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与诗佛-是非成败长安路

诗仙与诗佛-是非成败长安路 诗仙与诗佛:是非成败长安路 盛唐时期,有两位杰出诗人分外引人瞩目:他们同年出生,诗歌才情绝世,而且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他们都曾干谒求官,而同一个女人为他们的仕进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都曾跻身朝廷,又都经历了被赶出京城和身陷叛军的遭遇;他们曾经一殿为臣,却形同陌路;他们先后一年辞世,而辞世方式也分别彰显了“仙”与“佛”的鲜明特色。 他们便是有“诗仙”美誉的李白和被尊为“诗佛”的王维。 进军长安:一样追求,殊途同道 李白的政治理想与其诗歌一样,充满浪漫的色彩。他的平生志向一是像春秋时期的名相管仲和晏婴一样,“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二是把自己看作唐代的姜太公,“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这样的抱负,决定了他不能按常规出牌,走一般读书人的科考之路。因为他十分清楚,倘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最基层按部就班地一层一级升迁,即使一帆风顺,最终也难以进入唐代政权的核心层。所以,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并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捷径:隐居+干谒。借隐居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然后以干谒权贵的方式,一步登天。 《旧唐书?李白传》中载,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弘放,飘然有超世之心”。早期曾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年,“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但在隐逸、交游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追求,一有机会便投诗文干谒,希望得到某位慧眼识才的高官的赏识和推荐。其中最为著名的干谒文是《与韩荆州书》,李白在书中自诩道:“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对韩荆州他颂扬备至,开篇就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还不惜引用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典故,并且白说:“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李白如此当面吹捧和表达忠心,世人认为这是一种媚态。客观地说,李白的干谒诗文是傲气、豪气、俗气、媚气的混合体。尽管是有求于人,李白见韩荆州却“长揖”而不“跪拜”,保留了诗仙的人格尊严。 天宝元年(742年)正月,42岁的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长达18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奔赴长安的大道。 李白进入长安,发挥关键作用的推荐者是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比较的官方说法是道士吴筠,如《旧唐书》中载:“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而《新唐书》所载则略有不同:“筠初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意思是说,吴筠带着李白一同来到长安,是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诗歌,感叹遇到了“谪仙人”,立即向玄宗推荐,引起了玄宗极大的兴趣并当即召见。 传说最多、最富传奇色彩的推荐者是玉真公主。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胞妹,与玄宗关系极为亲密。她不仅地位显赫,还是一位女道士。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久居峨嵋,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师即玉真公主,元丹丘是一位隐居山林的职业道士,与李白过从甚密,于是,他就成了李白与玉真公主之间的一座桥梁,扮演了一个牵线人的角色。 李白走玉真公主的路子并非一帆风顺。大约开元十九年,三十多岁的李白到长安时,为了得到玉真公主的青睐和举荐,他精心创作了一首《玉真仙人词》:“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 清晨鸣天鼓,飙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李白是高智商的人,他对玉真公主的赞美,不是堆砌华美的辞藻,而是投其所好。道家修行的最高境界是希望得道成仙,故而李白在诗中即以“玉真仙人”相称,并用十分浪漫的手法,描绘出一幅神仙世界的图画,玉真公主则是一位具有“超人”力量的仙女。李白还预言,待玉真公主修成正果之日,王母娘娘也会亲自恭迎她。 然而李白很不走运,玉真公主到华山仙游去了,不能立即欣赏到他的杰作。李白只好在别馆中继续他的苦苦守望。皇天不负有心人,李白的大作辗转多年,终于到了玉真公主的手上。李白的赞美让玉真公主为之心动,而他的苦苦守望之情又让玉真公主深深感动,于是便向皇帝哥哥勉力推荐,李白终于如愿以偿。 王维进军长安,与李白可谓殊途同道。王维原本是希望按照常规、走科举之路进入仕途的。然而阴差阳错,最终他还是走了玉真公主的后门,跟李白走到一条道上了。 开元八年(720年),19岁的王维首次参加科考,以为功名唾手可得,谁料却名落孙山。现实让王维变得实际起来,他调整思路,决定采取科考+干谒“两条腿走路”的办法。王维擅长书法、绘画和音乐,虽才华出众却不恃才傲物,很具亲和力,长安城歧王、薛王等王公贵族都喜欢与之交游。第一次科考失败之后,歧王有心助他一臂之力,便精心安排了王维和玉真公主的会面。宋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中的记载绘声绘色: 玉真公主府上,“妙年洁白,风姿郁美”的王维怀抱琵琶,坐在伶人当中独奏。他的演奏如同天籁之声,叩动玉真公主心弦,惊问为何曲。王维回答是自己的新作《郁轮袍》,更引起了公主极大的兴趣。王维乘势呈上精心准备的诗作,公主有似曾相识之感,感叹说:“这些诗都是我平时喜欢吟诵的,原来一直以为是古人所作,想不到竟是你这样一位年轻人的作品!”于是将王维从伶人之列延请至上宾之位,与自己同席而坐,并且当场表态:“京兆得此生为解头(唐代对状元的称呼),荣哉!” 玉真公主的一句话,改变了王维的命运。开元九年,王维科考一举夺魁,高中状元,时年20岁。 宦海生涯:两种境遇,一样失意 初入朝廷,李白曾经有过短暂的春风得意。李阳冰《草堂集序》这样描述唐玄宗第一次接见李白时的情形:“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新唐书》中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而此前,李白尚为一介布衣,这样的规格无疑是超乎寻常的。 更让世人津津乐道的是,李白写《清平调》三首赞美杨贵妃。 春花三月,沉香亭前牡丹盛开,玄宗偕贵妃观赏,请李白作诗助兴。李白乘着酒兴,一挥而就。其一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贵妃欣喜异常,御花园中,玄宗抚琴伴奏,贵妃载歌载舞,诗、歌、舞相得益彰,直令满园牡丹黯然失色。 贵妃高兴,皇上当然更高兴,李白自此有了更多的伴驾机会。诗歌《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就描写了陪同皇帝、贵妃驾幸华清池的盛况:“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陪侍着皇帝的鸾辇,骑着飞龙宝驹,身边是浩浩荡荡的仪仗和王公大臣们趋奉的笑脸,好不露脸! 对初入朝廷时的境遇,李白自己也颇为得意。他在《东武吟》中说:“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当初唐太宗曾将二十四功臣画像悬挂在凌烟阁上,以示表彰。李白相信,自己已经得到皇帝的重视,身价已经不菲,建立不世功业只是早晚的事情,超过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也是指日可待。可令人费解的是,李白从天宝元年秋进入长安,到天宝三年初春,前后不足两年,便“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新唐书?李白传》),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如果说李白第一次从政的失败还较为体面的话,那么第二次的失败就是一败涂地,斯文扫地。安史之乱爆发之初,李白隐居庐山。永王李,奉旨讨贼,经过九江之时,派遣亲信韦子春三上庐山,邀请李白参加幕府。据说一开始,李白对永王是有所保留的,但李,却仿效刘备三顾茅庐,李白最终被这种求贤若渴之举深深打动。被人尊为“贤才”的感觉总是十分美好的,于是李白不再固辞,决定出山。 大约是受军中杀敌气氛的感染,李白的情绪很快变得慷慨激昂起来。行军作战途中,他写下了充满激情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云:“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将永王的军队当成了真正的王师,把李,当成了平定叛乱的英雄;其二则以东晋的名将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然而,李白太单纯、太幼稚了,对永王李,与肃宗分庭抗礼、拥兵自立的企图丝毫没有察觉,对永王军队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浑然不知。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从军刚刚两个月,永王军队即被肃宗击败,李,被擒。李白犯了附逆死罪,被关进浔阳监狱,命在旦夕,幸得高适极力营救,终使肃宗开恩,得免一死,改判流放夜郎。 流放至白帝城时,李白忽然接到喜讯:皇帝因册立太子而大赦天下。他急掉船头,顺流而下,写下名篇《朝发白帝城》:“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今天常常被诗歌明快的情绪所感染,可谁又能体会到诗人当初那种绝处逢生、悲喜交集的感受呢? 比起李白来,王维的仕途似乎要幸运得多,虽有两次波澜,却是有惊无险。开元九年(721年),他中状元后官拜太乐丞,负责管理皇家乐队。仅过了几个月,因属下伶人偷舞黄狮子犯僭越之罪,王维被追究领导责任,贬为济州司户参军。这是王维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被贬官,后得张九龄拔擢,被重新起用为京官。安史之乱爆发的次年六月,叛军攻陷长安,王维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委以给事中之职。王维服药装哑不从,被软禁在菩提寺中。一天,安禄山在凝碧池宴请百官,并安排乐工奏乐。乐师雷海青痛恨叛军,当场摔琴痛哭,结果被安禄山分尸。王维闻之十分感伤,作诗一首:“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至十月,唐军先后收复长安和洛阳,王维与其他接受伪职的官员都被关入狱中,按律当死。就在王维百口难辩、陷入绝望之时,有人拿出了这首诗,作为他陷贼之时仍然忠于唐王朝的证据。唐肃宗读后认为王维忠心可鉴,予以特赦,并委以太子中允的官职。此后,他又升任集殿学士、太子中庶子、给事中、尚书右丞等官职。 从表面来看,王维仕途基本顺畅,陷贼以后,因祸得福,官越做越大,可以算是官场上的一个不倒翁,一个成功人士。其实不然,对王维为官,世人訾议颇多。指责最多的是,他作为谏官,最敷衍也最不称职。朝堂之上,他缄口不言,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 事实上,王维有自己的苦衷,他不是不想当个合格的谏官,而是现实不允许。晚年的唐玄宗已经不再善纳忠言,如监察御史周子谅因弹劾宰相牛仙客不才,触怒玄宗,在朝廷上被当众杖责而死。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送丘为落第归江东》)既然明知皇帝不是一个善于纳谏的明君,何苦要做那种“文死谏”的蠢事情,做无谓的牺牲呢?但无论是客观上的不能,还是主观上的不为,王维为官三十多年,始终没有轰轰烈烈过一回,始终没有一点为人称道的政绩可言,这未尝不是一种失意和悲哀。 一殿为臣:性格迥异,形同陌路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一个事实:李白、王维是同龄人,在时间上他们有同为一殿之臣的可能。两人一同出入金殿,又同为才华出众的大诗人,应该能成为亲密无间的诗友、同僚。但令世人不解的是,他们之间竟然没有留下任何交往的痕迹,彼此的诗作中谁也没有提到过谁。这显然不合常理,于是便引发了好事者们的种种猜测,一些捕风捉影的八卦也不胫而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情敌说”,即王维和李白都是玉真公主的情人,因为争风吃醋,所以谁都不愿意搭理对方。然而,玉真公主与王维、李白的恋情虚虚实实,破绽颇多,很多都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须一一辩驳。 那么,李白、王维一殿为臣,却形同陌路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性格不合。 李白第一次从政仓促结束,其原因曾经引起众多文史学家的兴趣。有人提出了“权奸陷害说”,如高力士脱靴、杨国忠捧砚、杨贵妃枕边吹风等等,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并以此作为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例证。但也有文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高力士、杨国忠权倾朝野,位极人臣,如此地位怎么可能为李白脱靴、捧砚呢?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又有多大胆量,敢指使朝廷重臣呢?杨贵妃“三千宠爱集一身”,若果真以为李白别有用心,将她比作轻佻的赵飞燕,又怎么能容忍李白的脑袋继续留在项上,让他体面地赐金放还呢?显然,这些观点囿于“忠奸斗争”的传统思维,简单地为李白等人物贴上“忠”和“奸”的标签,其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还有人以“性格碰撞说”来诠释。李白个性极其鲜明、张扬,他傲岸不驯,狂放不羁,诗、酒、剑是他性格的外在形态。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市井、宫内流传最多的是他饮酒、醉酒的遗闻轶事。《旧唐书》说他“日与饮徒醉于酒肆”,《新唐书》亦有“白犹与饮徒醉于市”的记载。有一次,玄宗大发雅兴,自己作曲,派人急召李白依声填乐府新词。可是李白已醉卧于酒肆之中,不得已只得以凉水洒面,将他浇醒。正是这种种荒诞的行径,才有人将他与贺知章、崔宗之、张旭等人戏称为“酒八仙人”。杜甫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足见李白嗜酒、醉酒的种种传闻基本属实。 “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等看似荒诞不经、匪夷所思,但是如果放在醉酒之后的特定环境里,却又见怪不怪了。李白天性单纯,单纯得近乎天真。在他的身上,文气、仙气与侠气混为一体,而独独缺少一点官气,缺少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起码素质。史家评说,要是李白性格稍稍复杂一点,就不会有高力士脱靴之事,而有可能是李白为高力士脱靴。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和世俗观念与官场游戏规则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的只是时机。 在长安,李白曾一度较好地履行了一个供奉翰林的职责,按照玄宗和贵妃的意愿,写了一些应制诗,比如《清平调》三首等。因而有人说,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也有为权贵折腰的时候,他的一身傲骨当中也有那么一两根媚骨。其实,李白一度的摧眉折腰,不是人格的放弃,而是希望借助君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当意识到真正得到“君王赐颜色”的代价将是永远、彻底地放弃自我的时候,在乌纱和人格两者当中,李白选择的是后者。于是,宫廷诗人李白成为过去,特立独行的诗仙李白重新徜徉在山野云水之间。 有人说,诗人从政,是一个两难悖论:要么扔掉“帽子”,要么扔掉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李白张扬个性,其结果必然以丢掉官帽为代价。王维则与之相反,他保住了官帽,而书生意气则荡然无存,且毫无政绩可言。因而有人评价,李白是官场的失败者;而王维做人、做官都是失败的。 其实,说王维丢掉了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并不完全恰当,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敢于指点江山的人。生活上他追求的是低标准,其俭朴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旧唐书?王维传》说他“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居常素食,不茹荤血。晚年常斋,不衣文彩。”曾经有人形象地说,在中国诗歌史上,要找一个不喝酒的诗人,估计比找一个不吃奶的婴儿还难,而王维就是那一个踏破铁鞋无处觅的不饮酒的诗人。对女色他似乎也没有一点兴趣,“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王维为人也十分低调,他曾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酬张少府》)好像一个没有本事、没有追求,无牵无挂、无欲无 求的山野村夫。 对于王维的种种行为,人们往往以信佛为钥匙来解读。王维出身于一个虔心向佛的家庭,他的名字就暗藏禅机。他名维,字摩诘,连读恰为“维摩诘”,故而有人把王维说成是维摩诘的铁杆粉丝。他的身份是一个朝廷命官,但他的行为却分明是一个佛家弟子,一个世外高人,即人们常说的亦官亦隐或不官不隐。他没有与李白一样隐居于名山的经历,他信奉的是“小隐隐于山野,大隐隐于市朝”。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白张扬,王维内敛;李白是锋芒毕露的剑客,王维是心如止水的隐士;李白嗜酒,王维素餐。两人可谓才相近、性相远。王维或交游清苦的僧人,或寄情空灵的山水,追求的是一个“静”字。而与李白志趣相投的只能是同为“酒八仙人”的贺知章等人,与差不多敛尽了锋芒的王维老死不相往来,是丝毫不足怪的。 终结人生:信念不灭,追求永续 李白与王维的风格或曰个性,可以看作是仙(道)与佛的区别。李白的一生,对道家思想作了最浪漫、最激情的发挥;王维的一生,则是对佛家精髓最彻底、最通透的诠释。令世人颇感神奇的是,他们告别尘寰的方式,亦表现出了鲜明的仙和佛的特色。 761年7月,王维去世。新、旧唐书关于王维临终一笔简约而有意味。《旧唐书》记载,王维知道大限将至,从从容容地给弟弟王缙作别书,又一一地遗书其他亲属,然后“舍笔而卒”。《新唐书》记载大致相同,“作书与别,又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区别在于最后一字:“卒”者泛指人的生命结束;“化”者坐化也,专指僧人盘膝端坐离开人世。王维像一位得道高僧,沐浴更衣,含笑坐化。 李白的死因有病死、醉死、溺死几种不同的说法。李白临终前寄居安徽当涂,县令李阳冰是他的族叔,其《太白草堂集序》云:“公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可知李白已经病转沉重,卧床不起。而《旧唐书》则说李白“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也有人说李白是因病而亡,晚唐诗人皮日休《李翰林诗》云:“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有研究者指出,“腐胁疾”即脓胸症,当是由嗜酒而致,最终胸壁穿孔致命。李白一生与酒为伴,就连升天的灵魂都带着浓浓的醉意。 民间传说最多、最富浪漫色彩、与李白个性最为契合的是溺死,即醉后跳入水中捉月而死。五代时王定保《唐摭言》云:“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其后,李白的衣冠被渔人捞起葬于采石矶,并建衣冠冢。白居易诗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李白墓》)《当涂县志》记载,李白衣冠冢始建于唐代,原在采石镇神霄宫内,冢前立有“唐李翰林衣冠墓”石碑。1972年,移至安徽马鞍山采石公园内,翠螺山南麓。 李白跳水捉月,唐宋以来一直盛传不衰。人们一厢情愿地坚信,诗仙李白的归属本该如此富有诗意。李白一生酷爱月亮,在他心目中,皎洁的月光是高洁品格的象征,是他可以倾诉衷肠的知音,是他一生追求的神仙居所。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夜月中天,水波不兴。他泛舟江心,把酒临风,醉倚船舷,看见一轮明月在水中轻轻晃动。那不是月神在召唤吗?于是他伸出了双手,纵身向着那一片银辉扑去。他用最诗意的动作,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跳跃,在告别人寰的同时,延续了对仙的永恒追求。 编 辑/石用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