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与学生运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反 (豆瓣 南方周末小组) - 论文

阿多诺与学生运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反 (豆瓣 南方周末小组) - 阿多诺与学生运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反 (豆瓣 南方周末小组) - 论文 关键字:理论 现实 德国 运动 政治 学生 社会 研究所 学运 回信 德国的六八学生运动，其实是一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弑父”。法兰克福学派在这运动里，曾演出过一场悲伤的剧码。[文/研究员 Tsai hinghua] 当时领导运动的学生组织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 Szialistishe Deutshe Studentenbund，简称SDS)声势正大，法兰克福的SDS 领导人叫克拉尔(Hans-J rgen Krahl)，1965 年他找了狄奧多 阿多诺(Thedr . Adrn)指导，写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的论文，然而就在1969 年1 月7 日，他带领着学生冲进了社会研究所，占领了阿多诺与哈贝马斯(J rgen Haberas)的课堂，视他们为压迫者的一份子。后来教师们叫来了警察，拘捕了占领教室的学生，阿多诺且在当年7 月18 日出庭成为审判克拉尔的证人。 一生没有停止过批判警察国家、监控国家的阿多诺，这次站在警察那一边。 1969 年2 月14 日，阿多诺写信给人在美国的赫伯特 马库色(Herbert aruse)，邀请他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并在信中抱怨学运的“可怕”，他告诉“亲爱的赫伯特”，为免有什么不实的、加油添醋的谣言传到那里，他必须直接告诉马库色现场情况;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话，读来颇有画蛇添足之感，显然阿多诺自己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将遭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因而他必须先对马库色打预防针。 然而预防针不起作用。1969 年4 月5 日，马库色从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回信给“亲爱的泰迪”，说他听到的消息跟阿多诺的来信确实全然不同。他指责阿多诺站在警察那里压制了学生运动，且说，“我站在学生那边”。他说如果学生只是抗议，占领教室静坐示威，而不涉及暴力攻击，阿多诺实在没有理由报警。当时在加州他也必须面对频繁的学运。但是，他并不愿警方介入大学事务。他告诉阿多诺:“这些学生都是受我们的理论影响(且不只是受你影响)。对此我引以自豪，且愿意接受这弑父，即使有时那真的很痛。„„(学生们)只是无法再忍受了、快窒息了，而希望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这新鲜空气绝不是‘左派法西斯主义’～那是我们(至少我)某天也希望呼吸到的新鲜空气„„” 而左派法西斯主义，正是哈贝马斯送给学运的帽子。马库色说这个词本身就是形容词的矛盾(ntraditi in adjet)，因为在德国历史里左派与法西斯是誓不两立的。他且明确指出，如果反对学生运动，就是“显然站在支持越南的屠杀的那个世界那边”。马库色说了非常重的话，且坚持如果他没有在法兰克福对运动的学生说话，他就拒绝阿多诺的邀约。 5 月5 日，阿多诺回信给马库色，说他的指责“在我身上发生难以估计的作用，且——与你一样诚实地说——伤害了我。”阿多诺解释，他必须为了社会研究所的利益着想，“我们共有的老研究所啊，赫伯特”。而这间研究所是独立机构，并不受大学保护，因此重担便落在阿多诺身上，他因而必须趁事态不严重时阻止;而警察也不应被妖魔化，“警察对学生所作的，比学生对我作的还要宽大的多”。他也承认马库色对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但是他否认在他的课堂上发生的事是某种与理论有关的实践。阿多诺继续说，也许左派法西斯真是形容词的矛盾，“然而你是辩証法研究者，不是吗,”这种内在性的背反与矛盾也许真存在着，而将左派给推到了相反面去。阿多诺说他所见证的一切都显示了学运与法西斯共享着“未经思考的暴力”。他进而告诉马库色，如果你要来跟学生会谈，好，请以自己的身分来，社会研究所将置身事外。 6 月4 日，马库色回信，他说:“你写着为了研究所的利益，还强调了，‘我们共有的老研究所啊，赫伯特’。不，泰迪，学生进入的那里，已经那不是我们的老研究所了，你跟我一样都知道，三零年代时的研究所跟今天所作的研究有多大的不同。„„你知道我们在拒绝任何未经中介就把理论政治化上，立场一致。可是我们的(旧有的)理论有其内在的政治内涵，那是内在的政治动力，以迫使我们在今天必须要采取具体的政治立场——甚至急迫于从前。” 他强调如果真要保存这老研究所，就必须体认新现实，而后在这现实上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那种关系将逼迫著理论者去采取政治位置——不同于 三零年代的、能因应新现实的政治姿态。不能使理论无视于现实，而马库色所看到的现实，应当 就是现实的急迫性已从三零年代的法西斯政权转向了资本主义——科技化世界的宰制性了(或者他命名为“布尔乔亚民主”的世界)。 6 月19 日，阿多诺再次回信。他解释了为什么要报警，因为当时学生们已经估计了那情况将逼使教师们非报警不可，才冲进来的。换句话说克拉尔是有意地希望被警方逮捕，用意是凝聚学生的向心力，“如果你也在场，你也会这么做”，阿多诺说，因为现场确实有暴力发生的可能。另外他也解释，社会研究所所作的经验研究，并未背离理论，他、霍克海默(ax Hrkheier)等等成员都还是关心著三零年代他们思考过的社会理论。他再次强调他并不认为德国学运是一种社会改革或具有改革的力量，因为学运的逻辑与法西斯主义是共通的。马库色于7 月21 日回信说，他认为学运绝对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因为那是“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去切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根基、反对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党羽、其文化及其德性”，他并怒指，霍克海默在接受《明镜》(Der Spiegel)访谈时竟攻击他对学运的支援，这使得他现在不得不将原来可以私下争辩的议公诸于世。 8 月6 日阿多诺回信说，霍克海默的原意被媒体扭曲;他并不低估学运改变世界的能力，所忧心的只是，学运中所暗含的集权主义残余以及毁灭性的疯狂。而研究所，那个当年仍在纽约时马库色也共事的研究所，确实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研究所了，但阿多诺说，那是因为德国也不一样，成员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捍卫这研究所。他抱怨马库色并不知道当下的德国有多少负面力量正攻击着研究所。 这是最后一封信。阿多诺死于这一天。走出了控诉自己学生的法庭，阿多诺在当天就与妻子离开了德国，不顾医生警告，去瑞士度假，坐在缆车上心脏病发。在回到战后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十年后，在出庭控诉自己的学生的3 个礼拜后，在执笔写完给马库色的信后——秘甚至还来不及打成字，他就过世了。阿多诺死后的6 个月，1970 年2 月14 日，克拉尔——那弑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兰克福被冰雪中打滑的汽车撞上，于二十七岁之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