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瓦之争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价值

西瓦之争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价值 篇一:西瓦之争读书笔记 《西蒙一瓦尔多之争——回顾与评论》读书笔记 文章基本概述: 第一部分回顾了西瓦之争的背景与缘起，以及具体的辩论过程。 西瓦之间在公共行政学遭受批判之时，西蒙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而瓦尔多则注重将民主等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学就是一种政治理论。两人围绕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辩论基本上确定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被公认为是行政学说史上最富于启发意义的争论，所以史称西蒙—瓦尔多之争。 其中两人辩论过程中的基本观点有: 1、瓦尔多认可西蒙在公共行政学的成就却不认同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西蒙反击指出，认可我的结论，应 1 当认可我用以推出这些结论的逻辑。西蒙还将瓦尔多归于能够容许不严谨存在于政治理论中的，喜欢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家这一类人，并认为实证主义者不能成为民主行政理论的绊脚石。 2、瓦尔多采取的反击是首先攻击西蒙的演绎方式所存在的漏洞，巧妙引用西蒙发过的一篇论文中所用的逻辑指出了他的自相矛盾之处。 3、西瓦之争涉及的是两种哲学倾向和思维方式的争论，也是涉及两种不同的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之间的争论。 第二部分指出了西瓦之争的本质。 西瓦之争的第一层体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观与人文科学观，是一场学科定位之争: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二是关于立足于政治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还是立足于政治哲学的规范方法之争;三是关于公共行政学的价值取向之争，是作为实践的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之争，是效率还是民主, 第三部分则是关于西瓦之争的最终谁胜谁负的问题，作者指出了三种观点: 1、 赞成和支持瓦尔多路径的人认为西蒙赢得胜利，因为西蒙提出了 一整套建构新的行政科学的逻辑工具和概念框架，强化了公共行 2 政的科学性，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术。 2、 西蒙路径的支持者则认为是瓦尔多赢得了胜利，他们认为在公共 行政学家社群里，瓦尔多的立场赢得了争论的胜利。但从实际意 义上，他们更倾向于西蒙胜利了。 3、 认为西蒙和瓦尔多共同赢得了胜利，而最大的胜利者则是重新获 得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自身。并且西蒙与瓦尔多两人本人也认可这 种双赢的观点。 第四部分:讲述西瓦之争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启示。 作者首先总结出西瓦之争所展示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竞逐与共生之路的两个结论:其一，公共行政研究大体是在西蒙路径与瓦尔多路径这两条相互对立，又彼此补充的方向上展开的。其二，瓦尔多路径是作为主流的西蒙路径的反对派存在的。作者据此说明了西瓦之争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启示有: (一) 中国公共行政学要真正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的脉搏，完整和准确地了 解西方公共行政学，就必须同时把握这西蒙和瓦尔多的两条路径，即 3 任剑涛先生指出的“在方法上一定要脚踏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两只 船”。 (二) 中国公共行政学需要同时吸收西蒙路径和瓦尔多路径的精华。目前， 无论是从实证路径还是规范路径来看，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整体落后 于国际学术水平。 (三) 在当下中国的行政学研究中，基于三个原因，我们需要倡导瓦尔多路 径具有一种相对于西蒙路径的优先性，原因一是:中国公共行政学无 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盛行“管理主义”的思维方式;二是这种“管 理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缺乏“公共性”的 “公共”行政学，而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学将不可避免地 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三是公共行政不仅要对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更 要对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 笔者心得: 4 对于西瓦之争，作者将其定论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破茧重生的一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辩论。肯定了这场争论对西方行政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的确定作用，以及延续下来长久的两种路径之争对现代公共行政学的重要发展作用。作者认为相对于西蒙的实证路径，瓦尔多路径更符合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需要。 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鉴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是倾向于将政治与行政‘二分’推向于极致，为了发展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个作者所说的管理主义的取向已经导致了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出现了许多弊病。这正说明了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在传统的西蒙路径下已经发展到需要接受瓦尔多路径的刺激的阶段，恰恰是由于过于重视效率又偏离了西蒙的“价值中立”的效率概念，以及被西方的行政理论典范束缚住，才会导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进入发展的困境。 瓦尔多路径的优先性，表现在为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同途径，不是直接否认西蒙路径对我公共行政学影响，而是在接受西蒙路径的指导下，认可瓦尔多路径对西蒙路径的批判并加以改善，或许会促进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中重新进行加码。正如作者所说瓦尔多路径有利于为我国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和行为选择进行重新定位，为我国新时代的课题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推进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反思和批评目前我国的社会现状，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保有稳定的效率的基础下， 5 我国应该转变视角，关注价值理性内我们所需要重新重视的诸如民主、公平、文明、环保这些概念。这样的公共行政才有利于我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官僚主义、经济利益至上等等被扭曲的价值理念主导的公共行政。 篇二:2016年春中外行政改革比较形考作业答案 2016年春中外行政改革比较形考作业答案 单选题(总分20.00) 1.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长期实行委员制政府制度的国家.(2.00分) A. 希腊 B. 瑞典 C. 意大利 D. 瑞士 2.属于总统制政府制度的国家是( ).(2.00分) A. 德国 B. 法国 C. 美国 D. 英国 3.()政府制度的国家元首通常采用世袭制。 A. 委员会制 B. 君主制 C. 共和制 D. 总统制 4. 元首的限期任职制一般适用于()国家.(2.00分) A. 6 共和制 B. 总统制 C. 内阁制 D. 委员会制 1 2.00分) ( 5.“三权分立”是( )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来的(2.00分) A. 德国 B. 法国 C. 美国 D. 英国 6. “行政”一次，最早出现在()。(2.00分) A. 中国 B. 英国 C. 美国 D. 法国 7. 我国的一般地方政府结构由上至下可以分为( A. 2 B. 5 C. 4 D. 3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任期换届通常是( A. 3 B. 10 C. 4 D. 5 2 .(2.00分) ).(2.00分))级 7 9. 希腊属于()国家。(2.00分) A. 共和制 B. 总统制 C. 内阁制 D. 委员会制 10. ( )是第一个正规的内阁制国家。(2.00分) A. 法 国 B. 中国 C. 英国 D. 美国 多选题(总分30.00) 1. 20世纪以 来，美国主要进行了八次行政制度改革。其中包括( A. 罗斯福新政时期 B. 尼克松执政时期 C. 杜鲁门执政时期 D. 奥巴马执政时期 E.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 2. 总统制的主要特点是()。(3.00分) A. 总统独立于国会之外; B. 政府不对国会负连带责任; C. 政府成员与总统是僚属关系; 3 3.00分) )。( 8 D. 政府与国会完全分离; E. 总统一人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3. 不属于总统制政府制度的国家有( )。(3.00分) A. 日本 B. 法国 C. 美国 D. 德国 E. 英国 4. 内阁制政府制度的主要特点是()。(3.00分) A. 政府对议会负责; B. 国家元首虚位; C. 内阁总揽行政权力; D. 强调议会至上; E. 内阁组成独特; 5. 行政制度的作用主要有( ). (3.00分) A. 加强权力集中作用; B.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C. 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D. 实现公共管理职能; E. 规范行政权力运作; 4 6.属于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有()。(3.00分) 9 A. 荷兰 B. 英国 C. 日本 D. 美国 E. 希腊 7. 按照国家政体的不同，国家元首可以分为( )。( A. 共和制国家元首 B. 实权制国家元首 C. 君主制国家元首 D. 虚位制国家元首 E. 集体制国家元首 8. 行政制度的主要类别包括()。 (3.00分) A. 内阁制政府制度; B. 总统制政府; C. 半总统制政府制度; D. 委员会政府制度; E. 国务院政府制度; 9.西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共同特征是( )。 A. 政府理念企业化 5 3.00分)3.00分) ( 10 篇三:西瓦之争 颜昌武 刘云东:西蒙-沃尔多之争:回顾与评论 ,摘要, 20世纪40年代，古典公共行政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中的公共行政学，西蒙与沃尔多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开辟出了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路径。西蒙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沃尔多注重将民主等规范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学就是一种政治理论。1952年，两人围绕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一方面正式结束了公共行政学的古典时期，使得公共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深刻影响了随后半个多世纪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走向，其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西瓦之争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与启迪意义。 ,关键词, 西瓦之争 研究路径 行政科学 政治哲学 一般来说，自识意识的公共行政学发轫于19世纪末的美国，并在进步主义、政府的改革运动和科学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于1930年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所谓的“正统论”公共行政学(沃尔多，1988[1968])。在其兴盛之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正统论”行政学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从实践上看，公共行政理论在政府高层影响显著并成功地解决了那个年代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不仅仅是政 11 府，产业界也要求公共行政学者提供理论知识与指导(斯蒂尔曼，2004[2000])。就理论而言，古立克和厄威克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所彰显的POSDCORB原则作为一种“好”的行政思想推动了“正统论”行政学的兴起、成长与繁荣(斯蒂尔曼，2004[2000];亨利，2002[1999])。但好景不长，1940年代以来，在一群被视为“异端”的年轻学者的交相批评下，POSDCORB作为一个曾经被普遍认可的“正统学说”迅速褪色，不仅风光尽失，且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对“正统论”行政学的种种批评，不仅仅在于把以往一直充当着教科书范本的大多数经典变成了“反经典”，更主要的是，它们严重地削弱了公共行政学的共识根基(沃尔多，1988[1968])。 公共行政学何去何从,它如何才能对真实的公共行政世界有所裨益,面对困境中的公共行政学，西蒙(Herbert Simon)和沃尔多(Dwight Waldo)，这两位“横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巨人”(Frederickson，2001)，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为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西蒙(Simon，1997)认为，传统行政学之所以失败，在于其缺乏一套科学的概念工具，因而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从而塑造了一种经典的理性行政模式。这一模式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与政治科学的行为革命相呼应，至今依然是思考公共行政的一条基本路径。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沃 12 尔多(Waldo，1948)突显了行政研究中历史和文化视野的重要性，强调公共行政学是一种政治理论，并将民主等规范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为公共行政学设定了规范研究的议程。1952年，两人就此发生辩论，史称西蒙,沃尔多之争(the Simon-Waldo Debate，以下简称“西瓦之争”)。这场辩论被公认为是百年公共行政学说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富于启发意义的争论，它基本上确定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Harmon，1989;Dubnick，1999;Frederickson，2001)。他们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Harmon，1989)。尽管这场争论已过去50余年，但学术界关于这场争论的争论却此起彼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西瓦之争的缘起 乍看起来，西瓦之争是由沃尔多论文中的一个脚注引起的。沃尔多(Waldo，1952a)在1952年第1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的论文。在这篇长达23页、有着47个脚注的论文中，沃尔多(1952a: 97)给出了一个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脚注，直接把批评的矛头指向 了西蒙: 我相信，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将价值加以排除的?事实决策?的领域。决策就是要从备选项中进行挑选;在备选项中 13 进行挑选就是导入价值。赫伯特?西蒙显然对行政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当他不受他所宣称的方法论的影响时，才作出了这些贡献。 在沃尔多看来，虽然西蒙对公共行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却阻碍了他对公共行政学的更大贡献。这一脚注自此拉开了一场长达50余年的争论的序幕。 (一)西蒙对沃尔多的反击 在随后的第2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西蒙(Simon，1952)对沃尔多的批评进行了反击，并同时得到了沃尔多的回应。西蒙在文章的开篇直言不讳地说，对沃尔多关于事实,价值问题的论述感到“失望”，他(1952:494)说:“我相信这个脚注中的断言是不正确的(我希望我的这一自信不会受到责备)，并因此冀望沃尔多先生会更加特别地指明逻辑上的断裂是在哪儿发生的，指明还有什么是达到我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前提和推理思路”。 西蒙(1952:494)对沃尔多的反击遵循这样一种逻辑:“爱我，爱我的逻辑”。既然沃尔多认为西蒙对行政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结论是有益的，那么，他就得服从西蒙得出这一结论的演绎方式，即逻辑实证主义的演绎方式。虽然沃尔多赞扬了西蒙对公共行政学所作的贡献，但西蒙一点都不领情，并认为沃尔多不是在表扬他而是在责备他，因为沃 14 尔多并没有运用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推理方式得出这一结论，相反，其结论建立在“政治理论家”们所惯常采用的“那种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式的方式”上(Simon，1952:495)。对这种方式，西蒙(1952:496)的批评近乎嘲讽:“在政治理论中被容许的不严谨的标准，在逻辑学的基本课程中，如亚里士多德逻辑或符号逻辑中，也不会得到及格以上的分数”。 本着这样一种逻辑，西蒙(1952:495)对那些喜欢批评逻辑实证主义主义立场的所谓的“政治理论家”进行了批评:“我在关于政治理论的著述中所遭遇的这类装饰着断言、谩骂和隐喻的文章，经常给我带来具有美感愉悦的冲击，但通常不具有说服力”。接着，他(1952:494)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沃尔多，“我不能发现沃尔多先生用以奠基其论点的绝大多数前提，这一点令我感到不安，更令我感到不安的一个事实是，我所发现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是错误的”。这个关键性的前提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命题分为?价值决策?和?事实决策?”，但西蒙(1952:494)认为“?判断?这一术语指的是决策的某个元素，而不是指作为整体的决策”，而“政治理论家”误读成了”命题分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西蒙(1952)据此认为，实证主义者并不能成为民主行政理论的绊脚石。 (二)沃尔多对西蒙的回应 在同一期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沃尔多(Waldo， 15 1952b:501)就西蒙的批评做了回应。他首先攻击了西蒙的演绎方式所存在的漏洞，“即使我们愿意选择逻辑实证主义的救赎方式，情况也不像西蒙教授所声称的那样简单”。他(1952b:501)一再表明，政治理论家们并不反对“作为思想、调研技巧或行动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反，他们非常欣赏其所提供的大量的信息。但沃尔多(1952b:502)更强调，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并不享有发现真理的独占权。他机智地运用西蒙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运用的逻辑指出了他的自相矛盾之处，他说: 正确的结论，除了可以从已正式声称的方式得出外，还可以其他的方式得出，对此，我无需证明，因为西蒙教授最近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说得够多:“在这篇评论里，我将主张，佩里先生的第一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他的第二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给出的理由”。 此外，沃尔多还敏锐地捕捉到了西蒙的经典著作《行政行为》中的一段并不遵循其惯常演绎推理方式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西蒙(1997:65)断言，“民主机制存在的基本理由就在于其能作为证实价值判断的程序”。沃尔多(1952b:502)就此批评说:“一个可经验证实的命题是，民主机制存在的基本理由，不在于其能作为证实价值判断的程序，除非我们慷慨地允许作者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为民主辩护的任何 一个人(不管他怎么认为他正在做的事)，都是在证实他自 16 己的价值判断，或是在主张其他人也可以证实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沃尔多(1952b:503)接着用西蒙所批评的那种“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式的方式”大大挖苦了西蒙一番: 西蒙教授力图避免遭遇政治理论家，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将他自己隐藏在一个写有“安静～科学家正在工作”字样的屏风后面。但是如果他确确实实关注他的著作中的一致性和关联性的话，他显然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传统政治理论而不是研究他的那些逻辑书籍。 二、西蒙路径与沃尔多路径的对比与冲突 西瓦之争显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次因脚注引发的偶然争论，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上述两篇文章的范围，诚如哈蒙(Harmon，1989:437)所说，“1952年的争论不过是《行政国家》与《行政行为》之争论的一个脚注”，它涉及到两种哲学倾向和思维方式的争论，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之间的争论。两者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学科层面上，而他们之所以要讨论公共行政是否是一门科学，其要旨在于为公共行政设定效率或民主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支撑这一分歧的基石在于两者截然相反的哲学方法论训练。现代行政学之所以得以发生，一方面是基于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则基于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为特质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美国独特的“反国家主义”政治传统)。这两大思想传统决定了西方公共 17 行政学自产生伊始就在一种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中两极徘徊。前者构成西蒙路径的哲学基石，后者构成沃尔多路径的信念支撑。因而，西瓦之争不过是西方思想史上两种对立的哲学方法论和两种不同的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冲突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延续。 (一)学科定位之争: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科学吗, 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探讨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前一种路径以“真”为取向，后一种路径以“善”为价值。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智识努力，西方人发展出了两套系统的知识体系，一套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另一套则是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体系，其经典的表现是为哲学文化，人们常称之为“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此即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李凯尔特所说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和康德所说的“灿烂星空”与“道德律令”之间的对立。到了19世纪，“科学”一词逐渐被窄化与神化。其窄化的表现突出地表现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身上。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科学只能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必须借助观察、实验等实证方法，由此归纳出相关的知识体系。而这种形态的科学不仅可以提供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论证，同时也可以为人们预测相关的社会现象提供准则。其神化的表现则如法伊尔阿本德(Feyerabend，1992[1978]:255) 所批评的那样:“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 18 教机构”。 历史上的这两种科学观反映在公共行政领域，就突出地表现为西蒙与沃尔多之间的第一层争论: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当时的学术界有一种声音，即认为“社会科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因此，西蒙和沃尔多都必须同样直面“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这一问题(Waldo，1956:1)。在沃尔多(1988[1968]:32-33)看来，这个问题给公共行政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公共行政学界很显然呈现出—副艰苦劳动和不断转变、以及互相争吵和内容混乱的局面。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以下两个问题:公共行政是否已恰当地被看成一门学科,……面对这一共同的问题，西蒙(1997)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寻行政组织中的成员行为，进而发展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沃尔多(1968a;1968b)则对西蒙的观点展开了批评，认为公共行政不是一门科学性的学科，而是一种专业。 西蒙(1997:356)认为，“科学可以分为两类:理论的和实践的”。这两者之间有着基本的、显著的差别。理论科学专注于发现和证明与人类知识相关的某个领域的正确的经验性命题，实践科学则关心如 何实现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决定。在第一类科学中没有祈使语气，它涉及到论断的事实层面，可以使用“对”或 19 “错”来表达;而第二类科学中则有祈使语气，它涉及到论断的伦理层面，可以使用“好”或“坏”来表达。西蒙(1997:357)指出，人们可以由此得出两个确定的结论，“第一，科学只对与验证有关的语句感兴趣。因此，科学关心的是语句含义的事实层面，而不是伦理层面。第二，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区别只是在伦理层面”。西蒙(1997: 358)进而认为，人们通常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他所说的理论科学，它们都只包含对事实的陈述而无关伦理判断，因而，即使两者可以作出一些区分，但这些差别是“肤浅的”，“必须予以去掉”(Simon，1997:358)。西蒙的潜台词十分明显，既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那么，“科学只关心语句含义的事实层面”就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进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的研究领域的。这就为他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公共行政研究埋下了一个伏笔。 在对科学作了一个基本的设定之后，西蒙(1997:356)转而着手讨论“行政科学的实质”这一问题，他认为事实命题与伦理命题之间的区别有助于我们解释这一实质。行政命题是事实的还是伦理的,判断的标准在于这种命题能否可以判断其真伪，西蒙(1997:357)说，“如果一个关于行政过程的命题可以判断其真伪，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科学的”。正是通 20 过将事实与价值加以分离并将事实命题界定为可验证的命题，西蒙(1997:357)得出了他关于“什么是行政科学”的答案:第一，“事实元素构成了行政科学的真正的实质”。第二，“和任何科学一样，行政科学只关心事实陈述。在科学体系中，伦理论断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当伦理陈述出现时，它们就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事实部分和伦理部分;只有前者才与科学有关”(Simon，1997:360)。第三，行政科学可以有理论的行政科学和实践的行政科学这两种形式。前者在于对有组织的群体中的人类行为方式进行描述，可以称之为行政社会学;后者旨在为实现行政目标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可以称之为实践行政学(Simon，1997:360)。 沃尔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明显不同于西蒙，并对西蒙的提出了严厉批评。他(Waldo，1956:6-7)认为，科学的定义有严格与宽松、狭义和广义之分。严格的科学定义明确区别了科学与技术，它特别强调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能否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对经验规律性的认识似乎是衡量一个学科“科学性”的标尺，从这个定义看，社会科学并不能被称为科学。但实际上，我们平常所说的科学并非都是指这种狭义的科学。相反，人们通常是将科学等同于“知识”或者说“经验知识”来使用的，即指关于经验的规律性的系统的信息。从这样的定义看，社会科学就大有可能被称之为科学了。至于“学科”的概念，沃尔多(1988[1968]:33)指出， 21 如果给“学科”下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即看作是一种具有一套连贯而协调的理论的知识性事业，那么公共行政学便不是一门学科而且也许肯定不会成为一门学科。但是在社会科学中即使有的话也只有很少数的科学及其分支的学科，是符合这种规定的。实际上在物理学中即使有也只有很少是符合这一规定的。而如果“学科”是按人们所曾经认为的以统一的信念为核心的知识这种说法来下定义，那么就十分可能在目前这些互相竞争的观点之中，有一种在将来会取得主导地位;或者说有一种新的综合理论会取得这种地位。可是，在当前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一方面，就构成一种学科的内容来说，还缺乏一致的意见;而另一方面，知识的进步，又不能够等待完美无缺的定义和完全一致的意见。 依据这种区分，沃尔多(1956:11-13)严厉地驳斥了那些主张“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或者“只是科学中的二等公民”的观点。他说，人们常常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比，对它提出不适当的要求，进而因为它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而否认其科学性。例如，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社会科学家不能根除战争的根源,”沃尔多(1956:11-13)认为，这样的要求是不适当的。实际上，社会科学一直在制止暴力、阻止大规模的生命的毁灭、创造财富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科学研究本身却并不一定影响到研究的对象，即便社会科学在这一方面作用有限，但并不影响其科学性，自 22 然科学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些研究可以为人们利用，对人们对研究的对象发挥影响，做出某种控制，但有些研究 却与对研究对象的控制无关，如有关地震的研究等等，因此，这并不是否认社会科学有科学性的一个理由;另一方面，战争的可与否，本身就是个道德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因此从这一点对社会科学加以苛责是不恰当的。 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究竟谁更“科学”一些，或者更先进一些这个问题，沃尔多(1956:14-16)认为，也许本来就是个无法给予回答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没有办法来衡量。目前总的趋向是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并且以运用的程度来衡量各门社会科学谁更接近于“科学”，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设，假设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领域，否则社会科学便是不发达的，这样的观念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运用于社会领域，这本身就是未知的、有争议的。尽管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往往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任何科学发现的结论本身都具有实验性和不完善性(同时科学所依赖的前提也不是不能质疑的，数量化的程度也并非衡量“真正”科学的唯一标尺。作为社会科学家，既要尊重科学又不能盲目崇拜科学，社会科学家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在对流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之后，沃尔多(1956:16-26) 23 提出了他对社会科学的独特的理解。他说，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和学说，而是社会中一切人为的发明，包括各种制度安排。他认为，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关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关注科学，而是要着眼于社会的发展。他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的。沃尔多(1956:16)强调说，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进步，自然科学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他(1956:16)据此断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同样多的贡献，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公共行政学的价值同样不能被低估。 要言之，沃尔多虽然和西蒙一样，也对传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西蒙着眼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但沃尔多则着眼于社会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前者更多地是一种学术上的旨趣，后者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关怀。 (二)哲学方法论之争:实证的，还是规范的, 麦克斯怀特(2002[1997]:173)说:“要完整地理解赫伯特?西蒙的著作在公共行政学中所引发的变革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把它和传统主义者(以沃尔多为代表??引者注)的视角进行对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前者立足于政治科学的实证方法，后者立足于政治哲学的规范方法。规范方法源自于传统的人文学，存在于从古希腊到 24 现在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漫长历史之中(巴克勒，2006[2002])，它着重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待和理解公共生活，关注的是有关“应然”的问题，也就是解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应当的;而实证方法着重研究的事实层面，即以价值中立、甚至是价值祛魅来谈论公共生活(任剑涛，2003)。在19世纪末期以前，规范方法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主流。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实证方法逐步在各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霸权地位。 在学术研究中，不同的研究方法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研究实践。西蒙(1991)认为， “正统论”行政学研究方法只能得到谚语而得不出行政原则，那我们就应在研究方法上寻求新的突破，把公共行政领域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西蒙所说的新的方法就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方法。所以，西蒙的目的在于用逻辑实证主义对公共行政领域进行重新(亨利， 2002[1999]:29)。西蒙(1991:55)承认，其《行政行为》正是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得出的结论为起点的。从西蒙的文本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西蒙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是价值中立取向。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二元论，他们声称，科学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作价值判断，它是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由于坚持这一原则，逻辑实证主义就从根本上放逐了价值问题。 25 法默尔(2005[1995]:257)就此评论说:“西蒙的文本把逻辑实证主义文本的所谓核心结论作为给定的东西加以接受(如有关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