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

“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贾连港内容提要：在金军第二次南侵的危急关头，钦宗被迫接受朝臣的建议，任命已在相州起义勤王的康王赵构为大元帅。从任命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看，康王赵构的官衔应是“兵马大元帅”。靖康二年三月，伪楚政权的建立对赵构即位的正统性形成重大挑战，在赵子崧等人建议下，康王赵构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即位后，大元帅府时期官衔的变化影响其政权的合法性。为“再造王室”，实现中兴，在南宋初期官方史书的编纂中，汪伯彦极有可能有意讳言赵构官衔变化的事实，而以“兵马大元帅”指称之。此外，在南宋中晚期，史臣认为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缺少直接的史料依据。考察南宋建立前后两次更改大元帅官衔，其目的与宣示即位的正统性和巩固统治的合法性有关。关键词：康王赵构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河北兵马大元帅政治意涵前言北宋徽、钦嬗代之际，金军先后两次南侵，围城开封。尤其在第二次南侵中，宋钦宗被困于开封，原有的中枢体制已难以发挥作用。宋钦宗于无奈之下听从朝臣的建议，任命康王赵构为大元帅，团结勤王军马，以解京城之围。此后不久，赵构于相州开大元帅府，成为抗金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段史实，大家耳熟能详，无须赘言。但是，在基本史实之外，涉及大元帅府的诸多问题仍有待开掘及深人。其中，康王赵构的官衔问题便是一例。钦宗的任命是“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抑或“河北兵马大元帅”?此后有无变化?这并非细枝末节，而是关涉大元帅府的发展历程及赵构重建政权、构建正统的关键问题。112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关于赵构大元帅府，仅有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而对赵构官衔的研究则更为薄弱。①其中，王曾瑜先生较早地注意到，史书中对赵构官衔的记载多有抵牾。他指出，赵牲之《中兴遗史》在“兵马大元帅”等官衔上无“河北”两字，应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和《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两书为准，赵构的官衔为“河北兵马大元帅”。②梁伟基先生以元帅府重建武力的过程为中心讨论大元帅府，其中亦提及大元帅府官衔问题，作者更为详细地举证了相关史料，指出了文献记载中存有歧异之处，同意前述王先生的观点，并认为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乃“权宜之计”。③但是，既然是对大元帅府作历时性的考察，应该注意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但从论文标题及上述考证来看，他似乎认为赵构一直沿用“河北兵马大元帅”的称呼。陈瑞青先生简要叙述了大元帅府的发展历程，而标题冠以“宋代河北兵马大元帅府探微”，可见，作者默认康王赵构一直担任“河北兵马大元帅”。④最近，高纪春先生撰文讨论赵构出使金军史事，其中专辟一节考证赵构大元帅名号问题，从李心传本人的考证、今见相关史籍的记载、赵构初开大元帅府的实际活动情况以及反驳《要盟录》所载诏书等四方面加以论证，仍力主“河北兵马大元帅”之说。⑤总之，关于赵构大元帅官衔问题，学界通说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对史书中所大量记载的“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两种说法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通过对当时文书和原始记载的考察，笔者发现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愚意以为，在两宋之交，赵构的官衔有一个变化过程：首先，宋钦宗最初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在张邦昌伪楚政权建立后，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在大元帅府时期，赵构的官衔发生了从“兵马大元帅”到“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变化；其次，南宋初年，宋廷朝臣在编修官方史书时，似乎有意隐讳前述变化过程，仅以“兵马大元帅”称呼赵构的官衔；最后，“河北兵马大元帅”一称是南宋中晚期史臣的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缺少史实的支撑。通过对赵构大元帅官衔的考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靖、炎之际政治变动的复杂性以及赵构权力起源问题。以下，笔者拟分三部分详论之①详参梁伟基《宋代河北兵马大元帅府初探：以武力重建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卷，2012年，第6O页注lO。②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19页。③粱伟基：《宋代河北兵马大元帅府初探：以武力重建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卷，第65页注33。④陈瑞青：《宋代河北兵马大元帅府探微》，《沧桑》2010年第4期。⑤高纪春：《宋康王赵构出使金军史事三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113一“兵马大元帅”抑或“河北兵马大元帅”：宋钦宗对赵构的任命(一)钦宗朝臣设“大元帅”的提议早在靖康元年(1126)金军第一次南侵时，陕西人傅亮曾上奏“请以亲王为元帅，治兵于河朔，渊圣不喜，令押出门”①。在金军第二次南侵，南下过黄河之后，曾有朝臣建议任命康王为元帅，但不了了之。可能出于顾忌，钦宗本人并不想任命宗王为元帅，“犹豫未决”间金军已至城下。②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王被任命为告和使，第二次出使金廷。③当月二十一日，行次磁州，有王云之变，康王复次相州。④此后，康王并未按原计划出使金国，而是滞留相州。期间，钦宗“数遣使怀蜡丸间行出关召兵，又约康王及河北守将合兵人援，多为逻者所获”⑨。钦宗只是“约康王及河北守将合兵人援”，可见此时尚未有任命康王为元帅的打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四日，耿南仲“诈称面奉皇帝圣旨，尽起河北诸郡兵入卫”，打消康王顾虑，起兵于相州。⑥而几天后，“金人于城下环列营栅，治器具，攻城甚急”⑦，并且朝廷亦已知晓康王起兵勤王之事。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请对日：城危矣。康王北使，为河朔士民留不得进，殆天意也。请就拜大元帅，俾召天下兵入援。⑧此即《宋史》卷二四《高宗纪》谓“至是，殿中侍御史胡唐老复申元帅之议”⑨，胡唐老的建议是拜康王为“大元帅”，号召“天下兵”入援。但是，其提议却遭到宰臣非难，以“大”字为难，认为爵赏过重：①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七五《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619页。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26页。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六三，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473页；[宋]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一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52页。④《会编》卷六四，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479—480页；黄碧华、徐和雍编校：《宗泽集》卷七《遗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2～133页。⑤《靖康要录笺注》卷一三，第1300页。⑥《会编》卷六七，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四日引汪伯彦《中兴日历》，第504页；《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第27页。⑦《会编》卷六八，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日。第5l7页。⑧《宋史》卷四五三《胡唐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33页。⑨《宋史》卷二四《高宗纪》，第440页。114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宰臣视奏，犹以“大”字为难!唐老力争日：“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国，顾惜一‘大’字，非计也!”①既然“大”字都不能用，号召“天下兵”入援，可能也会遭到反对。此后，尚书右仆射何桌同意胡唐老的建议，秘密起草诏书进呈钦宗：时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集建议请以为元帅，密草诏稿上之。②“密草诏稿”一词值得注意：其一，任命诏书是机密性的，外人尚不知晓；其二，何桌所拟诏书是“诏稿”，并非定本，还需钦宗亲自定夺。(二)钦宗任命诏书的拟定何桌草拟的诏书及其传递过程成为后来产生歧义的渊薮，值得仔细爬梳。以下，笔者结合钦宗任命诏书的拟定对相关史料作一梳理和考辨。对此，《要录》注文提供了重要线索(按：序号为笔者所加)：1．赵姓之《遗史》载帛书云：“奉圣旨，访知州郡纠合军民，共欲起义，此祖宗涵养之俗，天地神祗，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其辞与汪伯彦《日历》不同。2．淳熙十三年九月壬申，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洪迈奏：“(1)窃以靖康之难，诸王皆留京师，唯太上皇帝持节受使，独在河北。用能光启中兴，符一马化龙之兆。然霸府肇开，事出仓卒，一时潜藩诸臣，不能得其始末。近忽(传)[得]钦宗遗翰石刻一纸于故相何案家，然后当时事迹嫩如日星，可以垂示天下后世。盖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敌骑攻都城，中外不复可通，太上奉使斡里雅布(即：斡离不)军，至磁州，而有王云之变。中夕还相州，迤逦东如济、郓。当是时，桌为开封尹，首建元帅之请，及在相位，遂拟进[蜡]书之文。(2)其语云：‘访知州郡纠合军民，共欲起义，此皆祖宗百年涵养忠厚之俗，天地神祗，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充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钦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挥已黄帛书讫。’又批云：‘康王指挥已付卿，系黄帛书，必已到。’盖闰月十三日所行也。钦宗真迹今犹在案弟榘之子处，欲乞圣慈行下蜀中，于隆州何集家取索以上，布之史馆，编于太上中天《日历》，以彰示万世，为火德复辉之符。奉圣旨：依。”3．案：此与姓之所云全同。然是时汪伯彦同被除，且耿延禧为参议，不知①[宋]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三o，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07页。按：前资政殿学士、北壁守御刘耠曾提议：“势危急，须于虏人未攻城前，遣使议和，一面除康王为兵马元帅，檄天下人援。”上深以为然。(《会编》卷七五，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第564页)此亦表明，钦宗起初只想授予赵构“兵马元帅”的头衔。②《宋史》卷三五三《何桌传》，第11136页。按：何桌本传未提胡唐老的首议之功，不确。“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l15二人何以乃不见此御笔?或者集虽拟入，而后来渊圣又自删润也。“兵马大元巾”上有“河北”字，亦与集所拟不同。今并附此，以备参考。④为完整展现事情始末，笔者不避繁琐，征引史料如上。概括其内容，依次包括：赵牲之《遗史》载诏书内容及李心传与汪伯彦《日历》的比对；洪迈介绍诏书来龙去脉及其所见诏书内容；李心传的辨析。对于这一段史料，高纪春先生也予以特别留意，以李心传的考证来佐证“河北兵马大元帅”的正确。②但是，作者所列三点主要复述了李心传的考证，未能提供推翻“兵马大元帅”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亦未对此关键史料加以细致分析。以下，笔者从诏书的拟定过程方面加以辨析。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何桌所草拟的诏书的由来。据史料2(1)洪迈所言，开大元帅府，事出仓促，“一时潜藩诸臣，不能得其始末”。当时在赵构身边的幕府臣僚，如耿延禧、汪伯彦等人对于任命康王之事的原委并不清楚，因而他们的记载也不确切。幸得“钦宗遗翰石刻一纸”“当时事迹”(即钦宗任命康王一事)才得以明确。洪迈说，“当是时，(何)桌为开封尹，首建元帅之请，及在相位，遂拟进[蜡]书之文”。笔者业已指出，“首建元帅之请”乃胡唐老，而非何桌，此处洪迈所言有误。所谓“拟进[蜡]书之文”藏于何桌之侄何令修处，③“钦宗真迹”在洪迈建议下编入高宗《中兴日历》，成为修史的参考。其次需要辨析何桌所草拟“蜡书之文”的内容。据前述钦宗遗翰石刻：访知州郡纠合军民，共欲起义，此皆祖宗百年涵养忠孝之俗，天地神祗，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④这应该是何桌所起草诏书的最原始版本，任命康王为兵马大元帅。李心传所谓“案此与牲之所云全同”，即指赵牲之《遗史》所记与此一致。但据前引史料1，李氏所引《遗史》节文，缺“陈亨伯充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一句，可见李氏所云“全同”主要指任命康王事。又，李氏说，“其辞与汪伯彦《日历》不同”，盖指赵牲之《遗史》文句与汪伯彦《日历》所载不同。今据《会编》所引汪伯彦《中兴日历》：①《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第27页。另参[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九月壬申，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7年，第536—537页；[宋]佚名，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卷二七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0-1921页。三者文字略有不同，择善而从。②高纪春：《宋康王赵构出使金军史事三考》。③并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八《何文缜建元帅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7—158页。④另，《靖康要录笺注》所载任命诏书的基本内容与此大致相同。《靖康要录笺注》卷一三，第1372—1374页。l16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秦仔)拆敝衣以出之，王命(韩)公裔破蜡，得黄绢，方四寸许，亲笔细字：“知卿起义勤王，可除卿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元帅，汪伯彦、宗泽副元帅。应辟官行事，并从便宜。”后空处：“家中安乐，无虑前日，赐钱五千缗。”①两相比较，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汪伯彦《中兴日历》多出康王有便宜之权以及赐钱康王事。综合分析上述钦宗任命诏书的三种版本，赵牲之《遗史》所记与何桌所草拟“蜡书之文”大致相同，而汪伯彦《中兴日历》则多所润色、增补，但三者对赵构大元帅官衔的记载则是一致的，皆为“兵马大元帅”。另外，何桌家所藏为“钦宗遗翰石刻一纸”，其中包括何桌“拟进[蜡]书之文”与“钦宗批”两部分，而后者恰反映出何桌所拟“诏稿”的签发情况。仍据前引史料2(2)洪迈所言：钦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挥已黄帛书讫。”又批云：“康王指挥已付卿，系黄帛书，必已到。”钦宗对何桌所拟“诏稿”先后作了三次批示，尤其后面两次，反映出他焦虑而别无他策的窘急心情。起初“依奏施行”，同意何桌的意见。接着，钦宗又说已将诏书写在黄帛上。最后，钦宗又再次强调“康王指挥”已发还何桌。三次批示，都“落”到何桌处，并且诏书亦发还何桌。从钦宗批示看，“康王指挥”系钦宗亲笔所书，在此过程中，可见其急迫之情。(三)钦宗任命诏书的传递与“兵马大元帅”一称的流布由上所述，经钦宗亲笔书写并删润后的诏书，发还何桌，并由他派人送交赵构。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秦仔带着蜡书首先抵达相州，见到赵构并转交钦宗任命诏书。随后，赵构依据秦仔所带来的蜡书发布札子，将钦宗任命诏书布告于外。《建炎录》基本保留了此札子的原貌：闰月某日大元帅札子：准忠训郎、阁门祗候秦仔赍到蜡封，奉圣旨，访知州·郡纠合军民，共欲起义，此皆祖宗百年涵养忠孝之报，天地神祗，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兵马副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②此处记载表明，按照钦宗的旨意，赵构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可见，秦仔所带蜡书当属于钦宗未加“河北”二字的版本。此后，赵构大元帅府在下发文书中一直沿用这一官称。时任知磁州的宗泽一同被任命为副元帅，与赵构的任命关系密切。但此时宗泽远离大元帅府，对任命诏书的内幕并不知情。他收到了来自大元帅府的檄书，其中写道：契勘闫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王于相州被受御前蜡封，皇帝亲笔除兵马大元①《会编》卷七o，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引《中兴日历》，第532页。②《会编》卷七0，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引《建炎录》，第532页。“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117帅，已于今月一日开府⋯⋯右札送中山府陈延康亨伯⋯⋯知磁州宗修撰泽⋯⋯等，准此。①在宗泽收到的檄书中，已明确指明赵构系钦宗亲自除授，其官衔为“兵马大元帅”。这与前引大元帅札子相一致。靖康二年(1127)四月九日，大元帅府幕僚讨论康王即位事，宗室仲琮等以“昔晋安帝蒙尘西土，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不改元”为理由，否认赵构即位的正统性。而幕府群僚则举唐肃宗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即位灵武事反击之，同时认为：况今日之祸，二圣北迁，邦昌僭伪，天下惶惶有甚于天宝时。大王以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入继大统，其谁不以为宜?矧皇帝命大王以兵马大元帅，睿意可见矣。今天下兵马会合，不于此时蚤正位号，将恐奸雄乘隙，摇毒纷纷。宜用唐肃宗故事，推戴大王，即尊位以定天下。实宗庙社稷之福，群黎百姓之幸。②据上引史料，幕府臣僚所谓“矧皇帝命大王以兵马大元帅，睿意可见矣”，可见，此时“兵马大元帅”一称仍是臣僚对赵构的正式称呼。并且其中提到，承肃宗灵武故事，即位称帝，是定一天下、造福社稷百姓的最佳途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宋王朝的中兴大业。于是，仲琮等“议遂屈，于是劝即帝位南京之议定矣”。总之，从任命诏书的拟定与传布来看，宋钦宗最初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这并非完全可以忽略的笼统说法，③而很可能是钦宗在闻知赵构开大元帅府后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四)“河北兵马大元帅”一称之由来螽测通过如上考证，我们知道，钦宗对赵构的任命皆指向“兵马大元帅”一称。但史书中另有“河北兵马大元帅”的说法，并得到学界的认可。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于如下三种史著中：《会编》④正文、《要录》⑤正文以及《宋史》⑥高宗本纪。因前述三种史书成书及所依据的史料均在南宋中晚期，⑦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其准确性颇①《宗泽集》，第133—134页。②《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引《中兴日历》，第682-683页。按：同书同页《中兴记》所记内容与此略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虽早有提议承制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号令天下，但大元帅府直到四月十四日才正式在公文书中使用这一官衔，因此，这里仍使用了“兵马大元帅”或“大元帅”官衔。从《中兴记》的记载看，对“天下”的号令权屡被提及。同书后文还提及“即真”诏事，应是将本在建炎元年七月的事故意挪移至此，以突出高宗即位的正当性。③高纪春：《宋康王赵构出使金军史事三考》。④《会编》卷七0，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第532页。⑤《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第27页。⑥《宋史》卷二四《高宗本纪》，第440页。⑦《会编》成书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要录》成书于宁宗嘉定五年(1212)。《宋史》成书于元末，但其高宗本纪所据之《实录》始修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高宗正史》修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118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令人怀疑。因相关史料细节缺乏，我们已难以推定《宋史》高宗本纪认定赵构最初被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原因，但是，我们仍能据前两种史著的相关记载作一简单推测。首先，《会编》正文中“河北兵马大元帅”的由来，可能基于徐梦莘对其所见靖康年间史料的理解和判断。据《会编》载：分命使人往陕西授范致虚五路宣抚使，往淮南授翁彦国五路经制使，各令提兵勤王入援，白身及有官人各先授数官，带阁门宣赞舍人、阁门祗候。而行书词云：“宜疾速率兵，不限万数，倍道前来。若南道总管张叔夜率先勤王，至之一日即除延康，二日除资政，三日除枢密佥事。诸路兵若能速来，不吝官职，亦当优加劝赏，监司帅守能奋力卫国之人，即宜速团结军民，以救国难。”①通过上引史料，徐梦莘较容易得出如下认识：任命康王为大元帅，可能只是诸多任命之～，除了康王之外，授命者还有范致虚、翁彦国、张叔夜等。同年十二月三日，阀门祗候侯章又送到钦宗蜡书，催促康王勤王：皇帝宣谕云：康王辟中书舍人随行，可以便宜传谕，令草诏书，可尽起河北官兵入援。②从钦宗宣谕来看，似乎能够印证如下问题：钦宗任命康王为大元帅的目的，仅是统率河北勤王军马，而非统盘全局。很可能基于以上两点，徐梦莘认为钦宗当时可能仅任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但是，钦宗任命多人勤王与授予康王“尽起河北官兵入援”的特权，却难以必然推出如上结论。其次，《要录》正文的根据主要来自李心传在注文中的解释。前此，笔者已作辨析。惟在前引李心传注文中(史料3)，李心传曾疑惑：作为亲历者，汪伯彦、耿延禧为何“不见此御笔”。亦即：令李心传所不解的是，二人为何在各自负责编纂的史书中未著录钦宗任命诏书的原文。接着，李氏给出了他的推测：“或者桌虽拟入，而后来渊圣又自删润也。”随后，李氏说道：“‘兵马大元帅’上有‘河北’字，亦与桌所拟不同。”可见，据其所见的史料，李心传推测赵构的官衔应写作“河北兵马大元帅”。概言之，李心传并未详细描述其所见且不同于何桌所拟的“御笔”，他对关键证据语焉不详，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李心传在《要录》开篇就提到“是日(建炎元年正月辛卯)，兵马大元帅康王军行次阳谷县”③，同书同卷前后所载多有抵牾。因此，这一推测应存疑。总之，随着大元帅府时代的远去，在南宋中后期，史臣试图更为客观地观察那个①《会编》卷六八，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日，第517页。②《会编》卷七一，靖康元年十二月三日，第538页。③《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第15页。“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119时代的历史。对于赵构大元帅官衔问题，他们不满足于既有的官方记载，而是形成了赵构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新认识。虽然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但是，终因与原始史料相左，缺少直接相关的证据支撑而说服力不强。综合以上分析，由于钦宗任命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使得赵构大元帅官衔的记载颇为混乱。无论是“兵马大元帅”，还是“河北兵马大元帅”，都留存于史书记载中。从史料的原始性及说服力来看，“兵马大元帅”一称更符合历史的实情，而“河北兵马大元帅”一称主要源自南宋中晚期史臣的观点，缺乏坚实的史料与史实支撑。二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建立与赵构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如上所述，笔者以为钦宗起初任命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而非“河北兵马大元帅”。接下来讨论比“兵马大元帅”前是否有“河北”二字更为重要的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在登基称帝之前，赵构悄然将“兵马大元帅”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举动的原因及意义何在?以下试作解答。在康王赵构开兵马大元帅府之后，大元帅府一直处于迁移不定之中，依次驻扎于相州、大名府、东平府、济州、应天府，其中，驻扎于东平府与济州的时间最长。而在宋代，东平府与济州属于京东路，作为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何以能够越出河北，吸收河北以外的军事力量。这一问题也引起梁伟基先生的注意，只是以“权宜之计”一词带过，并未深究。其实，康王作为宗室、亲王，自行出面号召勤王，本不合宋朝规矩，所以耿南仲要“诈称面奉皇帝圣旨”，才能让赵构师出有名。过了这一“关口”，赵构便能顺理成章地号召勤王部队，而不论其官衔为何。笔者以为，在济州驻扎时期，不是如何号召勤王部队，而是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之事，使康王及幕僚震恐万分。随着金对宋的政策从和议向谋立异姓的转变，金人于靖康二年三月七日立张邦昌，国号楚，史称伪楚。①伪楚政权的建立，引起大元帅幕僚的强烈关注，靖康二年三月十六日丙午，赵子崧申大元帅府札子言道：又云三月六、七日有伪立者，似是向来与大王同使虏之人，而南京关报汴水初八日忽满，皆可疑者。惟望大王力振军势，遣师邀击河上，迎请两宫。再安宗社，问罪僭逆，不可犹豫。犹豫之间，变故生矣。国之存亡，在此一举。若有献议拥兵南渡，似未可听，大王麾下尽是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后，中原岂可①可参梁伟基《从“帝姬和亲”到“废立异姓”——北宋靖康之难新探》，《新史学》2004年第3期。l2O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复取?莫如四近举兵邀击，先遣问罪僭逆，最为上策。子崧此州危如累卵，万一伪檄，有死而已。半年城守，粗著微效，今虏幸去。若僭伪见攻，势不俱生。伏望大王怜悯同姓，系累而去，所存无几。如某辈粗有知识，荷国厚恩，必能自效。盖今日臣下已往往择利，非大王力宣国威，则二百年基业将如何哉?①张邦昌僭立伪楚对宋朝抗金形势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则，伪楚的建立涉及宋朝存在的正统性问题；二则，伪楚的建立对大元帅府存在的合法性提出挑战。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元帅府斩阎门祗候侯章，其原因便是他听闻张邦昌建立伪楚事，“以险语迫王”，“外则倡言，扇摇军情；内则怀奸，逼逐大王”②，以致大元帅府内部军心不稳。同年四月四日，赵子崧闻金军退师，与发运使翁彦国引兵至襄邑，并建议进发大军，移屯南京，并且上言道：窃惟国家之制，亲王素无握兵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帅之权，此殆天意。今王室危难，若非大王深念宗社大计，仰副二圣付属之意，稍有犹豫，则事去矣。兼恐四方奸雄，乘变而起，猝难平定。欲望大王遵用故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承制，号召四方。旬月之间，可传檄而定。⑨赵子崧提议“望大王遵故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承制，号召四方”，便是为大元帅府摆脱窘境的应对之策。赵子崧明确提出，借鉴唐肃宗灵武故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之名号召四方勤王部队。实际上，“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承制”的目的，为增强正统性与号召力，为即位登基主动改称作准备。同年四月十四日，开封府以皇弟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札子揭榜晓示，在正式官方文书中特别强调，以“天下兵马大元帅”为称，以安众心。④与之可资比较的是，在赵子崧上奏之前的四月二日，兵马大元帅皇弟康王檄郡邑，“兵马大元帅”前尚未带“天下”二字。⑤此亦表明，作为官衔，“天下兵马大元帅”具有广而告之、宣示正统的意味。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史籍中所谓“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记载是“宋室南渡以后的夸饰之辞”，赵子崧的书信也是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以当年唐肃宗的故事劝康王自立而已”⑥。如果考虑到前述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的背景和赵子崧上书前后的文书行移，那么我们便会对学者所论持保留态度了。此外，对于此时康王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史书中亦多有佐证。试举几例：①《会编》卷八五，靖康二年三月十六日，第638页。②《要录》卷三，靖康二年三月乙未引《中兴日历》，第75页。⑧《会编》卷一。七，建炎元年六月五日引《小贴子》，第783页。另《宋史》卷二七四《赵子崧传》载：“国家之制，无亲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亟宜承制号召四方豪杰，则中原可传檄而定。”(第8743页)按：与上奏原文相较，此处稍有改动，“亟宜承制”即指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承制。④《会编》卷九三，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第687—688页。⑤《靖康要录笺注》卷一六，第1795-1796页。⑥高纪春：《宋康王赵构出使金军史事三考》。“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121(1)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上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南都，筮日即帝位。①(2)周紫芝《太仓梯米集》：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即宝位于南都。②(3)《中兴姓氏录·叛逆传》载张邦昌事迹：及金人退师，邦昌即册哲宗孟后为大宋皇后，俄又请垂帘听政，邦昌复为太宰。闻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将至南京，邦昌上书以自明，又遣谢克家奉上玉玺，又至应天府来迎。④(4)赵雄在《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中写道：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按：宋高宗)时以天下兵马大元帅驻济阳，王领所部劝进，复自济阳次南京。④综合分析上述四则史料，其共同点在于：从时间上看，正当康王驻扎济州、张邦昌僭伪之时，并与大元帅府僚属劝进登基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未经钦宗授意而自行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关涉王朝正统性的争夺，不可不察。关于这一点，详见下文，此不赘述。另需说明的是，在赵构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后，其官衔在今存原始文献中有不同留存状况。在官方公开面向大众的文书(如檄书)中，赵构的官衔多称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面向开封民众的文书，唐重在檄蜀文中写道：“近承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府移文经略范左承，令邀其归路，奉迎銮舆。”⑤而在赵构与臣僚之间沟通的文书中，仍多称为“兵马大元帅”。比如，叶梦得上呈赵构的申状以及赵构答宗泽劝进札子，即为例证。⑥这种不同场合下称呼有别的现象，应区分对待。前者进一步印证了赵构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事实，后者应是约定俗成的省称。概言之，康王赵构的官衔更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只是在迁移至济州之后，尤其是听闻张邦昌建立伪楚，为凝聚大元帅府内外勤王部队、体现其即位的正统性，在僚属赵子崧等人建议下主动改称的。①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②[宋]周紫芝：《太仓梯米集》卷四一《新城赋并叙》，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5页。③《会编》卷一。五，建炎元年六月四日引《中兴姓氏录》，第773页。④[宋]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一三《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第101页。⑤佚名编：《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九0《檄蜀文》，《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61页。⑥[宋]叶梦得：《石林奏议》卷二《申元帅府拘系两浙提刑季龙图状》，清光绪十一年吴兴陆氏醑宋楼影宋刻本；《宗泽集》，第27～28页。122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l期三南宋初年官方史书编纂与“兵马大元帅”官称的确定依前所述，随着靖康年间军政形势的变化，钦宗于无奈之下任命赵构为大元帅，但命令一出，变幻莫测。从钦宗任命到赵构改称，赵构大元帅官衔也经历了从“兵马大元帅”到“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变化。但对于这一史实，除极少数知情者之外，朝野上下对其来龙去脉已不甚了了。以下先讨论高宗朝臣对大元帅府时期史料的编纂，①进而分析“兵马大元帅”如何成为赵构唯一的官称。绍兴三年(1133)十月，高宗听取祠部员外郎兼著作郎虞溟的建议，分命朝臣编类元帅府事迹：(绍兴三年十月甲辰)诏观文殿大学士汪伯彦，端明殿学士董耘、梁扬祖，龙图阁直学士耿延禧，保静军承宣使、提举万寿观高世则编类元帅府事迹，以付史馆。用祠部员外郎兼著作郎虞瀑请也。其后悉以书闻，惟伯彦所著《中兴日历》最备。②据此，高宗任命汪伯彦等五人分头行动，编类元帅府事迹，③其后“悉以书闻”，汪伯彦等人所上元帅府事迹为名称各异的史书，但以汪伯彦所撰《中兴日历》最为详备。李心传指出了史书编纂的始末，但过于简略，需要加以辨析。按官修史书编写流程，应是先编类、整理大元帅府事迹，后有《中兴日历》。据《会编》载：“汪伯彦先于绍兴三年被旨编进大元帅府事迹，于是年编成。”④按文意，此“是年”指绍兴四年(1134)。汪伯彦在《上(建炎(中兴)日历表)》中说到编写的由来及目的：臣伯彦言，今年(按：绍兴四年)三月十二日准尚书省札子节文，备奉绍兴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圣旨，命臣以大元帅府事迹首尾省记，编录，进御前，呈乙①关于南宋初年官方史书的编纂，方诚峰先生曾以此辅助论证徽宗“即真诏”之伪。作者认为：第一，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上于绍兴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按：应为“十一月二十日”，作者引文失误)，《要录》所载不足凭证，应采信《会编》之说；第二，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为“元帅府事迹”之一，其后才编纂《元帅府事实》。对于以上两点，笔者基本同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着重对《建炎中兴日历》的情况略作补充。参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韦占”》，《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②《要录》卷六九，绍兴三年十月甲辰，第9页。按：《玉海》作“二年十月甲辰”，疑误。参《玉海》卷四七《建炎中兴日历》，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899页。③《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戊子：“乞将宗泽《行实》与汪伯彦等所编《元帅府事迹》参照，具录进呈，断自圣意，付之史官。”由“汪伯彦等所编《元帅府事迹》”一句可知，编成《元帅府事迹》者，包括汪伯彦在内，共五人。(第310页)④《会编》卷一六五，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192页。“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123夜之览，付之史官，纂成一代之典，传信后世。在上表结尾署：“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二Et观文殿学士、左正议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汪伯彦上表。”参看上表内容，亦证明，汪伯彦于绍兴三年奉旨编纂大元帅府事迹，绍兴四年三月十二日尚书省札子可能又催促上交。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汪伯彦“编类成书，名日《建炎中兴日历》谨自缮写，分为五卷，随奏上进以闻”①。也就是说，汪伯彦于绍兴四年四月上呈了《建炎中兴日历》一书。但是，到绍兴六年(1136)四月朔，史馆又上呈《元帅府事实》十卷，可能的解释是，史馆需要综合各位撰者的内容，重新编排，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②直到绍兴九年(1139)六月，高宗表示“甚宠伯彦上所著《中兴日历》五卷”③。此后，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成为了解大元帅府事迹的首选，并得到高宗的认可，而《元帅府事实》则流传不广。虽然《建炎中兴日历》早已不存，但幸运的是，我们仍能从零星的史料中得知其大概。据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序：臣仰遵圣训，谨以陛下自康邸奉渊圣皇帝诏出使虏廷，改命建府，以兵马大元帅起义河朔，由相及魏、及郓、及济，忧劳百为。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续已断之大统，即祚于应天。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诏，毕虑省记，参以断编，而以事系之日，以日系之月，以月系之时，以时系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至于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采事摭实，编次成书，分为五卷，名日《建炎中兴日历》，或庶几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尔。④陈振孙谓此书“叙元帅开府至南都践极”⑤，颇不准确，因为据序文所言，“谨纪陛下自康邸奉渊圣皇帝诏出使虏廷”，即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遣康王为告和使事。后文所言“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至于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说明了《中兴日历》的起讫时间，“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正是康王出使前一天，盖取整数也，“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乃大元帅府“结局”的规定El期，将赵构大元帅府的始末涵盖在内了。《中兴日历》分为五卷，可能按照“由相及魏、及郓、及济”的顺①《会编》卷一六五，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l92一I193页。②[宋]陈骥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上》：“(绍兴六年)四月，史馆上《皇帝元帅府事实》十卷。(自注)先是，汪伯彦上《建炎中兴日历》乞付史馆纂述，至是书成。”(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页)另据[宋]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三六：“先是，前宰臣汪伯彦等进《建炎中兴日历》，诏付史馆编修《元帅府事实》。乙未，赵鼎奏：‘近日请编元帅府事，有可疑者⋯⋯’既而史馆纂《元帅府事实》～一卷，书成，鼎上之。(小注)鼎上《元帅府事实》在四月，今联书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5年，第714—715页)综合上述记载，在汪伯彦所上《建炎中兴日历》基础上，经考察、核实、重新编纂之后，赵鼎于绍兴六年四月呈上《元帅府事实》。③《要录》卷一二九，绍兴九年六月壬戌，第747页。④《会编》卷一六五，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193页。⑤[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124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序，再加上南京应天府，正好一地一卷，合为五卷。关涉本文的钦宗檄书大概存于第一卷中。同样在上引序文中，另可注意者，乃汪伯彦所说“改命建府，以兵马大元帅起义河朔”一句。此序文是上呈高宗的，遣词造句必定慎之又慎。此处汪伯彦所称赵构官衔与前引《中兴日历》所录钦宗诏书一致，都写作“兵马大元帅”。而据前文所论，大元帅府时期赵构的官衔经历了从“兵马大元帅”到“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转变，而《中兴日历》所提供的文本，却只采用“兵马大元帅”一说，罔顾“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存在。笔者认为，作为亲历者，汪伯彦不应不知此中变化，至于其为何隐讳不谈，可能与他所谓“大正始之意”有密切关系。所谓“大正始”，即：光大王道之始。①这在前述汪伯彦《上(建炎(中兴)日历表)》和《建炎中兴日历》序中皆有着重阐释：为天下君，宜首表年之事⋯⋯应天顺人，大一统自今以始矣，必有不刊之典，庶为罔极之传。盖保位莫如慎始也⋯⋯慎终莫重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锡智勇之英姿，当阳九非常之厄运，再造王室，起于艰难。思厥艰难，大正厥始，以图克终。②汪氏强调高宗即位之“始”的重要性，要“慎始”才能“克终”。“大一统”始于大元帅府时期，“再造王室”亦始于此。“大正厥始，以图克终”，光大王道之始，乃“纪事之意”之所在。因此，编纂大元帅府事迹，以符合“大正始之意”，与赵构“再造王室”、构建正统的努力若合符契，顺应了高宗的意愿。在赵构即位后，如何维护统治的合法地位、稳定政权，成为萦绕其心头的一件大事。诸如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等传说，便与赵构的这一努力有关。③太上皇(徽宗)的“即真”之诏、“太母(元祜皇后)之意”共同构成了赵构即位的正统性来源。④其实，在钦宗授意下，任命赵构为大元帅、开大元帅府，也是其即位正统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不容忽视。由前所述，赵子崧在劝赵构“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承制”时，便已指出：“国家之制，亲王素无握兵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帅之权，此殆天意，今王室危①“大正始”之说在南宋建立之初便已提出。建炎元年(1127)五月，朱胜非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上奏日：“陛下新即位宜正始，正始之说无他，仁义而已。”(【宋]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一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4O页)在朱胜非看来，“正始”之要，在行仁义。可见，因时、地不同，朝臣对“正始”的理解亦不尽相同。②《会编》卷一六五，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l92—1193页。③参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④参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占”》。按：作者认为，太上皇的“即真”之诏是伪造的，而“太母之意”才是高宗合法性的实质支持。笔者以为，“即真”之诏是大体真实的，似不能断然否定。“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125难，若非大王深念宗社大计，仰副二圣付属之意，稍有犹豫，则事去矣。”对于这一段话，邓小南先生早有精辟的见解：对于“特付”之事，一方面是钦宗保住赵宋政权的不得已之举，另一方面也是赵构扩充实力的重要机会。①“大元帅”一职正好发挥了这一职能，并且在张邦昌僭位之后，“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官衔有助于平定四方奸雄，不致“事去”，失去即位的正统性。在靖康二年的四五月间以及南宋建立之后的追述中，经常有幕僚言及对赵构的期许，希望他能“再造王室”②，实现中兴。在赵构顺利即位之后，如何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仍是其面临的重要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破除一些勤王军队潜在的威胁之外，又伴随着“神道设教”的实施。③待到政权稍微稳定之后，在经赵构审核的前提下，命朝臣编修大元帅府事迹，亦是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方式之一。绍兴前期，《建炎中兴日历》《元帅府事实》等史书集中而迅速地修纂，从高宗赞赏“汪伯彦上《建炎中兴日历》最备”来看，经过选择，高宗对大元帅府时期的记载是颇为重视的。④除极少数知情者外，朝野对赵构大元帅之任并不知情。钦宗本意是让赵构任“兵马大元帅”，团结勤王力量，解金军围城之急。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为应对张邦昌篡位的冲击，赵构在赵子崧等人的建议下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虽然这一名号隐含皇位继承者的意味，⑤并在特殊时期发挥重要作用，但毕竟是在钦宗授权之外的决定。为争夺即位正统性的政治行动反而影响到即位后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因此，对于已经登上帝位的赵构来说，如果不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记载加以处理，容易对其合法性构成新的威胁。因此，汪伯彦极有可能有意隐讳了赵构官衔变化的事实，以“兵马大元帅”统称之。这一折衷之法恰可以解决上述难题，与赵构建构正统的努力也一致。在官方史料编纂的过程中，由于有意隐讳赵构官衔从“兵马大元帅”到“天下兵马大元帅”转变这一过程，而导致后人认识上的混乱不清。宋代史料中，关于大元帅府时期赵构官衔的记载，看似混杂、难以辨识，实则自此可以获得较为合理的解释。①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②此类记载颇多，可参《宗泽集》，第35、55～56页；《会编》卷一。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引汪伯彦《中兴日历》，第741页；[宋]陈东《少阳集》卷三《上高宗皇帝第一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304页；等等。③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④《玉海》卷四七《高宗日历、建炎中兴日历、绍兴修17历》，第899-900页。⑤自中唐以来，天下兵马元帅与皇位继承关系密切。尤其五代时，后唐“秦王从荣以长子为河南尹，又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故当时遂以尹京为储贰之位”。([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二《记太子亲王尹京故事》，国图藏嘉定十三年陆子通溧阳学宫刻本，中华再造善本，第309册)“天下兵马大元帅”几成皇位继承者的代名词，这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参林伟洲《天下兵马元帅与中唐帝位继承》，(台)《研究与动态》第16期，2007年。126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结语在金军第二次南侵的危急关头，钦宗被迫接受朝臣的建议，任命已在相州起义勤王的康王为大元帅。通过考察钦宗的任命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赵构的官衔应为“兵马大元帅”。靖康二年三月，二帝北狩，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对大元帅府的存在形成重大挑战，在赵子崧等人建议下，康王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增强其即位的正统性，也满足臣僚对其“再造王室”的期许。在南宋建立前，康王官衔的改称，是其团结勤王力量、即位称帝的重要举措。但是，南宋建立后，其官衔的改动却不符合建构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为了配合高宗巩固政权的努力，官方史书的编纂亦在其中。面对钦宗任命诏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汪伯彦极有可能隐讳其大元帅官衔变化这一事实，而以“兵马大元帅”指称之，这是官方史书编纂中颇为重要的内容。南宋中晚期，在考察大元帅府时期的史实后，史臣徐梦莘、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