云：“交州治蠃阝娄县，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诏书以州 ? 《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一?广州》，第885~886页。 ? 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2页。 ?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00页。 ?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下册，第3100页。 ? 《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一?广州府?广州城》，第656页。 ? 嘉靖《广东通志》卷15《舆地三?城池》，第352页。 ? 嘉靖《广东通志》卷28《政事志一?公署上》，第667页。 ?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第367页。 13 ?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晋书?地理志》记两汉交州沿革及交广分治事颇详：“武帝元鼎六年，讨平吕嘉，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 阯七郡，盖秦时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 罢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顺帝永 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兴郡，灵帝改曰 高凉。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移 居番禺，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加以九锡六佾之舞。吴黄武五年，割南海、 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值乱不得入，吕 岱击平之，复还并交部。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复以前三郡立广州。”?所说与 《交广春秋》有一些出入，但记汉末移交州于番禺的时间却完全相同。但是《宋书?州郡志》 则云：“交州刺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百越，交趾刺史治龙编。汉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 ?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此处云徙州时间是在建安十六年，与前引二书不同，后世鲜有从之者。 另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 ?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其相关行事，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也系年于建安 ?十五年，元人胡三省作注则引用了《晋书?地理志》建安十五年移州居番禺的说法。建安十 五年移州说，后代地理志书多采之，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广州条云：“建安十五年兼立交 ?州，吴永安六年分立广州。”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说：“《通鉴》：建安十五年，孙权以步骘 为交州刺史，而交趾太守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则交州刺史时已治交趾矣，自步骘为刺史之后， ?始理番禺，又以番禺为广州，而交州复治交趾。”然而事情可能未必如此简单，因为据《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建安十五年，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 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 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 ?此始也。”关于步骘赴任交州的具体时间问题，胡守为先生以为是：“建安十五年（210年）， 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正式插手交州的事务。步骘有名于吴国，方受任为鄱阳太守，孙权 急忙把他调往交州，就是迫切要解决交州的问题，而步骘所具备的名望和才干，又是合适的人 选。翌年，步骘率武吏1000人赴任，孙权又加授使持节、征南中郎将的头衔，提高他的地位。” ? 《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第3533页。 ? 《晋书》15《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465页。 ? 《宋书》卷38《州郡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4页。 ? 《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2页。 ? 《资治通鉴》卷66《汉纪五十八》建安十五年记事及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3页。 ?《舆地广记》卷35《广南东路?中都督府?广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84页。 ?《舆地纪胜》卷89《广南东路?广州》，中华书局，1992年，第2822页。 ? 《三国志》卷49《吴书?步骘传》，第1237页。 14 ?若依此考证，则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确曾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希望其移治于南海郡番 禺县，进而控制交州形势，但步骘似乎次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才到任上，故而绝不可能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就发生如明人黄佐所说的“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之事。如单纯从 时间上分析，《宋书?州郡志》“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之说似乎也不是全无根据，但建安 十六年（211年）步骘初来岭南，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尽快铲除刘表所树立的敌对势力，岂有时 间和精力来“筑立城郭”？如此说来，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当属事实，便其到任 的时间可能是在次年，按照当时岭南的政治、军事形势，步骘绝不可能于孙权委任交州刺史的 当年即建安十五年（210年）或者次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就在南越旧都之地大兴工程作为交州的新治所。 这样看来，东汉末年“迁州番禺”的时间容有多种说法，但交州与番禺县皆曾迁建，却了 然已明。以笔者的意见，建安步骘“迁州番禺”可能分作两步，建安十五年（210年）是将交 州从其原治所即苍梧郡广信县徙置于汉武帝新置的南海郡番禺县（此事大概实际上是在建安十 六年即211年才落实的），待岭南形势粗定之后，乃采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的建议，于建安 二十二年（217年）又将交州治与南海郡、番禺县一道北徙于赵佗旧治处，并“筑立城郭”， 以为官署之用?。若此说不误，则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共计327年间，两汉番禺县城与南越国都旧址并不在一处，而在其南50里处的今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 ?赵佗旧都所在的番禺，“负山险，阻南海”，自古为岭南形胜之地，清人顾祖禹评论说 ?广州“不特为广东之根本，亦制广西之肘腋也”。秦末汉初天下分争之际，赵佗正是因为据有这样的形胜之地，努力经营，才得以割据一方，与汉朝长期对峙。汉武帝胸怀远略，在元鼎 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后，力图南拓疆土并经略海外，遂将岭南区域政治中心南移交趾， 又因越城已焚，加之想要根绝割据之患，才在赵佗旧都之南另建南海郡及番禺县城。但时过境 迁，东汉末年，军阀并起，或据一郡，或占数郡，相互攻伐，无有宁日，孙权据有江东之后， 欲遂其争霸中原之志，首先必须稳固后方，铲除刘表在岭南的势力，所以才在建安十五年（210 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并移交州治所于汉番禺城中。待岭南形势粗定以后，步骘于建安二十 二年（217年）又将番禺县徙治于秦时旧地，“广故越城，筑而固之”，交州、南海郡治当亦并 依其城，方使得这个岭南地区新的政治中心自此既摆脱了“沮洳难居”困境，又重新占据陆海 形胜之地，可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样的分析，也可从后来的交州以及交、广分治后广州所 发挥的军事作用上得到一定的印证。据《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 ?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 步骘新修筑的番禺城，可能比秦时及南越国时的番禺城要稍大一些，但具体范围尚有待进一步考证。有人 认为：“时赵佗城已毁坏，步骘将原番禺城向东扩充至赵佗故城东27里，以后县城便以此为基础。”（胡守为：《岭南古史》，第65页）显然是错误地理解了《元和郡图县图志》的有关记载，并误“西”为“东”， 不可为信。 ?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67页。 ? 《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一?广州府?广州城》，第655页。 15 “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 ?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胡守为先生认为“这 些所谓‘交州义士’，便是吴在交州征发的丁壮”，“孙权为征调劳动力而夺取交州的目的，于 ?此又可证明”。其说或近于史实，但对已迁回旧址的新交州治所番禺城军事形胜的分析略有 不足。而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孙权“以交阯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 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但士燮之子徽不忍其父开创的割据基业轻易让人，故“发 宗兵拒良”，于是“吕岱被诏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顺利平定交阯 ?之乱。此事则更显出东汉末年交州即后来的东吴广州治所在军事地理的独特优势。由此观之， 如果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改置南海郡及番禺县于旧治之南实属权宜之计的话，那么，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步骘重移交州、南海郡及番禺县于越城旧地，应该视为是广州城市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一英明的举动，始为广州城市的正常发展重新赋予了生机。 A New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ld Location of Panyu City in Han Dynasty WU Hong-qi (History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debates on the old location of Panyu city in the period of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strict textu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text negates the main viewpoint in the academia that the present old area of Guangzhou is the location of Panyu city in Han Dynasty, and disproves the other theories, such as the theory of Sanwan of Panyu, Jian′an of bank of Shunde. Many elements are considered in this text, the history documentarie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physiognomy condi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burial ground in Han dynasty, the history channel traffic, the history entironment of city etc,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Panyu city in Qin dynasty and in Nanyue kingdom lay in the present old area of Guangzhou, however, after the West Han dynansty had taken over Nanyue kingdom in the year 111 B.C, Nanhai eparchy and Panyu county were settled in the South of the old Panyu, and proves the new Panyu city in Han dynasty was in the north of Shiqiao of present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Meanwhile, this text discusses the time, the reason and the meaning, of which Panyu city was reconstructed on the old location in the last year of East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ies; Nanhai eparchy; Panyu county; the position of the location of a city; the movement of the location of a city ? 《三国志》卷49《吴书?步骘传》，第1237页。 ? 胡守为：《岭南古史》，第69页。 ? 《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第1193页。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