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上的唐时佛光[权威资料]

五台山上的唐时佛光[权威资料] 五台山上的唐时佛光 在南迁的途中，山西成为梁思成中最重要的一站。1937年6月，北方战事吃紧，梁思成和林徽因深感时间紧迫，希望赶在战争爆发前完成对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调查，于是他们第四次前往山西五台山。这是一次十足的文化苦旅，但为他们在李庄最终完成《中国建筑史》意义重大。 无法错过的山西苦旅 上世纪30年代，山西省五台县台怀镇西南两百余公里的豆村，佛光古寺隐蔽在连绵的山峦之下，空山幽静，古寺寂凉，没有鼎盛的香火和如流的香客，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个年幼的哑巴弟子在这里安静地晨钟暮鼓，守着古寺的千年历史。当时，日本人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结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奈良、京都了。 此时，身在北平的年轻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为找寻唐木构建筑而苦苦寻觅着，为此，他们已三进山西。1933年，夫妇二人到了山西大同，考察了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应县木塔;1934年夏，他们考察了汾阳、太谷、文水、孝义、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太原。因为当时正在修建南同蒲铁路，道路坎坷，他们徒步300余里;1936年，梁思成与莫宗江、麦俨增再来山西，测绘完1934年发现的晋汾古建筑后渡黄河到了陕西。他们相信国内一定会有早期木构建筑存在，三次山西之行让他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探索中国古代建筑一直是梁思成的梦想，23岁那年他留学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其间，他的父亲梁启超寄给他一本新近发现的重印本籍――《营造法式》。书 的作者李诫是宋徽宗的朝廷命官，负责监管皇家建筑的建造和修复。梁启超在把它寄给儿子之前，曾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梁思成认为，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而他确信，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之谜，就隐藏在现存的古代建筑遗迹中。 一本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进入他们的视线，在书中，梁思成看到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他的注意。壁画是一幅唐朝人绘制的完整清晰的五台山寺院图，其中有“大佛光之寺”。壁画是唐朝时画的，寺必然就是唐或唐之前修建。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之寺的资料。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佛光寺重建。而被毁之前的“大佛光之寺”影像，被描绘于几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可想而知这座寺院在唐宋时代五台名刹中的地位。 在这几年的野外调查中，他们一次次地经历了那些古籍中记载的建筑在漫长岁月中遭到重建、改建，甚至毁灭的失望。他们绝望地想象壁画中的那些唐代寺庙都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唐代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1000多年的战火，1000多年的风霜雨雪，1000多年的各种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一座木结构的建筑能够从唐代保存到20世纪，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但是，他们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在那些不为外人所知、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找到一点儿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残迹，也许只有在这种偏僻的地方，古老的寺庙才能摆脱兴旺的香火给它带来反复重建的命运。 1937年，日本侵华步骤急剧加快，时局日益紧张。梁思成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他和林徽因希望在战争爆发前把华北、中原的古建筑调查做完，以免这些人类的宝贵遗产 毁于战火而不能给国人留下一图一景，成为他们终生的遗憾。 1937年6月，他们开始了第四次山西之行。路途依然艰辛，从北京坐火车到太原，然后换乘汽车走了百十公里到了五台县的东冶，到了半路改骑驮骡，往五台山进军。他们避开香火极盛、常有贵官富贾布施重修的寺刹，不入台怀镇，专门寻找镇外偏僻冷清的小庙。在险峻的山路上迂回前进，有时连牲口也不肯向前，他们只好拉着毛驴步行。这样走了两天，他们终于看到了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大佛光之寺。 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悠悠地流动着，驴车的声音打破了古寺的沉寂，仿佛一道佛光，古稀的老僧看到了沉寂千年的佛光寺迎来了重放光芒的旷古契机，他为远道而来的建筑学家们启开了尘封已久的古寺大门。 梁思成后来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它的侍者们环它而立，有如一座仙林。” 面对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 佛光寺建在半山坡上，寺因势而建，坐东朝西。全寺有院落三重，分建在梯田式的寺基上。寺内现有殿、堂、楼、阁120余间。东大殿面宽7间，进深4间，八架橼，单檐五脊顶。前檐五间设门板，两尽间砌砍墙安直棂窗。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柱子粗壮，屋顶平缓，整体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唐代建筑。斗拱断面尺寸为210厘米×300厘米，是晚清斗拱断面的10倍;殿檐探出达3.96米，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是找不到的。同时，大殿梁架的最上端用了三角形的 人字架，使用时间之久，在全国现存的木结构建筑中可列第一。 当然，佛光寺的精华不止于此，北侧的文殊殿是座著名的金代建筑，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具有辽金两代建筑的典型特征。其建造用减柱法，这种不规则的用柱法，元明以后已不多见，就是在宋金建筑中也很特殊。这样的结构形式，是我国现存木构建筑中的孤例，也是我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实物例证。 在佛光寺东大殿筑了巨大的佛坛，坛上有唐代彩塑30余尊。其中，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及侍胁菩萨、金刚等塑像33尊，高1.95米至5.3米不等。此外，大殿西侧和后部，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绝无“千人一面”之嫌。 丰满的人体造型。在佛光寺佛像雕塑群中，其艺术造型无一不是丰满健壮的。这种丰满的造型与隋唐以前形成鲜明的对照。 独特的秀美五官。与其他朝代不同，佛光寺塑造人物的五官有其独特的秀美。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人物眉毛较直，除个别外一般较短，双眉间距较窄。而佛光寺雕塑人物的眉均为弯弓形，细而长，弯度大，双眉之间距离宽。 优美的站立姿式。唐以前的佛前菩萨像都是双腿并立的姿式，而佛光寺的菩萨像全部都是S型的站立姿式，腰部稍弯曲，腹部微突起，有的向左弯，有的向右弯。这种优美生动、自由随便的站立姿式，使塑像充满了活力，显得轻松愉快。 浓厚的世俗文化。中国封建社会不少朝代，佛像塑造的特点多以偏重威严、面目呆板、佛座高垒、森严之极为主。但在唐代却日渐世俗化，不论释迦牟尼，还是文殊、普贤，不论阿难、迦叶，还是胁侍菩萨，都和蔼可亲、慈祥善良，使人容易亲近。 东大殿天棚下拱眼壁上遗存的唐代壁画，是梁思成在大殿梁架上测绘时偶然发现的，唐代壁画上所使用的白色颜料一千年后会变成黑色，这个认识得益于他对古代壁画所用颜料的了解。因为唐代的时候壁画的矿物颜料有锌白，画白颜色的部分，从面部、涉及到需要调和白颜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变化它就会发黑。他后来在书中写到:“原先大殿的墙壁一定都饰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壁画部分只有‘檐壁’，即梁上面和斗拱之间的抹泥部分。各部分的檐壁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处绘在团花中的佛像，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处画有佛和立着的菩萨，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部分壁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他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在檐壁上，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在东大殿内槽拱眼壁存有14幅壁画，内槽外侧北、南和背面，均为唐代壁画，内容都是身有背光的众菩萨图，由于这三面都是处在殿内光线暗处，故画面仍显红、绿、黑色。庄严的佛像，慈善的菩萨，威武的天王，多姿的飞天，虔诚的信徒、供养人，人物衣带飘动，典型的唐画风韵。 1974年，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专家柴泽俊先生在东大殿研究壁画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多处唐代壁画，加上梁思成、罗哲文、孟繁兴等人此前的发现，佛光寺遗存的唐代壁画多达60余平方米。 柴泽俊介绍，全国寺庙当中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全国仅此一例，其他就是敦煌莫高窟里面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因此，佛光寺为数不多的壁画，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一页，或者是当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壁画的实证，再没有比它早的。 佛光寺的唐人记分别写在四条木梁上，其中两条木梁是在大殿中部当心间，另外两条分别位于大殿南次间和北 次间。题记在当心间南侧的墨迹是:“奉为国敬造佛殿柒间闻伏愿龙天欢喜岁?晴康雨顺风调戈休息十方施主愿法轮法界有情悉愿成佛。”这是建寺立殿的《祈愿文》。 题记在当心间北侧的墨迹内容是:“敕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供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功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 题记在大殿北次间墨迹内容是:“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佛殿梁下题字，因地势所限，字形一般多是横而扁的。笔纹颇婉劲沉着，意兼欧虞;结字则有时近于颜柳而略秀。其不经意之处，犹略存魏晋的遗韵，虽说时代相近，也是贞观以后风气所使然，也是出于书法家之笔。 除殿内梁下有唐人墨迹外，大门的背后和大门门框立枋上也有唐以来有具体年号的的墨迹多处，未题年月的唐、五代、金以及明、清题记数十处，内容均为游佛光寺的留笔。这些题记墨迹清晰，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记事价值。 发现大殿的惊喜过后，则是非常艰苦的考察测量工作，“这个‘阁楼’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涂了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可能写在梁上的年代。另外，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所站的天花板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到处散布着蝙蝠的尸体。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黑暗和恶臭中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几个小时。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梁思成写到。虽然根据房屋建筑方法和结构，他们已经能推断出这一幢保存极好的唐代建筑，然而唐朝从公元618年一直延续到906年，该如何来报告它的建造日期呢,这对于思维严谨的建筑学家来说是一个十分严峻和棘手的问题。在大殿里工作的第三天，眼力极好的林徽因在一根梁的下面注意到有 很淡的毛笔字迹。她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女弟子宁公遇。”她记得在外面台阶前石经幢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于是，她离开大殿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刻着同样的词句:“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 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年轻女建筑学家林徽因成为了第一个发现古寺真实价值的人。在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里，一个女性的名字――宁公遇能如此显赫地出现在佛光寺各处，确实是个奇迹。她的做派贵比王候，可以想见她的当时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诸神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和谦恭。”梁思成这样描述第一次看见宁公遇塑像，那是她本人的写实雕塑，塑相面貌丰满，袖手趺坐，穿的是大领衣，内衣的领子从外领上翻出，衣外又罩着如意云头形的披肩。腰部所束的带子是由多数“田”字形的方块缀成的。像大仅等身，在佛坛上至为渺小，谦坐南端天王像旁，状貌神全，生气栩栩，丰韵高华。 宁公遇的名字在唐代文献和笔记小说中均无记载，所以后世学者很难还原她的真实身份。梁思成根据当时寺中题记，推断她为宦官王守澄的妻子或是女儿，至少也是王在世时深受恩宠的女人;也有学者根据史料揣测出这位宁公遇当是唐宣宗的女儿永福公主。不管宁公遇本人的身份地位有多显贵，她的名字也早已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而冥冥之中的天意，却让她的纤手穿越了历史长河，指引着当代才女林徽因揭开了笼罩在真相上的迷雾，还原出大唐文化的瑰丽奇景。 1942年至1944年，梁思成在四川南溪县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在书中关于佛光寺他写到:“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考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寺于唐代为五台大刹之一，见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文档资料:五台山上的唐时佛光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全文下载 全文阅读 免费阅读及下载 感谢你的阅读和下载 *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本文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留言或者发站内信息。我将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