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中国哲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笔记

------------------------------------------作者xxxx------------------------------------------日期xxxx极简中国哲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笔记【精品文档】【精品文档】【精品文档】【精品文档】【精品文档】【精品文档】极简中国哲学史首先，哲学是什么呢？胡适先生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老子孔子之前的两三百年，战祸连年，百姓痛苦；社会阶级渐渐消灭；生计现象贫富不均；政治黑暗，百姓愁怨。这时候就出现了几种典型的时代思想：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愤世派（激烈派）。这些思想乍看各有不同，其实都是非常消极的。大家去看《诗经》的《伐檀》和《硕鼠》两篇，诗人已经渐渐有一点独立的精神了。这就好比是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发芽了，首先就是老子和孔子俩。好，今天就讲这些。附录：《伐檀》《硕鼠》《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饱腹啊！砍下檀树做车轮啊，棵棵放倒河边屯啊。河水清清起波纹啊。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吞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挂鹌鹑啊？那些老爷君子啊，可不白吃腥荤啊！《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女通汝)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黍！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照顾。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土有幸福。那乐土啊那乐土，才是我的好去处！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麦！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优待。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国有仁爱。那乐国啊那乐国，才是我的好所在！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苗！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慰劳！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郊有欢笑。那乐郊啊那乐郊，谁还悲叹长呼号！我则以为要论独立的反抗的精神，最出色的该是《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你看这黄鼠还有皮，人咋会不要脸面。人若不要脸面，还不如死了算啦。你看这黄鼠还有牙齿，人却不顾德行。人要没有德行，不去死还等什么。你看这黄鼠还有肢体，人却不知礼义。人要不知礼义，还不如快快死去。老子革命的种子发芽了，长出来了个老子。关于老子为什么叫老子，有各种说话，有说是因为他活得长的，说是200多岁，那是神话；有说是因为老子“生而皓首，故称老子”，这话出自《神仙传》，八成也是瞎话；胡适先生认为“老”不是老子的姓就是他的字。老子是个革命家。他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的政治——因为政府没有干涉的本领，所以主张极端的放任。说到底，这也是种极端的破坏注意，是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老子是个哲学家。他的主要的哲学概念是：道、无、无名、无为。道。道是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也是老子的最大功劳。老子认为，天并非是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住在，天地并不与人同类，天地也没有恩意。然而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什么样的呢？道无声无形、单独不变、周行于天，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一切只是自然。这也是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啊！无。“无”其实是“道”的具体阐述。“无”到底是什么呢？看这两句话就明白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名”就是“物德”，就是物的德性，也说特性。有名，然后有知识，有知识然后有欲望，有欲望然后有纷争。老子渴望没有纷争，所以主张“无名”。无为。其实老子“无为”的深意不是“什么都不干”也不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而是在于“深信自然法则绝对有效”。若是用人力去赏善罚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所以老子主张的人生哲学是无知无欲无争。孔子孔子，字仲尼，鲁国人。他是个实行的政治家，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他的政策不能在鲁国实行，还丢了官，于是去周游列国。十三年，不能遇到行道的机会。六十八岁回到路过，专做著述的事业。那是一个充满暴行邪说的时代，暴行比如弑君弑父，《春秋》二百四十年，每七年就有一次；邪说，比如老子，哈哈！【本人认为胡适先生这一段以及该时代现象的反动，稍显混乱，有兴趣的可以去查看，先生大概犯了因果互生的错误吧！】孔子是那个时代的积极救世派。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栖栖遑遑地奔走，要把无道便成有道。从何处下手呢？孔子的一切学说都在一部《易经》。《易经》的三个基本观念：易象辞。万物的变动，都是由简易变为复杂。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礼俗，都有一个极为简易的源起，就是“象”。这种种“意象”变动时，都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这可以用“辞“来示。这就能使人动作都有仪法，使人明知厉害，不敢为非。正名主义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孔子致力于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标准，手段便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都要有各自的样子，是义务也是责任，否则就不会有“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的伟大主张！）。正名的就是《春秋》。春秋的三种正名方法就是：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正名主义的影响：语言文字上的影响：“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也就是，正经说话。名学上的影响：孔子是中国名学的始祖，苏格拉底的“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历史上的影响：《春秋》的余毒使得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孔子的哲学方法：一以贯之。“一”为何？曾子曰“忠恕”。“忠恕”为何？中心为“忠”，如心曰“恕”。所以，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还指要找出事物的条理系统，用来推论，举一反三。知识论上的一以贯之：孔子因为注重推论而注重思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人生哲学上的一以贯之：仁。孔门说的“仁”与墨家“兼爱”不同，是有等级的爱。并且，仁不只是爱人，还是理想的人道，统摄诸德——君子便是标准。在人生哲学上，孔子不仅注重模范的伦理，还注重行为的动机，即利与义。孔子一声痛恨那些聚敛之臣，斗筲之人的谋利政策，故把义利两桩分得太分明了。但是，他反对的利，乃是个人自营的私利。而且，与其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动机，不如说他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后来的儒家不能明白这个区别，所以有极端的动机道德论。孔子论行为，分动机、方法、品行三层。孔子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好德之心虽不是天然生就的，却可以培养得成。“从心所欲，不逾矩”，需要教育的涵养——孔子的教育靠正名和礼乐。正名以寓褒贬，别善恶，使人见了善名，自然生爱；见了恶名，自然生恶。主张礼乐治国，故反对用刑治国。孔门弟子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不料他的弟子那么多人里面，不曾有什么人真正能发扬光大他的哲学。他们那么多人的成绩，不过是在一个“孝”一个“礼”字上做了一些补绽的功夫，这也算是孔子的大不幸了。孔子死后两三代里竟不曾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直到孟轲、荀卿才有两派有价值的新哲学出现。孔子也说孝道，但不如曾子说得透彻圆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后来的人只从这个养字上用力，因此早出许多繁文缛节来。细看《祭义》《孝经》，简直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到，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从孝的哲学，又到了孝的宗教。儒教有很多丧葬祭祀的礼节，但是他们并不信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切丧葬祭祀都是为了“慎终追远”，都是为了“民德归厚”，都是为了“民兴于仁”。礼：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制裁力。礼只教人依礼而行，养成道德习惯，使人不知不觉的“徙善远罪”。所以，礼只是防恶于未然的制裁力。礼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礼是规定伦理名分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礼是节制人情的。儒家向来不主张无欲礼是涵养性情，养成道德习惯的。“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墟墓之间，有哀的空气；宗庙之中，有敬的空气。儒家重礼乐，本是极其合乎宗教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只可惜儒家把这种观念推行到极端，故后来竟至注意服饰跪拜，种种小节，便把礼的真义失掉了。以上就是空门弟子的补绽工作，能不可叹吗！墨子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说他是宋国人，有人说他是鲁国人。胡适觉得孙诒让说得对，鲁国人。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所以提倡“非攻”论。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墨子是一个宗教家，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墨子是一个实行的宗教家，他主张节用，又主张废乐，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虽批评墨家的行为却又不得不称赞墨子道：“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可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的哲学方法孔子的哲学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的哲学则是一种行进的方法。墨子因为讲方法，于是产生了一种“应用主义”。墨家说：“义，利也。”这个“利”字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真知的应用。【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有相似。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是，阳明的知是心内的良知，而墨子的知是心外的实用。】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顾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他又恐怕这还不够，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张“天的意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学家的墨子，变成墨教的教主了。杨朱杨朱比老子小130多岁。杨朱的时代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所以一种极端的消极的哲学应运而生——这就是杨朱的哲学。杨朱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他的无名主义。【老子最先讨论名的用处，要人复归于“无名之朴”。孔子深知名的用处，故主张正名。以为若能正名，便可用全称的名，来整治个体的事物。儒家所注重的名器、礼仪、名分等等，都是正名的手续。墨子注重实用，故提出一个“实”字，攻击当时的君子“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杨朱更趋于极端，他只承认个体的事物（实），不承认全称的名。所以说：“实无名，名无实。实者，伪而已矣。”杨朱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又恐怕人把存我观念看作损人利己的意思，故刚说了“智之所贵，存我为贵”，连忙接着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痛苦的时势，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自然会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苦心孤行的救世家，像墨子、耶稣一流；一种就是极端悲观的厌世家，像杨朱一流了。杨朱所主张的只是“乐生”“逸身”两件。他并不求不死，不求长寿，不求速死，只是“从心而动，任性而游”。这就是杨朱的“自然主义”。别墨战国时期墨家各派均自命墨家的正支，视其他各派为别墨。别墨主要讲论知识、人生哲学、论辩、名学。论知识知识如何产生？曰名与心。知识的种类？曰稳说亲。知识的目的？那自然是应用人生哲学：知行合一人生的行为不完全受知识的节制，知识之外，还有欲望。欲望有正当与不正当，那么，如何才是正当的欲望呢？曰：“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比如：“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业。”所以，别墨的乐利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乃是一种为天下的乐利主义。论辩辩的两大观念：故、法故，所得而后成也（1）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2）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3）“物之所以然”是故。能见得这个故的全部，便是“智”。（1）法的本意是一种模子。（2）法师根据“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之故的方法。【懂得这两个观念，方才可讲《墨辩》的名学】辩的用处：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同志们，辩论不等于抬杠啊！更不等于人身攻击。想起某些人，哦，呵呵！】辩的七法：或【不尽】、假【假设】、效【演绎】、辟【举物例】、侔【举辞例】、援【举事例】、推【推理】《墨辩》概论：《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里面除了“论知”“论辩”之外，还有无数有价值的材料：论算学论形学论光学论力学论心理学论人生哲学论政治学论经济学墨家名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间，找出了一种执中的名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消解了名学的本体论问题，而只谈名和实在名学上的作用。墨家的名学不单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墨辩》中有论光学和力学，可见墨家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墨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的“象”的观念，下开法家的“法”的观念。惠施惠施这个人厉害得很。“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说有一个叫做黄缭的，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和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只可惜那五车的书和那“万物说”都失掉了。惠施的思想总结说便是：时间空间的分割区别，都非实有；一切同异都非绝对。故曰：“天地一体也。”并因“天地一体”而“泛爱万物”。“泛爱万物”是极端的兼爱主义。墨子的兼爱是根据“天志”的，而惠施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兼爱主义是有科学的依据的——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也发达了，宗教的迷信便弱了，所以兼爱主义也不能不随着改变。公孙龙公孙龙及其“辩者”最为著名的是“二十一事”（卵有毛，鸡有三足……）。这二十一事的主旨思想就是一切异同都是因为主观的分别，而不是绝对的。但是，若没有这些分别异同的“物指”，便不能有知识了。所以这些异同，虽非实有，虽非绝对，却不可不仔细辨别。有了正确的“名”，知识学术才可以进步。公孙龙一班人的学说，大旨与惠施相同。但惠施的学说归到一种“泛爱万物”的人生哲学，这班人的学说归到一种“正名”的名学。这是他们的区别。但公孙龙到处劝人“偃兵”，大概也是信兼爱非攻的人，可知他终是墨家一派。墨学的结论墨学有两派：宗教的墨学、科学的墨学。墨学在在韩非的时代还很兴盛（“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篇》），但《史记》里竟然没有墨子的列传。墨家，何以消灭得这样神速呢？儒家反对。两家互攻。孟子竟然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独尊儒术，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政客猜忌。很简单，那时候战争最激烈，各国政府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各国需要的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庄子庄子这篇主要讲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和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庄子名周，是蒙人。曾做过蒙的漆园吏。庄子的学说，一言以蔽之，曰：“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哲学派到庄子才完全成立。万物变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老子认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孔子认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变为天下之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墨子之后也有许多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列子》书中的进化论：《列子》书中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当然这就不承认有个“主宰”的天了，更不认为天有好生之德。庄子书中的进化论：“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几”即种子，也叫元子，遇着水，成为一种微生物，细入断丝，到了陆地，变成一种陆生生物，自此之后，层层进化，直到最高等的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而“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然而，既然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庄子承认自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了。近代生物学者认为：生物为适应环境而必须进化，不能适应环境就会被淘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一、庄子的名学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最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然和惠施来往，定然也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所以他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墨家认为，谁辩胜了谁就是正确的。但庄子却不以为然，他说你就算胜了我，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正确的。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在中国名学史上大放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第一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不过，他也有建设的一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以彼明此，以此明彼。”东西可以相反却不可以相无，看似相反而实相生相成。天下的是非，本来就不是永远不变的。以上说的是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当庄子把这学说推到极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这就是不可知论了。既然不可知，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吧。“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种极端“不遣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保守主义。二、庄子的人生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做主的地位。这种人生哲学看起来高超得很。其实流弊严重，轻的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疾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重的则会养成一种阿谀奉承，苟且媚世的废物。结论：庄子的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虽然他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庄子的哲学。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埃菲尔铁塔上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道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如果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看破了，说泰山不高，秋毫不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然是“高超”，但却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荀子这部分主要写《大学》《中庸》和孟子一、《大学》《中庸》两部书的要点主要有三个第一，方法。《大学》的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指明明德于天下。《中庸》的方法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又说诚之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大学》《中庸》的长处只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第二，个人之注重。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中。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不肯“损一毫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这个“身”这个“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曾子曾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这和《中庸》说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恰恰相反——一个是“孝”的人生哲学，一个是“修身”的人生哲学。《中庸》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诚”。“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的最高目的，是要充分发达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第三，心理的研究。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经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大学》说的“正”，就是《中庸》的“中”。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愤懑、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所以《中庸》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算是和。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多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所以《中庸》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孟子孟轲，邹人，受业于子思。一、论性（一）人的本质同是善的。见孺子落井，皆生恻隐之心。（二）人的不善都由于“不能尽其才”。不能尽其才的缘故，约有三种：1.由于外力的影响。2.由于自暴自弃。“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3.由于以小害大，以贱害贵。“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那哪一体是大的贵的？哪一体是小的贱的呢？孟子认为耳目五官之得为小为贱，心思所及为大为贵。其实这种议论，大有流弊。人的心思并不是独立于耳目五官之外的。耳目五官不灵的，还有什么心思可说？中国古来的读书人的大病根正在专用记忆力，却不管别的官能。都后来只能便成一班四肢不灵、五官不灵的废物！二、个人的位置孟子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他论“大丈夫”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因为他把个人的人格看得如此之中，为他以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他又一种平等主义（圣人与我同类者。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但他的平等主义，只是说人格平等，并不是说人的才智德行都平等。孟子很明白经济学上“分工”的道理。孟子曾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说得何等明白！因此，他的政治哲学很带有民权的意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教育哲学（一）自动的。孟子深信人性本善，所以不主张被动的和逼迫的教育，只主张个人自动的教育。（二）养性的。人性既本来是善的，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达。（三）标准的。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标准的教育法是教育的捷径。【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废其觳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四、政治哲学孔子的政策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政策是“妈妈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孟子的政治学说含有乐利的主义的意味，这是万无可讳的，但他同时极力区分义利。孟子攻击“利”，只因这种“利”究竟不是不是真利。【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荀子荀子名况，字卿，赵人。荀子好厉害的：“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一、论天与性（一）论天庄子把天道看得太重，生出种种安命主义和守旧主义。荀子对于这种学说，遂发生一种激烈的反响：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在儒家重最为特出，正因为他能用老子一班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改正儒家、墨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的安命守旧的种种恶果。（二）论物类变化荀子不主张进化论，认为万物“有化而无别”。（三）法后王因为荀子认为上古的制度文物都不可靠，不如后王的制度文物“粲然”可考。（四）论性荀子的天道是对庄子发的，他的性论则是对孟子发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后来的儒者只把这个“伪”看作真伪的伪，便大骂荀卿，不肯再往下读了。荀卿为这句话受了许多冤枉。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都崇拜“天然”过于“人为”，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如此。后来渐渐地把一切“天然的”都看作“真的”，一切“人为的”都看作“假的”。所以后来“真”字竟可代“天”字。只有荀子极力反对这种崇拜天然的学说，以为“人为的”比“天然的”更好。所以他的性论，说性是恶的，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人的天性有种种情欲，若顺着情欲去做，定做出恶事来。可见人性本恶。因为人性本恶，故必须有礼仪制度，方可以为善。可见人的善行，全靠人为。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以此说来，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五）教育学说荀子说性恶，故他的教育学说趋向“积善”一方面。“性也者，无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荀子的教育学说以为学问须要变化气质，增益身心。不能如此，不足为学。“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这是荀子的知行合一说。（六）礼乐荀子的礼论乐论只是他的广义的教育学说。荀子以为人性恶，故不能不用礼义音乐来涵养节制人的情欲。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情欲，故要作礼制，使情欲有一定的范围，不致有争夺之患；人又是生来爱快乐的，故要作正当的音乐，使人有正当的娱乐，不致流于淫乱——这是儒家所同有的议论。但是荀子是主张性恶的。性恶论的自然结果，就是主张用严刑重罚来制裁人的天性。荀子虽然自己主张礼义师法，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就是老老实实的主张刑法治国了。二、心理学与名学（一）论心：荀子说性恶，单指情欲一方面。但人的情欲之外，还有一个心。心的作用极为重要：“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天性有欲，心为之制节。”荀子认为人不必去欲，但求导欲；不必寡欲，但求有节。但是只有心里拥有合理的知识，才能正确合理的疏导欲望。心如何能拥有正确合理的知识呢？第一要虚心，第二要专一，第三要静心。如中心不定，不能静思，不能专一，则易生谬误。知识易有谬误，故不能不有个可以取法的标准模范——荀子认为是“圣王之道”，故曰：“法圣王”。三、名学荀子名学的大旨是首先要建立一个“隆正”，一个标准的大前提，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名，用国家法令制定，制定之后，不得更改。凡是符合这个“隆正”的，都是“是的”，不合的都是“非的”。所以，他是演绎法的名学。名的作用。荀子认为名的作用首先是明贵贱，其次是别异同。【墨家认为只有“别异同”的作用】万物如何于人心有异同？【这部分胡适先生并没有说明什么有异同，所以造成了一下小混乱，会有人认为“名”如何有异同，那就不能理解了。】五官簿之，心征之，以有同异。（三）制名的关键是什么呢？“约定俗成谓之宜。”“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正名的事业，不过是用法令的权利去维持那些“约定俗成”的名罢了。以上是荀子的正名论建设的一方面，他还有破坏的方面。荀子举例：惑于用名以乱名【如：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惑于用实以乱名【如：山渊平，情欲寡】惑于用名以乱实【如：白马非马】四、辩荀子是极不赞成“辩”的，辩说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所谓法家论法家之名胡适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所谓“法家”的人物如管仲、申不害和商鞅、慎到、尹文、尸佼、韩非，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法家”。但是有了他们那种用刑罚的政治，方才有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法法字作模范解（“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孔颖达《正义》）。在《易经》时代，法与刑罚还是来两码事，到了“别墨”时代，法字方才包括模范标准的意义和刑律的意义。我认为讲法理学最好的是《尹文子》：一即不变之法（近乎儒家的天经地义）二即齐俗之法（指一切经验所得或科学研究所得的通则）三即刑赏的法律（后人用“法”字，单指这一种）四即平准之法（乃本义，无论儒家、墨家、道家都早承认这种标准的法）三、“法”的哲学要讲法的哲学，先须要说明几件事。第一，“刑罚”和“法”不是一回事。“刑罚”是从古以来就有了的，“法”的观念是战国末年才发生的。第二，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经过了许多反对，方才渐渐发生的。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怀疑的心，并且有极力发对的。其实，他们说的“法”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刑罚不过是执行这种标准法的一种器具。刑罚变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罚，便是有了限制，不是从前“诛赏予夺从心出”的刑罚了。法理学的几个根本观念：第一，无为主义。中国的政治学说，自古代到近世，几乎没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无为主义。“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便是无为之治了。第二，正名主义。“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使“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第三，平等主义。儒家不但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见，还有“亲亲”“贵贵”种种区别，故孔子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议论；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的议论。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儒家没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儒家所主张的礼义也只能行于少数的“君子”，不能遍行全国。这个观念得墨家的影响最大。墨子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义，这是平等观念的第一步。“法”的作用要能“齐天下之动”。第四，客观主义。人治主义的缺点在于只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却免不了“不仁者而在高位”的危险。法治的目的在于建立标准法，使君主遵守不变。第五，责效主义。儒家所说的“为政以德”“保民而王”何尝不好听，只是没有收效的把握。法治的长处在于有收效的把握。四、讲讲韩非法家之中，韩非最有特别的见地。之前的法家以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无为而治”，有了法律，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无为之治。我们称之为保守派。韩非是一个极信历史进化的人，故不能承认这种保守的法治主义。韩非的政治哲学，只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根据社会事物的变化，来确定相应的策略）八个字。他的守株待兔的本意可是在讽刺那些不知变通的人啊！韩非虽是荀卿的弟子，他的这种学说却恰和荀卿相反。荀卿骂那些“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都是“妄人”。如此说来，韩非是第一个该骂了！韩非的学说注重实验，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作实验。他认为言行若不以功用为目的，便是“妄发”的胡说胡为，没有存在的价值。韩非的“功用主义”和墨子的“应用主义”大旨相同，但韩非比墨子还要激烈些。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但他把一切“微妙之言”“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都看作“无用”的禁品。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真实行起来，遂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这便是极端狭隘的功用主义的大害了。古代哲学之中绝平常的人都认为古学中绝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政府禁书，无论古今中外，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烧书，虽不无小小的影响，其实是一场大失败。坑儒一事，更不重要了。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胡适先生认为古学中绝的真正原因有四：一、怀疑的名学。这种怀疑主义出世后，人人以“不遣是非”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专制的一尊主义。“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判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异端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观点。譬如一根手杖，你拿这端，我拿那端，你未必是，我未必非。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李斯）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董仲舒是荀子的私淑弟子）；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方士派迷信的盛行。当哲学发生之时，中国民族的文化已脱离了幼稚时代，进入成人时代，故当时的文学、史记、哲学，都没有神话的性质。老子第一个提出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念，打破了天帝的迷信，从此之后，这种天道观念遂成中国“自然哲学”的中心观念。但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有了几千年的根据，究竟不能一时打破。这种通行的宗教，简单来说，有这么几个要点：有一个有意志知觉，能赏善罚恶的天帝崇拜自然界种种质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类。鬼神的迷信，以为人死有知，能作祸福，故必须祭祀供养他们。这几种迷信，可以算是中国的国教。这个国教的教主即是“天子”。并可想见当时那种半宗教半政治的阶级。周朝瓦解之后，周天子不能统治诸侯，政治权利与宗教权力都渐渐消灭。政教从此分离。宗祝巫觋之类也渐渐散在民间。哲学发生以后，宗教迷信更受到一种打击。老子有“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的话，儒家有无鬼神之论。但是后来发生的几种原因，颇为宗教迷信添一下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的仙人迷信，四十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多因吸收周边四境民族的文化；航海业也日渐发达，传来海上神话】。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极力倡导这种“方士的宗教”。这十几年的热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的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了一个方士的中国了！古代哲学从此遂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