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亚洲四小龙” .doc

简论“亚洲四小龙” .doc 简论“亚洲四小龙” “ 有人说:中国与美国比，确实把差距缩小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与印度比，确实赶上并超过了印度，显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与“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比，就比不过。 40年总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确实超过我们。有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有人则归之于海岛、海洋的“蓝色文明”，大骂“黄色文明”。 我在前面说过，海岛和沿海地区确实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海上交往方便，不受国界局限。海上运输的成本也低于陆上运输。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亚洲出现“四小龙”，而“四小龙”中有三个都在中国周围呢?世界上有很多小岛国并没有成为“小龙”，连近在咫尺的澳门也没有成为“小龙”是什么道理? 翻开世界地图看，亚太地区有千岛之国印尼和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岛国，欧洲有爱尔兰、冰岛、马耳他，美国的眼皮底下有海地、牙买加、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等一系列岛国，都没有成为“小龙”。 “亚洲四小龙”的繁荣，基本上都是“冷战”和“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产物。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封锁中国，“堵住社会主义的祸水”，先是扶植日本，然后是扶植台湾、韩国。美国的算盘是:如果打反苏反华的世界大战，台湾和韩国是美国的进攻基地，“不沉的航空母舰”;如果大战打不起来，台湾、韩国(以及香港)作为“资本主义橱窗”，摆在中国和朝鲜面前，是美国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还应当肯定，“四小龙”的政府当局和资产阶级抓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取得了很大成绩。 先说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交通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而且处在其咽喉，占了地利。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相对平稳发展，东西两半球商业来往大增，海运(特别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发达，过往马六甲海峡的商船鳞次栉比，每年约八万艘。在新加坡中转的飞机航班也极多。新加坡经济因此而繁荣。当然，新加坡自身也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吸取，特别是它的城市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商业、服务业等等。 再说香港。1949年的香港经济远不如上海(若论工业和科研，香港现在也远不如上海)。大陆解放后，美国封锁中国，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大都只能通过香港进行。作为中转、中间商的香港，因此而繁荣起来;这几十年有一个规律:大陆经济发展顺利，香港就繁荣;大陆经济紧缩，香港经济就衰退。1985年我们大陆进行治理整顿，降低增长速度，香港经济马上处于困境，据说有7位资本家因此而跳楼自杀。 现在的香港，是亚洲的一朵“花”，也是世界罕见的一朵“花”。但是，香港这朵鲜艳的“花”，是靠根、 茎、叶和泥土——大陆供给它养分而开的。 1990年初，正当许多人以香港为例反对大陆承社会主义道路之时，香港财经学院院长在香港刊物上著文说:“我多次讲过，不能把香港说成是’小龙’，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的，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正如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一样。 近十几年，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NP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陆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增长很快。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台湾。 台湾的情况使内地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常有内地朋友向我谈到，他们村一个农民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去到台湾，现在靠台湾当局发的救济费为生，在台湾过得很苦，连妻子也娶不上。这位老兵回大陆家乡探亲，却显得“腰缠万贯”似的，手面相当阔绰，令同乡人羡慕。但这老兵告别家乡返台时又叫苦，说他在台湾是最底层的穷苦人。这是什么道理? 这主要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前面讲过，近10年，人民币对美元连年贬值，而台湾币对美元连年升值，一降一升，偏差很大。1991年大体上是5元台币换1元人民币，这个比价并不反映它们的实际购买力。粗略估计，台湾同胞来大陆人他手上的钞票大约膨胀7倍，所以穷人变成了“富人”。 警方指出，因大陆福建省泉州市的戴清华，已婚，并育有子女，因大陆上收入不敷使用，花了3000元人民币偷渡来台。2月20日在新竹沿海上岸后，辗转到三重市一家自助餐厅担任洗碗杂工，言明每天工资200元台币。 打工期间，自助餐厅老板没有给她居住地方，戴清华只有睡在餐厅角落，工作20多天只领到700元工资，加上水土不服又生了病，她于3月30日到三重警察分局光明派出所自首，希望能回大陆休养。台湾《联合报》4月4日报道:台北市誓局景美分局昨天在出“联合誓卫”勤务时，意外查获欲至景美建筑工地找工作的大陆客陈彪。陈在誓讯时表示，他在台湾一年多，差点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他表示，台湾不再是大陆客的天堂，回去后要劝阻同乡，不要再偷渡来台。 陈在警讯时，一再向警员吐苦水。他说，去年4月花了3000元人民币自福建平潭偷渡来台，因无亲戚可以投靠，从新竹上岸后，隔天就在新竹某地下电子工厂做工。他表示，老板吃定他是偷渡客，一天虽然工作10余小时，所得却仅500元台币。 “在大陆每个月所得能存2,3(喻按:这是夸大或记者误报)，到台湾虽多赚近10倍钱，连生活费都不够。”陈彪表示，他现在只想回老家看看老婆、孩子，到台湾发财的梦，以后连想也不敢想了。 实事求是地说，除去汇率偏差，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资水平仍然高于大陆。特别是台湾的“中产阶层”，其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我们。40几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很快，成为亚洲的一条“四小龙”。 其原因，我认为主要 有以下几点:一、台湾原先的经济文化水平高于大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割去台湾，并入“日本领土”。台湾人在日本算“二等公民”，但比起其后日军占领区又好一点。日本的战略是“工业日本(本土)，农业台湾”。日本对台湾的掠夺、剥削很厉害，但台湾毕竟没有遭受过战火的破坏。1945年光复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大陆高，台湾的教育水平已达到我们大陆60年代初的水平。 三、美国的援助。 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了蒋介石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鼓励他打内战，反共反人民;那期间，美国基本上没有给蒋介石“经济援助”，因为美国不愿意扶助中国的资本主义。蒋介石逃台后，美国才“双援齐下”，不仅给蒋介石大量“军授”以维持其军队，还大方地给蒋介石“经援”。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共给台湾“经济援助”15亿美元。 据国际开发署和台湾当局研究，如果没有美援，台湾1965年的GNP要1995年才能达到，即需推迟30年。 四、外资对台湾的支持。 美、英、日等西方国家为了扶持台湾，给的贸易优惠很多。美国对台湾商品收取的进口关税极低(平均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六分之一)，从来不援用美国的“反倾销法”对付台湾。台湾从50年代开始，禁止美国的烟、酒进口，长达几十年，美国默许;如果我们现在如法炮制，他们就会大叫大嚷，进行贸易报复。70年代以后，台湾对美贸易有大量顺差，每年几十亿美元，美国不吭声;这几年我们对美贸易开始有顺差了，美国就不断发出威胁。台湾全岛“戒严38年，“2(28事件”杀死2万多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批评过;我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西方七国联合起来趁机对我们进行“封锁”、“制裁”。 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成为美国的后勤补助基地和官兵休假地。台湾的轻工业、食品工业、旅游业因此而兴旺。 七、世界产业大转移。 60年代中后期，美国、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台湾(以及韩国)转移，这给台湾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这类产业在美国、日本是不大赚钱的，而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则是先进的，赚钱的。台湾工业因此而“起飞”，在70年代、80年代取得迅猛发展。 八、台湾等“四小龙”还有个有利条件，在他们周围或附近，有一大片更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前面我谈到一条规律:“一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需要有一大片相对落后于它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他的原材料基地、商品市场和回旋余地。”亚洲“四小龙”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规律。 但是，台湾经济有它的致命伤:科研力量十分薄弱，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整个经济依附于美国、日本。台湾经济界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打喷嚏，台湾经济就伤风感冒。 九、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进行了自我改革与改造。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是中国各种腐败、反动势力的大杂烩。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但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特别是蒋介石)，以及大官僚、大军阀;国民党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其走卒是地痞、兵痞、流氓、阿飞之流。1949年逃台时，逃走的主要是前一部分，以及依附于他们或被他们裹胁去的那部分公教人员和军官。少数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之类，离开了他的根据地，来到台湾，也就无法施展他的封建主义威风了。国民党那庞大的封建“躯体”，留在了大陆。 以抗战胜利后颁布的“二五减租”为例。这本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的，对改善国民党形象也有利，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内庞大的封建势力坚决反对，终成泡影。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即: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就没有在党内遇到什么阻力，因为国民党内的封建地主势力已经很微弱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真特别。20年代初，是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把他那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党，改组成比较像个样儿的政党——国民党。40年代末，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帮国民党砍掉了它那庞大累赘的封建主义大尾巴，促使它蜕变成为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综合观察“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变化发展，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四小龙”都不搞“政治民主化”，而是搞专制独裁化。尤其是香港，完全由英国委派的总督统治，没有政党和民选的议会。只是在1991年9月，才让人民投票选举18名立法局议员。在此之前的150年间，香港人从来不知道选举、投票为何物;世界公认，香港是“有自由、无民主”的地方。 除了香港，其他三条“小龙”部不搞“经济自由化”。它们的政府都严格管制经济。由政府出资，搞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建设，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以上两条，都与美国向我们鼓吹的“经验”背道而驰。 台湾还有个特点:付出的代价太大。 关于我们大陆与台湾、香港之比较，钱伟长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钱伟长教授现在是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副会长，多次邀请香港、台湾科学家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开头几次，他请客人在北京游览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到西安看秦俑坑、华清池，到四川省游览九寨沟，然后乘船游览三峡风光。参观游览后谈观感，客人们说:“祖国的山河真美，文物古迹很珍贵，你们保护得也好，不过这都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钱伟长心想:坏了，我白花钱请他们参观了。以后，钱伟长再请台湾、香港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改变了方式。风景名胜让客人自己去游览，钱教授请客人在北京参观火箭工厂、人造卫星研究所，到西安看飞机制造厂，到四川看西昌的火箭发射场，从重庆乘船沿江而 下，看葛洲坝、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南京长江大桥、上海的宝钢和金山石化总厂。参观后再请客人谈观感，客人们服了，说:这样宏伟、先进的科研机构、工厂、工程，不仅台湾、香港没有，在美国” 也不多见。你们这40年真了不起。我们台湾、香港的科研机构、工厂只不过是“小打小闹”。 钱伟长讲的这件事，既反映了我国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改革的问题。 拿我们大陆的经济与台湾、香港的经济相比。各有优势与劣势。他们的弱项正是我们的强项，他们的强项正是我们的弱项。 我们的强项，恰恰是科研力量强大，水平很高，门类齐全;工业力量强大，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国家能生产什么我们也能生产什么(只是质量赶不上)。这是我们40多年经济文化建设的最大成果，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本钱。 产业结构方面，他们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金融、商业、通信、对外贸易、。服务业、旅游业)发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而我们的第三产业很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左右。 在工业生产上，他们生产的轻纺工业品、日用小商品，花色品种比我们多，工艺比我们的精巧;在大型设备、高精尖产品方面，我们远超过他们。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能够发射一箭三星，却不能使抽水马桶不漏水。”我想，可以把这个比喻引申一下:“台湾、香港能造出不漏水的抽水马桶，却造不出飞机，更不能使人造卫星上天。” 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台湾、香港的经济依附西方，仰人鼻息，随西方经济风浪而沉浮;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缺点是国际交往不如他们多，优点是国际经济风浪对我们的影响很小。 如果把40多年的经济建设比做开凿运河，那么，台湾开凿的运河像江苏无锡附近那种小河，河小，船也小，但管理得好，船只来往多，航运效益高;我们在大陆开凿的运河像长江那样宽而深，能行驶几千吨、上万吨的大轮船，由于配套设施不全，有些河段存在着“卡脖子”的浅滩和暗礁，航运不畅，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尽管如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凿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毕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小河沟不能比的。只要我们及时进行改革——清除障碍，改进管理，搞好配套设施，“大运河”的效益必然远远高于“小运河”。 70年代，我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和“文革”结束后的恢复时期，而“四小龙”正利用世界产业大 表10 亚洲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 项目 197l—1980年 1981—1990年 总平均 6(5 6(6 中国(大陆) 6(5 10(0 “四小龙”平均 9(2 8(7 台湾 9(7 8(5 香港 9(5 7(1 韩国 8(7 9(9 新加坡 9(0 6(3 东南亚平 均 7(9 5(4 印度尼西亚 7(9 5(5 泰国 9(9 7(8 菲律宾 6(2 1(2 马来西亚 8(0 5(2 南亚平均 3(7 5(1 印度 3(3 5(3 巴基斯坦 4(8 6(2 孟加拉 5(9 4(1 转移的机会而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只达到亚洲平均水平，低于“四小龙”的增长幅度。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率就名列前茅，比亚洲平均增长率高3至4个百分点，比“四小龙”高1(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与亚洲“四小龙”比，我们也不应该丧失信心。他们的强项是我们可以学到的，我们的强项是他们难以学到，甚至是他们不可能学到的。对社会主义道路丧失信心，是无知的表现。” 提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联合国 全球治理 公民社会 主权 世界公民 一、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围的广泛性是独一无二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它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 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如以八国首脑会议行使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以北约取代安理会承担维和职能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心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可见是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他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它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3]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 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4]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 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5]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国家(民族)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性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 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 三、如何面对全球公民社会 迄今为止，联合国仍然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但是，联合国要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有效地应付未来的挑战，就需要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联合国的结构中。目前，一个独立于主权国家权力的“世界公域”以及“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已经出现。全球公民社会以跨越国家界限的非政府组织为核心，它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全球治理需由国家中心治理与非国家中心治理(即全球公 民社会治理)两个层次的全球治理构成。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传统的治理一直是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的权力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是在国际社会中惟一的行为体。但近些年来，各种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不断扩大和加深，它们部分地分割了原由各国政府承担的职责，部分地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真空，部分地承担起新的责任。以它们为代表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联合国基本结构的一部分。而国家中心治理目前虽然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只是多种行为体之一，不再是国际舞台上无所不能的、惟一活跃的角色。 全球公民社会与各国政府的地位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指向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前景，也为联合国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何种方式将非政府组织纳入联合国组织框架内，是近些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提出将非政府组织作为“人民代表制的基本形式”纳入联合国的框架，目前人们提出的联合国两院制或三院制的，便是循着这个思路描绘的未来联合国组织结构的蓝图。 无论联合国改革采行何种方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全球性公民社会将作为联合国基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必将使联合国成为复杂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regime)和价值分配络，从而使全球治理形成由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行为体、力量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6]这个问题对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意义。 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以国内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为前提，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程，目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传统的中国社会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国家与社会两者基本上是重合的。传统的“泛政治化”的政治思维方式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赋予政治意义，纳入政治轨道。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高度一体化。国家全面控制社会，共产党和政府享有绝对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社会完全被国家所吞没，民间领域被政府权力全面渗透和贯通。没有任何公民社会自主生存的空间，独立的民间组织(CSOs)没有合法地位。当时数量有限的“人民团体”完全与党政机关融为一体，成为其附属机构，并被纳入科层化体制之中。独立的民间组织完全不存在。 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极权体制开始松动，公民逐渐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从消极方面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的权力逐渐退出社会的广大领域，从而使民间组织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从积极方面看，政府推动的民主和法治 建设也在逐渐规范着政府的权力，使民间组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从那时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在数量的增长和所覆盖的领域的扩张方面是惊人的。与此同时，民间组织从总体上也获得了比以往大得多的自主性。[7]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引进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从而使培育公民社会的目标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而中国政府从1998年起，也将民政部的“社团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表明民间组织的“民间性”特征已为官方所接受。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开始以“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广泛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但是，按世界上流行的，中国的公民社会还远未成熟。今天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非官方性。中国现有的民间组织中，有一些已经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政府的领导只具有象征意义;还有一些重要的民间组织仍然是党政机构的一部分，像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甚至不属于民间社团管理范围，完全融入党政机关。处于两者之间的多数民间组织，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在政治上” 受党政机关的最终控制，但在其本身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和活动范围。所以，中国的民间组织可以说属于“准民间组织”，也可以说是“准官方组织”。或许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它们深深地卷入了政府及政府间的运作，所以称之为non-state organizations更恰当。[8]它们都有官方与民间双重特征。从一个角度说，是党和政府机构在民间领域的延伸;从另一角度说，则属于民间社会的官僚化。大体上，对政治生活有较大影响或具有较大潜在影响的民间组织官方色彩更重些，而其它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或距离较远的民间组织的民间色彩更重些。对绝大多数民间组织而言，它们不是独立于党和政府，而是作为党和政府与特定社会群体联系的纽带，或作为党和政府在某一特定领域的辅助性工具。它们虽然可以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及具体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但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围绕党和政府的需要开展工作。其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参与是有限的，且多处于浅表的层面。体制赋予它们的角色在于加强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分割和限, 制政府的权力;是为政府提供支持而非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 至于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运动，在中国仅仅是微弱的萌芽。在中国，绝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官方发起、组织、指导或领导的。这些运动都属政府行为。非官方的社会运动或受到怀疑、岐视，或直接受到压制。 国内公民社会的不成熟，是走向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对中国提出的新的挑战。 由于国内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便使其不能充分参与全球公民社会， 作为其积极活跃的组成部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将使中国社会的大量利益和要求得不到充分表达，使中国社会在全球治理中不能获得与其社会规模相当的影响力。 公民社会对全球事务的广泛深入参与，以及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利的。一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中国学者仍按传统的方式思考问题，将公民社会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视为西方国家企图削弱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途径。但从长远看，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能够使那些在全球问题和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发达的地区或群体参与治理结构，使他们获得最大的价值和利益。在政府间组织中，握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国家必然起主导作用，联合国组织方式中赋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特殊权力便是明证。但在全球公民社会的组织络中，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因素会下降，而人数和参与强度的因素会上升。所以，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将部分地抵消发达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因经济和军事等强势带来的优势，促进全球治理体制的民主化，发展中国家将是受益者。 由于公民社会在国内缺乏相应的独立性，所以使其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兴起，是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大量的全球性问题，所以，公民社会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弥补政府的不足，就需要有与政府不同的新的组织形式、代表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新的议事与决策程序、新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等等。但如果政府对民间社会控制过强，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工具或政府职能的延伸，那么它们便失去了其独有的价值。 与政府相比，民间组织在国际组织中具有代表和表达民间利益的直接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政府代表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但公民社会由无限多样化的公民团体组成，与全球公民社会其它同类组织一起，表达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政府试图涵盖这些无限多样化的利益和要求是不可能的。 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结构中，不仅要表达利益和要求，还要参与分配资源和价值，制定国际规则，作出承诺和承担采取相应行动的责任。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在国内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和实际能力，履行其承诺和担负起责任。在中国传统的体制下，社会很少自主性，政府包揽一切公共职能。政府是动力之源，社会是被推动者;政府是规划和倡导者，社会是被动的响应者;政府是积极的角色，社会是消极的追随者。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就会使中国仍然以单一的政府角色参与复合多元的全球治理络，应付非常繁杂的问题，对此政府必然力不从心，难以真正发挥其作用和履行其职责。 无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没有中国公民社会的参与，作为未来联合国 组织一部分的全球公民社会将是不完整的;而中国的公民社会如果不能独立地、积极地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也是不完全的。“解决全球问题潜能最大的是那些市民社会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9]中国只有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其广泛深入参与全球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充分表达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权利，成为全球治理中积极的一员。 四、培养世界公民 联合国要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职责，不仅需要在制度、规则、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还需要一种全球公民文化的支持。对今天的人类而言，“世界共和国”的前景也许还十分遥远，但“人类共同体”和“地球村”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要求人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形成新的世界公民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模式。既然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即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全球公民的素质?或中国人离全球公民还有多远?而对中国来说，使每个中国公民具备全球公民意识，也是中国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重要条件。 全球公民意识的首要因素，是人类的每一员对人类共同体的认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要求每个人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将自己视为人类共同体平等的一员。每个人应该认识到，他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一个是人类大家庭;因而他也具有双重身份，即他所在国家的公民和世界公民。为此他应该有两种忠诚和承担双重义务，一个是对自己的祖国，一个是对人类共同体。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狭隘的、排外的、好战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构成他们成为世界公民的主要障碍。如果这种民族主义与某种宗教相结合，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或优越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变成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就会形成与其它民族间坚深的壁垒，甚至尖锐的冲突。但中国人与之不同，中国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比较容易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溶入人类共同体，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 中国有着多民族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和平相处的历史传统，其多民族国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这种历史传统培育出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以‘同心圆’的形式把个体、团体(主要是家庭、宗族)、国家、宇宙连为一体。”[10]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个人——家庭(家族)——地区——民族——国家——世界构成的若干同心圆。在这个系列上，每一个同心圆都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凸显个人与民族国家两极，个人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而民族国家则是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终极界限。但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使中国人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 区分的意识很弱。一般中国人即使不是世界主义者 (cosmopolitanism)，也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 在历史上，中国不是希腊罗马城邦那样的以宗教为背景的政治共同体，也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共同体，所以不具有他们那样的排它性和自我封闭性。中国社会是世俗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君—臣共同体，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传统，也没有种族征服和宗教扩张的传统。在父家长式的天子的权威下，所有的人都被视为皇帝” 的子民。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出现的。但民族主义背后，世界主义的背景始终没有消退。即使在民族生存都成问题的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仍不忘人类大同理想。 阻碍中国公民成为全球公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近代受侵略的历史给中国人集体意识带来的创伤。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即使不是世界，也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代表。当遇到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而使自我中心的观念遭到挫败后，一种强烈的受虐心理的阴影始终在中国人的心头挥之不去。这容易产生对外界的不信任心理，对受到外界不公正对待，对民族主权、民族尊严受到侵犯特别敏感。传统遗留的天下中心的潜意识和近代形成的世界弃儿的心态，构成中国公民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心理障碍。中国公民要成为世界公民，需要走出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以一种自信、开放的建康心态面对外部世界。 妨碍中国公民以世界公民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公民意识的缺乏和公民行为能力的低下。因为他们在国家管理的层面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 一般说来，一个人首先需要在小的政治共同体内成为公民，也就是说，享受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具有公民的意识、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后才成为更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参与更大的共同体和更高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公民对个人与更大的共同体之间关系产生相应的感觉和意识，需要他具备更高的素质和技能。要成为世界公民，首先要在乡镇、社区、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国家等层面上成为公民，而后通过全球意识的培养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才能成为世界公民。然而在中国，由于民主建设的相对滞后，公民文化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在中国，村民自治和社区民主才刚刚起步，即使在这个最低的层面上，也只是初步运作着半民主的制度，更高层面的民主生活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思想观念政治心理上，多数公民仍然处于由传统的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当中。由于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所以，中国公民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会受到极大限制。 中国社会面对的任务，是要同时培养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使他们同 时学会不仅关心和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同时还要关心和参与全球性公共事务。 四、挑战与变革的机遇 综上所述，面对走向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中国在政府的体制与行为方式、国内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意识的培养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适应全球治理的时代要求。 同时，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也为促进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外部动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国的改革经历也证明，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对外开放是推动国内改革的强大动力，为了进一步开放，就需要进一步改革;而进一步的改革，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已经加入了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4]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6] Kumi Naidoo and Rajesh Tandon, Civil Society at the Millenn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