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改姓名

性别与改姓名 性別與改姓名: 日治時期的改姓名實例分析 *劉正元 中文摘要 1本文取自於剛完成博士論文中的一章,目的在於分析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特別是在皇民化後期的更改姓名實例,透過這些實例的歷史人類學分析,我試圖從命名方式的保留及改變來呈現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複雜的協商:negotiation:關係。我的田野工作地點位於南台灣橋仔頭地區,這裡是日治時期台灣第一個新式糖廠的所在地,成立於西元1901年。在糖廠成立後 有不少日本內地的勞工及管理階層湧入,根據1930年的戶籍資料,當時橋仔頭共有1299人,其中包含429個來自內地的日本人, 800 個本島人,其他國籍者70人,在當時可說是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互動頻繁的地點之一。 在文化人類學的討論中,姓名的給予並不單止於符號的稱謂而已,更進一步說,姓名的給予反映了多重意義及認同的來源。Rosaldo & Rosaldo 在菲律賓Ilongot 族群的研究中指出,命名反映了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和認同,比方說當一個族人結婚或年紀大時會更改名字,當地人相信這些新的名字會避免疾病及災禍。 Bateson在新幾內亞的研究也指出,當地的命名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土地的使用及繼承都是基於姓氏,相同氏族的成員才可以獲得某些土地的承租及使用權。 在台灣社會中名字是一種很重要的自我表達形式,名字可以區分個人並且有被賦予若干的社會意義。傳統上,女人只有姓氏而無較正式的名字,甚至女人也沒有權力為新生兒命名,兩性不管在命名的形式或權力方面,呈現著極端的差異。然而,從日治時期開始,男女間關於命名的方式因者社會的變遷而有改變。主要透過教育的手段及政治上的宣傳,殖民者採取許多措施鼓勵台灣人更改姓名,特別在皇民化時期之後,日本人更在政策上鼓勵台灣人更改姓名。在這篇論文中我將呈現我在橋仔頭地區的田野工作,我主要的資料來源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戶籍登記資料,從中我分析皇民化時期整個橋仔頭地區更改姓名的資料; 另外,我也對若干曾參與此過程的耆老進行生命史個案訪問。我的個案將顯示:命名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並非只是用來作為表達個人及集體的認同的一種方式而已,它同時也是被殖民者用來處理是否成為日本人與否的一套精心籌畫的戲碼。 * 本文作者現任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1 Chen-Yuan Liu, ,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2006. 本文係根據英文原稿章節改寫而成。 1 其次,尌如同男性一般,女性被殖民者也利用這個時空背景,發展他們如何同時面對父權及殖民者雙重壓迫特性的因應策略。上述這些討論,呈現被殖民者在複雜的歷史及社會場域裡,如何策略性及處境式的呈現他們的文化性思考,同時探討了被殖民者如何在改姓名的過程中展現他們的主體性,最後並藉由此場域,重新詮釋他們對於何謂台灣人的定義。 關鍵字: 命名系統 ( naming system)、協商:negotiation:、處境式認同:situational identity:、實踐能力 (agency) 2 前言 本論文的目的在討論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更改姓名的過程。在人類學的文獻中,命名系統:naming system:的研究反應了個人及群體對於家族、社會及文化的認同。人類學家認為,姓名的給予並不單止於符號的稱謂而已,更進一步說,姓名的給予反映了多重意義與認同的來源。Wilson在研究西歐人名命名的歷史之後指出: 名字規範了一個個人在他家庭及社會中的任置,並且是一個人認同感 2〈sense of identity〉的重要來源。Rosaldo & Rosald在菲律賓Ilongot族群的研究中指出,命名反映了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和認同,比方說當一個族人結婚或年 3紀大時會更改他的名字,當地人相信這些新的名字可以避免疾病及災禍。Bateson〈1958〉在新幾內亞的研究也顯示當地的命名制度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Bateson提到:「命名的制度是一種整體文化的『理論意向』〈theoretic image〉。在命名制度中,文化層面的每一項社會面向都會被反應…...每一首歌通常包含了一系列的名字……婚姻是被安排用來取得新的名字。投胎轉世和繼承依據命名系統而來; 4土地使用權基於世系組織,而世系組織的成員乃是依照姓名來決定。」 在傳統台灣或中國社會中,姓名是一種很重要的自我表達形式。姓名可以區 5分家族及個人,並且標記一個人重要的社會轉變過程。一個人的姓氏和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不同。名字通常由祖父母及父母:通常是父方〉所取,反映了長輩對於兒孫輩的自我投射及期許; 另一方面,姓氏則是一群團體的集體象徵。另外,在兩性命名方面,Watson指出,在中國社會中兩性不管在命名的形式或權力〈誰去命名,〉方面,呈現著非常大的差異。傳統上女人只有姓氏而無較正式的名字, 6甚至女人也沒有權力為新生兒命名。然而,從日治時期開始,男女間關於命名的方式因者社會的變遷而有改變。主要透過教育的手段及政治上的宣傳,殖民者採取許多措施鼓勵台灣人更改姓名,特別在皇民化期間〈1937-1945〉之後,日本人更在政策上鼓勵台灣的菁英階層更改姓名。在這篇論文中,我將呈現我在高雄橋仔頭地區的歷史人類學田野工作,田野時間為2002年至2003年之間。我主要的資料來源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戶籍登記資料,從中我分析了皇民化時期整個橋仔頭地區更改為日本姓名的資料;另外,我也對若干曾參與此過程的地方耆老 2 S. Wilson, The Means of Naming: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ersonal Naming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UCL Press, 1998: xii. 3 Michelle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Ilongot Na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5-88, 1980;Renato Rosaldo, 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Case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p. 43. 4 原文為英文,中文為筆者所譯。Gregory Bateson, 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arativ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28, 1958. 5 Rubie Watson,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n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y 13(4): 619-631, 1986.;Francis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Cambridge,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Donald DeGlopper, Lukang: 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6 Rubie Watson,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n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y 13(4): 619-631, 1986 3 7進行生命史訪問。透過這些方式,我試圖去檢驗隱藏在命名之後複雜的認同〈identity〉及權力問題〈politics〉。 1895-1930 兩種文化的遭遇 1895年後,日本政府的若干措施變逐漸地改變了台灣人的命名形式。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折來自於1905年殖民政府的全台戶籍普查,這是臺灣人歷史中首次的官方全面性戶口普查。在普查的過程中,殖民政府要求無論男女,每一個人都只能登記一個名字。另外,在戶籍登記的過程中,殖民政府為了區分性別起見, 8要求每位女性的姓氏後面加上一個「氏」字。在此之前,臺灣人通常互稱小名〈nicknames〉,許多人〈特別是男性〉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嬰兒、入學、服官職等〉也會有不同的名字。然而,即使殖民者要求,這些非正式的名字仍普遍出現在日常的稱謂中。在2003年初,我曾經詢問一位報導人關於一位在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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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在地人姓林。聽我提起這個人時,報導人沉思了好一會兒,然後突然自言自 9語道:「難道是『豬屎』〈林先生的綽號〉嗎,」再者,成年女性通常是被以親屬關係的形成而被記憶。比如說,我曾詢問另一位報導人關於一位養女的事時,起初他說她記不得這個養女,想了一下之後她說:「噢,我想起來了,她是丁發 10的太太,」 自1905年後,殖民政府留下了詳實的戶籍登記資料。以改姓名為例,在1930年之前,我們在戶籍資料中未見到橋仔頭地區有任何更改為日本名字的例子。整體而言,在這段期間內,大部分台灣人仍舊沿用他們原有的命名方式。鈴木清一郎〈1934〉指出台灣人為新生兒命名時,通常會依循著幾個標準,諸如根據某人出生時的五行、排行、觸景、土地、夢兆、託庇、厭勝〈使邪神討厭〉、長相、個性、假物、典故、或父母的期待等。鈴木提到,大體「男人都取山、河、木等陽性名字,以及虎、龍、獅等猛獸名字;而女子則多半取月、花、玉、蓮、美等 11陰性名字,以及蝶、燕、鳳等溫馴動物名字」。在我進行橋仔頭的田野工作時,一位叫作林瑞龍〈1931年出生〉的男性報導人尌提到:「傳統上我們父母或祖父母都會選擇一些他們馬上看得到的東西來為嬰兒命名,」他指著我手邊記錄下來的日治時期戶籍資料說:「比如說這兩個例子好了,這個男人被命名為『蕃薯』,意思是他長得像蕃薯;而他的兒子被命名為『歪頭』,意思是他的頭總是歪歪的。」12 7 為顧及當事人及其後代的隱私權,本表所列出之人名,包含報導人之姓名大部份均屬化名。 8 蘇敏惠訪問錄,2003年7月23日。 9 謝風水訪問錄,2003年3月16日。 10 張猜訪問錄,2002年5月3日。原對話如下: 蘇秀花(報導人,以下簡稱蘇): 你認識陳雲嗎? 張猜(以下簡稱張): 誰是陳雲? 蘇: 尌是凌銀珠的養母啊! 張: 喔! 你說的是丁發嫂! 11 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增訂台灣尌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圖書兯司出版,民78:,頁98。 12 林瑞龍訪問錄,2003年1月11日。 4 女人的命名同樣地如Watson所言,反映了女性的社會角色。女性報導人蘇 13秀花小姐〈1951年出生〉告訴我他的外祖父有七個女兒,沒有兒子。外祖父替這七個女孩子各取一個名字,這七個女孩子的命名傳遞了一個相同的訊息:一個父親多麼渴望兒子??而非女兒??的心情。舉例來說,秀花的母親排行長女,她被命名為「錦」??在中文中意謂著希望??。希望什麼呢,秀花提到,她外祖父期待著下一胎是兒子。不巧地這個外祖父的願望沒有實現,他接連生了六個女兒。這六個女兒的命名反映了他的想法。第二個女兒被取名作『軟』??意味著虛弱與無奈;三女兒取作『恨』??充滿怨恨;四女兒叫作『厭』??已經很討厭了;五女取名為『夠』??已經夠了;六女被取作『罔市』??不情願地養她;么女被命名為『滿』,意思是已經足夠了。這樣的命名方式著實反映了日治初期當時的社會情境。然而,後來不少的女孩子在入學後常因這些『不雅』的名字被同儕取笑,所以其中一些女人在他們長大之後便會主動地去更改名字。以上述的例子而言,老二、老六及老七都在她們結婚前便更改了名字。2002年時我曾經訪問其中的老二,她告訴我:『我認為『軟』不是一個好名字,我很自卑, 14所以我後來替自己取了一個名字:『柳』。聽起來不是好多了麼,』然而,一個名字並不只代表了一種新的自我認同而已,它其實也反映了一個女人社會角色的改變。比方說,例子中的老三在很小的後便被過繼給別人當養女。新的養父母重 15新給她命名為「來好」??意味著期待她能夠為新的家庭帶來好運。 在這個階段內,殖民者以他們熟悉的方式來看待台灣人的姓名,並不太加以干涉。在日常生活的接觸方面,日本人常用日語中的漢語拼音系統來念台灣人的中文名字。日文中的漢字系統源自於中文,在西元五世紀時,日本人取得漢字成為他們文字系統。是故,在日文中同樣一個漢字會有兩套不同的發音系統:音讀〈on yomi〉或訓讀〈kun yomi〉系統。一般而言,音讀是與原來中文發音相似,而訓讀則和原來中文發音有差異。舉例來說,「山」在音讀中念さん, 而在訓讀中念やま; 又如「市」在音讀中念し,而在訓讀中念ぃち。日本人常會用音讀或訓讀的念法來稱呼台灣人的名字。比方說,曾任戰前橋子頭糖廠最後一任廠長的筧干城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到在昭和年間初期,他及其他當時糖廠內的日 16本同事,都用音讀的方式稱呼當時一位叫作『陳乞』的台灣籍僕人。 在此我要特別提到陳乞這個重要的例子。陳乞改名字的例子不僅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期一位台灣人與其日本雇主間的私人關係,同時也生動地顯示殖民者與被 17殖民者之間的互動。陳乞曾替日本雇主??也是當時橋仔頭糖廠首位支配人(總 13 蘇秀花訪問錄,2003年7月5日。 14 王蘇柳訪問錄,2002年8月13日。 15 蘇秀花訪問錄,2003年7月5日。 16 日本人以日語稱呼他為ケラケラ。引自 筧干城夫,《土と人と砂糖の一生•上卷》:東京:さきたま出版会,帄成元年:,頁75。原句如下: 「陳乞君を私達人は常にケラケラと呼び捨てにしていた。勿論それは 戰前、昭和初期までの話。」 17 關於陳乞與山本間的私人關係,源自於陳乞自1903-1926年間替山本幫佣。據陳乞的獨子陳木於2002年11月23日撰寫的私人回憶錄(未出版)中如此描述: 「也是因緣,在有一次為建廠工地的英籍技師人力擔運行李由工作時,偶被日本當地製糖會社來台灣橋仔頭設立第一座製糖所的支 5 經理)?山本悌二郎幫傭多年。陳乞未受過教育,他原來的中文名字為「乞」??乞丐的意思。在山本的建議下,陳乞將他的名字改為「在君」??在中文中是君子的意思。當我問道為何陳乞會改名字時,他的兒子陳木(1918年生)告訴我:「山本認為父親[原來]的名字不好而且不文明。」即使如此,陳乞一家一直到皇 18民化之前都未正式改換為日本姓名。 另外一個相同的例子是謝春得。謝春得陳述了在皇民化之前,他的命名過程是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影響。謝的父親在橋仔頭糖廠內擔任獸醫師,是二十世紀初期少數在橋仔頭糖廠擔任中高階職位的台灣人之一。憑藉著這項職務,謝父與日本人一直保持良好關係。謝春得生於1921年,在家中排行老二,謝父將他命名為「梅次郎」??一個全然日本化的名字??雖然他仍舊保有原有的漢姓。謝父的長子生於1919年,被取名為「梅太郎」;三子也被取名為帶有些許日本味的「三雄」。在大正年間,謝的兄弟都是依如此的方式命名。一直到皇民化期間,他們 19全家連名帶姓將原有的姓名更改。 1931-1940 性別和自我的日本化 1931年,日本進軍中國東北。這次的事件開啟了兩國間長期的軍事衝突。歷史學家Lamley提到:「為了最終的軍事企圖,日本人要它的殖民地積極備戰。」20從社會層面來說,自1931至1937之間,特別是在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日本政府經由教育及政治上的宣傳,對於殖民地採取了如Lamley所言的「更大範 21圍的同化政策」〈a much more broader version of assimilation〉。在這樣的處境下,命名的方式也多少受到時空氛圍的影響。下列我將使用橋仔頭的例子來解釋這個觀點。不過我要強調的是在皇民化之前的這個階段,台灣人主要受到影響的部份是名字而非姓氏。 透過戶籍資料和生命史訪問,我將呈現日治時期橋仔頭當地人如何將上述的時空氛圍展現在命名的過程中。我把戶籍資料拿給當地幾個耆老過目,其中陳水 配人山本悌二郎先生發現並詢知:調查:父親做事認真為人忠厚老實,隨即引入製糖所工作為其私人荷式洋館:即其辦公及住宿公舍就是現在的廠長辦公室:公役工作。父親就因有穩定的工作:據母親說當時的月薪是60元:而安居下來,據母親說後來父親因反應敏捷,工作勤快又能餐飲料理,且支配人山本悌二郎先生一定要父親親自為其三餐料理:據說是喜歡父親烹調的洋式餐點、日式天婦羅、白蘿菠海帶黑輪蒟篛湯及炒飯等料理:,於是囑為其身邊照料生活飲食起居及雜務工作:當初山本悌二郎先生無家室,支身來台:,因這樣的關係,支配人山本悌二郎先生令一家遷住其公舍旁以就近服務他,於是我們一家搬到會社內山本先生的荷式洋館旁的小日式房屋居住:台灣光復後該屋被拆除,已不存在:……」。 18 陳乞一家在皇民化時期的改姓名過程,詳見第三節的討論。 19 關於謝春得改名的例子,詳見第三節的討論。 20 Harry J. Lamley,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1895-1945, The Vicissitudes of Colonialism.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dited by Murray A. Rubinstein, p. 220.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21 Lamley,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1895-1945, The Vicissitudes of Colonialism: 221. 6 深〈1929年出生〉先生逐一讀過這些名字後說道:「像國輝、義雄、武和等都算是『戰爭名字』。」他的說法被一旁跟他泡茶聊天的林瑞龍〈1931 年生〉及陳木同步證實。林瑞龍提到:「我們的父母及祖父母不會取這樣的名字。」林繼續舉了其他的例子:「像武智、武義、武雄、勝雄、國輝、英豪和國史等都是如此。」另外,他也提到了諸如一郎、次郎等都是全然日本化的名字。 林瑞龍更進依不提到關於女性命名方式的變遷。林跟我解釋:「傳統上父母不重視女性的命名,因為他們大多數不喜歡女嬰。」不過透過逐漸普及的學校教育及戶政人員的宣導,這種受到當時代影響及帶有日本化的名字逐漸為台灣人所使用。一位報導人跟我提到這點,她說像「美智」這個名字尌是受到日本化影響的例子。「美智子」〈michiko〉是相當普遍的日本女用名字,台灣人利用日文的漢字系統尌直接把這個名字移植過來。根據我從戶籍資料上的調查。這種自我日本化的趨勢已逐漸為當時的台灣人所接受。且這種日本化的趨勢是同樣適用於兩性的命名。舉例來說:橋仔頭的男嬰名字多半強調某些特質諸如男性氣概 piety〉、國家光榮〈glories of the country〉、〈masculinity〉、忠心〈loyalty〉、孝道〈 及出生順序等;對女性而言,則強調陰性特質〈femininity〉,季節、植物花草及 22柔順等。尌某種意義來看,這些兩性命名上的差異除了強化台灣漢人社會固有的兩性關係之外,也同時反映了殖民者所強調的價值觀??男人勇赴戰爭,為國家犧牲奉獻;而女人作為賢妻良母的角色。 1937年,日本與中國的戰事爆發。對於被殖民的台灣人而言,社會與文化上一場更大範圍的日本化運動於焉開展。我所收集到的橋仔頭戶籍資料顯示:女性新生兒的日本化名字在1937年後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我們可以將這種趨勢視為進一步的日本化。舉例來說,從1895到1931的388名新生女嬰中,只有2名的名字結尾帶有「子」??典型日本化的名字;其中第一例發生於1919年,另一例發生於1922年〈見表一〉;而在1932-1936年間,有「子」的例子增加到4例;1937年,祇有2例;然而到了1938年,在5例中有3例被命名為「子」。在接下來的幾年內,結尾有「子」的女性名字比例如下:1939年,20個新生女嬰中,有20個被命名「子」;1940年,10個中有10個被如此命名;1941年,11個中佔10個;1942年,6個中佔6個;1943年,10個中佔8個;1944年,11個中佔11個;1945年,或許是受到日本戰敗投降的影響,5個新生兒中祇有1個命名為「子」。我要說明的是:從1937年後,即使女嬰在字尾未加「子」,他們的名字仍然呈現濃厚的日本味。1946年6月17日,國民政府頒布了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命令要求採取日本姓名的台灣人將這些日本化的名字更 23改過來。 22 報導人指出在橋仔頭戶籍資料上出現的日本化名字包括國輝、武治、武義、武雄、義雄、勝雄、國史、英豪、義勇、次郎、美智、麗花等。 23台中縣政府編印,《日治時期戶籍登記法律及用語編譯》:台中縣政府,2001:,頁932。 7 表一: 日治時期橋仔頭新生女嬰命名為子的數目(1895-1945) 1895- 1932- 年代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31 1936 新生女嬰 388 42 11 5 20 10 11 9 10 11 5 數目 女嬰名為 2 4 2 3 20 10 10 6 8 11 1 子的數目 資料來源: 日治時期橋仔頭戶籍登記資料 數 高比率的結尾字「子」證明了日本式的命名已經在女嬰的名字上呈現。下一個疑問是:那麼男嬰的命名呢,是否同女嬰一般有日本化的趨勢,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顯示:女嬰較男嬰的命名有更高的日本化趨勢。以1939年為例,百分之百的女嬰結尾為「子」;而同時約只有百分之五十五(6/11)的男嬰比例為日本化的名字;1940-1941年,約維持相當的比例,1942年後則大致低於百分之五十〈表二〉。 表二: 日治時期橋仔頭新生男嬰日本化命名的數目(1895-1945) 1895- 1932- 年代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31 1936 新生男嬰數目 228 50 12 13 11 7 14 11 7 12 11 日本化命名數目 7 7 4 9 6 4 9 4 3 5 7 數目 資料來源: 日治時期橋仔頭戶籍登記資料 對於這種對女性命名的「新」趨勢同樣遭遇到阻力,特別是來自受到祖先教育的老一輩人。舉例來說,潘劉英和她先生將她的長女命名為雪子,她的婆婆初聽之下,表現出震驚與不解。婆婆說:「為什麼女孩子的名字後面要加一個『子』 8 24呢,男生才要加『子』吧,」因為在漢字中,「子」是表示兒子的意思。在老一輩的眼中,這種「現代式」的命名挑戰了他們固有的命名系統及兩性觀念。 無論如何,這種抵抗是短暫的。在皇民化運動初期後,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採用了日本化的名字,甚至將這種日本化的名字視為「有教養」及「有文化」的象徵〈這點將在下一段說明〉。在戶政機關工作的巡查或巡查甫也會建議父母這樣的命名。一直到我2002到2003進行田野工作時,許多受過日本教育的老人仍會彼此以日語??而非北京語或閩南語?來稱別人,比如說:王さん、陳さん、或森溪さん。對於他們而言,這種日本化的稱呼,不僅代表的是一種尊敬,同時也意味著一種集體的社會及文化記憶。 如前所述,對於台灣人來講,兩性日本化命名的意義截然不同。對男性而言,被賦予一個日本化的名字或許僅止於增加他們的男性氣概,也更進一步地強化了男性在中國社會中父系繼承的地位;然而,對於女性來講,名字的最後加了一個「子」,聽起來尌像一位日本女性?而非台灣人?的名字。 為何女性會比男性擁有更高比例的日本名字呢,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頇回到台灣原本固有的兩性文化。 尌在地文化而言,父母對於兩性命名的態度是不同的。通常父母對於女性的命名顯得比較漠然,因為他們比較不重視女性,認為女兒遲早要嫁入夫家。女兒也被排斥在財產繼承的範圍之外。換言之,女兒常被視為潛藏的「外人」;相反的,男性則被視為財產的繼承者。在如此的處境下,1930年代這種命名行為的性別差異引出了一項有趣的文化解釋:女性成為台灣人測試皇民化的一項潛藏指標。1930年代末期開展的皇民化運動是使臺灣人面臨自己是否成為日本人與否的重要關卡,為了處理這個困境,台灣人以女嬰的命名作為與殖民者協商的策略。這種策略的目的是:〈1〉女性在文化上本有的外人角色;〈2〉延遲男性本身決定自己「成為日本人」〈becoming Japanese〉的時間。 對於女性來講,上述的分析或許使他們成為男性工具性策略下的弱勢角色。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部分女性將日本化名字用來同時處理雙重的父權〈patriarchal〉壓迫??來自男性及殖民者。日治時期橋仔頭的戶籍資料顯示:妓女及私生女〈非婚生子女〉??在當時社會中被視為極低下的女性??前者經常在口語上以日文名來代替原先漢名;後者則經常以日本的片假名來登記命名,雖然他們仍舊保留他們的漢姓。一位生於昭和初期的退休女老師跟我提到:「妓女在他們的工作場所使用日文名字,而非原有的漢名,」她繼續補充道:「當時 25妓女和受教育的女性,多會使用日文名字。」這段陳述隱含著不管社會階層為何,使用日文名字似乎來的比較優越些。 26這位女老師繼續提到當時妓女在工作場所中的細節。她說: 24 潘劉英訪問錄,2003年7月23日。 25 蘇敏惠訪問錄,2003年7月23日。 26 同上。 9 大部分的妓女除漢名之外都有第二個名字。比如說,她們會使用小名如 さくら:桜:、もも:桃:、ゆり:百合:等代表植物及水果;有些人則 會選擇像やもり:守宮:一樣像動物的名字。這些名字可以使他們比較 容易出名,一旦出名,則會有比較多的客人上門。 再者,這樣的名字也包含性的意含在內。澳洲Griffith大學的David Schak教授曾在2004年7月給我的一封私人電子郵件中提到: 你曾提到妓女被稱呼意味著水果的日文名字。我要提的是:你指的兩項 日文名字是有性的意含的,如もも，桃，代表的是屁股,特別是指嬰兒 的屁股,但是它又同是象徵女性的大腿及陰部;さくら，桜，在日文中 27有與黃色連結,則象徵女性的胸部。 關於私生女兒,我從橋仔頭戶籍資料上發現:在1938年以前出生的六個登記為私生子女的女嬰中,有三個被以日本帄假名登記其名字。這三個女嬰分別出生於1905年、1919年及1938年。然而,他們仍舊保有原有的漢姓。在我看來,這是一項強烈顯示父母仍舊將她們視為台灣人而非日本人的證據。我的報導人陳木宣稱為何父母要如此命名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女嬰將來有很大的可能被送入風月場所。當然,我的討論不在於此,我想瞭解的是:這樣的命名有何象徵上的意義,我的看法是:夾雜著日本文字的名字在社會上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保護機制,多少防止了來自鄉里間的道德批評。一個看似日本人的名字在象徵的意義上猶如一個良好的偽裝面具〈mask〉或庇護所〈shelter〉,他們藉此可能被街坊鄰居認作祇是「外人」〈outsider〉而已,而非「本地人」。因此,他們或多或少得以逃避來自本地文化的道德譴責。 上述的討論指出1930年前後的命名行為已經有許多不同。1930年之後,台灣人這邊已經發展出不同的態度、策略及方法。然而,在1940年正式的皇民化改名換姓之前??殖民者對於台人改姓名的政策尚未正式確立。以橋仔頭為例,在1940年之前,我找不到任何本地人更改為日本姓氏的具體例子,雖然在名字部分已有相當的日本化趨勢。事實上,這項證據顯示,即使在名字部分有變化,但是台灣人仍未更改他們原有的姓氏。人類學家DeGlopper在 LuKang: 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鹿港)一書中指出: 同姓氏的宗族團體在鹿港移民歷史中會形成一種排他性很強的團體,不同姓氏間常因不同的利益 27 筆者的翻譯。英文原文如下:You mentioned that women were often given Japanese names which were those of fruits. I mentioned that two of those you mentioned had sexual connotations: momo (peach) symbolises the pigu (buttocks), especially that of a baby, but it can also symbolise the thighs and by extension, the vagina; sakura (cherry blossom), when used with yellow (kiiroi), as in kiiroi sakurambo, symbolises the breasts.” 10 28衝突而產生械鬥的情事。 換言之,類似的異己衝突情況對台灣人而言並非初體驗,但是從另外一面看來: 此處漢姓的保留在文化上仍舊具有很強烈的區別異己的象徵意義。 綜合這小節的討論:我的總結是:對於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1940年之前都祇是一個「熱身階段」〈rehearsal period〉?? 兩者彼此都在測試對方關於更改姓名政策的強度。初步的小結如下:首先,台灣人在命名行為上表現出迴異於過去的改變,然而,這種改變僅限於名字而非姓氏。其次,不管男性或女性 ?? 位於決定自己在是否成為日本人的現實上 ?? 他們都正在精密地發展出彼此的因應策略。 1940-1945 改姓名運動 在1940年初期,延續自1937年以來尌已經在進行的皇民化運動,「改姓名」 29〈kaiseimei〉運動在官方的鼓勵下於全島大規模實施改姓名運動。官方在1940年二月兯佈改姓名辦法。截至1941年底,全島約有1% 的戶數,或佔人口總數 30的1.2%左右更改了他們的姓名。關於這個運動的細節。Lamley提及在皇民化初期階段,並不是所有台灣人的家庭都可以任意改成日本姓名的。按規定改姓名的申請由戶長〈通常是男性〉提出。周婉窈細述改姓名的家庭必頇符合〈1〉是 31「國語常用家庭」及〈2〉符合皇民資格且富於兯共精神等兩項條件;因此,改姓名在台灣並非強迫的,在性質上屬於許可制。雖然在1944年終戰前一年殖民政府放寬了這項許可,意圖使更多的台灣人能夠透過更改姓名來加入所謂的皇 32民行列。另外,在新的日本姓名選擇上,殖民政府禁止台灣人採用諸如:〈1〉中國歷代的御諱御名;〈2〉歷史上著名人物的姓氏;〈3〉與原來姓氏相關之中國 33地名,及〈4〉其他不當姓名,如當代重要人物等四種。 在本質上,這些運動是想改變整個臺灣人的文化認同。伊原善之助總結皇民 34化運動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終極目標」。他進一步指出: 在表面上,,殖民政府,在政策上鼓勵台人更改姓名的目的在於使得台 人變成日本人,但是更根本的理由是想藉此在文化切斷台人與他們祖先 28 Donald R. DeGlopper, Lukang: 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36-140, 1995. 29 改姓名運動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皇民化運動包含了三個主要部份:家庭正廳改善運動、改姓名運動、及寺廟整理運動。 30 見台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昭和十九年版》:台北,1944:,頁134。 31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民,,:,頁,,。 32 Lamley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1895-1945, The Vicissitudes of Colonialism 1999. 33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頁,,。 34 伊原善之助,〈台湾の皇民化運動〉,收於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県天理市:天理教道友社, 1988:,頁,,,。 11 35之間的關係,因為姓名象徵祖先的想法。 Lamley同意這樣陳述,並指出改姓名運動是一種「促使台灣漢人脫離他們 36的中國祖先及其宗族團體的方式……並且藉此證明他們是忠誠的日本臣民。」不過這種說法似乎過於命定論,無法真切瞭解台灣人真正的想法。我們想要深究的是到底台灣人涉入的程度有多深,這種運動是否真使台灣漢人「脫離他們的中國祖先」,台灣人當時持有的觀念和態度為何,以及本地人如何因應這個處境, 回歸到運動的本質來看,我們可以合理假設更改姓名的家庭在台灣社會階級應屬上層社會,並且跟殖民者具有較佳的社會關係。換言之,我假定這群人原本尌從自我日本化中享有較多的社會資源與利益。 實情為何,我從日治戶籍登記資料中整理出30個橋仔頭地區在改姓名運動 37時期更改姓名的家庭,時間自1940年到1945年。絕大部份的例子在1944年前便已改姓名,其中只有兩例在1945年改姓名。第一例發生於1940年8月24日,申請改名的黃大清當時是橋仔頭糖廠的職工。最後一例發生於1945年3月20日。依職業別分,大部份的例子的戶長是當時任職於橋仔頭糖廠內的職工、政府兯職、醫師及商人等〈見表三〉。 表三: 橋仔頭皇民化時期改姓名實例 編號 戶長 性別 職業 更改姓名日期 新的日文姓名 38黃大清 男 日佣 1940年8月24日 橋本啟基 1 陳泉勇 男 百貨店 1940年11月10日 松谷泉一 2 蔣泰興 男 日佣 1940年12月26日 松井隆泰 3 紀全聯 男 醫師 1941年4月15日 飯村英文 4 謝清源 男 耕作係僱人1941年4月18日 市村太忠 5 39 沈彰啟 男 醫師 1941年4月19日 清海彰茂 6 凌聖人 男 庄役場 1941年7月15日 鈴原俊雄 7 35 原文為日文,此為筆者的翻譯。見伊原善之助,〈台湾の皇民化運動〉,頁,,,。 36 筆者的翻譯。英文原文如下: “[The campaign is] a means to detach the Han Taiwanese from their descent groups and ancestral areas in China…an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 were devoted subjects and „true Japanese?” 見Lamley,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1895-1945, The Vicissitudes of Colonialism: 240. 37 此處所謂戶籍登記資料包括本籍簿、居留簿及除戶簿內所登錄的所有資料。 38 此處所謂日佣,係引自原始的戶籍登記資料,泛指替日本人工作者。此表所列的日佣,經與多名報導人查證結果,改姓名當時均在橋仔頭糖廠工作, 包括例1、3、5、8、11、12、13、15、19、20、22、25。 39 據其兒子謝春得說明: 其父當時是在橋仔頭糖廠內擔任獸醫師工作。 12 劉士元 男 日佣 1942年1月14日 金子憲治 8 黃連興 男 精米業 1942年2月11日 廣田興助 9 許文山 男 貸地業 1942年2月11日 大山正剛 10 蔡正言 男 日佣 1942年3月10日 吉本清德 11 陳森讚 男 日佣 1942年3月13日 山本文三郎 12 陳乞 男 日佣 1942年9月15日 峰山健作 13 黃日春 女 花柳業 1945年2月24日 廣田美代子 14 謝秋發 男 日佣 1945年3月20日 天川龍雄 15 莊文山 男 不詳 不詳 本庄文雄 16 林長河 男 教師 不詳 神田雄策 17 蘇進添 男 雜貨店 不詳 安田宏一 18 謝金水 男 日佣 不詳 大倉金作 19 吳立 男 日佣 不詳 梅村正雄 20 朱國輝 男 不詳 不詳 福田俊夫 21 劉其亮 男 日佣 不詳 金子吉松 22 陳再亮 男 巡查甫 不詳 山本清亮 23 蘇加再 男 自轉車店 不詳 安田宏次 24 盧新登 男 日佣 不詳 南鄉清治 25 陳乙 男 保甲書記 不詳 高島芳基 26 蘇國同 男 不詳 不詳 和同秀信 27 何澄清 男 不詳 不詳 河本吉雄 28 林天賜 男 百貨店 不詳 高林佳男 29 林武智 男 不詳 不詳 高林政德 30 40資料來源: 日治時期橋仔頭戶籍登記資料 依照橋仔頭1940年代的人口數來計算,粗略估計這三十戶的人口約佔當時橋仔頭地區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左右。周婉窈的估計粗略顯是當時台灣改姓名人 41口的比例約介於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七之間。大致而言,我的報導人告訴我根據他的印象,橋仔頭地區改姓名的比率遠高於鄰近的鄉村地區。據我的報導人告知:多數這些改名字的例子是因為他們與日本人比較多的社會接觸及關係。以陳木為例,他們一家人在1942年9月15日改名,他的父親陳乞是替當時糖廠的山本先生幫佣。陳乞沒有受過教育,但經多年的接觸後,他把陳乞描述為一位「忠 40 此處所謂戶籍登記資料包括本籍簿、居留簿及除戶簿內所登錄的所有資料。為顧及當事人及其後代的隱私權,本表所列出之中文人名除姓氏外均屬化名,但保留他們的日文姓名。表中若干例子的內容不詳,原因大多是因為這些人登記在居留簿內(本籍未在橋仔頭),這些人在移居橋仔頭之前均已改名。 41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民,,:,頁,8。 13 42心」、「謙遜」及「精於廚藝」的僕人。經由他與山本的這層特殊關係,他的兒子陳木被山本收為義子,因為山本膝下無子。1927年山本被任命為農林大臣,赴任時他把陳乞一家人一起帶到東京,陳木也藉此可以在東京尌讀大學。陳木跟 43我提到,他們當時所取的日姓「峰山」即是山本的另一個別名。 誰改了他們的名字, 並非所有人都像陳木一家人一般可以與殖民者有如此臣屬與緊密的連結。即使如此,大部分的例子顯示這些人是與殖民者關係密切。舉例來說:根據戶籍資料,在1942年之前改名字的例子多是與專職人員包括在糖廠內工作的職工、服兯職者、或醫師等。唯一的例外是例2,他是一位經營百貨店商人〈見表三〉。前三例(職工、服兯職者、及醫師)在當時社會上被認為是菁英階級的人。報導人 44描述殖民者希望透過這些人的改名達到示範作用。 然而在1942年後,資料上顯示在改名字的職業區分上,商人有越來越多的 45趨勢。事實上,商人在不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化脈絡中,都不屬於菁英的角色。殖民者因為自身利益的考量,也盡量壓抑本地商人的角色。在此情境下,本地商人唯有儘量尋求與殖民者妥協及合作,才能謀求自身最大的利益。對他們而言,改姓名不僅是宣示效忠的方法,同時也是搏取實際利益的一條捷徑。女性報導人蘇敏惠提到她的父親為一在台南善化經營漢藥店的商人,他父親在1940年代初期即改姓名,因為:「我父親告訴我,如果不改的話,日本警察會常常來找麻煩。」而且「我們家附近約有三家改日本姓,都是做生意的。」他們一家人 46的姓氏由林改為「中和」??是他們家漢藥店的店名。 他們如何改姓名, 我們繼續來檢驗台灣人改姓名的幾個原則。首先,我頇再提到日本的漢字系統,前述我已提過日文中的漢字系統是源自於中文,而所有的日本姓氏都可以漢字的方式呈現。因此,不論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可以共同分享相同的漢字系統,雖然雙方都各自有不同的發音方式。我將這些台灣人改姓名所使用的主要策略大致歸納如下: (一) 轉變自原先中文姓氏中的漢字 42 筧干城夫,《土と人と砂糖の一生•上卷》:東京:さきたま出版会,帄成元年:,頁75。 43 陳木訪問錄,2003年3月15日。關於這段訪問的原文如下: 「至於峰山,則是由於山本的關係。 因為我父親替山本工作, 而山本悌二郎有一個別名叫做山本峰二雄, 所以我就把姓改為峰山。」 44 林瑞龍、王火木訪問錄,2003年1月11日。 45 關於商人的角色,我在我博士論文的另一章中有詳述。 46 蘇敏惠訪問錄,2003年7月23日。 14 這是改姓名中最普遍的形式。這種轉變的方法是採取原本姓氏中的一個部份當作新的日本姓氏的來源。舉例來說,若原先的姓氏為「劉」,新的姓氏則改為「金子」,因為金是劉的一部份。相同的,如果是「黃」,則改為「廣田」;蘇則改為「安田」。如下所述: 例 8 : 劉 [金] 轉換成 金子 例 14: 黃 轉換成 廣田 例 24: 蘇 [田] 轉換成 安田 (二) 從出生地名再造 謝春得及他一家在當時是國語模範家庭。謝的父親謝清源(例5)來自台南新市,在二十世紀初糖廠開工初期即抵達橋仔頭。他的新的日文姓氏為市村。謝告訴我即是為了紀念他們的出生地,他們一家在1941年4月19日全部改為市村。 而非姓氏?當中,如例13 ? 陳木一家有些例子則把地名或出生地放在名字? 的例子。陳木陳述他在改名字的過程中,除了姓氏之外,他還把居住地高雄的「雄」 47放入他的新的日本姓名中。 (三) 與原先的漢文姓氏或名字同音 根據這個原則,原來的姓氏或名字都可以作為新的日本姓氏的來源。比方說,在表三的例子28中,何澄清的日文姓氏改為「河本」,因為兩者的中文發音相同:例29亦是如此,原先的林姓改為「高林」。不獨採用原先的漢姓,連原先名字內的同音字也有人採用,比如說例27,原來的名字為「國同」,轉換之後的日本姓氏為「和同」。如下所述: 例 27: 國同 轉換成 和同 例 28: 何 轉換成 河本 例 29: 林 轉換成 高林 (四) 基督教的思想 基督教進入台灣遠至荷蘭時期便已開始。根據橋頭鄉志的記載,基督教首先 48進入橋仔頭的歷史可溯至1862年。一般而言,日治時代地方上信奉基督教的多的屬於較高的社會階層。尌我收集到的三個例子而言,其中兩位是醫師,另一位是兯學校老師。以例17的林老師為例,他是一名基督教徒,任教於橋仔頭旁邊的仕隆兯學校,他將姓氏改為神田。據我的報導人說明可能是因為宗教的原 49因。 47 陳木訪問錄,2003年3月15日。 48 橋頭鄉誌編輯委員會,《橋頭鄉志》:高雄:橋頭鄉兯所,民73:,頁554。 49 陳水深訪問錄,2003年3月15日。 15 明顯地,大部分新的日本姓氏受到他們原有的漢姓名及土地認同的影響〈見表四〉。在整個改姓名的三十個家戶中,這些例子佔了十九個。換言之,即使來自於許多官方的政治宣傳,大部分改名的台灣人仍透過改姓名的過程表達他們內心深處的認同,這種思考與再造的過程創造了一種新的認同,這種認同同時混合了傳統漢人及日本人的認同。這種變動的認同被台灣人處境式〈situationally〉或策略式〈strategically〉地利用。 表四: 皇民化時期橋仔頭改姓名的命名原則: 三十個家庭的實例 命名原則 數目 實例 土地認同(包含出生地及地名) 例1, 5, 16, 20, 25 5 轉變自原先中文姓氏中的漢字 例8, 9, 18, 14, 22, 24 6 與原先的漢文姓氏或名字同音 例3, 6, 7, 19, 27, 28, 29, 30 8 基督教的思想 例17 1 與日本雇主或長官間的 例12, 13, 23 3 私人關係 不詳 7 總數 30 50資料來源: 日治時期橋仔頭戶籍登記資料 (1940-45) 這種策略的運用不獨為男性所用,女性也在改姓名的過程中使用來爭取自己的自主性。以前述提到的謝春得之妻張猜為例。張猜的父親當時亦在糖廠工作。 50 本表完全依照表三的三十個例子統計而來。本文中提到的若干改姓名的例子,因為當事人的戶籍未登記在橋仔頭(如下述張猜的例子),故未列入計算。 16 一如謝春得,張猜的家庭亦在改姓名運動中更改他們所有的名字。張猜在日治時期算是少數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女性,她在1940年代正式成為一個助產士。她跟我陳述原來的名字如何影響她: 我的名字被我祖父取為猜。根據祖先留下的協議,如果我出生時是男性 ,就被取名為「明童」;若是女性,則被取名為「素雲」。當我出生後, 祖父第一次看到我,他就顯得不高興,因為我是一個女生。我的祖父後 來到戶籍機關去登記出生,戶籍機關的人員問我祖父:「是男生還是女 生,」我的祖父拉長了臉,回答:「你猜呢,」所以後來猜就成為我的名 字。 張猜出生於橋仔頭鄰近的白樹仔。她是長女及長孫女。自帅聰慧,女性在當時並不被鼓勵上學,她算做是少數得以順利求學的女性之一。然而在求學過程中,她一直以這個「不好的名字」而自卑,她說道: 雖然我在家被叫作素雲,我在學校還是被叫作猜。我一直感到丟臉〈哭 泣〉。我不喜歡這個名字,它給我帶來很深的自卑感。這就是為何當我聽 到在皇民化時期我可以藉此改名的時候,我就叫我父親快點給我改名。 張猜一家終究在1945年2月13日正式改名。對於張猜而言,更改姓名提供了一個可以重新展開人生的一項機會,這項機會與族群與政治無關,而是她認為藉此她或許可以擺脫掉傳統台灣社會反應在名字上的對女性的輕視。 謝春得及張猜同時跟我陳述日本殖民政府與戰後國民政府對於改姓名政策的不同。2002年九月初,當我首次訪問謝家時,立即地為家中的擺設所吸引,一入客廳,地面全是木製地板,牆上掛著一部黑色的昭和年間製造的老時鐘,還有幾幅日本畫,這些都是謝父的收集,是戰後日本朋友離開台灣返日前所贈。謝春得提到他們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他們都將這些收集品藏起來,否則一旦被搜到,尌會被當作對政府不忠的證據而下獄。明顯親日反國民黨政權的謝春得評論起兩個政權的改姓名政策:「真是沒道理,」謝說道:「以前日本人是『鼓勵』我們改成日本姓名,而國民黨政府卻『強迫』我們把日本姓名改回原來的漢名。」他這段話的背景是指國民政府在1946年強制這些原本受皇民化運動而改名的台灣人恢復漢姓,藉此宣示他們對新政權的效忠。諸如陳木及謝春得也在同年回復了他們的姓名。如此一來,不僅是針對所有已更改為日本姓氏的家庭,戶籍資料上顯示: 即使連戶籍登記上許多並未更改姓氏,但是結尾為「子」的女性名字都被迫做更改,雖然這些日本名字仍舊地使用在家庭內及其他社交場合。 上述所舉謝春得及陳木的例子無異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社會文化接觸史的縮影。陳木的父親原本取名為「乞」,接著在日本雇主的建議下改為「在君」??意味著君子;而在皇民化時期再度將姓氏改為峰山??藉此宣示他們對於日本 17 雇主的感激之情。最後,在後殖民政權時又再度回復在君。同樣地,謝春得改名字的歷史顯示了多種混合的認同〈本土?母國?日本〉;另一方面,謝的妻子張猜則是突顯了一個台灣女性面臨一個歷史上新的情境時所展現的主體性。也因此,這段關於命名系統的變遷史成為台灣獨特的社會記憶。 結論:處境式的認同 我在本篇論文中利用日治台灣改姓名的個案研究來討論變遷中的文化認同問題。主要透過橋仔頭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及與耆老間的生命史訪談,我試圖捕捉〈capture〉日治時期台灣人複雜的認同面貌。我的結論如下:首先,上述這些命名方式的改變意味著多數台灣人以多少改變〈或正在改變〉他們固有的命名方式。雖然傳統的命名方式及系統仍舊被使用,但一套獨有的書寫及使用姓名的系統也同時正在執行。對於女性而言,傳統有姓無氏的方式因為學校教育及更多的社會接觸而逐漸消失,雖然他們在命名方面仍經常被污名化〈stigmatized〉。然而,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仍然透過重新命名的過程來同時展現他們對於男性及殖民者雙重壓迫體系的行為實踐能力〈agency〉。其次,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在皇民化時期的台灣人皆處於「是否成為日本人」的抉擇,他們也各自在這個十字路口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策略。 綜上所述,我強調一個人的名字不僅是一種自我表意的工具而已,它同時也是當地人所操弄〈manipulate〉的一套對於新的社會關係的策略工具〈a strategic tool〉。在理論上我挑戰既有的「殖民?被殖民」、「壓迫?臣服」、以及「男性?女性」的二元論,進而強調當地人在這套涉入男性、女性、殖民者、被殖民者及戰後政權等的複雜互動中所所透露出的「權力抗爭」〈power struggle〉面向。在這個場域〈arena〉中,命名被當地人用來展示個別變遷中的認同:是台灣人呢,中國人呢,或是日本人呢,由於這段歷史的特殊性,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處境式或策略式的展現他們的主體性,並且藉此在不同社會及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形塑〈shape〉詮釋〈interpret〉他們對於何謂「台灣人」的意義。 18 參考書目 伊原善之助 1988 〈台湾の皇民化運動〉,收於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 良県天理市: 天理教道友社,頁271-386。 周婉窈 2002 《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 筧干城夫, 1989 《土と人と砂糖の一生•上卷》。東京:さきたま出版会。 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 1989 《增訂台灣尌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圖書兯司出版。 橋頭鄉誌編輯委員會, 1984 《橋頭鄉志》。高雄:橋頭鄉兯所。 台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昭和十九年版》。台北,1944。 Rosaldo, Michelle Zimbalist 1980 Knowledge and Passion: 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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