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作家笔名

闲谈作家笔名 (一)闲谈作家笔名 作家笔名一般以两个字、三个字的居多，如鲁迅先生曾有一百二十来个笔名，其中绝大部分是两个字的，有少量三个字或一个字的。笔者了解的中国现代名作家中，如沈雁冰笔名茅盾，李芾甘笔名巴金，舒庆春笔名老舍，蒋冰之笔名丁玲，赵平复笔名柔石，张光人笔名胡风，张遒莹笔名萧红，除茅盾的本名沈雁冰为大家所熟悉外，另外几位的本名几乎早就销声匿迹了。笔者发现很多人喜欢用两个字的笔名，大概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不仅作者自己写方便，读者也一目了然，好处实在不少。 其实有少数作家采用四个字的笔名，除了那些“XX主人”、“XX山人”、“XX斋主”一眼就看出是笔名的外，也有个别作家采用复姓来取笔名，如曹京平的笔名端木蕻良，茅盾的另一笔名东方未明，巴金的另一笔名欧阳镜蓉等，都是如此。使人看了很容易当作是真实姓名，特别是端木蕻良，他的本名曹京平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呢～ 四个字的笔名，由于我们中国有复姓存在，因此看上去尚不足为奇。但是有一些作家的笔名竟有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的。用五个字笔名的，如柳亚子的“活埋庵主人”，周瘦鹤的“紫罗兰主人”，林纾的“长安卖画翁”等;用六个字笔名的，如陶行知的“不除庭草斋夫”、沈从文的“窄而霉斋主人”等;用七个字笔名的则有章士钊的“支那汉族黄中黄”，孙楷第的“小旋风柴进里人”等。更有甚者，如许啸天的“黄帝子孙之嫡派许则华”，字数多至十个字，大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笔名字数最多的一个了。 作家的笔名，除有时为了斗争和工作的急需，信手掇拾，并无深意外，一般都寄寓着作者的意志、理想和希望。好的笔名，都有自己的特点，或明快、简捷，或激越、响亮，或深邃、含蓄;那种字数虽多而涵义浅陋、陈迂的笔名，虽然偶尔出现于文坛，然而究竟步尘者寡。在今天，只是成为历史的趣谈罢了。 (二)奇妙的“巧合” 世界上的确存在奇妙的巧合，作家笔名、别号的重出，就是一种奇妙的现象。一代文宗鲁迅，青年时代喜文崇武，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时，就有个别号“戎马书生”。并制成一方朱文篆书印章，盖于自己的藏书上。这方印鉴最早见于他一八九八年购买的《徐霞客游记》，并夹有他一九00年冬末阅读此书时的自拟的该书卷目一页，可知此印正是鲁迅在南京军校江南陆师学堂所属矿路学堂求学时所用。表现了鲁迅英勇年少、挥斥方遒的激情。与此巧合，匡代英才郭沫若于二十六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也曾用过“戎马书生”的别号。这个别号为郭好友孙炳文所赠。当时北伐军初起，郭从戎随军从广州出发，孙设宴饯行，奉赠此号，郭一直延用。也刻成一方图章，见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发的、由郭沫若编写的《抗战宣传工作》一书封面上。表现出作者骑在马背上还不忘读书写书、风尘仆仆的紧张的战斗生活。 鲁迅在《晨报附镌》上发表小说《阿Q正传》时，曾用过一个笔名叫“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之意。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王任叔出于景仰鲁迅，立志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借用鲁迅这一笔名作为自己的笔名，这个笔名一出现，就遭到当时上海反动文人的咒骂，他们在“巴人”前冠以王任叔的本姓，把“巴人”写作“王巴人”。四十年代王任叔到南洋，也常用“巴人”的笔名发表文章，竟有人写信质问其为何剽窃鲁迅的笔名来使用。王任叔不因为被这些人指责、诅咒而停止使用这个笔名，反而成为他一生中用得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笔名。解放后摒弃了以往所用的一百多个笔名，干脆就用“巴人”作为自己唯一的笔名一直延用着。可以想见，他对鲁迅爱戴之深。 在文坛上，除鲁迅与郭沫若、鲁迅与王任叔用过同一别号、笔名外，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据笔者所知，沈雁冰和董秋芳都用过“冬芬”的笔名。还有陈独秀和沈雁冰都用过“仲 子”这个笔名，陈独秀用“仲子”是由陈字“仲甫”演化而来，沈雁冰用“仲子”是因沈雁冰曾用过的笔名“仲方”，由此演化而来。另外，楼适夷和李辉英都用过“林莽”的笔名，前者用于三十年代的上海，后者用于五十年代的香港。 要说最有趣的是三个作家同时都用一个相同的笔名，这就是鲁迅、茅盾、宋云彬三位作家同在三十年代都用过“佩韦”这个笔名。“佩韦”的典故出于《韩非子》，其《观行》篇云:“西门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本意是说，西门豹性子急，所以经常佩带柔韧的牛皮，以提醒自己遇事冷静、不可急躁。大约鲁迅、茅盾、宋云彬这三位浙籍作家都很欣赏这个典故，都拿来作为自己的笔名，以勉励自己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