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伤痕文学中的爱情

试论伤痕文学中的爱情 试论伤痕文学中的爱情“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那样地震憾过中国乃至世界，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这一场许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这些作品均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为主要,表现荒谬的“文革”政治对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表现个人的追求、理想被极端的政治所吞噬,表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感――爱情、亲情被荒谬的政治扭曲的痛苦的情绪记忆。这样的作品,显然与之前的当代文学写作在主题、内容、人物形象上有了明显的不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理性的复苏,使伤痕文学有了不同于建国后文学的新的特质。伤痕文学中的爱情是一中悲剧而凄美的爱情，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文革”造就了一个悲情的时代，一段段悲剧式的爱情，他们承载 的是幸福的苦水，是历史的灾难， 同样也是无人能够企及的真情故事。下面就结合具体文本，就“伤痕文学”中的爱情的几种特点做出初步描述:(一)缺失的人性 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 ”。在《爬满青藤的木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本文亦属于伤痕文学那个大时代背景，通过多平民百姓的“文革”中生活遭际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文革”对普通百姓的毒害及对知识分子肉体的折磨和摧残。小说主人公“盘青青”，“她在山里长大，招郎成亲，连林场部这样远的地方也只来过一次”，这样一位普通 的家庭妇女，在李幸福来到绿毛坑前，她只知道，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对现实生活感到满足，但当李幸福来后，在接受了外来知识及新事物的熏陶后，她开始慢慢地转变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感情上，经过一翻斗争，她决定反抗，要李幸福帮她买收音机，买圆镜等。在最后她的丈夫怀疑她，背弃她后，她才决定要与李幸福一起。她对新生活充满新奇，但又恐惧外来事物，反而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正是造成了她悲剧人生的原因，但最终她又能反抗她所惧怕的一切，这有点是值得庆幸的。而李幸福这个被文化大革命毒害的知识青年，在处到绿毛坑时，就用自己的影响带动了盘青青及她的两个孩子的变化，让绿毛坑充满了生机。但当王木通出面制止后，他又变的怯懦了，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这正是典型的吃软怕硬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表现出了他的一种无奈。而他到场部提意见被否定，则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摧残。而王木通，盘青青的丈夫，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对于李幸福所提出的放火意见，也因自己的私心而不予采纳，无理地反对一切正确的意见，在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在改变时，只想粗暴地压制下来。主观地认定他们是他的，是会用武力解决问题，让好不容易活跃起来的绿毛坑又回归里寂静。后来又愚笨的想用血书来表达自己要求入党的意志，这是一种野蛮、粗俗的做法，但在那时却被认为是真心。最后，死到临头，丢弃了盘青青，编造谎言，取得领导信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亦是一个讽刺。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 (二)愚昧、任性、自私、冷酷、势利、盲从、迷失、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的人性 “文革”中的人性是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微不足道的～“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 都归咎于“文革”是不 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 时代发展方向。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 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带有无可否认的宗教反思色彩，不过，从“伤痕文学”角度去读解也有一定合理性:李淮平、南珊、楚轩吾、李参谋长等人物无一不带着“文革”年代烙下的累累伤痕，这种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们的生活都长久地笼罩在其阴影中。几乎像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那样一见钟情，却又还没来得及互吐衷肠的李淮平和南珊，很快被卷入“文革”的抄家风潮中，彼此成为敌人，从此恋情被恨海阻隔和消溶，直到十五年后才有机会第一次握手并明白表达“爱情”，但由于饱经伤痛的南珊已经被浓厚的宗教情怀所制约，这第一次就不可挽回地演变成为最后一次了。此时，小说所表达的人生主导价值观就不在于现在感知和未来想象，而在于对过去的回忆。南珊这样冷峻地开导热切地表白爱情的李淮平:“淮平，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你说呢,”正像南珊希望李淮平生活在“怀念”中那样，小说把人生价值取向投寄到过去。由于如此，小说中最动人的景观不是代表现在和未来的壮丽的日出和朝霞，而是与辉煌的过去相连的 沉落的夕阳和晚霞:“我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那火红的光轮在下沉，下沉，沉向波涛汹涌的云海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落日像今天这样巨大，浑圆，清晰。它平稳地，缓慢地，然而却是雷霆万钧地在西方碧青色的天边旋转着，把它伟大的身躯懒洋洋地躺倒下去，沉向宇宙的另一边，这光轮在进入云涛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全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落日形象在这里成功地成为回忆的象喻。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 中的这类人性。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另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到人性深处。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 (三)迷茫黯淡的人性 “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 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啊～》。《啊～》这篇小说在反映史无前例的大 动乱时，就另避蹊径，没有大写特写漫延全国各地的激烈的“清队”运动，也没有一一罗列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是把笔伸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接信――回信――丢信――挨斗――得信这一条戏剧性的情节线，一步一步展现出吴仲义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过程，恐惧，矛盾，绝望，愧疚，但然，自欺欺人„„将吴仲义隐蔽、变化的心灵世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不能不被作者对他笔下的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所折服。冯骥才手中的那支笔恰如一架心电图测试器上的指示针，作品中性格软弱的吴仲义那隐蔽的、瞬间的、变化的心理活动，及至每一阵轻微的情绪颤抖，都莫不被转换成一幅幅清晰的图像。 这篇作品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就是它区别于同类题材作品特定的突出特点，是写足写透了一个怯懦、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那特定年代和身不由己的环境中的恐怖心理，也就是说真实而典型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现实’，发掘了人物行为在心理上的原因，记录了人物的内心生活史。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从时代气氛、人物情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感觉上，都是极其真实的，也是独特的，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马威语) 作品通过对吴仲义心理活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人物心灵的扭曲和畸形。最突出的表现在吴仲义被迫揭发哥哥之后，“心里边曾拥满深深的内疚和悔恨。他想到，他的出卖会使兄嫂重新蒙受苦难时，甚至想自杀„„而现在，贾大真说，哥哥也写了大量揭发他的材料。他反而引以为安慰。虽然他从贾大真的讯问他的话里，听不出有多少哥哥揭发他的内容。他却极力想哥哥这样做了。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抵消他出卖手足、不可饶恕的罪过。”冯骥才着力发掘这种令人深思的心灵矛盾，从吴仲义的灵魂所遭受的恐惧、逼迫等无情戕害，控诉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谴责批判了“极左路线”，热情地呼 唤生活的春天。具有震撼和唤醒人们心灵的作用。? (四)优美温馨的人性 “ 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因此通过“文革”而变本加厉。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机。就是“文革”不曾在历史上存在的话，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 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危难见 英雄”。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党性和美好人性和谐的统一:毕兰大婶。她不仅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出现的，也是慈善的母亲，她的母爱不仅施于女儿，而且温暖着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尽管历尽艰辛坎坷，却始终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朴善良，坚韧顽强，深沉地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姐姐的两个孩子;虽迫不得已嫁给流氓恶棍郑百如，但始终未从心底屈服，而是反抗。”许秀云，是许茂众多女儿中受苦最深、感情负荷最重，也是作者倾注了全部热情刻意描写的一个人物。她勤劳、善良、贤淑，性格蕴藉，对爱情和幸福充满执着的追求。虽然在少女时就受到郑百如的奸污， 被迫成婚后又受到他百般折磨直至遗弃，但这些都没能泯灭她对生活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