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新加坡华人经济的发展变化

战后新加坡华人经济的发展变化 华侨华人研究院 廖小健教授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战后到90年代初近50年间，新加坡华人经济的发展变化，分三个阶段分析新加坡华人经济的发展进程，发展原因及效果影响等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前,新加坡一直是英属马来亚的组成部分。战后初年,新马分离, 新加坡成英国直辖殖民地。此后,新加坡于1955年试行自治,1959年正式获得自治地位。1963年9月,与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成为联邦的一个州。1965年8月退出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直到现在。 战后,特别是自治独立后,经过政府和人民的不懈努力, 新加坡取得了 举世瞩目经济成就。在1959-1992年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其国内生产总值从 19.68亿元(新加坡元,下同)增至749.75亿元,增长了3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5.5美元增至16332美元,增长39倍(1)。新加坡经济已从殖民地单一转口贸易经济改变为以制造业为中心, 以贸易、金融、交通运输等服务业为支柱的多元现代化经济,并迅速成为新兴工业国和准发达工业国,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华人在新加坡人口的比例上自始至终占多数。 据统计,1947年新加坡总人口94.0842万,华人为73.0133人,占77.6%( 2) , 1994年常住人口(公民和永住居民)293.02万人,华人为226.96万人 , 仍占 77%(3)。新加坡是世界上海外华人占多数的唯一国家。新加坡自治独立后也一直是华人政党--人民行动党执政。虽然, 迫于周围马来人国家的压力和东南亚诸多国家早期排华浪潮的影响, 新加坡政府在经济上没有专门突华人的利益,但也没有像其他东南亚国家那样,对华人横加歧视和限制。因此,新加坡华人不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那样,遭受排斥的厄运 ; 他们的经济发展也不像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经济那样, 因当地政府华侨华人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大起大落。新加坡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各民族发展机会均等的原则,所有利于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受到鼓励,只要符合条件 , 当地各民族企业家均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经济优惠。因此, 当地华人经济的发展比较顺利,基本随着新加坡国家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 与战后新加坡经济发展同步, 战后新加坡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大致可 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恢复和发展时期(1946-1959年) 这个时期,新加坡经济基本沿袭战前自由港经济的模式,商业和转口贸 易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当时的经济任务是逐渐恢复受日军严重破坏的经 济,并谋求新的发展。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华侨华人的各种店铺和工厂因而纷纷复业或新张,加上购买的外资小企业,华资企业从数量和规模上都比战前有所发展。 和战前一样,这段时期,商业和转口贸易仍是华侨华人的主要经营领域。 战后初期,由于物资缺乏,政府统制物价(如米零售每担仅赚六角钱), 人们购买力普遍降低等原因,商业一度十分萧条,后来才慢慢兴旺起来。其间 , 华侨出于故国故乡情结,中国货曾大受欢迎,致中国布销路跃居第一, 华侨经营布业者明显增多。由于战争对欧亚经济的打击,亚洲政局动荡,以及战后一段时期殖民政府对外贸和外汇的统制, 新加坡华侨华人的转口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朝鲜战争及世界汽车业发展对橡胶的大量需求,新加坡橡胶加工和转口贸易一度极为兴旺,不少华侨胶商赚了钱,为其后来的经济转型奠定了经济基础。据统计,1957年华侨的进出口商行约有500多家 。 战前,新加坡华侨已从事若干初级制造工业。如开设锯木、黄梨罐头、饼干、榨油、碾米、水泥、肥皂、皮革,以及酿酒、五金、小型机械、 家具制造、橡胶加工等厂坊。其中, 黄梨罐头业和橡胶加工业曾盛极一时。战后初期,因从事转口贸易比较困难,不少华侨因而致力于日用消费品生产, 以供应国内和区域市场。大批华侨小型制造业企业由此出现, 生产胶鞋、汽车轮胎、肥皂、人造乳酪、调味品等产品,并进行木材和橡胶加工。 生产酱油、饮料的杨协成公司,高德根、 黄桂南分别经营的橡胶公司和其他 一些公司在此时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战后华侨制造业的发展为其后来参与新加坡替代进口工业的发展作了一定的前期准备。 这个时期,银行业的发展比较突出。 战前新加坡华侨已成立了七家银 行,日军占领时期,除了日资银行外,新加坡的外资银行全部停业,一些华资银行因日军搜刮奉纳金的需要而允许继续营业。因此, 原有华资银行在战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华侨还于1948年新建大华银行,1949年和1950又相继成立华联银行和 崇华银行。此后,再先后建立了达利银行、 新加坡工商银行、亚洲商业银行、新加坡国际银行和远东银行。后来在新加坡金融业起重要作用的三大华资银行集团及其联号,大部分在此时继续发展或建立。 运输方面,为了便于开展转口贸易,新加坡成为自由港不久, 一些华商开始自购或租赁船只,兼营东南亚地区的岛际航运。战后,华侨的海运业也得以恢复和继续发展。40年代末,华侨经营的中短途海运公司有38家,主要在各岛间运载土产。其中经营驳船业的19家,有驳船三百多艘(4)。祖籍福建南安的许镇国于40年代建立的太平国际航务公司,到50 年代初已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由于战时马来亚的铁路遭受破坏, 战后新加坡华侨开始较大规模地涉足公路运输业,经营新马各地货运,到1947年, 新加 坡华侨已有21家运输公司,共拥有汽车4671辆,最大的公司有车30辆, 最小 的公司也拥有3辆(5)。 其间,新加坡华侨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和其他西方殖民地一样,战前 新加坡没有新加坡公民的概念,当地的华侨部分加入英国国籍,成为英国臣 民,余下的则被视为外来人,华侨经济仅属侨民经济范畴。战后, 各届政府提出了新加坡公民的概念。1957年新加坡正式公布《新加坡公民权法》 ,规定新加坡公民身份,将据出生(当地出生)、继承(父为公民)、登记(生于英联邦并住二年)或归化(居住十年)四项情况取得。据统计,1957年, 全新109万名华侨中,64.3%出生于当地,均可自动成为公民;8.6%出生于马来亚, 多数在当地居留两年以上,也可以登记为公民;其余生于外地的, 很多是来自中国的老华侨,大多数在新加坡都有十多年的居留期,有些则是当地公民的妻子(6)。因此,当地华侨绝大部分符合有关条件,可以取得公民权。 新加坡华侨社会由此迅速转为华人社会, 华侨经济也顺理成章地转为华人经济,成为新加坡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转型时期(1959-1979年) 这段时期是新加坡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 也是华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 期。这个时期,也称新加坡“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一般分为两个阶段 ,即1959-1967年的替代进口工业发展阶段和1968-1979年面向出口工业发展阶段。 过去,转口贸易及其相关行业的产值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左右, 而制造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约8%。50年代后期, 随着东 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及大力发展对外直接贸易,并对原产品进行加工,新加坡 作为东南亚转口贸易基地的作用大为削弱,转口贸易量急剧下降,导致相关 经济萧条,失业率迅速上升,自治前后部分欧资企业的撤走和战后人口的增 加,使新加坡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1959年的失业率竟达13.2%(7)。 为了解决上述困难,新加坡自治政府提出实行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主张积极发展劳动密集的替代进口工业以解决失业问题, 同时改变单纯依靠转口贸易的畸形经济结构。 政府力求借助私人资本来替代进口工业, 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税务优 惠措施和关税保护。1963年,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组成部分,国内市 场明显扩大。新加坡的替代进口工业因而发展得很快。 然而,新加坡于1965年8月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后, 由于失 去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替代进口工业的发展碰到严重困难。1967年, 英国政府又宣布,1971年将全部撤退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这将使约1/5 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机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继续推进工业发展又解决就业问题呢? 当时恰值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处于战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它们将大批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于是, 新加坡政府及时抓住这个机遇,于1967年底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重点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转向重点发展面向出口工业, 并以此带动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 因考虑到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面对激烈的竞争, 新加坡特别注重发 展在海外市场具竞争力的制造部门,如船舶修造、石油提炼、 金属加工和机器设备制造业,以及电子电器业等。为此,政府于1968年实施经修订的《经济扩展法案》,突出鼓励发展资本技术较密集的面向出口工业。 由于发展面向出口产品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技术、资金, 也要求有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和营销网络,新加坡政府开始注重吸引外资。与此同时,政府对制造业的投入明显增加,通过成立各种国营企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经政府的鼓励,新加坡面向出口的工业发展很快,石油炼制、石油产品、 电子电器及运输工具等出口产品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在面向出口工业的 带动下,1968-1979年,新加坡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55%;制造业产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1968年的17%上升到1979年的23.5%(8)。 在工业化进程中,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其他经济政策,也有力地促进各个 经济部门的变化和发展,并对华人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贸易政策方面,为了促进替代进口工业的发展,新加坡政府逐渐放弃 自由港的政策。1960年以前,只有酒类、烟草制品和石油产品才征进口税。 1960年后,为了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政府开始对多种商品征收进口税并规 定进口限额。虽然,新加坡于1963年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对部分进口商品 豁免关税。但60年代初关税保护的实行,新加坡国内产品出口的增加,以及 战后亚太区域各国经济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给新加坡转口贸易以极 大的影响,使新加坡在出口贸易中,直接转口的商品明显减少。新加坡转口贸易时代由此逐渐结束。 这个时期,政府还大量投资发展交通运输、水电、煤气、 电讯等公用事业,大力发展住房建设和卫生保健等社会基础设施,兴建工业区、码头港口、机场。政府还特别注意发展海空运输,发展旅游业和金融业。 这段时期,新加坡华人经济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着,且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 与新加坡的工业化同步,自治独立后,华人制造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自治前,新加坡华人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替代进口工业时期,以英国为主的外国资本因部分撤离而逐渐失去其独霸新加坡经济的地位, 其他外资还未大量涌入(1960-1965年外资对新加坡的投资仅1.57亿元),华人资本等民族资本的发展天地广阔。当时, 政府主要鼓励和保护那些国内还无法生产或虽能生产但尚未能满足本地需求的劳动密集工业部门的发展。制造业企业只要雇佣按规定要求的工人数,并拥有25万资金,便可申请新兴工业企业地位,享受免所得税优惠,并可享受机器加速折旧和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免税的优待。没有新兴工业地位的替代进口企业, 也可以获得政府各种帮助和关税保护。1960年后,新加坡对肥皂、清洁剂、油漆等征收进口税,对闪光灯、收音机、电池、味精和面粉等限制入口。到1969年将近2200种商品中约400种商品要征收进口税,这些商品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替代进口工业品。当时,经济发展局还设立了轻工业服务科等部门,通过提供技术咨询, 提供已开辟的工业区段、标准厂房、按排工业展览会, 进行市场和生产调查等途径来帮助中小型企业, 并协助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政府鼓励 发展的工业部门,如纺织、成衣、食品、木材加工、 建筑材料等等,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对技术资金的要求不高, 非常适合华人资本的投资能力。 在上述有利条件吸引下, 华人除了继续发展原有的食品工业和日用品 工业,一定程度提高原有行业的技术水平和企业规模外,还扩大发展纺织、制衣、自行车、缝纫机、油漆、清洁剂等新行业。华资替代进口工业企业由此大量建立起来。除了原有制造业企业继续发展壮大和建立了一些新兴工业企业外,还建立了不少中小型企业。据统计,到1963年全国建立了一千 多家中小型企业,其中雇工8人以下的小企业684家,雇工10-39 人的中型企业(当时标准)693家,它们分别雇佣工人4754人和15032人,创造产值1540万元和6290万元(9)。这些企业绝大部分为华人所建。当时,华人资本在制造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华人制造业企业,部分具有一定规模并采用较现代化的机器设备, 但 总体上还是非常落后,多数是雇工有限的半手工作坊。因此,进入发展面向出口工业时期,当政府鼓励发展可以推向国际市场的产品,如电子电器、精密仪器、石化产品、金属产品和机器设备等产品时, 大部分华人企业就力不从心了。华人缺乏建立这些工业企业必须的资金、技术, 以及现代化管理和营销渠道。因此,面向出口工业时期,大部分华资制造业企业, 仍然生产传统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如轻工中的食品、饮食、纺织、成衣、皮革、橡胶、塑料等产品,或为生产出口品的大企业提供辅助的半成品,如劳动密集的电子电器装配;极少数华资大企业则与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合作, 参与船舶制造等行业。此时,虽然华资制造业企业的数量仍不少,但在新加坡工业发展中,外资和国家资本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这个时期,华人经营的其他行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转口贸易业一直是华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战后, 已受到一定打击的华 人传统转口贸易,随着新加坡取消自由贸易政策,随着新加坡对外贸易从转 口贸易为主转向国内产品出口为主,华人的转口贸易量大幅度下降。1963 -1965年的印(尼)马对抗更增加了转口贸易的困难。据统计,1964-1965年, 新加坡的对外贸易额减少了25亿元, 华人转口贸易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不少。但华人在新加坡对外贸易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到1964年,全新大小进出口企业共3000家,其中仍约有80%属华人所有。当时, 新加坡每年进出口总额73亿元中,华人经营的约占60-50%(10)。只是,华人所经营的对外贸易已经从转口贸易为主变为进口 新加坡需要商品和出口新加坡生产的商品为主, 商品的来源和流向也从战前的华南和东南亚地区扩大到日本、美国、西欧, 乃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 在经营转口贸易日益困难的情况下, 原来投放转口贸易业的华人资本 开始逐渐分流。一部分继续从事转口贸易,或致力于国内产品的出口。 另一部分最初主要流向制造业, 成为替代进口工业时期华人制造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到出口工业发展时期,由于难以把握出口产品的技术和市场,并面临外 资和国家资本的激烈竞争,流入制造业的这部分华人资金再次分流,主要流 向建筑、地产和金融等行业。当时新加坡正为推动经济发展而致力于社会经济设施的建设,致力于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因而这些行业的发展机会多 , 限制又少,收益高风险少,且对技能要求不高,并得到政府各种优惠和扶持。例如,李金塔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孙炳炎的森林公司集团,便先后承包了新加坡公共工程局、商务局、裕廊镇管理局、建筑发展局等法定建筑工程。著名的华人集团丰隆集团和远东机构集团, 也是在六七十年代大举进军新加坡房地产业,奠定它们地产王国的基业。而最大的华资银行大华银行,更与新加坡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紧密联系,1968 年新加坡建立亚洲美元中心, 大华银行是政府批准的第一批拥有亚洲货币单位经营执照的当地银行之一,后来新加坡建立黄金交易市场,大华银行又是政府最早委托的法定黄金交易商之一,大华银行还是是新加坡最早上市的银行之一。结果,原来已有一定基础的华人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由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变化较少的是华人商业,华人在国内商业领域的地位始终十分重要,遍 及各处的零售批发商店基本上仍由华人经营。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一般 商店约有2.5万家,其中约80%为华人所有,另还有约三万多个由华人经营的 摊贩(11)。华人商业产值一般占新加坡商业总产值的七到八成。这种状况后来始终没变。 随着华人经济在各个经济领域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华人经济结构也从 过去以商业贸易为中心转变为以商业贸易、制造业、建筑地产和金融业为主,其他行业为辅的多元化经济结构。 三、整顿提高,向外拓展时期(1979年-90年代初) 70年代后期, 随着发达国家加紧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邻近国家大 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加坡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电子电器等丧失了竞争 优势,出口贸易面临严重的挑战。同时,通过大力发展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工业,到1979年,新加坡已基本达到全面就业,但与此同时,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问题日益尖锐, 一些行业如建筑业等必须雇佣近十万外国劳工,约占就业总数的10%,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新加坡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并制约了新加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解决劳工不足的压力,新加坡政府于 1979 年作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 提出在经济领域进行“第二次工业革 命”, 强调发展工业电子设备、飞机配件、医学仪器、电脑、软件, 以及石油化学等技术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当时, 新加坡政府选择了自动化器材组件等11个先进技术项目作为鼓励优先投资的领域, 给予各种税务优惠和银行贷款。同时,通过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劳动成本的方法, 促使企业减少工人使用率,使生产向机械化、自动化与电脑化过渡。 高工资带来了高成本,结果,不少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华资 制造业中小企业因无法支持,被迫关闭。 有些华资企业则逐步向马来西亚 等国转移。 80年代初,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发达国家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 退,接着又转入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低增长时期,整个世界贸易都出现严重 萎缩。新加坡的出口贸易以及面向出口的电子电器等工业受到严重打击 , 新加坡的炼油业、国际运输业、修船造船业也深受损害。致使新加坡经济出现严重衰退,1985年出现-1.6%增长,1986年仅增长1.8%。结果,80年代中期,新加坡大多数行业处于萧条状态,不仅华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连一些华资大地产商,甚至一些外资公司也陷入困境。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特别是面对不利于炼油业和电子电器业发展的 国际环境,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 将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工业改为工商服务业并重, 且特别注重发展国际 服务业。 政府的不少措施是与华人经济有关的。 如规定从1985年起冻结工资两年,要求今后工资增长不能超出经济发 展水平;撤销或降低企业的各种税收和公用事业收费。 鉴于众多中小企业 的倒闭对新加坡社会稳定极为不利, 政府特别提出了扶助中小企业的一整 套政策,经济局联合电脑局、生产力局、规格与工业研究所、 贸易局等为中小企业提供了21项发展协助计划和10项财政援助计划, 内容涉及资本援助,创业贷款,税务奖励,改进生产和品质,改进技术,设计,咨询,市场发展, 产品发明,业务电脑化,软件发展,扩充业务与生产基地,官员驻厂协助, 请国内外专家指导,组织出国考察以及人力培训等等。总之,举凡中小企业在技术和管理现代化方面所需的协助,基本上都有具体的援助计划。 在政府的指导和各种援助计划下, 经受住经济衰退打击的许多华人中 小企业逐渐恢复和发展,在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上都有了改善,日趋现代化、 机械化和电脑化。为了增强实力,企业的合并改组速度加快,并采纳新的营销策略。例如, 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90年代以来,新加坡中小商业逐渐兴起连锁经营方式,即由一个成功的公司牵头,与一批归附的小企业联合组成较大的营业集团。小企业为分销店,可分享总店利润,但须交一笔经营费 , 并按规定经营摆设。到1994年,这类连锁店已发展到六百多家。 鉴于国内劳力短缺,房产市场饱和,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不再的现 实,政府鼓励新加坡人向海外寻求发展机会,向海外转移各种劳动密集型企 业。与此策略相适应,政府也关注协助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如组织中小企业家出国考察,寻找海外投资机会,集中培训人才,提供资讯服务,给予银行贷款等。为了便于新加坡人到国外投资,9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甚至到一些国家建立大型的工业园,提出“新加坡资源无限”、 “环球城市”的观念,要求企业家面向世界,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和机会以赢得自己的发展。 。 在政府的鼓励下, 近年新加坡华人企业出现大规模向外发展的趋向。 这一趋势起自70年代末新加坡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起时,在高工资的压力下, 一些技术落后的劳动密集型华人中小企业谋求向外发展。80年代中期的经 济衰退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外移趋向。当时,新加坡房地产供过于求,价格大幅度下降。为了稳定房价,1985年起,政府暂停标售工商业和住宅用地两年, 华人建筑业因而受到一定打击,一些华人地产商也加入了向外发展的行列。 之后,因向外发展 有可观的回报,加以受政府鼓励, 主动向外寻求发展机会的华商于是越来越多。 据官方统计,到1990年,新加坡的海外投资(不包金融企业)总额为 74. 92亿元,主要投向为房地产、旅游、酒店、工业区开发、 百货零售和食品加工业等领域。其中投向制造业的企业达511家,资金为14.84亿元。 资本投向地区以马来西亚为主,占总投资的42%,其次为香港、泰、中国,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澳洲、美国等。在海外投资中,新加坡的外资公司占80%,本地资金占20%(12),其中不少是华人资本。华人大企业几乎都参与了海外投资的行列,如丰隆集团的城市酒店国际有限公司便收购了马来西亚、香港、伦敦和新西兰的多座豪华酒店;扬协成公司的分厂遍及中国、 马来西亚、印尼、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90年代以来,外出投资更为踊跃,到1993年, 新加坡的海外公司已达二 千多家。随着新、马(柔佛)和印尼(廖内)成长新三角, 新中合作的苏州工业园(总投资100万美元)和无锡科学工业园的兴建,1991年新加坡对越南投资的解冻,新加坡华人对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和越南投资越来越多。 例如,到1997年,新加坡对马来西亚柔佛的投资已达7.7亿马元,占流入柔佛的外资总额的27.7%(13);对印尼的投资到1994年11月已达28.9亿美元, 在外资投资国中排第六位;对越南的投资,到1994年上半年也达5.2亿美元(14);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则从1991年的0.5821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1. 7691美元(15)。除了华资大财团继续向外发展外,华人的中小企业也外出发展 , 以输出劳动密集工业;但由于力量比较单薄,它们尽可能组团或在政府出面组织的情况下向外发展。 注 释 (1)(8)(12)汪慕恒主编《当代新加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成 都版,第84页,第88页,第137-138页。 (2)(6)巴素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国立编译馆,民国63年台 北版,第408-409页,第393页。 (3)(14)台北《华侨经济年鉴》,民国83/84年,第87页,第92页。 (4)(5)许云樵,许直编著《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 ,民国37年版,第66页,第68页。 (7)游保生,林崇椰合编《新加坡25年来的发展》,南洋. 星洲联合早 报出版,1984年新加坡版,第148页。 (9)维.尼.库尔扎诺夫著,施纯谋译《新加坡的工业发展》,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1980年编印,第72页。 (10)(11)《华侨华人概述》,1993年北京版,第95页。 (13)《南洋商报》,1997年3月16日。 (1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2年,1995/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