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2008年第 2期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No. 2 2008 第 48卷 JOURNAL OF SUN YAT2SEN UN IVERSITY Vol. 48 (总 212期 ) ( SOC IAL SC IENCE ED ITION) General No. 212 　 　3 收稿日期 : 2007 - 11 - 01 　 作者简介 :张振江 (1964 - ) ,男 ,安徽灵璧人 ,语言学博士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广州 510275)。 ①　对于何谓早期香港 ,迄今没有共同认识。我们暂且把 1841年至 1884年称为早期香港 ,详参考 : Zhang, 2003: Ch. 1。 ②　早期英文文献中 ,通例称为本地族群 ,今学术界则普遍称为广府族群 ;疍家又有疍民、船民、水上居民等不同称呼。 ③　当代香港人一般区分对待 ,把来自广东的称为潮汕人 ,而把来自福建的称为福佬 ,这与历史上有一定的不同。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3 张 振 江 　　摘 　要 :早期香港的华人社会并存着四个华人族群的三种相互激烈竞争的族群语言 ,即粤方言、客家话和 福佬话。由族群语言活力理论来观察 ,在社会地位、人口、支持与控制等三组因素的各个项目的具体分值 评定上 ,本地族群及其语言都得到了最高的分值 ,这解释了为什么粤方言能够战胜其他族群语言而最终成为 香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 　　关键词 : 族群语言活力 ; 社会地位因素 ; 人口因素 ; 制度支持与控制因素 ; 语言竞争 ; 语言选择 　　中图分类号 : H1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 - 9639 (2008) 02 - 0193 - 13 一、引言 1841年 1月 28日 ,英国人强占香港岛。比邻地区的广东以及福建华人随即相继涌入 ,致使这个原 只有数千人的小岛人口急剧增加 (参见附录 1、2) ,到 1884年时 ,它已经成了数以十万计的华人移民的 谋生地① ,一个崭新的、人口众多的、多族群的、城市型的华人社会 ( the Chinese community)形成。 在这个新兴的华人社会中 ,同时并存着四个既彼此激烈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族群 ,即 :主要源自广东 的本地 (广府 )族群、客家族群和疍家 (疍民 )族群② ,主要源自广东和福建的福佬族群③。这些族群使用 三种族群语言进行族群内部沟通 ,但没有共同的语言以沟通不同族群 ,因此 ,形成中的这个华人社会面 临着极大的语言交流困难 ,族群之间的协作面临着巨大的语言障碍。经过约 20年复杂的语言竞争和语 言选择 ,本地 (广府 )族群使用的粤方言 (又称广州话、白话等 )战胜了其他族群语言 ,在 1860年前后基 本上确立了其香港华人共同语的地位 ,确立了其作为华人社会沟通语言的地位。今日粤方言一统香港 华人语言 ,就是早期华人族群语言竞争和语言选择的结果和传承。 为什么是本地族群的族群语言即粤方言 ,而不是其他族群的族群语言 (福佬话或者客家话 )被选择 出来作为这个华人社会的共同语呢 ? 本文中 ,我们根据“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 Ethnolinguistic V itality Theory, EVT) ,试图从族群活力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二、族群语言竞争与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主要来自广东、小部分来自福建的分属于四个不同族群的早期香港华人抵达香港岛后 ,绝大多数都 391 聚居在维多利亚城 (以今中环、上环为中心的地带 )这个非常狭小的区域内。由于他们的到来 ,香港岛 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型的社会 ,而与岛上原有的农村型社会对立。参见表 1: 表 1　1851年 12月 31日香港华人人口分布表 地名 男性 女性 儿童 男童 女童 每一地的 总人口数 备注 维多利亚城 7, 157 1, 772 825 902 10, 656 经商 石塘嘴 58 20 22 21 131 务农 薄抚林 25 19 3 9 56 务农 香港仔及其附近 740 88 55 43 926 经商、打鱼 香港村 67 47 35 35 184 务农 红香炉 70 8 4 2 84 务农 鹤咀及附近 34 26 13 11 84 务农 赤柱 658 148 91 42 939 经商、打鱼 七姊妹 106 20 9 4 139 务农 大潭 45 39 19 19 121 务农 黄麻角 22 14 16 4 56 打石头 石凹 126 81 40 23 270 务农 西湾 131 55 25 23 234 务农 筲箕湾 336 58 21 21 436 打石头 索罟湾 832 139 59 54 1, 084 经商 西营盘 18 12 9 7 46 务农 黄泥涌 174 111 97 62 444 务农 总计 10, 599 2, 667 1, 342 1, 282 15, 890 　资料来源 : Jarman, 1996, ed. : 168 　　1841年英占香港时 ,除维多利亚城以外的香港其他地区就存在着传统的农村型社会 ,各处村庄已 经生活着数千华人 (同时参看附录 1) ,但 10年之后的 1851年 ,这些村庄的人口数目几乎没有变化。由 表 1可知 ,大量的华人流入人口都流入了维多利亚城 , 1851年时 2 /3的人口聚居于此 ,他们使原本的海 边不毛之地变成了繁华的都市维多利亚城。 维多利亚城位于香港岛西北岸 , 1841年开始建设。初期面积极为有限 ,华人基本上都居住于海岸 区域。来自各地的操不同族群语言的四个族群的华人骤然间聚居一起 ,在这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内朝夕 相对、共同生活 ,在协作以共同对付某些困难的同时 ,也彼此激烈竞争 ,语言上同样如此。本地 (广府 ) 族群和疍家 (疍民 )族群使用粤方言① ,客家族群使用客家话 ,福佬族群使用闽方言 ,三种族群语言差别 巨大 ,彼此完全不能够通话。三种族群语言在沟通各自族群内部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展开族群语言间的 相互竞争以争夺更大的语言空间 ,并进一步争夺成为这个新的华人社会的共同语、通用语。实际上 ,这 是形成一个内部统一的华人社会的必然的语言过程 ( Zhang, 2003: Ch. 2&3)。 一般而言 ,世界各地流入语言相互之间的竞争 ,大体上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 Thomason, 2001: 17 - 20)。就香港而言 ,由于中环一带原来是无人居住的语言空白区域 ,而这些族群方言又是几乎同时迁入 , 因此 ,没有哪一种族群语言可以说是原有的 ,也没有哪一种族群语言可以说是抢占了其他族群语言的地 盘。在一块中立的新土地上 ,四个族群所使用的三种汉语方言 ,充分展现了彼此之间的歧异 ,充分展示 了基于这种语言歧异的语言竞争、语言选择。 491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2期 ① 历史上 ,疍民分布地极广 ,不同地区的疍民使用的语言并不一致。依照历史文献 ,早期流入香港的疍民 ,主要是 源自以广州和澳门为中心的地带 ,我们假定他们全部使用粤方言。 相当多出色的研究都早已证明 (B rosnahan, 1963: 7 - 24; Fishman, Cooper & Conrad, 1977, eds. : 79) ,与早期香港类似的、以语言歧异为动因的语言竞争及由此而来的语言选择、语言迁移 ,在世界各地 随处可见。这些出色的研究也早已证明 ,这种语言歧异与一地随后的语言发展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从结果上看 ,这种歧异常常成为导致某一语言扩散的主因之一 ,使得某一语言最终成为某地的通用语 言、社会共同语言。事实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 ,当今世界的多数共同语 ,都是此类基于语言歧异基础之上 的语言竞争与语言选择的结果。 当然 ,语言问从来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语言总是存在于社会之中 ,如果从这一方面观察 ,人们常 常会发现 ,往往是社会因素而不是单纯的语言特质在根本上决定了语言竞争、语言选择的进程。在这个 意义上说 ,是社会因素而不是单纯的语言因素决定了哪一种语言可以成为该社会的主体语言或者共同 语。正如 J. Edwards所归纳的 :语言学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们都公认 ,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语言 , 都至少可以基本满足它所赖以存身的社会对语言沟通的基本需求 ,因此 ,彼此歧异的语言在这一方面来 说是完全等值的 ;也因此 ,在某一个特定社会中 ,某一种原本通行的语言被挤出使用或者被边缘化 ,并不 是“由于任何内在的语言缺陷或者瑕疵 ”( J. Edwards, 1994: 105)。反过来说 ,某一种原本通行有限的 语言最终成为了使用范围更加广大的社会共同语言 ,也不是由于它内在地有什么特别之处、因而可以更 好地满足沟通的需要 ,而常常是社会因素而不是语言因素在起作用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著名学者 费什曼才能够断言 :“大部分多文化并存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色 ,就是主流群体的语言也就是这个社会最 重要的语言。”( Fishman, 1999, ed. : 144) 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已经对多文化并存社会中基于语言歧异、语言多样性而导致的语言竞争、语言选 择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 ,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许多是从单纯的语言学视角以外的 其他综合视角出发的 ,借助这些理论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何一族群是主流族群、 支配族群 ,相应地 ,其语言即是主流语言、支配语言。在我们看来 ,这些理论中最有解释性的是由 H. Giles和其他学者发展出来的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参考 : Giles & Johnson, 1987; Landry & A llard, 1994, eds. ) ,正如 D illard (1985: 58)所精辟地指出的 ,“不论是从历时着眼还是从共时着眼 ”,族群语言活力 理论都是解释语言竞争和语言选择的“最重要的理论 ”。由于被证明特别有解释力 ,这个理论受到许多 学者的拥护。事实上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 ,在研究类似于早期香港这样的多族群社会的语言竞 争、语言选择时 ,不能仅仅纯粹从语言学出发 ,而应该采用全新的综合视角。这一新视角 ,正是族群语言 活力理论的主要着力点。 K. L iebkind (1999)、Giles & Johnson (1987) 和 Landry & A llard (1994, eds. )等人仔细研究了此理 论以及相关研究之后指出 ,在族群语言活力理论中 ,族群语言活力 (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是个核心概 念 ,概括而言 ,它指的是“在多族群共存条件下某一族群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体实体维持下来的能力 ”( K. L iebkind, 1999: 144)。关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 ,在此理论产生以后至今的近五十年中 ,学者们进行了 许多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致认为它通常应该包括如下三组内容 ,亦即社会地位因素、人口因素、制 度支持与控制因素 ,这些因素合起来就构成了某一族群语言的活力。Giles、Bouris和 Taylor (1977: 307 - 48)对此作了尤其深入的讨论 , K. L iebkind (1999: 144 - 45) 简洁地把其认识概括成如下文字 :一般地 说 ,“社会地位因素是指某一语言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 - 历史诸变项 ”;人口因素指“某一族群 图 1　族群活力要素结构图 的纯粹人口总数及其分布 ”;制度支持与控制因素 指“某一语言族群正式、非正式地控制教育、政治、 经济、文化、大众媒介等各种变项的程度 ,以及这 些变项体现这一语言族群的程度 ”。我们可以把 这个概念简要地以图 1 表示 (以 K. L iebkind, 1999: 144为基础 ,略有改动 ) : 　　在上述社会地位等三组因素中 ,前两组所包 591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含的具体项目固定 ,而制度支持与控制因素包含的内容则较多 ,并且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加减某些具体 项目。例如 ,就早期香港的具体情况而言 ,我们可以设置教育、政府服务、政治地位等 ,但是早期香港没 有什么工业 ,因此可以删去这个变项。 学者们认为 ,根据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依照某一个多族群并存社会中各个族群在如上所属的各组、 各个项目上的不同表现 ,可以赋予各个族群相应的分值。在这个理论看来 ,分值高的族群其族群语言活 力就高 ,反之 ,其族群语言活力就低。分值的设定 ,因应具体情况、具体研究目的不同而可能不同 ,如设 立最低 1分至最高 5分的级差。对早期香港的四个华人族群及其族群语言而言 ,我们极其粗略地分成 高 (H)、低 (L)两级 ,就足以满足需求。下文我们分立 H、L,以此来讨论早期香港四个华人族群的族群 语言活力。 三、族群语言活力与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竞争和选择 3. 1　族群语言活力理论相信 ,一个特定族群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因素 (包括社会地位、经济地位 ) , 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族群的活力。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都享有高分值的族群 ,几乎也肯定就是该社 会中的强势族群、主流族群。在早期香港的华人社会中 ,说粤方言的疍家和本地两个族群先后具有这种 地位 ,虽然前者是昙花一现 ,后者却结结实实地将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下来 ,传续到今天。 从 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开始 ,到 1856年前后本地族群人士大量涌入之前 ,说粤方言的疍家人和 说客家话的客家人共同占据了香港华人的主要领导地位 ,因此 ,这十几年中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这十几年间的类似于后来的“街坊 ”的华人社会组织和地保 ,几乎全部都是由这两 个族群的人士充当的。例如 ,当时香港岛上最重要的两个地保职位 ,分别是香港仔地保和上环地保 ,前 者由在地方上极有势力的世家大族客家族群的邓姓人士充当 ,后者则由绰号“马草黄 ”(Ma Chowwong) 的疍民充当 (Munn, 1998: 218)。不过 ,这两个族群之间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影响深远的不同 :客家只是 在客家人居住的地区、基本上就是早已经存在的乡村型社会充当领导人 ,而疍民则在新兴的城市地区充 当领导人 ,并由此进一步充当了形成中的全香港岛华人社会的领导人。 如上所述 ,香港开埠是英国人占领的结果 ,此前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香港华人社会 ,自然也就没有 相应的社会组织。因此 ,华人流入后 ,除了某些多为客家人居住、权力体系早已存在的小村子外 ,这些华 人必须新建各种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 ( Zhang, 2003: ch. 2)。利用跟英国人多年的往来建立起来的关 系所带来的利益和机会 ,某些聪明的疍民逐渐富裕起来 ,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借助于他们跟英国 人的交情、财产、影响力和公益心 (public sp irit) ,他们逐渐成为了第一批具有社会意义的、全香港华人社 会的共同领导人。在 1856年之前 ,最出名的疍家出身的领导人 ,当是卢阿贵 (Loo Aqui)。卢阿贵原是 广州东郊黄埔的疍民 ,鸦片战争前 ,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就齐聚黄埔 ,因此他早就得以跟英国人勾搭。 鸦片战争中 ,卢阿贵多方为英国军队提供帮助 ,到了战争结束后 ,他随英国人到了香港。利用同英国人 的这种关系 ,他通过合法、不合法的手段很快集聚了相当多的财富 ,成为 1850年之前香港最富有的中国 人 ,并且通过热心参与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成了第一位全港岛华人的领袖。例如 ,正是他领头建起了早 期华人的权力中心 ———“文武庙 ”① ,并在其中发号施令、统领华人。因此 ,从香港华人社会形成之初开 始 ,整个社会层面的领导权力就被说粤方言的人所占据 ,客家人在某些早期村落有地位 ,但从来不是全 华人社会的领导人。 大体上说 ,从 1856年开始 ,本地族群迅速替代疍民成为了新的华人社会领导人。虽然“从英国人第 一次在中国出现直至整个鸦片战争期间 ,本地族群通例是 ”英国人的“敌人 ”( Eitel, 1895: 132) ,港英政 府其实很高兴看到权力从疍家转给本地族群。在他们看来 ,如果要实现把香港发展成华南商业中心和 691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2期 ① 一说该庙早已存在 ,他只是领头进行了修复工作。 航运中心这个根本目的 ,只有本地族群有这个能力 ,因而才是他们合作的对象。在早期香港 ,本地族群 出身的第一位华人领导人是谭阿才 ( Tam Achay) ,这个人原本在新加坡当工头 , 1841年随英国人来到香 港 ,变成一个成功的承包商后发了大财。他在 1840年代就已经很有名气、很有影响力 ,而卢阿贵破产 后 ,他接过华人社会的领导权 (C. Sm ith, 1985: 109 - 10)。谭阿才不仅在华人社会中很有影响力 ,在港 的外国人也颇为欢迎并欣赏他。当时中西人士都对他评价很高 ,“普遍认为他是第一代华人精英中最为 出色的 ”(C. Sm ith, 1985: 114)。谭阿才在当时香港的社会地位的一个确切证明 ,是他被委任为华人 “义祠 ”的管理人。这一职位不仅要求财富 ,还要求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尊重。到了 1856年前后 ,随着 大批来自广州商行的老板、买办等说粤方言的华人经济精英抵达香港 ,本地族群更进一步地从疍民手里 接过领导权 ,更进一步巩固了本地族群作为城市型华人社会领导的地位。借助于手中的资源和丰富的 管理技巧 ,这些本地族群领导人极为有效地、同时也是以受人尊重的方式管理了华人社会。香港华人以 本地族群为宗 ,这个基本事实一直维持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至于本地族群是早期香港最为主要的经济力量 ,这一点更是众所周知。从 1841年到 1856年前后 的十几年时间中 ,香港的发展令人大失所望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本地族群的大商巨贾参与。到了 1856 年后 ,广州、佛山等地富有的本地族群人士避乱来港 ,相继建立了本港最为关键的商行 ,从此才彻底改变 了香港的命运。历史事实反复证明 ,这些商行使得香港兴盛发达 ;没有本地族群及其商行的合作 ,香港 本地的经济、商业活动将会一片萧条 ,或者干脆陷于停顿。此外 ,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 ,本地族群的 商人不仅富甲一方 ,是香港最为富有的族群 ,而且利用财富从事公益事业 ,极有公益精神。这种精神 ,加 上他们的财富 ,无疑更加提高了本地族群的社会地位 ,使他们成为公认的社会精英①。例如 ,原籍东莞的 本地族群人士冯明珊 ,从香港的“圣保罗书院 ”( St. Paul’s College)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极有成就、富有而 且有权势的买办 (C. Sm ith, 1985: 125 - 26)。根据 H. Lethbridge (1978: 81 - 4)的研究 , 1847年 ,冯明 珊与另外几个东莞籍的本地族群商人一起 ,向港督申请建立了后来备受尊重、极有社会声望的保护妇女 的组织“保良局 ”。这个组织在经济上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纯粹是一个公益组织。冯明珊热心此公益事 业 ,不仅当了前两任首脑以打开局面 ,而且还独自支付了该局前几年的所有开支。由于他的财富、热诚、 公益心 , 1878年时 ,他不但成为了深孚众望的“东华医院 ”的总理之一 ,而且应该还是最为重要的总理之 一 : 1881年港督 Hennessy离任时 ,正是他带领华人精英代表在港督府前向 Hennessy致词 (Lethbidge, 1978: 81 - 4; Hong Kong Gov. Gazette, 1882: 274 - 76)。 相比起来 ,客家族群缺乏类似的经济、社会精英 ,不具如此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方面 ,正如上文 所述 ,客家只在他们所居住的村落才可能较有影响 ,其领导人只是在该村落才有若干社会地位 ,鲜有人 能够成为社会贤达、闻人。另一方面 ,客家族群在当时也不是香港主要的经济力量 ,最成功的富有人士 也只不过是靠土地所属关系而变成为小地主、小业主 ,对本港的经济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 ,终 香港 160多年的被异族统治的岁月 ,客家人始终未能成为权力中心、经济中心 ,不是社会的领导者 ,不具 最高的社会地位。 福佬族群则略有不同 ,它极有经济影响力 ,但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力。在香港的商业圈中 ,福佬籍贯 的商人历来都是一支主力军 ,早期香港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南北行 ”建立前后 ,除本地族群的商人外 , 当时香港的其他杰出的华人商人大多出自福佬族群 ,如曾经被中外人士公认为是早期香港“最成功的华 商 ”的澄海人高满华。因此 ,香港政府除尤其重视本地族群的行商等以外 ,对福佬族群也青眼有加 ,曾经 做出一些特别的安排 ,以便吸引福佬商人来港经商。如 1845年 ,几个世代在澳门经商的成功福佬籍贯 商人有意来港发展 ,香港政府专门精心安排 ,一方面免使他们与本地籍贯商人冲突 ,另一方面又能够保 证他们买到心仪的营商用地 (C. Sm ith, 1985: 113)。不过 ,整体来说 ,福佬族群仅仅有财富而没有多少 社会责任心、公益心 ,这并不能自动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的尊重 ,因此 ,在早期香港 ,虽然福佬族 791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① 精英的含义多有不同理解 ,此处根据 Mak (1995: 79)。 群有既富有又具社会地位的少数个人 ,但整体上这个族群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没有能够享有较高的 社会地位。事实上 ,那时的福佬远远不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并没有能够引领华人社会的迹象。这有 复杂的原因 ,但可能与他们继承在广州时期的依附广府人、不出头的生存策略最为有关。早期香港福佬 族群的这种远离政治、权力的生态 ,与当时其他殖民地的福佬族群行为模式多有不同。例如 ,在同时期的 新加坡 ,福佬常常能够独力左右当地华人动向 ,几乎是不可挑战的华人领袖族群 (Mak, 1995: 97 - 8)。 3. 2　族群语言活力理论格外重视族群和族群语言的人口因素。经过长期的、对许多事例进行的实 证研究、后 ,这个理论发现 ,某些人口因素 ,尤其是人口总数和人口分布两个因素 ,常常显著地影响 某一族群的族群活力及其族群语言的活力。因此 ,族群语言活力理论认为 ,在人口总量和分布上占有优 势的族群 ,常常就有较高的分值 ;反之 ,则常常有较低的分值。 其实这也正是 20世纪 80年代之后新兴的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当代的社会语言学家普遍 认为 ,就语言发展而言 ,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触发因素 ”( general triggers。详参考 : Thomason, 2001: 21 - 2) ,而人口因素恰恰就是这样的触发因素之一 ,它常常显著地影响语言的稳定 ,即导致语言竞争、语言 选择 ,并最终导致语言迁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 ,“语言迁移过程 ( language shift p rocess)的一个重要 特征 ,是多数人的语言向少数人的语言迁移几乎为零 ,而少数人的语言向多数人的语言转变则司空见 惯”(Veltman, 1991: 147。参考 Myers2Scotton, 2002: 267 - 69) ,这就是人口这个普遍性的触发因素所 起的作用之一。实际上 ,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 ,我们都常常可以见到 ,单单人口总量一个因素就可 以决定某种语言是得以维持、转移还是死亡。 如上所述 ,早期香港的华人社会主要由四个族群组成 ,而如果以人口数量论 ,则本地和客家是最主 要的两个族群。有若干迹象显示 ,在开埠前的港岛地区 ,很可能是客家人占有多数地位 ,而且在开埠最 初的一两年中 ,客家可能仍然是人口总量最多的族群。不过 ,随着开埠后本地族群人士不断地、成规模 表 2　1881年香港华人的籍贯 地区 广东 香港 福建 维多利亚城 76, 713 1, 286 280 农村 13, 492 2, 382 11 　　　资料来源 :香港政府人口统计 , 1881. 地涌入 ,最迟到 1845年前后 ,本地族群的人口就超过 了客家族群 ,奠定了此后它是香港人口最多的族群 的扎实基础。但是 ,由于香港政府的人口统计资料 很晚才分族群统计 ,所以 ,我们只能以早期香港的较 后时期的资料来说明。 　　表 3　广东籍贯香港华人的分州、府来源统计 (1887年 ) 州、府名称 男性 女性 总计 Chiu Chau Fu潮州府 3, 985 293 4, 278 Ka Ying Chau嘉应州 2, 654 567 3, 221 King Chau Fu琼州府 134 42 176 Ko Chau Fu高州府 14 51 65 Kwang Chau Fu广州府 109, 280 47, 323 156, 603 L im Chau Fu廉州府 10 8 18 L in Chau Fu连州府 10 —　 10 Loo Tung Chau罗定州 533 128 661 Lui Chau Fu雷州府 9 12 21 Nam Hung Chau南雄州 3 5 8 Shiu Chau Fu韶州府 52 12 64 Shiu H ing Fu肇庆府 13, 932 2, 388 16, 320 W ai Chau Fu惠州府 12, 617 3, 442 16, 059 总计 143, 233 54, 271 197, 604 　　　　资料来源 :根据 1887年 6月 20日香港政府 Sessional Pa2 pers编制 由表 2可以清楚地看出 ,早期香港华人的 来源地相当地单纯 ,除了香港各处农村籍贯的 之外 (表中维多利亚城的香港籍贯华人实际上 也来自于港岛农村 ,维多利亚城一带原本并无 人烟 ) ,其他的基本上全都是来自广东省 ,来自 福建的仅有微不足道的 291人。 当然 ,来自广东并不等于就都是属于本地 族群。在广东省内 ,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的族 群 ;香港包括本地、客家、福佬、疍民在内的四 个族群 ,那时和现在都可以在广东发现。因 此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移民在广东省内的 具体来源地 ,才能够决定何一族群是最主要的 流出者。 　　如我们所周知的 ,在明清时期 ,虽然广东 省内有一部分“州 ”或者“府 ”的人口同属于 (或基本上同属于 )某一个族群 ,但是 ,绝大多 数的“州 ”或者“府 ”的人口 ,并不是由单一族群构成的。以本地族群人民论 ,虽然他们主要集中居住于 891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2期 某几个“州”或者“府 ”(如广州、肇庆 ) ,但在其他大多数的“州 ”或者“府 ”(如连州、惠州 ) ,都有人数不一 的本地族群人士散住。基于本文的目的 ,我们仅仅简单地假定 :只有广州府和肇庆府的人口是、且全部 表 4　1911年香港华人家庭使用语言统计 方言 男性 女性 总计 本地话 209, 936 102, 056 311, 992 客家话 16, 394 6, 428 22, 822 福佬话 6, 353 596 6, 949 其他汉语方言 1, 982 882 2, 864 未说明 5, 551 240 5, 791 总计 240, 216 110, 202 350, 418 　　　原注 :不包括南、北新界。资料来源 :香港政府人口 统计 , 1911年 都属于本地族群 ,而其他所有的“州 ”和“府 ”的人口全 部都属于其他三个族群 ,那么 ,表 3中 ,源自广东的早 期香港华人中本地族群与其他三个族群人口 ,就是 173, 923 (本地 ) 比 23, 681 (疍家、客家、福佬 )。显 然 ,本地族群是流入人口最多的族群。 香港的华人家庭语言使用人口统计所得 ,也支持 这一认识 ,即使用本地族群语言 (本地话 ,即粤方言 ) 的是香港人口最多的族群。不过 ,香港政府统计华人 居民家庭语言使用的工作开始得更加晚 ,我们只能够 以表 4为例 ,但仍然可以说明问题。 　　在早期香港 ,本地族群人士不仅在华人总人口的数量上占优势 ,从人口分布着眼 ,他们也呈集中分 布态势。从香港开埠的第一天起 ,华人流入人口的目的地 ,主要就是维多利亚城。如果我们把上文的表 1简化 ,则可以得到表 5: 表 5　1851年 12月 31日港岛华人人口分布 地区 男性 女性 儿童 男性 女性 人口数 居民职业 维多利亚城 7, 157 1, 772 825 902 10, 656 经商 农村 3, 442 895 512 380 5, 244 以农业、打石头为主 总计 10, 599 2, 667 1, 342 1, 282 15, 890 　资料来源 : Jarman, 1996, ed. : 168 　　表内农村地区的华人人口 ,基本上都是香港原有的人口。维多利亚城的华人人口 ,则基本上都是开 埠后自外地流入本港的。因此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 ,早期的流入华人人口主要集中于港岛的维多利亚 城内 (参见上文 )。如果以地域论 ,早期的维多利亚城大体等于华人统称为“四环、五约 ”的狭小区域 ,相 当于今天香港岛上以中环为中心的中、西区的若干地带①。那时的维多利亚城可以分成海岸、半山、山顶 三个区 ,半山区基本上都是由欧洲人居住 ,山顶区更是完全由欧洲人居住 ,华人基本上完全居住于海岸 区域的一部分地域。由于早期的具体地区的分区族群统计资料缺乏 ,我们无法确切地指明维多利亚城 一带华人具体的族群人口构成数目、具体街区的族群分布情况。但是 ,既然流入香港的人口绝大多数是 本地人士 ,因此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 ,维多利亚城一带华人也主要属于本地族群。 根据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可知 ,限于香港当时的具体条件 ,早期流入的华人普遍采用的是中国人 传统的分族群聚居的策略。即 :同一族群的人士居住在同一个街区 ,至少居住于同一栋房子 ;不同族群 的人士不在同一个街区居住 ,至少不共同居住于同一栋房子。例如 ,流入港岛的疍民主要聚居于维多利 亚港口的水面上 ,福佬主要聚居于“南北行 ”周围。本地和客家则主要聚居于太平山、中环一带 ,不过 , 他们虽然共同居住于这一区域 ,却是分居 :本地人居住于本地人开办的客栈之类中 ,客家人居住于客家 人开办的客栈之类中 ,并不相混。因此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指明本地族群的具体分布位置和人数 ,但我 们确切地知道他们采取聚族而居的集中分布模式 (张 , 2003)。从族群语言活力理论着眼 ,这种分布态 991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① 1903年 ,“香港政府在宪报颁布法令界定维多利亚城范围 ,并竖立界石标明范围。界石约高一米 ,上面刻有 ‘City of V ictoria 1903’的字样 ,它们分别位于坚尼地城西宁街坚尼地城临时游乐场内、克顿道近宝珊道、薄扶林道近摩星 岭道的行人隧道入口、宝云道近司徒拔道、旧山顶道近地利根德里山边 ,及黄泥涌道圣保禄学校对面停车场行人路 ” ( http: / /www. amo. gov. hk /yfoh /b5 /victoria_city. php)。 势极其有利于本地族群保持其语言 ,有利于其增强同化力。 3. 3　根据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制度支持和控制因素通常包括诸如教育、政治、文化、工业等等。由 于具体国家或者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 ,研究特定国家或者地区时所涉及的具体变项可能需要做出相应 的调整、增加或者减少 (H. Giles, 1977: 307 - 48; L iebkind, 1999: 145)。就早期香港的实际情况而言 , 我们设定教育、政治地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府制度支持与控制等项目等来讨论。 众所周知 ,学校的教学语言是一种极其有效地推广或者排斥某一语言、方言的利器。但是 ,由于许 多原因 ,港英政府在开埠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顾及华人教育 ,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态度 ,一任华 人族群各自开设私塾一类的教学机构教育自己族群的子弟。至于这些学校采用什么语言来充任教学语 言 ,初期的港英政府更加不会注意。某些政府高级官员 (如 D r. Eitel)甚至建议 ,华人办学校、教汉语 ,完 全是华人自己的事情 ,港英政府应当完全撒手不管。在这种背景下 ,早期香港华人的教育一仍其旧 ,开 埠前就存在的私塾 ,尽管有的可能改成了新式小学 ,所用的教学语言却没有改变 ,本地族群的学校仍然 用粤方言 ,客家人的学校仍然使用客家话。疍民的子女鲜有上学机会 ,这个族群当时并没有自己的学 校 ,因此也就没有教学语言的问题。在早期香港 ,福佬人数太少 ,没发现有自己的学校 ,其子女如果不是 回家乡就学而是在本港读书的话 ,就只能进入本地或者客家族群开办的学校入读 ,也没有福佬话 (闽方 言 )作为教学语言的问题。因此 ,本地和客家两个族群在这一方面享有同等的族群活力 ,粤方言和客家 话在小学层面上享有同等的分值。 但是 ,在中学层面上 ,二者有极大的不同。港英政府于 1862年建立“中央书院 ”( the Central School, 后辗转改名为“皇仁书院 ”,延用至今 ) ,成为香港大学成立之前香港的最高学府、最重要的教育机构。 出于政治、商业以及其他的考虑 ,这所学校在 19世纪末时最终采用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但在其建立起 的相当长时间内 ,港英政府决定它只采用粤方言、而不是任何其他华人族群的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例 如 ,开办这所学校时在海外招聘校长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学习“汉语 ”,而所谓的“汉语 ”,就是第一任校 长 F. Stewart抵达香港后即刻开始学习的本地族群的语言粤方言。他和他的一些西方同事 (如 J. Ball) 下了很大的苦功 ,最终掌握了这种汉语方言 ,有些人 (如 J. Ball)其后还对这种方言进行了许多较为深 入的研究。在没有掌握粤方言之前 ,“中央书院 ”的这些外籍教师用英语上课 ,由华人助教翻译成粤方 言 ;而在学会粤方言后 ,他们就直接用粤方言上课。这所学校的最初的中国籍老师都是属于本地族群 的 ,大多从顺德等本地族群人士居住的地区招聘而来 ,他们讲授古文等传统课程时也是用粤方言授课。 尽管这所学校的学生有属于本地、客家甚至其他族群的不同 ,某些中、外籍老师也有会客家话等其他族 群语言的 ,但是 ,迄今没有发现什么证据显示客家话或者福佬话被用作本校的教学语言。因此 ,在中学 教育层次上 ,本地族群占有优势 ,他们的族群语言粤方言有更加高的分值。 一如世界各地所常见的 ,某地学校的教学语言常常也是该地的官方语言 ,早期香港也是如此。本地 族群的粤方言不仅是学校的教学语言 ,也是 (而且只有粤方言是 )当时的港英政府官方机构正式使用的 “汉语 ”① ,只有粤方言得到了港府的制度支持 ,这无疑提高了本地族群的分值评定。 主要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从香港开埠的第一天起 ,英国人、港英政府事实上就把粤方言当成 了惟一的地方汉语 ,至少是标准的地方口头工作语言 ,尽管这一点从没有明确地表达过。例如 ,为 了与中国沟通和管制香港 ,英国从国内选拔“官学生 ”来华学习汉语 ,以便将来充任翻译官或者港府高 级官员。但是 ,除了最初的 3到 5名官学生去了北京学习官话外 ,其他的 60多名都被命令在香港、广 州、澳门等地学习粤方言 ,粤方言后来被列明为他们必须要学会的第一种汉语方言 (W erner, 1928; Ei2 tel, 1895: 300; Endacott, 1962: 46; Norton2Kyshe, 1898, v. 2: 8 - 11; Lethbridge, 1978: 31 - 51)。为 了克服无法与当地中国人沟通的实际管制困难 ,港府专门设立了一个语言委员会和一套奖励制度 ,以便 002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2期 ① 1971年 ,在华人的不懈努力下 ,港英政府终于通过了法定条例 ,赋予“中文 ”与英文同等的权利。但是 ,何谓“中 文 ”,港英政府直到结束统治都没有明文规定 ,实际上 ,依然是以粤方言作为口头形式的“中文 ”。 “引诱 ”(“induce”)其欧洲籍雇员学习汉语方言 (详参考 : SP, 1887, 1901; HKGG, Oct. 12, 1861; Eitel, 1895: 481; Norton2Kyshe, 1898, v. 1: 347 - 48; GBSC, 1847: ix)。从方便管制多族群杂居的在港华人 来看 ,当然是这些雇员学习的汉语方言越多越好 ,但是 ,港府规定他们要学习的则首先是粤方言 ;至于学 习其他汉语方言与否 ,则是任人自愿。在港府中 ,欧洲人士如果会说汉语方言 ,通常就是粤方言 ;凡是涉 及到华人的日常政府事务 ,通例也是使用粤方言 ,除非涉及到的华人使用的是其他方言。与之相比 ,其 他任何一种汉语变体 ,包括当时清政府通用的“官话 ”,都没有得到粤方言的这种地位。因此 ,是粤方言 而不是任何一种其他方言得到了港府的制度支持。 港府以粤方言为事实上的标准汉语、汉语口头形式的政策 ,与英国政府和港府对待这四个华人族群 一贯的政治态度相吻合。本地族群享有相对较高的政治地位 ,而其他族群则不然 ,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被制度因素所控制。在早期香港 ,英国人和港英政府的官员普遍瞧不起华人 ,甚至认为流入的华人都是 堕落的懒汉、坏家伙 ,来港只是为了赚钱 (详参考 :Martin, 1844)。不过 ,相比起来 ,他们总算还给本地族 群人士稍许尊重 ,对其中来自广州、佛山的行商、富商大贾等经济、商业的专业人士尤其高看一眼。这主 要是由于他们认识到 ,没有这些本地族群专业人士的合作 ,他们无法发展香港的经济、商业。因此 ,尽管 广州、佛山等地的本地族群人士一向被认为是“外国人的敌人 ”( Eitel, 1895: 132) ,相对来说 ,港英政府 及其他欧洲人士还是真心欢迎他们到香港来 ,并且对他们相对较为优待。事实上 ,在早期香港生活的欧 洲人士心目中值得交往的、“体面的 ”中国人 ,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属于本地族群的佼佼者 ,例如早期华 人闻人韦玉 (参考 : Lethbridge, 1978: 168 - 70)。与之相比 ,就整体而言 ,其他三个族群都没有享受到这 样的对待 ;就个人而言 ,其他族群的华人也很少被欧洲人所尊重。例如 ,如同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一样 ,英 国人特别歧视疍民 ,认为疍民是典型的性道德败坏者 ,这在 Eitel (1895)著作中多有描述 ,也广为人知。 他们认为 ,在香港的福佬人因为好群殴斗狠而臭名昭著 ,认为福佬渔民更是一丝一毫都不值得信赖 ,被 诬蔑为只是一群“居无定所的动物 ”,“只要有可能就会泰然自若地坏事做尽 ”(Martin, 1844)。客家人 尽管曾经被认为是外国人靠得住的“朋友 ”( Eitel, 1895: 132) ,并且被公认在帮助发展早期香港方面贡 献良多 ,英国人其实尤其看不起他们。初期港府的实力派高官之一 S. Fearon,实际上把客家人与罪犯 完全等同起来 : 客家人 ,或者叫做吉普赛人 ⋯⋯是这样一种人 ,他们的习惯、性格、语言标志着他们是另外的一 类。他们毫不记挂家庭 ,也不在乎道德约束 ⋯⋯不受法律制约 ,生活鲜廉寡耻。他们毫不犹豫地抛 弃家园、神龛、继承权利和祖坟 ,只为蝇头小利就毫无体面地游荡四方。本港初时的动荡不已、犯罪 连连 ,提供了因他们到来而恶果频仍的充分证明。 (CO129 /12 / 306) 在非正式的“华人政府 ”层面上 ,本地族群同样占有优势的政治地位 ,同样得到了制度支持 ,同时 , 是粤方言、也只是粤方言获得了非正式的“华人政府 ”的制度支持。 严格地说 ,由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 ,当时的香港并不可能有华人自己的政府 ,实际上 ,华人被远远地 排斥在政治权力的圈子之外。但是 ,华人确实有某种意义上的、非正式的“政府 ”或者“自治政府 ”,那就 是某些具有极高影响力、高度受尊重的行业或慈善组织。由于早期香港的特殊性 ,这些组织被高度政治 化 ,承担了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行政职能 ,因而被中、西两方公认为某种意义上的“政府 ”或者 “自治政府”。这些“政府 ”组织中 ,最著名的有东华医院、保良局、团防局、南北行等。 一般而言 ,当时在香港的中外人士都承认 ,东华医院最受得起华人政府这个名号。甚至当时的港英 政府也如是观。例如 ,港府不仅欣然接受了它作为香港华人民意代表的角色 , 1870年还通过了《医院条 例》( the Hosp ital O rdinance) ,特别赋予它以法定地位、官方地位。这个最早是由于华人医疗的需求孔急 而产生的慈善机构 ,几乎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 ,就负责全港华人大部分民事纠纷的处理、民事安排 ,担负 起了政府的行政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说 ,它除了没有正式政府的名义之外 ,与正式的政府几无差别 ,以 102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至于英国殖民地部都要特别向英国枢密院抱怨 ,指责其政府的色彩太浓 (Lethbridge, 1978: 64)。在这 个“政府 ”中 ,本地人士占了多数 ,使用的“官方 ”语言也是粤方言。东华医院是一个跨族群的、属于全港 华人的组织 ,其实际掌权人“总理 ”虽然也包括多名属于其他不同族群的人 ,但大多数是属于本地族群 的。在开全体“总理 ”会议一类大会时 ,一如在保良局、团防局、南北行中所见到的一样 ,始终使用粤方 言。这在英国人的、回忆录中都可以得到明确无误的证明。例如 ,从 1870年开始 ,上述几个华人 “政府 ”组织的理事会中有一个当然成员 ,就是代表港英政府的英国籍政府总登记官 (Registrar2Gener2 al)。由于他的作用之一就是要与这些华人要人沟通 ,同时监视华人动向 ,因此 ,他必须参加上述机构的 这些重要会议。虽然历任英国籍总登记官的具体情况可能不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他们大都受过汉语 训练 ,即学习过粤方言。作为曾经专门学习过粤方言的官学生 ,港英政府总是期望他们完全掌握了粤方 言 ,以便随时掌握会议进程和华人动态 ,但在实际上 ,他们的粤方言的水平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 (参考 : Grantham, 1965: 6)。由于这些会议使用的工作语言总是粤方言 ,而粤方言毕竟不是英国人的母语 ,因 此 ,参加过这类会议的总登记官不可避免地遭遇语言障碍 ,许多人因此抱怨说 ,“与 (这些以粤方言为 ) 母语 (的华人 )人士相比 ”,在用粤方言讨论问题时 ,语言的限制使他们必定不可避免地“处于下风 ”(转 引自 : Lethbridge, 1978: 91)。在这些华人“政府 ”场合 ,是粤方言而不是任何一种其他汉语方言充当了 “政府 ”语言 ,因此得到了制度的支持。换句话说 ,根据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在非知识的政府层面上 ,也 是本地族群而不是其他族群享有更高的分值 ,也是粤方言而不是其他汉语方言享有更高的分值。 表 6　早期香港华人族群及其语言的活力分值评定 本地族群 客家族群 福佬族群 疍家族群 地位因素 　a. 社会地位 　b. 经济地位 H H L L L H L L 人口因素 　a. 人口总数 　b. 人口分布 H H H H L H L L 制度支持与控制因素 　a. 教育 　b. 政治地位 　c. 政府服务 H H H L L L L L L L L L 活力总评 H L L L 3. 4　由如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 ,根 据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就上述三组因素的 各个具体项目而言 ,本地族群占有全面的 优势 ,在所设定的各个项目中都得到了高 分值。与之相对照 ,其他三个早期华人族 群则不然 ,虽然有的族群在某些方面可以 得到高分值 ,但是 ,他们中没有一个族群 可以在全部的项目中都得到高分值。这 表明 ,就族群活力而言 ,另外的三个族群 处于部分或者全面的劣势地位。 出于本文的目的 ,我们简单地以高 (H)和低 (L )两级来评定 ,可以得到如表 6所示的结论。 由表 6可知 ,本地族群在三组活力因素的各个具体项目和总体上的分值评定都最高 ,这表明 ,在开 埠初期的四个华人族群中 ,本地族群是最有族群语言活力的族群。 根据族群语言活力理论 ,在一个正在发生语言竞争、语言选择的多族群并存社会中 ,拥有高活力的 族群语言在语言竞争和由此而引发的语言选择中占居有利地位。通常的情况是 ,活力高的族群语言易 于在竞争中获胜 ,并向活力低的族群扩散 ,使得低分值的族群选择这一高分值的族群语言。一个族群享 有的活力分值越高 ,其语言越容易向分值低的族群扩散 ,越容易成为共同语。反之 ,一个族群的族群语 言活力分值越低 ,其语言越容易被活力分值高的族群语言所排挤 ,从而导致在语言竞争和语言选择中边 缘化 ,最终退出竞争、退出使用。这与从社会语言学所进行的对类似对象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果极为一 致 (详参考 : Romaine, 2000: 32 - 54)。具体到早期香港 ,本地族群是比任何其他族群都有活力的族群 , 因而 ,是这个族群的族群语言粤方言 ,而不是任何其他族群的族群语言 ,最终在竞争中获胜 ,最终战胜其 他族群语言而被选择成为早期香港华人社会的共同语。 202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2期 四、结语 对多种族群、多种族群语言并存的社会来说 ,其语言竞争和语言选择常常被人口因素、社会地位因 素、制度支持与控制因素所左右。在早期香港的华人社会 ,本地族群的粤方言之所以能够在与其他族群 语言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选择成为早期香港华人的共同语 ,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超过其他族群语 言的突出特性 ,本质上说 ,是族群语言活力这个非语言因素起了作用。 从另外的角度研究更加广泛的案例 ,已经有学者得出与此含义一样的结论 ,“对于 (语言 )社会中的 语言维持和语言消退来说 ,语言社团 ( speech community)的社会网络系统及本社团成员与其他社团成员 的互动 ,是极为根本的决定性变项 ”(Chambers, Trudgill & Schilling2Estes, 2002: 767)。这是从纯粹语 言学来立说的。如果改成族群语言活力理论的表达 ,上述结论的意思是说 ,一个族群的活力高或者低 , 根本上决定了其族群语言的维持与否、消退与否 ,即能否在竞争和选择中获胜。由此看来 ,族群活力理 论确实是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 ,早期香港的族群语言活力研究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附录 1　1841年 5月 15日香港华人人口统计表 地名 备注 人口 Chek2chu ( Stanley)赤柱 首府 ,较大的镇子 2, 000 (或 200) Heung Kong香港 大渔村 200 Wong Nei Chung黄泥涌 农庄 300 Kung Lam公岩 采石场 ,穷村庄 200 Shek O石凹 采石场 ,穷村庄 150 Shau Ke W an扫箕湾 采石场 ,穷村庄 ,较大 1, 200 Tai Shek Ha大石下 采石场 ,穷村庄 ,小村庄 20 Kwan Tai Loo (V ictoria)群大路 渔村 50 Soo Kon Poo扫杆浦 小村庄 10 Hung Heung Loo红香炉 小村庄 50 SaiW an柴湾 小村庄 30 Tai Long大浪 渔村 5 Tai Tam大潭 靠近大潭湾的小村庄 20 Soo Koo W an索罟湾 小村庄 30 Shek Kong Chuy石塘嘴 采石场 ,小村庄 25 Chun Hum春坎 废弃的小渔村 无 Tseen Suy W an浅水湾 废弃的小渔村 无 Sun Suy W an深水湾 废弃的小渔村 无 Shek Pai石牌 废弃的小渔村 无 　　　　　　　　　　　　　　小计 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