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尽、走狗烹 ”

“狡兔尽、走狗烹 ” “狡兔尽、走狗烹 ” ——屠杀功臣，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页 一、刘邦诛杀功臣 “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西汉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 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邦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邦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又邦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 于公元前202年得天下，韩信于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刘邦 公元前201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刘邦在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籍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补:韩王信，名韩信，为避免与同时期另一名将韩信混淆，故称韩王信。秦末汉初将领，西汉初年被刘邦封为韩王，后来投降匈奴，前196年与汉军作战时被杀。)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邦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邦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邦的行为简直仁慈得像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邦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就算他们念在和刘邦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于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邦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廷自然难于应付，刘邦抵抗得了并不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邦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削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邦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邦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于根据。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邦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邦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像与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邦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二、勾践诛杀功臣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公元 1 前494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公元前473年打败了比越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但吴国覆亡后的第二天，看透了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 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像 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匮乏，像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但越国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帮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越国灭掉吴国后，一度成为诸侯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潜力。但勾践杀掉文仲后，越国便加速度地衰落，终于在纪元前333年亡于楚王国，是储候国中最先灭亡的一个强国，比公元前230年第二个灭亡的韩国要早一百多年。而灭掉越国的楚国，一百年前曾被吴国击败。前后相比反差竟如此强大，这就是勾践屠杀功臣的恶果。 三、朱元璋诛杀功臣 如果说勾践对功臣元勋像冷血动物的话，朱元璋则和蛇蝎差不到哪里去。朱元璋于1368年得天下，1381年统一中国。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元璋就对功臣发动有的合法屠杀。1380年，“有人”告发宰相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10年后朱元璋又宣称发现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朱无璋的儿女亲家，77岁的李善长也包括在内，共处决了2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了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下狱，在酷刑下“召认”准备发动兵变。蓝玉被凌迟处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屠杀2万余人，其中有1个公爵，13侯爵，2个伯爵。 逆党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又编撰了一本书，名“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株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文学家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宋濂贬窜蛮荒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 2 帝，当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明太祖朱元璋对功臣实行灭种式的屠杀后，以为天下自此太平无事，没想到他刚刚进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便举兵反叛，开始了宗族血亲间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因为功臣几乎被屠杀尽，中央军没有杰出的统帅，叛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明惠帝朱允炆(朱允炆为朱元璋长孙。其长子早逝，长孙继位。)只得远逃海外做了和尚。朱棣篡位，把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史称明成祖。 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其实，被杀的功臣全朦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对这种深重的历史和政治悲剧，大家可以自己思考造成悲剧的原因。 四、对比:胸襟开阔的李世民 历史上也有一些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屠杀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奠定唐帝国江山的功臣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靖等草莽英雄;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臣策士，还有魏征等效忠于李建成集团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智囊武夫。(补:公元626，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兄弟三人权力斗争白热化。唐朝发生震惊中外、喋血宫门的玄武门政变，政变中李世民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李渊因此让位于李世民。为了斩草除根, 李世民默许手下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自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掉,并一律从皇家名册上除名。)李世民不但没有屠杀他们，相反在战争平息之后继续委以重任，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些功臣并没有象人们担心的那样作威作福或屁股发痒，而是竭力尽忠鞠躬尽瘁，把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 有人可能认为唐王朝的功臣天性较为纯良或更为通情达理，是否确实如此没有确切的根据，其实，他们和朱元璋的功臣在能力和德操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即位初期，自仗曾经舍身救主的功劳，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抠打别的大臣，有一次竟然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李世民的国舅打伤了。驾驭功臣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技巧，李世民的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总的来说是扬长避短，防微杜渐，一方面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止地膨胀，在 3 初露苗头时就予以制止;另一方面为他们的智力和勇力寻求合理的用场。具体来说就是为武将寻找新的战场，使他们的过剩精力得以合理宣泄，满足他们建立更大功业的雄心壮志。如李靖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三年，以大将军的头衔率军北征，一举击溃了给唐帝国带来巨大威胁的“东突厥汗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颉利大可汗，为唐帝国开拓疆土两百万方公里，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也为李世民大帝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对于胸怀蹈略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则运用他们的高度智慧来治理国家。魏征是李建成集团的一号智囊，曾多次劝李建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掉李世民，可李世民并不记恨这些，而是像齐桓公对待管仲一样委魏征以重任，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对于那些桀骜不驯、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是简单地屠杀他们，而是巧妙地加以驯服，旁敲侧击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惧。如上面谈到的尉迟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屠杀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干吗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帮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刘帮当初那样做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这篇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之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发那番感叹，尉迟敬德很可能愈演愈烈，在得意忘形之余犯下不赦之罪，那时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世民当时简单地把尉迟敬德杀掉，他就沦为和刘帮一样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帝王。 勾践和朱元璋等帝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当今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被认为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人。 屠杀功臣是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页，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对后世甚至今天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有些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官僚政客，因为自己才能平庸，也就格外嫉恨那些有能力的下属，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不能像朱元璋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但能够不择手段使他们不舒服。“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么办～”这在官场绝非个别现象，但凡是有这种心理的官僚肯定是不称职的。“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国家强大和政治修明的前提，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让那些富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有能力的领导才会卿卿惜卿卿，才会知人善人，不担心有才能的下属会有朝一日超越自己;而那些武大郎式的领导则只会妒贤嫉能和压制人才。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