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安提戈涅》剧本分析_外国文学论文【精品论文】

理智与情感——《安提戈涅》剧本分析_外国文学论文【精品论文】 理智与情感——《安提戈涅》剧本分析_外国文学论文 理智与情感——《安提戈涅》剧本分析.摘要:古希腊悲剧的内容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人神矛盾不可避免，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着重写人，人与人的矛盾在他的剧作中更加复杂与突出。《安提戈涅》无疑是一部充满对比和冲突的戏剧，这种冲突是通过安提戈涅的选择来体现的。本文从安提戈涅的理智与情感的选择来分析，人作为感情动物在对抗法理时的选择。 关键词:安提戈涅 情感 理智 《安提戈涅》讲述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涅克斯为了抢夺哥哥忒拜王的王位，借岳父的兵力回国来和他的兄弟厄特俄克勒斯争夺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的故事。结果两军交战时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瑞翁被推选为新国王，他下令严禁安葬波吕涅克斯，违者将被处死。而两人的妹妹安提戈涅，勇敢地站出来埋葬了她的哥哥，因此获罪而死。她的未婚夫，克瑞翁的儿子海蒙也殉情自杀，王后因为儿子的死也自杀了。克瑞翁一意孤行酿成了这出悲剧，最后自己也陷入了众叛亲离的痛苦之中，孤独地留在了世上。 戏剧一开始，克瑞翁就把波吕涅克斯视为祸害城邦的敌人，下令让他暴尸荒野给鸟和狗吞食，不许人埋葬，也不许人哀悼，即使仅仅为他举行象征性的安葬仪式也将被处死，而且宣称这是合乎原则的命令。诚然，他是以城邦繁荣幸福为原则，以民众生活安定秩序为出发点的，但却明显有损当时的道德观念和感情。因为在古希腊文化中，古希腊人把埋葬死者视为神圣的义务，死者得不到埋葬，就无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不能渡过冥间，前往冥土。所以克瑞翁禁令的片面、强制和固守，必然要破坏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准则，导致不可调节的矛盾出现。 安提戈捏向国家法令发出了挑战，她用必死的决心支持神法。是由安提戈涅强大的道德确信所构成的。面对安提戈涅的抵抗，克瑞翁的“理性至上”被打破。在克瑞翁宣布法令的时候，歌队附和说:“谁也没有这样愚蠢，自寻死路”。但安提戈涅却为自己的“愚蠢”而自豪，并在后来把这个词送还给了自己命运的裁判者们:“如果在你看来我做的是傻事，也许我可以说那说我傻的人倒是傻子。”恰如在戏剧的第一场，安提戈涅已准备为自己的“愚行”承担受苦的后果，这个态度贯彻始终。这里是女性情感对城邦中男权式理性的反抗。她通过一种人类所有行动中最难被理解的行为来强化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生命献祭。与其说她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倒不如说，克瑞翁意义上的那种理性理解不了她的动机与本性。对克瑞翁所持理性主义的挑战，即便在安提戈涅退场之后，依然让人感觉到，这种挑战还与克瑞翁对峙性地存在着，尽管最后理性和“理智”看起来仍占支 配地位。当克瑞翁发觉自己的“理智”是建立在“邪恶”基础上时己太晚了，歌队长也告诫道，傲慢的人的狂言妄语会招惹严重惩罚。 安提戈涅认为埋葬自己的哥哥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城邦是雅典人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维护城邦利益，尊重城邦权威是每一个雅典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安提戈涅一出场就必须面对生死抉择，即信守神律，还是遵守城邦的律令恰恰反映了希腊文化中两种传统之间的深刻冲突。 在悲剧中，克瑞翁质问安提戈涅“你敢违背我的法令吗,”安提戈涅毅然答道:“我敢～宙斯从没有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这样的法令让人们遵守，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吗,”她嘲讽克瑞翁说:“你说的话也算是法律吗,”在安提戈涅看来，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天条，天条实际上就是天性和公理。专制君主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它就是恶法，对于伤天害理的恶法，人民是没有必要服从的。此处的天性与公理则是作为人在面对亲人死去不能置身事外的一种合乎情感的使命。 对安提戈涅来说，控制与人类亲情之间的复杂联系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她的女性“本性”关注在“支持亲情”上，反对克瑞翁的控制欲——这种控制欲外在于人类和自然的他性。因此，安提戈涅或许是其中的“女人性”，是克瑞翁必须克制或用他最喜欢的隐喻来说，必须“轭住”的内在本性。确实，克瑞翁认为，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让步。因此，当他被迫面对不可控制的“让步”时，克瑞翁回应了在前面关于人的控制力的颂词中的开首词:“奇异的事情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 安提戈涅也以自己的方式拒绝“让步”，完全类似男性的伟大。但这种伟大经过了谨慎的权衡，与克瑞翁的局限性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现这两种不“让步”之间的区别，就是安提戈涅打断克瑞翁冗长的咆哮的诗向:“除了把我抓住杀掉之外，你还想进一步做什么,” 通过把安提戈涅置于死地，克瑞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威，粉碎了执拗的异议分子的对抗，安提戈涅也是此范围内的唯一反抗的异议分子。克瑞翁预期和谋取利益的算计却得到了一个只在死亡里寻求“利益”的女孩，她只指望神、不指望人。这里的反抗是克瑞翁所恐惧的。但是，遭到反抗的那种观点却比他猜想的更深刻地根植在他自己和他的统治中。 然而，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是极端对立的两极:安提戈涅不可动摇地变得坚定并英雄般地接受了死亡，克瑞翁却崩溃成了什么也不是。尽管两者最初的强弱位置颠倒了过来，但是两者之间依旧有无限的隔阂。 面对不可改变的必然性，死亡既可以是对人价值的贬低，也可以是一种肯定。安提戈涅主动接受的死亡则是戏剧史诗般美丽的原因之所在。她用英雄般的行为接受了死亡的黑暗，最完全地捍卫了人类的尊严的死亡。不仅肯定了自己的价值，也肯定了尸体的尊严。对她来说，这不仅关系到人的形象，而且不可分割地关系到人格。克瑞翁则是在与安提戈涅对等悲剧性进程中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伴随着安提戈涅的死亡，经由先知的黑暗和无助，克瑞翁的人性复苏了，他自己陷入了失败和苦难的包围之中。在克瑞翁的遭遇中，他己经离开那个作为城邦之主宰的公众位置，变得寂寞、隔绝，悲惨也许胜过安提戈涅。此外，如果没有克瑞翁固执的专横，安提戈涅所遭受的苦难也将变得没有意义。这就是悲剧的精神，一个角色的存在似乎是为了创造另一个，他们在同一个整体中互补共存。 参考文献: [1]、罗晓帆:“古希腊悲剧中的技巧因素”，《安徽新戏》1997年第6期。 [2]、徐蕾:“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3]、孙蕊、安宁:“《安提戈涅》的女性视角”，《文学研究》2006年9月。 [4]、李国银:“安提戈涅的选择:重读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戏剧文学》 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