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些绿色_少些铜臭

多些绿色_少些铜臭 多些绿色 少些铜臭 常听人感叹，现在“人情风”刮得很盛，遇上朋友结婚、生子、乔迁之类的事，都得随点礼。如果不“示”，自己难为情、朋友不好过，以后联络说不定就会“卡壳”。这种纠结表明，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变复杂了。 礼仪之邦，探亲访友、礼尚往来是美德，礼貌待客、联络感情更是人之常情。但社会交往也有功利化、实用化、庸俗化趋向，“择利而交”、“择权而交”、“择富而交”，也成为一些干部的择友动机。 有的干部谁“关系硬”交谁，谁“能办事”交谁，谁“有钱”交谁，交往对象过多地向权势靠拢。有的干部把交往当作个人的“战略资源”，地缘、学缘、血缘、姻缘，“套近乎”可谓千方百计。有的慷国家之慨，用公款送礼，“涵养”个人感情。利字当先、逐利而动、唯利是从，真挚的感情变了味，纯洁的交往变了质。 礼尚往来的初衷，是为了表达心意、传递感情。一些人却歪曲了礼仪文化的内涵，重礼薄情、舍本逐末，以礼品价值评判感情亲疏、用利益多少衡量关系远近。更有甚者，以钱物为纽带、以关系为链条、以利益为桥梁，搞小圈子、党同伐异，从而衍生出种种人情风、送礼风、钻营风。 因利而交，或得利一时，实则贻害无穷。古人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与图功利的人交往，多数都是“与不善人居”，等于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这样的酒肉朋友、场上哥们，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样的交往习气，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更会充当贪污腐败的催化剂，不少落马贪官都是被所谓“兄弟意气”拉下马的。 干部交往应当多一些绿色，少一些铜臭。绿色交往，是向交往本义的返璞归真，重礼仪、轻礼品，重情感、轻情面。抱守绿色交往理念，才能交到超越利益、友谊纯洁的真朋友，虽势倾而不绝、虽利穷而不散、虽历久而弥新。有这样的同道之人相互砥砺，领导干部才能不为人情所累、不被交往绑架。 关系简单了，不必要的应酬就少了;友谊纯洁了，变味的送礼就免了;八小时之外的生活更纯粹，八小时之内的工作就会更给力。这有利于遏制公款浪费、改进干部作风。在这个意义上说，干部的绿色交往，也是改进作风的内在要求，是塑造良好党风政风的需要。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交朋友往往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多一些绿色交往，实在是公私两便;绿色交往蔚然成风，才能对人情交往灰色空间形成挤压。 帮穷不帮懒的问题 民生政策“帮穷不帮懒”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做好设计，防止执行走偏和效果背离。 新闻背景: 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表示，“财政能不能可持续，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我们会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归之路。另外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3月25日《经济参考报》) 媒体论道: 民生政策“帮穷不帮懒”是公平正义的体现 中国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其上任后首次发表公开演讲时提出:“民生政策该帮穷人而不应该帮懒人”(据中新社24日电)。对楼部长的这一观点，笔者深以为然。 同大多数国人一样，笔者也见证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变得愈加富裕强大。在强大国家背后，国人的生活也日趋安稳富足，政府在用实际行动兑现改革发展成果要与人民共享的承诺。然而，虽然政府竭力将发展的成果转化成条条扶贫脱困的，但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仍有一部分人挣扎在温饱线的边缘。 帮助上述一部分人丰衣足食不但急迫，也本是政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应有之义。然而，在这一部分人当中，除了老弱病残以外，却有一些四肢健全、不思进取的懒人，他们趁早政府出台各项惠民民生政策之际，趁着各项机制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浑水摸鱼，靠着死缠烂打的方式，借机享受了各项惠民民生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利益，是不公平的表现。 对于懒人，政府需要帮助，但是不能一味的纵容。“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于这类懒人，政府一方面需要引导其树立自食其力的意识，坚决摒弃坐等靠要的错误想法，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懒人的劳动技能，提高其独立生存能力。同时，还需要政府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帮扶制度，严厉打击懒人借机享受民生政策的行为，让懒人无漏洞可钻，从根本上杜绝懒人借机享受民生政策的现象，这样才能确保民生政策惠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实现人民追求的公平正义。 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的演讲是其履新财政部之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可以说这次公开演讲在一定程度上给外界传递了楼继伟财政方面的施政理念，其中对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财税体制改革的三种模式及其选择，以及“帮穷人不帮懒人”的财税体制论述，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因为这将会成为楼继伟履新财政部之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 首先，“帮穷不帮懒”财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市场经济。楼继伟在论述包容性增长方面提出三种财政模式:一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发展模式，是拉美北欧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而目前欧洲债务危机说明该模式不可持续;另一种是低税收高福利的发展模式，所走的路径是扩大财政赤字，以通货膨胀来平衡，这一种模式也不可取，因为将使穷人更穷，陷入恶性循环。楼继伟提出包容性增长应该采取的模式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即财税政策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结果。财税政策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享受发展的成果，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 基础作用。在这种模式下，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是可持续的。 其次，“帮穷不帮懒”的财税体制改革将走低税负发展之路。楼继伟明确提出适当提取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如此，在财税领域，将采取还利于民、换利于企业的财税政策路径选择，政府在财富蛋糕的切割方面所抽取的数量将越来越少。低税负发展之路，正好吻合群众的期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因为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将财富蛋糕做大做强。要做大财富蛋糕，必须依靠企业和个人的发展积极性，企业和个人通过努力取得财富蛋糕，政府拿得越多，企业和个人就拿得越少，企业和个人创作财富蛋糕的积极性越差，政府拿得越少，企业和个人拿得越多，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越高，经济社会发展也就越快。“帮穷不帮懒”的激励因素就在这里。 最后，“帮穷不帮懒”的财税体制改革在路径选择方面，笔者认为重点将针对促进产业结构发展方面的财税政策进行改革和完善，比如“营改增”和消费税、关税以及环境保护、资源产品等方面的税收政策的调整将是优先选择和重点推进的改革，针对收入分配调控的财税政策，将会成为次优选择，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政策的改革，会在“循序渐进”的改革思维主导下成为次重点的改革。其实，楼继伟的这一改革路径选择，也符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当前针对个人财产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税收征管模式也跟不上，贸然推进这方面的改革，会引发社会矛盾，阻碍社会公平，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具有破坏作用;另外，高额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会加剧人才和资源的外流，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当然，“帮穷不帮懒”的财税体制，也是有底线选择的，这个底线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有饭吃，适当提取财政收入的作用，就是要保住不管是穷人还是懒人，都能至少生活下去。 新财长的整篇讲话非常有含金量，对包容性增长的“三种理解”谈得非常好，对于政府的定位、市场的边界思考得很清楚。这里，单单拿出穷人与懒人这一论述，并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且话本身并没有什么有违常识的地方。只是，民生政策如果有此考虑而付诸于实际行动，或许会出现与初衷始料不及的背离。 事实上，在很多福利制度相当完备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穷人和懒人都是很难进行区分和界定的。贫穷有很多原因，懒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但因懒致穷的比例有多大?相信这个比例不会很大，因为我们现有的福利制度远远不是福利过度，懒人在这里还是个奢侈品。我们能不能因为懒人的存在，而让政府在救助之前还要对救助对象进行道德审判? 穷人和懒人的界定太过主观，如果在政策设计上有这样一个AB选项，基层工作人员是不大懂得执行的，估计也没那个耐心来执行，这就变成，福利的分 发也变成基层干部的一项特权，也是可以拿来寻租的。说你懒，你就懒，不懒也懒;说不懒，就不懒，懒也不懒。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甄别穷人中的懒人成本太大，也难以有一把标尺方便基层执行。因此，我们的福利政策还是应专注于扩大覆盖面、提高力度这样的“急诊”，而不是忙着检查“福利病”。帮助懒人亦无妨，只要其愿意接受底线保障的生活。我们的福利没有发达国家那么优渥，被救助的“穷人”不仅拥有足够的食品，还拥有住房、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电烤箱等。有人总结，福利国家在欧洲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就是给钱让人不用干活，第二借钱让人有钱不用工作。对于我们当下的福利制度，这是一个太过遥远的奢侈病。 楼部长在讲话中还提到，“在政策环境不友好，特别是机会很不均等的时候，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的人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舆论环境也会恶化”。这话说得有些绝对，面对机会的不平等，更多的人有牢骚、有怨气，但同时也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奋斗和牺牲，通过更大的隐忍和努力，来让自己活得体面，来让自己赢得更好的生活。政府此时应该做的，就是逐步地、尽最大可能消除各种机会的不平等，让公众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不平等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的前提和既定条件。一边是机会的不平等，一边是所谓的多享受福利，你能说谁比谁更好。 这是笔者的想法，给大家提供多一种思维来看待穷人和懒人。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民生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政策、项目、资金的倾斜帮助和牵引助推，让群众的生活更加有保障、有质量和有体面，但民生对象的主体是“民”，政府的帮助、支持与牵引只是“外力”，还需要群众对美好生活树立自强不息的信心，对改变自身命运付出勤奋坚韧的劳作，不能只想获得施舍，放弃劳作谋生。否则，再多的民生投入也会装入“黑洞”，出现“扶不起的阿斗”。 因此，民生政策“帮穷不帮懒”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做好制度设计，防止执行走偏和效果背离:一是做好民生扶持对象甄别的制度设计，防止民生资金的“跑冒滴漏”，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二是做好民生资金专项审计和及时纠偏的制度设计，既杜绝民生领域的“伪政绩”，又防止克扣和套取民生资金的违法行为;三是做好民生惠民与民生育民的制度设计，不仅通过民生政策服务群众、帮助群众，而且要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作为民生工作的天然职责，同步推进、同步落实。 只有将“帮穷不帮懒”上升制度层面，细化为操作守则，落实到监督环节，民生政策的正导向，民生项目的正效应，民生资金的正能量，才能得以最大的彰显和释放。 最近，回长武走了一趟。 父亲对我说:“我们村以公路的西边要拆迁了，整整半个村子。”我问:“为啥,”“听说要搞开发。”“哦～那是好事呀。”“好什么呀～我们种田人，种了一辈子的田，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住进了高楼，能习惯吗,”“能，时间长了 再说拆迁中靠不住人，拆迁补偿就拿的少。”就适应了，没什么不习惯的。”“ “这不可能的，政府有文件规定，统一尺度，该怎么补偿就得怎么补偿，不是随便乱来的。”父亲似乎半信半疑，想说又没有说，话到了嘴边就咽住了。 我知道父亲所说不仅仅是这一层意思，更多的话语没有说尽。因为我早知道:一些失地农民抱怨:“一亩地补给我们几万元，卖给开发商却上百万，不公平。”“过几年补偿款吃完了，生活怎么办,”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群体，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我就亲眼所见，当地一农户为拆迁补偿不合理而不愿拆迁，闹得沸沸扬扬，多次上访无果，差点出了人命，惊动多家媒体。拆迁重建，推进城镇化建设，本是件好事，为何总有妻离子散，血染拆迁现场,不能不令人担忧。 为了拆迁不少地方政府将拆迁任务安排到各个村镇，并定期公告拆迁进展，同时拆迁进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绩效和能力的方式，在这样的层层压力下，拆迁工作想要不走形的走下去几乎很难。试想一个基层拆迁官员，面对这样绩效考核，如果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唯有想尽一切办法加快拆迁进度。与其挖空心思一家一家去做思想工作，使用违法、暴力手段看起来实属无奈之举。 拆迁中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被拆迁人对立情绪波动大，特别是当房屋拆迁开始实施时，部分被拆迁户认为这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关键时刻，力求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最大化，以拒不拆迁为筹码，表现为横扯和要挟行为，成为“钉子户”，在媒体铺天盖地，几乎一面倒的支持“钉子户”的所谓“**”立场时，却很少有人反思，“什么是**、维谁的权”，拆迁中个个都想要好位置，高赔偿，难以让开发商承受，谁来改造这个城市,一个人的利益难道比大多数人的利益更重要吗, 拆迁难，难就难在公平与透明，“凭什么隔壁家补偿款拿得比我家多,”“是不是托关系走后门了,”这种疑问在拆迁进程中市场存在，而为了拆迁的透明，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也多方努力。比如合肥市建立一户一档的拆迁安置方案，并定期在媒体上公布，公示时间不少于五日，并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开通了“别有洞天别有时”的拆迁微博，搬迁居民和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在微博上留言。 这些有意义的尝试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与公正，在倡导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的因素，我们都应该积极的并且全力以赴的去尝试，尽最大可能性的做到最好，新拆迁思路是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基础上保障多方利益的互利共赢。 更加令人忧心的是，许多地方在GDP崇拜和土地财政的推动下，低成本征地拆迁的动力不减。城市发展缺地，就瞄向农村土地;城市建设缺钱，就去农村经营开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土地增值收益一味向城市倾斜，牺牲农民利益换发展。只顾经济利益，漠视农民权益，许多地方打着“城镇化”、“公共利益”的旗号拆村腾地，赶农民“上楼”，甚至不惜暴征强拆。光鲜的城镇化建设背后，农地非农化、农民失业化和无产化日益加剧。这种违背规律的发展，注定是潜藏风险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 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失地农民人数有4000—5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300 万的速度增加。总体上看，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就业能力弱，社保水平低，发展能力差，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下决心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对农民的征迁安置不应是简单的经济补偿，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更应该考虑如何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要从制度上规定，把土地收益主要用之于农民。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 征地拆迁何太急，多替农民长远生计想一想，也许许多矛盾就能提前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