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

第一章 信息足够了 　　第一章 信息足够了 　　我从神经科学家大卫·刘易斯博士那里获益良多，他用过去20年的时间发明了研究人脑如何进行决策的装置。他备受推崇的发明是一张黑色的躺椅，有内置的灯光和遥控面板。他喜欢小玩意。他最近的项目使用了一些最新的头部检查技术，以解决营销人员面临的越来越困难的挑战——如何深入现代人被持续的媒介刺激搞得麻木不仁的内心，深入我们的头脑内部传达信息，刺激我们购买更多的东西。 刘易斯和这个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从全球领先的大公司手中得到经费，开拓这种称为神经营销学的技术，因为问题正在变得严重：我们快要被自己的数据溺毙了，苦心孤诣向我们投放的广告在我们大脑中滚动播出，还伴随着许多重要的个人事务。20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地方议会责令城中的水族馆停止饲养海豚，原因是动物福利专家抗议说，鳍和其他声纳从拥挤的水池的各个角落反射回这些可怜的生物身上。抗议者说：“它们被自己世界的白噪音弄得又聋又瞎。”现在我们知道海豚的感觉了。每当你去看、去听，总有人试图妨碍你的注意力。你的神经细胞被市场信息冲击，被广告纠缠，被电视置入广告践踏。 我们每天被3500条广告围攻，也就是说，在我们醒着的时间里，每15秒钟一条。2004年，全世界的公司在广告的花费超过2000亿英镑。在过去的十年中，英国电视的广告单元从3000个增加到了8000个，频道数从4个增加到了123个。2006年发送的商务电子邮件达到了6万亿封，每天有1000万封垃圾邮件被发送。过去30年中产生的新信息比之前5000年中产生的还要多。或许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数据让我们消化了。不过，每个星期都有新的播客、杂志、增刊、有线电视和广播电台节目。然后是网站、短信、博客和带花絮的DVD影碟，其中有你第一轮没看过的内容。甚至美发连锁店Toni & Guy也在店堂里开始安装无线宽带网了：你可以从酒吧的无线网直接转战过来。“你好，亲爱的，我正在理发店上网呢。” 社会上一些最具创造性的头脑被高额薪金和社会声望吸引，帮助广告和营销产业向我们推销产品。早些时候，这些人可能是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但是现在，他们大量炮制出来的复杂信息越来越让我们头晕目眩。媒体预测公司亨里中心的专家担忧，喋喋不休的销售信息正在把我们变成聋子。现在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传统广告宣传能取得显著的效果。这种信息过剩激发了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应，使得问题更加恶化：当我们被过多的信息困扰时，我们被迫使去寻求更多的信息，以试图解决我们的困惑。 亨里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们正在转向一个信息囤积者的社会，家中塞满了报纸和无数种新媒体的载体。70%的投票者说：“信息永远不会过剩。”但是半数以上的人同时承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去使用他们已经拥有的信息。试图解决这种超负荷感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多任务处理挤进更多的信息。现在，大多数二十多岁的人一边看电视一边上网。但他们吸收了多少东西呢？电视广告商担心观众的注意力和持续性正在呈自由落体之势：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领会的就越少。 　　我从神经科学家大卫·刘易斯博士那里获益良多，他用过去20年的时间发明了研究人脑如何进行决策的装置。他备受推崇的发明是一张黑色的躺椅，有内置的灯光和遥控面板。他喜欢小玩意。他最近的项目使用了一些最新的头部检查技术，以解决营销人员面临的越来越困难的挑战——如何深入现代人被持续的媒介刺激搞得麻木不仁的内心，深入我们的头脑内部传达信息，刺激我们购买更多的东西。 刘易斯和这个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从全球领先的大公司手中得到经费，开拓这种称为神经营销学的技术，因为问题正在变得严重：我们快要被自己的数据溺毙了，苦心孤诣向我们投放的广告在我们大脑中滚动播出，还伴随着许多重要的个人事务。20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地方议会责令城中的水族馆停止饲养海豚，原因是动物福利专家抗议说，鳍和其他声纳从拥挤的水池的各个角落反射回这些可怜的生物身上。抗议者说：“它们被自己世界的白噪音弄得又聋又瞎。”现在我们知道海豚的感觉了。每当你去看、去听，总有人试图妨碍你的注意力。你的神经细胞被市场信息冲击，被广告纠缠，被电视置入广告践踏。 我们每天被3500条广告围攻，也就是说，在我们醒着的时间里，每15秒钟一条。2004年，全世界的公司在广告的花费超过2000亿英镑。在过去的十年中，英国电视的广告单元从3000个增加到了8000个，频道数从4个增加到了123个。2006年发送的商务电子邮件达到了6万亿封，每天有1000万封垃圾邮件被发送。过去30年中产生的新信息比之前5000年中产生的还要多。或许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数据让我们消化了。不过，每个星期都有新的播客、杂志、增刊、有线电视和广播电台节目。然后是网站、短信、博客和带花絮的DVD影碟，其中有你第一轮没看过的内容。甚至美发连锁店Toni & Guy也在店堂里开始安装无线宽带网了：你可以从酒吧的无线网直接转战过来。“你好，亲爱的，我正在理发店上网呢。” 社会上一些最具创造性的头脑被高额薪金和社会声望吸引，帮助广告和营销产业向我们推销产品。早些时候，这些人可能是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但是现在，他们大量炮制出来的复杂信息越来越让我们头晕目眩。媒体预测公司亨里中心的专家担忧，喋喋不休的销售信息正在把我们变成聋子。现在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传统广告宣传能取得显著的效果。这种信息过剩激发了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应，使得问题更加恶化：当我们被过多的信息困扰时，我们被迫使去寻求更多的信息，以试图解决我们的困惑。 亨里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们正在转向一个信息囤积者的社会，家中塞满了报纸和无数种新媒体的载体。70%的投票者说：“信息永远不会过剩。”但是半数以上的人同时承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去使用他们已经拥有的信息。试图解决这种超负荷感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多任务处理挤进更多的信息。现在，大多数二十多岁的人一边看电视一边上网。但他们吸收了多少东西呢？电视广告商担心观众的注意力和持续性正在呈自由落体之势：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领会的就越少。 新墨西哥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说：“我们的脑干正在消失。”他认为，人类现在将独创性大量倾注于虚拟生活经验，而不是用于建造水电站之类真实的东西。他甚至指出这正是为什么没有外星先进文明联系我们的原因——理论上，在环绕我们银河系的10000亿颗星球中，总该有一颗进化出了文明。外星智慧生命从来没能成功超越发明虚拟现实而不要完全沉溺其中的技术阶段：他们宁愿在家玩火星版本的PlayStation直到灭绝，也不愿意做移民银河系所必需的准备工作。 尽管如此，米勒承认，达尔文的遗传变异学说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我们的虚拟现实文化之外进化出另一支新的人类，他们拒绝屏幕上廉价刺激的诱惑，利用技术在现实世界中过上更为富足的生活。“这些坚持不懈的人将变得更有自制力、感和更加实用主义。”米勒说。但是他害怕建立这种严格社会的人只能是强硬的宗教狂热分子——那种留长胡子，戴帽子，憎恶一切休闲、娱乐和自由理想的人。我倒是希望他们是那些热情、仁慈、积极看待人生的知足者。 无论怎样，我们已经达到了被垃圾数据阻塞生活的地步。我说的不只是非法垃圾邮件，也包括我们每天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互相传播的那些既耗时又无营养的信息。我自己所在的新闻业，跟所有的传媒行业一样，淹没在这种阻塞心灵的污染中（当然，也为制造这种污染感到非常内疚）。如果你在一家生产奶油蛋糕的工厂中工作，你总是能吃到很多奶油蛋糕。如果你在高级的金融业工作，你总是能挣很多钱回家。我花了15年时间在各种媒体挖掘事实和观点，所以每天都有一个信息的大漩涡在我脑海中不停旋转。 新闻记者是一群贪婪的人，蛋糕厂里吃得最胖的家伙，他们总想确认已经得到的信息是好的，不过多多益善：更多背景、更多流言蜚语、更多观点。但是新闻记者的职业也采用相反的方法：我们编辑。编辑过程砍掉不相关的内容和数据，直到篇幅适合发表。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之一，在我脑海中的某个地方轻轻哼着迈克·巴特70年代创作的歌曲：“拾起垃圾，丢进垃圾桶。”如果有人追问某个故事的其他内容，我的习惯性反应是问：“还能补充什么呢？”当我们坐在不断激增的讯息的洪流之中，这个问题是必须学会运用的，因为我们必须决定：“够了。这是我最佳的信息摄入量。” 第二章 食物足够了 　　第二章 食物足够了 　　马丁·约曼斯看了看周围跟我们一起用餐的人，从桌子上探过身来悄悄地说：“这儿有些人太胖了。”这样的说法可能有点不礼貌——尤其是出自这样一位谦恭的学者之口——但事实上我感到惊讶是因为他对此感到惊讶。毕竟，约曼斯是英国顶尖的食欲心理学家之一。而且毕竟，我们正坐在一家大型自助餐厅中央。在一间酒吧偶遇一位老朋友和他的新任女友之后，我安排了这次到本地的Wokmania就餐的活动，这是一家迅速扩张的物美价廉的连锁餐厅。我很高兴地赶上安迪，认识了他的伙伴，但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交谈。事实证明他们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们在Wokmania售价11.9镑的中式自助餐台前吃了两个小时，这是店家允许的上限，一直吃到嗓子眼儿。“最后是自助冰淇淋机，”安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我一共去取了八次。”现在我明白了。 自助餐是美国人的最新发明，这种餐饮方式正在英国的大街小巷激增。我家附近的一家泰国餐馆打出广告，午餐可以“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不是“喜欢吃”、“想吃”，而是“能吃”。你用不着点“超级汉堡王”，你可以愉快地吃超级多的东西。正如喜剧演员艾利克赛·赛尔最近写道：“许多小说家试图寻找他们时代的典型象征。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是飞机；对J.G.巴拉德来说是M40 Westway；对我来说是自助餐。” Wokmania使这种哲学深入人心，人们在这家位列八强的中餐连锁店（以及它的关联企业印度餐馆Spicemania和意大利餐馆Pizzamania）不需要做别的事：只要推开豪华玻璃门，在柜台取餐，然后开始大快朵颐。你可以一边吃，一边观赏墙上大屏幕连续播出的音乐录影带。 我说服约曼斯从附近的苏赛克斯大学乘巴士过来讨论这个充满卡路里的世界是如何向我们的大脑和肚子复仇的。我想，还有什么会面地点比布莱顿最大的自助餐厅更合适呢？但约曼斯有一点紧张。“当我看着那些人就坐在你身后，我很难谈论他们。”他说。我以最笨拙的方式转过头去。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穿红色T恤的大胖子，面前堆着一盘小山一样的食物。他正在把一大玻璃杯可乐往嘴里倒。只是星期二的午餐时间，这个地方已经拥挤不堪了。星期六晚上这里简直是肚子挨着肚子。约曼斯对餐馆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感到惊讶。根据他的理论，丰盛的自助餐为我们的古老本能营造了一个天堂。 我们的食欲总是在告诉我们食物短缺得可怕，历史上的确如此。约曼斯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士兵的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他们在营养不良中长大。他们的家长收入的50%都用来购买食物，即使这样仍然不够养活他们。”约曼斯正在建立一种理论，证明食物是我们进化出超大型的大脑的首要原因。“寻找食物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对原始人类来说。所以我们的祖先必须非常聪明。”他说。 当时聪明的现在看起来可能就不那么聪明了。约曼斯解释说，人类先天可能几乎没有任何味觉偏好。但我们很快就不再是白板一块，我们的食欲很快被周围的味道重新塑造。现在这可能意味着麻烦，因为我们的味觉文化极度放大了我们的内在冲动，只要食物出现在面前就要吃掉它。“试验证明婴儿唯一清晰的味觉偏好就是甜味，”他说，“其他都是后天学习的。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每一次获得一种新的味觉体验，你的食欲都跟着更新。你很快就会学会享受最初并不喜欢的味道。连老鼠都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你吃的东西给大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你就会开始喜欢它。这正是为什么酒精最初令人反感的酸苦的味道会变得吸引人的原因。你很快发现高脂肪的食物是积极的，因为它们能给你很多能量。所以，最容易让食物对人的大脑产生诱惑的方法就是高能量和多种口味。食品工业现在已经在同时使用这两种手段，但最初并不是有意为之——它们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这是最受欢迎的。所以在现代世界中，你被那些引爆饥饿感的东西包围了——就餐的铃声一直在敲响。” 我们来到餐吧前取开胃菜。我很少在午餐时吃超过一个三明治的东西。我还是个素食者，而这里绝大多数的菜都是鸡肉或牛肉做的。尽管如此，长长一排食物上方蒸腾的热气和甜丝丝的气味还是抓住了我的味觉中心。忽然间我饿了，饿极了。我往盘子上堆放超过计划的食物。约曼斯一边沿着餐吧走动一边大声自言自语：“炸薯条？蔬菜萨摩萨（萨摩萨三角饺，一种印度风味小吃。——译者注）？这不全是中国菜啊，不过全都富含能量，使用便宜的原料。”他尝了几口，点了点头：“不坏。我很惊讶。不过我不会带孩子来这里的。这里找不到对健康食量的定义。” 约曼斯的试验指出，如果没有一个预定的量，我们的自然本能不会告诉我们何时停止吃东西。“我们的食欲系统告诉我们，我们极度缺乏食物。我们一?生活在对饥饿的预期中，并且靠吃东西来消除它。”他说，“我们做过一个试验，让试验对象吃意大利面，不停地给他们换盘子、加满，这样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东西。事实上，有点像自助餐。一个小个子很轻松地一口气消灭了两公斤意大利面。” 第三章 物品足够了 　　第三章 物品足够了 　　不管你是否喜欢，一辆闪亮的红色法拉利保证能吸引人的目光。两辆停在一起对任何车迷来说都是一次盛宴。三辆也是，也许十辆还是。但是随着数量的增加，总会在某个点上，奢侈的光环消失了。如果你有20辆阿斯顿马丁，像出租车一样停成一行，旁边还有20辆劳斯莱斯和20辆宾利，这些汽车就失去了它们昂贵的特质。我正在西伦敦一个治安良好的街区，看着这些成功的标志孤独地排列成行，并且很少被使用。它们几乎都没上过路。但是它们也没有积灰，因为这些豪华车的主人雇人每周为它们打蜡上光。工人们每两周一次发动引擎，以保证它们不会卡住，并且前后移动车辆，防止轮胎（每套大约值1000英镑）被压坏磨平。 当你实现了毕生的梦想拥有一辆法拉利，一辆像火箭一样快的车，中学生们对它指指点点，超级模特看到它也会尖叫，之后怎么样呢？这就是答案。显然，你也可以在日常交通中驾驶它。呃，不过这是一种非常困扰的经历，你第一次开着它进城就会心惊胆战、饱受煎熬。你得随时保持警惕，小心那些开着便宜车的漫不经心的司机。在开阔道路上，如果你能找到开阔道路的话，隐蔽的测速摄像头和雷达随时威胁着你的驾驶执照。如果你想在某地停车去购物，你闪亮的新车会像磁铁一样吸引年轻人的钥匙、硬币和美工刀。所以最好还是把它藏起来，并且为此支付一笔钱。折磨豪华轿车拥有者的恐惧转化成了豪华轿车保管公司的利润。一家保管公司的老板科林·麦考伊对这种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的行为只是耸耸肩膀，他小小的办公室外停着一排豪华车。“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买它们，”他说，“一个家伙刚来看过他10万英镑的法拉利，他开着车到街区转了一圈，然后送了回来。其他人只是坐在车里，闻闻皮革味，听听收音机。” 从来不开的汽车只是我们为之奋斗、工作、渴望和辛苦赚钱的一切东西的高端代表。我们渴望它们几乎就像渴望食物。我们不断追求更多的世界用无止境的更好、更大、更快、更昂贵的娱乐元素不断刺激着我们的欲望。很遗憾它们偷走了你的生活，并且破坏了生态环境。更遗憾的是，如果最终得到了它们，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它们根本不能实现改善生活的承诺。这是不可避免的吗？心理学家称这个过程为“快乐适应性”。最初，我们从成为一个稀有的、使人印象深刻的家伙——一个法拉利拥有者（或者劳斯莱斯拥有者、路虎拥有者、或者GTI拥有者等等）——中得到巨大的刺激。喔。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新地位带来的翅膀和光环开始消失了。拥有闪光轿车的先生或女士，又开始感觉跟过去那个普通的、渴望的自己一样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购买另外一件身份的象征。为什么不大肆挥霍，买一艘游艇呢？（它们可能是消费至上主义最好的图腾。大多数航海爱好者能够从他们奢侈的游艇中得到两天地道的喜悦：一天是他们买它时，一天是他们卖掉它时。其他日子里只有泊船费。）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拥有了维持愉快、有益的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质条件，所以为什么还要继续渴求更多的东西呢？ 　　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他在第一章中警告我们虚拟生活的危险性）声称，磨练你的制造工具的技能会让你成为石器时代的性感偶像。“这些工具的制造显示了对称性、表面的平整光滑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他说，“它们显然是为了审美原因制造的。在一些考古发掘中他们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这种东西。这是一种炫耀的竞争，好像时尚在洞穴时期就出现了。”米勒相信通常来说艺术是作为一项性魅力得到进化的，因为它显示了制作者的灵巧、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 不过现在，这种本能已经被巧妙地破坏了：我们相信只要在大量生产的名牌货前晃一晃信用卡，就能获得吸引异性的魔力。遗憾的是这种魔力消失得太快了。但这正是我们的浪费系统运行的方式——总是有更先进、更吸引人的现代版手斧替代品，你刚买下你的那一个它们就从生产线末端掉下来。这也有助于解释我们的文化中令人困扰的现状，我们希望每件东西都是时尚和崭新的，而不想要那些坚固耐用、可以维持许多年的东西。 　　事实上所有那些更新、更好的产品总是为漂亮的人所拥有，这对你可怜的新石器时代的大脑更是一种诱惑。使用了一个新的化妆品系列的丽兹·赫莉显得性感迷人，丹尼尔·克雷格在扮演詹姆斯·邦德时酷劲十足地敲打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用多功能手机打电话。我们的头脑倾向于过度认同明星，因为我们是在小型的部落群体中进化的。在新石器时代，如果你认识某人，那么他也认识你。如果你们不相互攻击，很可能就是朋友。我们的头脑至今仍然以这种方式运行——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如此频繁听说的明星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熟人。 人类也是天?的模仿者：这种天赋是我们的物种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远比竞争对手更快地适应变化的环境，在生物进化中脱颖而出。我们遥遥领先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细节的关注。一只黑猩猩能够看着另一只黑猩猩用木棍捅进蚁穴并且模仿这个基本动作，但是只有人类能够精确地复制复杂的技术。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选择模仿的对象。没有理由模仿群体中最愚蠢的家伙，除非只是为了制造喜剧效果。所以我们进化为模仿所看到的最成功的人的习惯、癖好和着装，希望模仿能够将自己提升到他们的阶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迫切地追求在物质上与我们这个地球村中上流社会的明星保持一致。 明星效应也有阴暗的一面。我们如此渴望成为部落中上层精英的一分子，所以在被冷落时会感到持续的焦虑。受冷落令我们难以忍受，以至于我们的智力会下降。通过让学生们痛苦地感到被排斥，一系列试验证明了这一点（心理学家们一定觉得这非常有趣）。凯斯西储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博士让本科生会见一组富有魅力的陌生人，让他们从中选出两名他们愿意与之共同完成某个项目的人。但是接下来学生们被告之，对不起，陌生人并没有选中他们。在几个小时中被拒绝的学生的智商直线下降了四分之一。他们的侵略性也增强了。鲍迈斯特称他的试验揭示了部落的排斥如何干扰我们的自制力。“这沉重地打击了我们进行复杂推理的能力，”他说，“你可能会做蠢事。”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明星群体之外，令我们更沉默、更坚定地买东西——因为明星赞赏它们，而我们如此绝望地想要那些明星爱我们。 这一切引导我们创造了一个被众多新奇、昙花一现的小东西包围的世界，它们的寿命像蜉蝣一样短暂，以至于我们与之建立联系的能力失陷了。我们只好把它们成为“那些东西”。便宜的东西通常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烦恼，但是它们只能短暂地满足我们的购买欲。不久之前，我的朋友凯提议星期天下午去喝咖啡。但是如果我不介意，我们先路过一趟市中心，她有一些小事情要办。我们去了五家商店，从schminky时装店到迷宫般的百货商店。每一次凯都从手袋中拿出一样东西，告诉店员：“我昨天买了这个，但是我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它。我能退货吗？”每一次，店员都微笑着，收回那件唇膏、衬衫、内衣或别的东西，给她一张赊欠凭证。凯很高兴，她将来可以用这张凭证购买别的东西，然后意识到她并不需要它们。“周六你一定去疯狂购物了。”我对她说。哦不，她回答道，她每天都在疯狂购物。凯说自己是个聪明的顾客，通晓现代购物生活的所有方法和诡计。但是这些行为在我看来非常奇怪。 第四章 工作足够了 　　第四章 工作足够了 　　当新闻报道说，查尔斯·马特尔的小奶酪公司生产的一种名不见经传的乳制品将在电影《超级无敌掌门狗：人兔的诅咒》中成为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威人士纷纷预测他的公司将大踏步跨入乳制品企业巨头的行列，投资购买更多的机器、雇用更多的工人，从电影在全球的热播中捞取好处。毕竟，很多大品牌每年花费数百万英镑，就是为了在电影中获得这样的一席之地。当上一部《超级无敌掌门狗》电影中爱吃奶酪的沃里斯和格洛米特让温斯利代干酪家喻户晓时，这种奶酪的销量增加了四倍。但是61岁的马特尔却没有类似的计划，无论是对他独一无二的特制奶酪“发臭的主教”，还是对他手工作坊式的公司。 甚至在影片2006年上映之前，《超级无敌掌门狗》的影迷就开始热衷于这种奶酪，订单数量翻了五番。“我只是农场里一个做奶酪的老人，埋头干活，远离麻烦。”马特尔顽皮地说。“两个女孩和我一起做奶酪，我们每天生产120磅发臭的主教。对大工厂来说这点产量微不足道。我们是个小农场，我也不想变大。”他用轻松、亲切的语气说。他甚至拒绝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配货订单。“我说‘不可能’。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生产那么多，另一方面在那种地方销售我们的产品也不是我想要的。” 电影上映一年多以后，需求仍然旺盛，他每周只能完成五分之一的订单。“我不喜欢让顾客失望，但是我宁愿每天结束时知道它们都卖完了，然后我会更努力地工作。”他说。在马特尔的世界里真诚比增长更加重要，对他来说世界的中心就是他在格洛斯特郡的小农场。“我们在这儿非常快乐。我们不能扩张，没有地方了。如果再雇一个人来做奶酪，我们让他把车停在哪儿呢？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一次只能穿一件衣服，开一辆车。我也不想出名。”他说。 马特尔长得有点像哈里森·福特，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灰胡子，不过他开一辆旧路虎汽车，业余时间在网上给一种稀有的苹果树写种植指南。他1972年在拍卖会上买下了被遗弃的月桂农场，农场位于格洛斯特以北15英里的迪莫克，当时无人问津。不过，他追求的并不是利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辛勤劳动——他被另一种激情所驱使。他从大学退学，想要实现童年的梦想，挽救一种古老的英国家畜——一种称为“老格洛斯特”的深色奶牛，使之免于灭绝。马特尔对这个物种的迷恋起源于祖母送给他的一本介绍传统家畜的书。“书里有这些神秘的黑色奶牛的图片，我想我当时就被它们吸引了。我对农场的渴望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他说。 当他买下月桂农场时，他打算养老格洛斯特牛和做奶酪。但是他发现，老格洛斯特牛的牧群刚刚被卖掉，分散到各地了。“当时全世界只有68头。我拜访了所有买下这种奶牛的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饲养协会。我是第一秘书，当选过两次主席。”马特尔说。他从30年代地方委员会散发的传单上学会了做奶酪的基本知识。发臭的主教还包含了另一件他热衷的事情——当地的果园。这个名字来自马特尔用来酿果酒的一种梨，奶酪被浸泡在这种酒中，覆上一层水果香味的外皮。这种梨的名字则来自种植它的人——一位主教先生，他糟糕的个人卫生使他成了传奇人物。马特尔聪明地取得了这个名字的使用权。 他说他对现在农场的收入非常满意。“我并不富有，”他说，“但是如果我需要钱，我就去挣。否则我们靠现在的收入就生活得很好了。我不是说一定要生活节俭，但钱对我就像甜布丁。我本来就爱吃甜食，再加上一个帮忙的会毁掉我的牙齿的。”感谢马特尔保护物种的努力，英国这种桃花心木色的奶牛的数量增加到了500多头。牧群一定还会继续扩张。还要感谢英国的中产阶级重新发现了发源于本地的传统食品的魅力。不过，我怀疑你不会看到马特尔试图从这个额外的增长机会中谋取利润。 许多企业家会嘲笑马特尔，因为他天真地放弃了发大财的机会。他获得巨额财富的机会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令人兴奋的生活方式：企业成长、巨头早餐会、商业活动、银行会议、焦急的投资者、税务顾问、人力资源事务，以及其他无数的任务，让他远离他的奶牛、奶酪和果园。马特尔这样的英国人是罕见的，他拒绝了一种过度繁忙的生活方式，即使那能够带来镀金的“成功”前景。英国人比其他任何欧盟国家的人工作时间都长——平均每周42小时。这包括了数百万个不拿报酬的加班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假期在欧洲国家中已经是最短的，我们还是放弃了许多带薪休假的机会。 然后我们死去。每周工作41小时以上的人患高血压的几率要显著高于每周工作不足41小时的人。向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提交的一份预测，由于过度工作的压力，到2027年将有60%的中年人患有高血压。日语中有一个单词用来描述慢性劳累过度导致的?脏病突发死亡：过劳死（Kiroshi）。在英语中，我们也有一个新单词，形容疲劳造成的行尸走肉的状态：赖工（presenteeism）。这是指人们在办公桌前虚度光阴，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他们太累、压力太大、缺乏刺激、心烦意乱或者意志消沉。这比徒劳还要糟：我们工作中造成的五分之一的碳排放来自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如果我们不能生产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可以待在家里。 第四章 工作足够了 　　第四章 工作足够了 　　当新闻报道说，查尔斯·马特尔的小奶酪公司生产的一种名不见经传的乳制品将在电影《超级无敌掌门狗：人兔的诅咒》中成为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威人士纷纷预测他的公司将大踏步跨入乳制品企业巨头的行列，投资购买更多的机器、雇用更多的工人，从电影在全球的热播中捞取好处。毕竟，很多大品牌每年花费数百万英镑，就是为了在电影中获得这样的一席之地。当上一部《超级无敌掌门狗》电影中爱吃奶酪的沃里斯和格洛米特让温斯利代干酪家喻户晓时，这种奶酪的销量增加了四倍。但是61岁的马特尔却没有类似的计划，无论是对他独一无二的特制奶酪“发臭的主教”，还是对他手工作坊式的公司。 甚至在影片2006年上映之前，《超级无敌掌门狗》的影迷就开始热衷于这种奶酪，订单数量翻了五番。“我只是农场里一个做奶酪的老人，埋头干活，远离麻烦。”马特尔顽皮地说。“两个女孩和我一起做奶酪，我们每天生产120磅发臭的主教。对大工厂来说这点产量微不足道。我们是个小农场，我也不想变大。”他用轻松、亲切的语气说。他甚至拒绝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配货订单。“我说‘不可能’。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生产那么多，另一方面在那种地方销售我们的产品也不是我想要的。” 电影上映一年多以后，需求仍然旺盛，他每周只能完成五分之一的订单。“我不喜欢让顾客失望，但是我宁愿每天结束时知道它们都卖完了，然后我会更努力地工作。”他说。在马特尔的世界里真诚比增长更加重要，对他来说世界的中心就是他在格洛斯特郡的小农场。“我们在这儿非常快乐。我们不能扩张，没有地方了。如果再雇一个人来做奶酪，我们让他把车停在哪儿呢？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一次只能穿一件衣服，开一辆车。我也不想出名。”他说。 马特尔长得有点像哈里森·福特，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灰胡子，不过他开一辆旧路虎汽车，业余时间在网上给一种稀有的苹果树写种植指南。他1972年在拍卖会上买下了被遗弃的月桂农场，农场位于格洛斯特以北15英里的迪莫克，当时无人问津。不过，他追求的并不是利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辛勤劳动——他被另一种激情所驱使。他从大学退学，想要实现童年的梦想，挽救一种古老的英国家畜——一种称为“老格洛斯特”的深色奶牛，使之免于灭绝。马特尔对这个物种的迷恋起源于祖母送给他的一本介绍传统家畜的书。“书里有这些神秘的黑色奶牛的图片，我想我当时就被它们吸引了。我对农场的渴望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他说。 当他买下月桂农场时，他打算养老格洛斯特牛和做奶酪。但是他发现，老格洛斯特牛的牧群刚刚被卖掉，分散到各地了。“当时全世界只有68头。我拜访了所有买下这种奶牛的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饲养协会。我是第一秘书，当选过两次主席。”马特尔说。他从30年代地方委员会散发的传单上学会了做奶酪的基本知识。发臭的主教还包含了另一件他热衷的事情——当地的果园。这个名字来自马特尔用来酿果酒的一种梨，奶酪被浸泡在这种酒中，覆上一层水果香味的外皮。这种梨的名字则来自种植它的人——一位主教先生，他糟糕的个人卫生使他成了传奇人物。马特尔聪明地取得了这个名字的使用权。 他说他对现在农场的收入非常满意。“我并不富有，”他说，“但是如果我需要钱，我就去挣。否则我们靠现在的收入就生活得很好了。我不是说一定要生活节俭，但钱对我就像甜布丁。我本来就爱吃甜食，再加上一个帮忙的会毁掉我的牙齿的。”感谢马特尔保护物种的努力，英国这种桃花心木色的奶牛的数量增加到了500多头。牧群一定还会继续扩张。还要感谢英国的中产阶级重新发现了发源于本地的传统食品的魅力。不过，我怀疑你不会看到马特尔试图从这个额外的增长机会中谋取利润。 许多企业家会嘲笑马特尔，因为他天真地放弃了发大财的机会。他获得巨额财富的机会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令人兴奋的生活方式：企业成长、巨头早餐会、商业活动、银行会议、焦急的投资者、税务顾问、人力资源事务，以及其他无数的任务，让他远离他的奶牛、奶酪和果园。马特尔这样的英国人是罕见的，他拒绝了一种过度繁忙的生活方式，即使那能够带来镀金的“成功”前景。英国人比其他任何欧盟国家的人工作时间都长——平均每周42小时。这包括了数百万个不拿报酬的加班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假期在欧洲国家中已经是最短的，我们还是放弃了许多带薪休假的机会。 然后我们死去。每周工作41小时以上的人患高血压的几率要显著高于每周工作不足41小时的人。向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提交的一份报告预测，由于过度工作的压力，到2027年将有60%的中年人患有高血压。日语中有一个单词用来描述慢性劳累过度导致的?脏病突发死亡：过劳死（Kiroshi）。在英语中，我们也有一个新单词，形容疲劳造成的行尸走肉的状态：赖工（presenteeism）。这是指人们在办公桌前虚度光阴，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他们太累、压力太大、缺乏刺激、心烦意乱或者意志消沉。这比徒劳还要糟：我们工作中造成的五分之一的碳排放来自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如果我们不能生产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可以待在家里。 第五章 选择足够了 　　第五章 选择足够了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新的选择总能给我们提供新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它们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些虚构的安慰，避免让我们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那就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比我们所幻想的要有限得多。举个例子，在摄影界，自然科学和市场营销的发展已经可以让我们像专业摄影师一样操作，而在以前，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专业和业余的摄影师之间有着实质的差别。在19世纪70年代，如果你想在假日的旅行中拍摄一些照片，你就得准备好马车去托运一台照相机，它就像现在的微波炉那么大，还需要一顶遮光的帐篷，小心翼翼地等待玻璃板上的乳剂缓慢地乳化，从而捕捉到你的图像。这种方法受到相当大的局限。难怪那个时代拍摄的所有照片上的人都正襟危坐，而不可能有哪张照片拍下了“我的小儿子正在踩踏他妹妹的沙堡”。 胶卷的兴起使摄影业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飞速进展。在1888年，柯达相机将摄影业推向大众化，它轻巧并且方便携带，可以将100张底片提前装入相机中并能拿在手上进行拍摄。这款相机当时的售价是25美元，广告是这样说的：“你只需按下快门，其余的我来做。”欢迎来到家庭快照的时代。但这时照相仍然不是很方便，因为人们需要至少花费十倍以上的价钱把相机送回厂里去冲印和换胶卷。在1900年，柯达推出了另一款业余摄影迷的首选——价值一美元的盒式布朗尼（Box Brownie）相机。转眼间，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家庭相册了。再后来，也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高科技为我们带来了彩色胶卷（是的，又是柯达）。直到20世纪90年代，第一台数码相机问世了，虽然最初最初高昂的价格限制了其使用者只能是专业人士。自那以后，这项技术变得越来越廉价和易于掌握。 感谢高科技，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为如何选择“正确的”相机而困扰的日子应该结束了。现在出售的这些闪着金属光芒的方盒子都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按下快门就可以拍摄出可供下载打印的照片。与其纠缠于这些产品之间细微的差别并且为其付出不菲的代价，我们还不如把时间、精力和热情用于寻找上镜的风景，把它们定格下来，与朋友们分享或是日后欣赏追忆。 类似的技术性进展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以往大多数工具所带来的不便。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比以前多得多的选择、工具和生活方式的新概念。我们热切地购买产品，但从来不使用它们的附加功能。有一项研究表明，将近百分之六十的成年人只了解新设备一半的功能，因为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愿意拨冗去阅读说明书。但也许这是务实而非懒惰：另一项调查发现，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手机用户只使用手机的四项功能：打电话、发短信、闹钟以及照相。其余的都是技术噱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甚至不清楚我们的手机是否能拍照。 从理论上来讲，消费者复杂的心理应该是受自然因素限制的：《产品和品牌管理杂志》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提供更多的功能并不能提高顾客满意度。手机只要拥有三项功能就足够了，如果功能超过了七个，则可能会造成顾客的焦虑心理，并且产生反作用。德国有一个成语叫做“艰难的选择”（die Qual der Wahl）。心理学家说，虽然顾客最初可能被整套的选择吸引，但最终他们会因过于困惑而最终失望地选择放弃。 有一个试验常常被提起。两位教授，马克·莱普（Mark Lepper）和希纳·杨格尔（Sheena Iyengar）在一家超市里摆放了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放了24瓶果酱，另一张上只放了6瓶，并向顾客们发放了优惠卷。结果是：在放有24瓶果酱的桌子前，只有3%的人会购买，而30%的人在另一张桌子前购买了果酱。 同样，瑞士消费者研究人员托马斯·鲁道夫（Thomas Rudolph）和马库斯·施维泽（Marcus Schweizer）说：顾客的困惑可能导致销量下降。他们称他们的研究表明，甚至在选择购买厕纸时，人们也会害怕犯错误，他们不喜欢尝试决定什么产品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这只是厕纸而已，顾客还能希望用它来做什么呢？但是与此同时，尽管心理学家们提出了种种警告，商家还是不断地推出更多的选择。 　　所有的这一切可以解释为什么柜台上会有成千上万种类型的洗涤用品。如果你渴了，有27个不同品种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供你选择。推销这些嘶嘶冒泡的碳酸饮料的方法花样繁多。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消费者会在柜台前花费40秒时间来选择饮品，而7年前却只要花费25秒。面对那么多商品所造成的混乱场面，许多顾客宁愿选择高价位的商品，他们寄希望于花费得越多，得到的也越多。比如牛仔裤，无论牛仔布料最初是多么的粗糙、廉价，并且绝大数的牛仔裤都来自同一家血汗工厂，但是消费者还是愿意花费超过100镑来购买一条“高档”的裤子，因为他们认为高价位也许可以确保这条裤子在成千上万条裤子中相对较好，这样可以使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安全感。 在我们为这些微不足道的选择困扰的同时，我们也许会经不起诱惑去购买一些其他商品，无论是在商店还是在网络上，都会出现所谓的Wilting现象（“我在找什么？”的缩写）。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互联网用户将上网时间的近三分之一——相当于每两星期一个工作日——用于随机浏览网页。研究者说购物网站是最主要的浏览对象，他们警告说：“尽管人们最初都是有目的地登录这些网站的，但由于过多的选项使他们受到干扰，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目的，而花费数小时漫无目的地寻找。” 在小工具的销售中，另一个造成选择过多的错误的理由是：那些本应坚固耐用的商品的寿命越来越短。通过不断地推出加入各种特殊功能的“限量版”商品，市场营销人员在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中植入了一种饥饿感，尽管我们周围世界的丰裕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第一世界的焦虑”驱使富有的女人们在发售首日争先恐后地去购买某件明星代言的时装。 通过不断增加商品选择，制造商随时准备用新一代产品取代旧的。很快这些通过科技进步和资源消耗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被扔到了垃圾场，通过某种耗费能源的过程被回收再利用，或者被藏到橱柜的后排，以免一件去年的商品让我们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过时的人。 第六章 快乐足够了 　　第六章 快乐足够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即使是自我改善运动的反对者仍然在鼓励人们寻找快乐，他们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但目标仍然是：寻找更快乐的自己。似乎你一旦跳上了追求快乐的旋转木马，你就很难再跳下来了，因为它承诺的前景实在太诱人了。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禁忌，那就是如果你拒绝追求更快乐，那就背离了我们西方的文化传统，所以你不能这样做。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以头撞墙，这个墙的名字叫“更快乐”。人类的进化史清晰地显示，追求更多快乐的想法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下。我们进化的路线显示，造物主在造我们的时候并没有把快乐安置其中，快乐并不像一块房间里的地毯，当你把不快乐用吸尘器都吸走后，剩下的就全都是快乐了。快乐不能超过一定的度，否则它就变成了有着奇特相貌虫子的下颚骨，显得不协调，而且怪异。 我们也不能说更多的快乐是不证自明好东西。心理学家在1922年对1216个儿童的成长经历进行了记录，结果发现，那些最快乐的孩子要比那些不快乐的孩子寿命短，那些小时候明显快乐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容易饮酒、抽烟和冒险，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乐观的性格使他们容易低估危险。精神病医生推论说：“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性格有利于人们积极地面对短期的危机和困扰，但是长期来看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它们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有益的。” 一个枯燥无味的事实是，快乐是我们人类适应进化的产物，它能够使我们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恰当的行为，从而能够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快乐能帮助我们趋利避害。同样的，那些不太让人愉快然而必须接受的情绪，如厌倦、沮丧、悲伤以及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也有这种趋利避害的作用。这些情绪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恰当的行为，从而使我们的生存境况变得乐观，有地方住，有饭吃。人类能够感受到快乐，但是一些低等生物，比如海鞘，就没有这种能力。人类会感到厌倦，沮丧和悲伤，海鞘也感受不到。因此，遗传学家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说：“生物的一切特性都可以找到进化论的原因。”假如我们感受到一种情绪，那是因为进化的需要使然，它肯定是有用的。人们试图拒绝某些本性，或者想用别的东西替换它们，那就像禅宗里所讲的一个一丝不挂的人试图脱掉自己的外衣一样无济于事。 负面情绪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寻找负面情绪的积极价值和意义，看上去就像炼金术士炼金一样不合时宜。但是很久以来人们就已经知道，适当的悲观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郁闷的现实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活给我们捧出的不光是美酒，更大量的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保持一种苛责的悲观的视角，能够提高我们对未来的预见性，而那些乐观主义者往往以歪曲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成功、境遇以及让人快乐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同时，适度的疑心病也是有益健康的，我们天生就会时时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要防备被感染的食物以及各种传染病。 数百万年以来，正是凭借郁闷和忧郁症这些负面情绪在进化方面的优势，我们穴居时代的祖先才得以生存和繁衍下来，而不像他们快乐的邻居那样早早夭折。如果你总是感到很快乐，你就不会去努力寻求改变，那就会停止进化。那些石器时代的人们如果总是保持着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状态，天天懒懒洋洋地咧着嘴微笑，什么都不想，那时他们的伤口可能已经感染化脓了，庄稼可能被毁了，甚至孩子都会被熊吃了。但是假如你不是这样乐观的话，你就会想办法努力改造自己并且改造世界。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伦道夫·耐希（Randolph Nesse）指出，忧郁不仅有利于人类进化，它对于现代人也是有益的。当我们感到忧郁的时候，我们会停止手中正在进行的一切，重新思考，这是非常健康和有益的。如果生活中确实发生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比如工作变动或者关系破裂等等，我们感到难过和忧虑，这时我们会放慢生活的脚步，重新思考和评价自己做事的方式，并进行调整和改变。但是现在的医生不是这样做的，他们越来越喜欢用药物来对付抑郁，而不是给人们安慰和时间去恢复内心的平静。《普通精神病学》（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他们在对8000名被确诊为抑郁症患者的调查中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抑郁，而是刚刚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比如丧失亲人，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去医治伤痛，而不是那些跨国公司生产的越来越多的抗抑郁的化学药品。 减轻抑郁还会有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假如那些天性胆?和悲观的人因为服用抗抑郁的百忧解（一种常见的抗抑郁药物——译者注）而变得不那么胆怯和悲观，整个社会的结构都会被扭曲，金融市场也会走向崩溃。不会有一个大企业因为胆怯而臭名昭著，但是企业确实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竞争的压力和焦虑，它们需要不断地为自己打气，假如有人给他们开了抗抑郁的药品，他们可能会因此变得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他们会更大胆，更有侵略性，更加无所顾忌。百忧解之类的抗抑郁药提高了人的荷尔蒙血清素分泌水平，这会增强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渴望和迷恋。调查显示，猴群中猴王的血清素水平是普通猴子的两倍。假如猴王失去了它的王者地位，它的血清素水平会急速下降。任何一支普通的猴子如果服用了抗抑郁药品，都会因为血清素水平上升而渴望成为猴群中的领袖。因此可以推断，在那些竞争压力很大的工作环境中，那些抗抑郁药的瘾君子们会因为都想成为领袖人物而相互倾轧，使职场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第七章 增长足够了 　　第七章 增长足够了 　　“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如果将人类的进化史比作一辆行驶中的汽车，这是来自后座上永久不变的回声。我们就像汽车后座上急躁不安的孩子，古老的天性不断提出同样重复性的问题：我们足够快乐吗？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吗？我们足够忙碌、吃得足够多，或是更普遍地说，我们足够富裕吗？如果20世纪经济学界的圣人，梅纳德·凯恩斯爵士（Lord Maynard Keynes）坐在驾驶座上，他会转过身来，也许会有点暴躁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到了，下车欣赏风景吧。” 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经济学失效的状况下帮助解决了英国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他会对今天的西方世界说：“财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让我们享受生活吧。”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凯恩斯曾预言经济的增长将会走上一条金光大道，通往一个他在文章《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中所描述的自由世界。他的目标并不夸张，但鞭辟入里：凯恩斯预言在三代的时间内（也就是说，刚好是现在），“经济问题”将得到解决。凯恩斯认为，经济问题不过是如何分配稀缺资源，使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与基本的欲望。他认为，一旦我们通过历史性的一点，人类将最终能够自由地挖掘自身的巨大潜力，并且在艺术、文化方面蓬勃发展，享受美和友谊等生命的精华。 对于凯恩斯来说，经济是一个肮脏的游戏，商业的收入和支出是一种污秽的负担，人类应该尽早摆脱它。凯恩斯预言道：“一旦我们驶出经济需要的隧道，来到日光之下，我们将回归宗教或者传统道德中那些最确定和必然的原则——贪婪是邪恶的，放高利贷是罪恶的，对金钱的贪恋亦是可憎的……我们应该将结果看得比手段更重要，将有益看得比有用更重要。我们应该尊敬那些教会我们如何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过得有意义的人。” 　　战后螺旋式迅速增长的消费对制造商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不一定有益于人类或者整个地球。20世纪70年代一波新思潮浮出水面，指出了限制我们指数级的增长的必要性。 最著名的例子是两本著作，E.E.舒马赫（E.E Schumacher）的《小即是美：以人为念的经济学》（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和高级咨询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后者挑战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定之一——地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供给是无限的，能够满足我们持续增长的经济繁荣所需的一切。自从这本书出版后，我们日益意识到我们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永恒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每一次我们获取和消费都有可能使我们子孙的世界变得更糟。到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太阳报》也指派了自己的绿色通讯员。如今最乐观的西方消费者的良心也会经常被对生态破坏的认识所刺痛。那么，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呢？为什么当我们知道这样做可能造成灾祸，我们的文化仍然要求我们继续增长、奋斗、生产和消费更多呢？ 经济科学长期以来都试图解释增长背后的压力。最早的尝试之一是萨伊定律，它从根本上判定是供应创造了需求。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19世纪初系统地阐述了这个理论，工业革命早期，煤炭能源的使用明显地推动了欧洲许多采煤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过来，这些国家在购买铁制品上花费了更多的金钱，这意味着需要生产的铁制品，也意味着需要使用更多的煤炭。萨伊定律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在拥有一些闲钱时会购置那么多不需要的商品，以及为什么当电费很便宜时我们会点亮过多的电灯。 但是这仅仅描述了表面上的人类的行为，而没有解释深层次的动机。当然，萨伊先生没有MRI扫描仪，不能观察人类大脑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现如今，多亏了扫描器，我们开始了解我们的社会如何一边过度刺激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的渴望回路，一边规避我们大脑的更谨慎和更警觉的高级思维。我们被卡在这两种思维之间，往往更高级的思维会被粗暴地否认。 第八章 永远不够 　　克莱尔·格兰特指着她厨房窗外花园里的树木问我：“你看到了什么？”嗯。“树。”我回答道。不完全是。“如果你在寻找小鸟，那么你也会看到鸟，”克莱尔说，“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怀有感激的心情，你会看到令你感激的事物。”这位29岁的网页师住在肯特郡坦布里奇韦尔斯一间梦幻般的维多利亚式公寓里，她写的每日感恩博客拥有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读者，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和西班牙文，甚至为她在Saga杂志读者投票选出的全世界最聪明的50个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位年轻的女博客作者受到英国60岁以上人群的赞誉，这件事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这个名单中还选择了BBC著名广播员约翰·汉弗莱这样的人。”她说。但是格兰特身上有某些超越聪明的品质。她努力在这个不断要求更多的世界中证明自己的内心，尽管消费社会嘲笑她的方法是多么蠢笨。我见到她的那个星期，她的网站“三件美好的事物”的总访问次数达到了10万次。但是尽管她的网站在电子世界中受到追捧，实际中西方文化已经将感恩的精神削弱成了一种社交礼仪。 我们的世界使我们不知感恩，一味地盯着生活中无穷无尽的我们尚未拥有的东西。这将我们的目的感紧紧钉在追求更多的东西上，获得这些东西只能带来短暂的刺激，接着我们发现它们已经过时了，把它们丢在一边，继续开始下一轮的追求。当我们灵魂的感恩之井像这样被封死，我们就失去了从周围的富足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学者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他的《沉思录》中提出了这样的警示：“不要沉溺于对那些你没有的东西的幻想，清点你确实有幸拥有的东西，并且满怀感激地想起，如果你它们不属于你，你将多么渴望得到它们。”这将使我们不再沉溺于盲目的奋斗。 心理学研究揭示，感恩永远不够，它是帮助我们获得持续的满足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感恩改善我们生活的方式是新的消费品做不到的。事实上，对于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怎么感恩都不为过。与其他被忽视的特质，比如奉献、期望、专注一起，感恩以一种有科学依据的方式托起了我们灵魂的救生圈。我们对大脑永不停止的渴望可能还没有进化出一个关闭按钮，但是这些更先进的精神状态能够缓和我们的需求。它们也有助于探索我们形而上的禁忌问题——在购物、工作、获取和地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 在记录了一年的感恩日志之后，格兰特在2004年5月开设了她的博客。“我开始记录这些日志是因为想当个作家，听说坚持写日记很重要，”她说，“但是坚持写日记好像很悲惨，所以我想我可以用感恩来代替。”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第一次发现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