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04

海纳百川 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 中国史地 通史 剑桥 中国秦汉史 04 [英]崔瑞德 鲁惟一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 5章 汉代的灭亡 公元 168年的危机 汉灵帝的统治（公元168—189年）一开始就遇着危机。宦官们感到因前 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丧失了权力，他们拚命地要想夺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 们骄狂自信，反应过于缓慢。 灵帝的选择 公元168年1月25日，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驾崩，无指定的 继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窦后（死于公元172年）被尊为皇太后，这就表明 她有宣布敕令的权力，这时她不过20岁左右。 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应付这种 局势。皇太后秘密地就询于她娘家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在这时就是他的父亲 窦武，死于公元168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条件选择一位皇位候选人。这位 继承人应该是皇家刘氏的男性青年；可从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血裔 中选出一人；因为章帝一系是刘家嫡系宗支。 为了确保候选人获得支持，窦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韪，召集了一 个至少有八人的会议：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团的利益。窦家的代 表有窦武本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儿。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约死于 公元180年），即尊贵的袁家的最资深的代表；官僚阶层的代表是周景（死 于公元168年），此人为太尉，官居百僚之长。宫廷方面的代表为刘儵（死 于公元168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记载，或为郎中，或为侍中。最后一人为 宦者曹节（死于公元181年），在此以前此人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无疑他 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 据记载，是刘儵曾提议以解渎亭第三代侯刘宏继位：他是章帝的玄孙， 其时只有十一、二岁。解渎亭在首都洛阳东北约500英里处，自公元132年 以来解渎亭侯家居此地已36年。刘儵即出身于此地，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议 的原故。解渎亭侯不大可能到过京师，也不大可能与窦武有旧。 刘儵的提议被窦武所接受，后者便据之以上奏皇太后。窦太后同意之后 就发布了一道诏旨，其文曰： 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 之质⋯⋯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① 刘宏即历史上的汉灵帝。曹节——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刘儵随带千余 宦者和先皇禁军被派往解渎奉迎当选嗣君来京师。路上往返约需时半月有 余，其间，即在1月30日，窦武已被他的女儿晋封为大将军。这个职位通常 授与太后家中的长者，但并无军事实权。 ① 《后汉纪》卷二二，第 21叶（第 266—267页）；《后汉书》卷八，第 32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1页。《后汉书》未载此诏令。 也正是在这个君位出缺期间，发生了一些有关已故皇帝的后宫的事件。② 皇太后原来并不得桓帝之宠，她是高级官员们强迫桓帝立为皇后的。桓帝有 九个宠幸贵人，现在当然要听太后的摆布了。她杀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 因两个太监的强烈说情而贷其一死。这八名贵人和后宫其余诸人的命运不得 而知，但她们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几名妃子或许是到了窦武的家中，不 过无论如何，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一些流言就是这样说的。 2月 16日，当选皇帝的扈从到达洛阳城门，在这里遇上了窦武。①窦武 和曹节把这个男童新皇帝介绍给了朝臣，第二天便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 典礼中发布了两道国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时代起即已成为窦武政治斗争中 老盟友的陈蕃（约公元90—168年）被授予太傅之职。其二，陈蕃、窦武和 另一有过光辉经历的政治家胡广（公元91—172年）集体地“参录尚书事”， 因而他们成了摄政上的三驾马车；这在汉代是屡见不鲜的。 权力的争夺 这种种安排似乎对有关各方都是满意的，在 2月余下的日子，3月、4 月、5月及 6月初都无大事可记，只有仪礼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极和 告庙（分别到前汉和后汉宗庙祭告）。 可是，各种相互敌对的力量已分别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响。年轻的皇 帝从解渎带来了他的乳母和几名贴身随侍，这些人被他称为女尚书。这个集 团和宦官们希望得到恩赏和官职，但窦武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显然， 解渎亭集团和宦官们在最初时期比窦武所获更多，因为据说中常侍曹节与上 乳母赵娆求谄于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谏，不 许。”② 可是，窦武和陈蕃所激烈抱怨的关于封赏偏于一方之言，并无事实证据。 我们只知道刘儵的情况，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来被一名宦官侯览（死于 172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这是得到皇帝默许的。①6月10日，新皇帝的祖 父、祖母和父亲都追尊有皇位称号；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渎亭的母亲， 既未迎养于京师，也未给予尊号。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太后插 了一手，因为她不愿意处在一个宫廷内有两位皇太后的尴尬境地。 窦武和陈蕃开始讨论他们所耽心的事，而陈蕃建议采取断然手段。在他 看来，所有宦官应予剿灭。他显然费了一点时间使窦武同意这个，而且 与此同时，后者获准了几起重要的任命来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 亲附被任命为尚书令，并能指望卫戍京师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诚拥护。或 许作为对宦官的一种威胁姿态，他指定在桓帝时代的斗争中一些受过宦官之 害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从。 ② 关于桓帝诸妃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 443页以下；又见本书第 4章开头部分。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28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 第 95页以下。 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 2叶（第 270页）。《后汉书》没有登载陈蕃和窦武在这一阶段中所提的抗议； 它只简单地谈到了陈蕃的所“疾”：《后汉书》卷六六，第 2169页。 ① 《后汉书》（志）卷十三，第 3283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28页）所记日期不对。见《后汉纪》卷二三，第 1叶（第 269页）。 6月 13日日蚀，陈蕃抓住了这个有灾异的征兆催促窦武见机行事。③他 不满解渎亭集团和宦官的势力。窦武决定行动起来：他上疏朝廷请尽诛宦者， 控诉他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绝了斩尽杀绝一切宦官的意 见；反之，她却交出了那两名在年初曾劝阻她不要杀害那八名先帝后宫贵人 的宦官。 现在已经摊了牌，看来窦武在最初占有优势。8月 8日，无疑地是期待 已久的封赏给予了窦武父子、窦武的诸侄、袁逢、曹节以及其他四名因拥立 新帝有功的人。窦武的一个侄子负责统率一部常备军，使站在窦武一边的军 队增加到两部。 但是陈蕃尚未满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压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强烈地上疏指责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览和曹 节，——和解渎亭集团共为叛逆。朝廷为之震动，而太后又一次拒绝交出这 些罪犯。 结果发生了对峙的僵局，窦武也动摇了。熟于灾祥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 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这又是催促着行动起来的讯号。刘瑜 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宦官们说的。太白星之变异大约发生在8月份或10月初。 ①窦武和陈蕃必然已得出结论，即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 此他们想另辟门径试一试。如果宦官们被指控犯有具体罪行，要拘捕他们就 不会很困难。为此目的，窦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进了京师的民政和司法机构， 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为要害部门的黄门令（即宦官的头头）， 因此在宫内取得了立足点。 到了10月底的时候，事情急转直下。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新的黄 门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讯，直到他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 于公元179年）才罢休。这时值得注意的是，窦武和陈蕃显然各有自己的盘 算。陈蕃要立即处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窦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词，免了他 一死。 危机 黄门令山冰马上写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 10月 24—25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这奏疏送进了宫内。不论是窦武也不论是 陈蕃，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事情发生了使他们吃 惊的大转变。当奏疏带进宫内时（无疑地是为了赶上早朝的时间），宦官们 在稍事迟疑之后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份奏疏；他们很震惊，因为要点名拘捕这 么多宦官。于是，有17名宦官对天起誓要诛杀窦武。他们“歃血为盟”，并 向上苍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① 曹节其时已经醒来；他把年轻的皇帝护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一柄 剑，让他的乳母陪伴着他。曹节关闭了宫门之后，强迫尚书台的官员们在刺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29页；《后汉书》卷六六，第 2169页以下；《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2页以下。 ① 关于刘瑜，可看《后汉书》卷五七，第 1855页以下。史籍上关于太白星灾异的日期有不同说法，即《后 汉书》卷六九第 2243页为阴历八月，《后汉书》（志）卷十二第 3258页为阴历六月；《后汉纪》卷二三 第 2叶（第 270页）未说明具体日期。 ① 《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3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4页。 刀尖下起草诏书来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并且特别下令对敌方的黄门令——即 窦武的盟友——处死。 王甫在监牢杀掉了他的对手，并把另一名受过刑的宦官带回宫里。然后， 宦官们突然袭击了皇太后，因为他们显然不信任她。他们收缴了她的玉玺， 并据此命令士兵们守卫两宫和两宫之间的道路；他们因此护住了后方，同时 发布诏旨逮捕窦武。他们也改换了京师民政和司法的两个要害部门的人选。 由于这种结果，可知窦武、陈蕃没有协调好他们的，而且也确实没 有预料到风云如此突变。窦武曾出外值夜，这时为诏书所震惊：诏书是由几 个小时以前仍被关监的那个太监交给他的。他拒绝接奉诏令，便逃到了他的 侄子——即忠于他的那两个步兵营中的一个营中去，坐守到天明。 与此同时，陈蕃也为事件的发展所震惊。他带了80名下属赶赴宫内，不 过，这80人中看来没有职业士兵。②他费了不少劲进入宫廷大院，在那里他 迎面遇上了新的黄门令王甫。接着发生了高声的互相对骂。双方对峙了一会， 不久宦官方面士兵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包围了陈蕃，直到制服了他，然后把 他投入牢狱。那天晚些时候，他在那里被践踏至死。其余80名年轻士兵的命 运不得而知，但显然的是他们和宦官军队之间没有打过仗。 陈蕃和太后的障碍被清除了以后，只剩下窦武一个人。这时，新近奏凯 还朝的边将张奂成了关键人物。①他因带有得胜兵在身边，所以宦官叫他逮捕 窦武。他虽然未卷入前一阶段的冲突，但他现在却与宦官共命运，亲自带兵 去搜捕窦武。黎明，两军相遇于宫门外的城墙边。双方再一次对阵叫骂，都 想诱使对方叛逃。据说由于士兵敬畏宦官，他们开始投向张奂方面。他们一 队一队地投奔过去，快到中午时刻窦武的防线便垮台了。窦武自杀，家属都 被害，其他关键人物都被围捕和被杀害，有些人被株连到家属。值得注意的 是，陈蕃的前后两次对峙都未曾动真刀真枪。 皇太后被幽禁在南宫，三天以后，即 10月28日，那18名宦官因“诛陈 蕃窦武有功”而受到封赏。②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人胡广，因置身事外，即以其 持重而被授予陈蕃所遗的太傅之职。清洗和流放大约进行了若干日，据说死 者“数百人”。③就这样开始了灵帝统治的时代。 ② 《后汉书》卷六六，第 2170页。 ① 《后汉书》卷六五，第 2140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4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29页；《后汉纪》卷二三，第 4 — 5叶（第 271页）。封赏的原由不见于《后汉书》 中。 ③ 《后汉书》（志）卷十三，第 3270页。 灵帝时代（公元 168—189年） 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官的盟友之 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 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 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 时期。 公元 189年 5月的宫廷 在汉灵帝末年，即公元189年5月，宫廷里最令人生畏的两个女人是皇 帝的母亲和妻子，而这两个女人之间又颇生龃龉。当窦武的危机过去以后， 太后被幽禁于南宫，新皇帝马上派人去把他母亲迎到洛阳来住。他在公元169 年初给了她正式的皇家称号，而她作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年）也恢复了 对她儿子的巨大影响。 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年）本为屠夫之女，被买进了后宫； 公元176年她生了她的第一个皇子，名刘辩（公元176—190年）。①这使她 在公元181年被封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嫔也生了一个儿子，她 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稳，所以惊惶万分。这第二个儿子及其母亲王美人（死 于公元181年）便构成了对皇后母子的威胁。因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 废后而立王美人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这第二个儿子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 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做刘协（公元181—234年），意即“此子似我”。 为了先发制人，皇后鸩杀了王美人。但是，这个孩子摆脱了皇后的掌握，而 由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抚养。当愤怒的灵帝准备废黜皇后时，太监 们劝阻了他。② 于是，这两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统。如果是长子继承大位，皇后 就会自动地变成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就使她会在未来年代中继续掌权。如果 是幼子登极，皇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继续过若干年有权有 势的生活。可是事实上，直到他在公元189年5月13日死去的那一天，灵帝 也未能决定究竟立谁为太子，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了起来。 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此人已任票骑将军之职，统率约千余人 的兵力。何皇后则倚仗她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从公元184年 起他即官拜大将军。这个职位使他在国家紧急时拥有政治大权，但没有实际 的兵可带。皇后的另一异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年）也位至车骑将军，官 阶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确实有部队的。① 灵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时不很得人心。他从公元159年起过分依靠宦官， 因而引起当官的和想当官的人的不满；这些人都自视比宦官及其盟友们“清 高”，骂他们为“恶浊下流”。反对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飞来，又发生了几件 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们生死存亡的问题 ① 《后汉书》卷十下，第 449页；《后汉纪》卷二四，第 10叶（第 290页）。 ② 《后汉书》卷十下，第 450页。 ① 关于何进和何苗，见《后汉书》卷八，第 348、354、358页；《后汉书》卷十下，第 447页；《后汉书》 卷六九，第 2246页以下。 上朝廷已被认为无能为力。公元167年，太学的学生们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官 吏们竟然骚动到使朝廷认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担任任何公 职不可。在政治哲学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击当时的秕政。 在灵帝时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进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称 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 192 年）说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公元190年，灵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 说成“无功德”而除了庙号；②至于灵帝，则自始就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个庙 号。他在位期间，至少人们有一次策划要以刘家其他成员来替换他，而且他 必须忍受目睹在中国各地有四个人先后称帝对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年 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年在洛阳本地；一次是公元187年在北方；一次是 公元188年在西部地区）。③公元184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 千百万农民群众相信：汉朝的气数已尽，农民应该拿起武器来推翻汉王朝， 开创一个幸福康乐的新纪元。这就是头裹黄布为号的黄巾军叛乱：它虽早在 公元185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烬，至公元189年5月间犹历历在目。 军事组织 黄巾叛乱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军事组织方面。第一，汉朝有正式常备军五 营，此即公元 168年拒绝援助窦武的那支部队。现在不清楚的是，189年 5 月这支部队是怎样部署的；它可能有几支人马已派往叛军起事的各处。所有 这些叛乱多多少少地无一不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事的结果。 ①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朝廷匆忙地给派往战场平定叛乱的军人创造新的名 号。在那5年战乱期间，有些封号废除了，但在189年5月间还有许多封号 和人物并不适应常备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便是。他的 封号几乎是黄巾起事的消息到达京师的那天给予他的。虽然他在平叛中并未 起过作用，但叛乱平息之后这封号仍未收回。还有一个“票骑将军”的封号 则给予了皇帝母亲的侄子。 车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后的另一个异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 189年 5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将军。其一是册封的后将军表隗（死于 190 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②另外两人为前将军和左将军：他们都被派往帝国 的东部去平叛。这六个将军封号都偏离了常规做法，而且有几种封号自 150 年前的光武复辟战争以后一直未曾启用。它们之得以恢复不仅是对于无休无 止的叛乱的反应，也是为了满足那两位外戚家属成员的野心。 大将军的头衔曾在公元168年给窦武封过短暂的几个月，它倒是屡见不 鲜的事。在何进之前曾有六名官员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 ② 《后汉书》卷九，第 370页；《后汉书》卷七四上，第 2374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903页（雷 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 58—68所载公元 181—220年间的大事记》， [堪培拉，1969]，第 55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34、354、356页；《后汉纪》卷二四，第 4叶（第 285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48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4、356—357页。关于各种将军的封赠和任命，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 （剑桥，1980），第 121页以下。 余都在与宫廷的斗争中死于非命。①显然，有几位大将军同皇帝之间有利害冲 突，这在何进也不例外。公元188年以前，大将军事实上是给予平民的最高 头衔（太傅除外），而何进在危急时期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制服朝廷和宦官。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故，灵帝于公元188年9月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 即任命了一名宦官来做一支崭新的军队的上军校尉。这位上军校尉蹇硕（死 于公元189年）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大将军亦被置于其麾下。② 这支新部队被称为西园军，表面上是说皇帝因害怕黄巾才建立的。在这 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其中有 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 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 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 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 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 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阴谋搞垮 窦武的曹节在公元169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180年又出任此职达五 个月。另一名宦者在186年也做了四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 军校尉。公元188年11月21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 “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① 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公元188年 12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它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 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 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 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对于 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 钱来买动。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 实的软弱无能。 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董卓被召回京师 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 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当灵帝弥 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② 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 169—184年） 灵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我们 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组织中去的。 ① 见下面第 8章的《文官的征募》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6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890—1891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 第 40页，并见第 385页注 13）记述了这西园八校尉的建立；关于蹇硕，见《后汉书》卷五八，第 1882页， 《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7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6页；《后汉纪》卷二五，第 9叶（第 303页）。 ② 《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2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897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 年》，第 48页以下） 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 宫里取得地位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 经过考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 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① 公元189年5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 侯览已在公元172年自裁，王甫在179年死于狱中，曹节在181年以寿终。 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189年）；一 为在公元186年做过4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189年）；一为张 让（死于公元189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灵帝称 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 赦（死于公元179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② 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 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 给他们的义子干儿。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 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公元 126年，19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 公元159年，5名宦官（另有 7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 元159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168年，18名宦官因帮忙翦除窦武和 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 而受勋；公元185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 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年这12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③ 公元175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 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 也都交由宦官担任。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 元175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 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自公元175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 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① 可是，比起因为公元169—184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 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 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 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这个冲突此时 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有8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 不利于皇帝，而当这8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 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 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 锢，永不录用。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 ① 关于宦官的早期历史，见上面第 3章《宦官的作用》。 ② 关于这些宦官，可看《后汉书》卷三四，第 1186页；《后汉书》卷四五，第 1523页；《后汉书》卷七 八，第 2522—2538页。 ③ 《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5、2534—2535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7页；《后汉书》（志）卷二六，第 3590页以下；见本书第 8章《中央政府》的 有关部分。 外。② 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虽 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 166—167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 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 “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 公元176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 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公元179年随着侯览 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184年黄巾军起 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①可是与此同 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 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 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14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 胀至2000人。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 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 另一方的宦官之间。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185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 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 立。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 责对方。最后那12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 公元171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 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184年告诉皇帝：由于那12名宦官的 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 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 彼此斗法。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12名活着的宦官身上 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 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们看到， 那12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② 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 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 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 权力。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 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年）之 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 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172年，王甫伺机报 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12名宦者受封。①公元179年， 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4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181年， 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 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 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30—331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3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8、343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9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后汉书》卷七八，特别是第 2534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3页；《后汉书》卷五五，第 1798页；《后汉书》卷六四，第 2109页。 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② 公元 189年 5月官僚体制的状况 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 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 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 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 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 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180年新 建了三处皇家苑囿，181年建立了御厩，183年建立了圃囿署。③这些新机构 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 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172年，未任命继 任人选。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 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 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 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168年10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 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171年已经到了法 定年龄。①因此，在189年5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 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 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178 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 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② 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70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 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 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 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 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 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 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③ 在从前，即在公元109年和161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 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 元178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 ② 《后汉纪》卷二五，第 12叶（第 305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894页（德克里斯皮尼：《汉朝 的末年》，第 44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45、347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1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29、332、333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42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41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78页。 ③ 关于这些事情及其与政治和其他发展的关系的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十八。关于把这些 事情作为批评之用的讨论，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22（1950），第 127—143页；以及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2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 （1959），第 237页以下。 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 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 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 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 的位子值钱1000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万；而在约100个左右的郡守中， 一个职位得花2000万钱。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 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 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185年，崔烈（死于公元192年）以五百万买得了 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 得到更多的钱，公元187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 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 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 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 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185年为了建宫 殿以每亩（约0.113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 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 185 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 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184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 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 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 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 元182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 194年）在公元188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②做汉朝三公之 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 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 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 原因。一个是从公元169年直到184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 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 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 长期的空缺。 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176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 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 “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 ① 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 3000万钱；毕汉斯：《洛阳》第 31页以 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5页；《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 1878页（德克 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261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1—352页；《后汉书》卷七一，第 230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5页。关 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8叶，最后脚注所引。 ② 《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19页。 ③ 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 2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 第 345页以下。 178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 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172年， 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 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 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 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 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 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 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 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 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 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 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 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年曾经让一位朝 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 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 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 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 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 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 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 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 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 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 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①不管 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 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停止呼吸时， 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英里处。 叛乱与战争 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 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 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 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 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3、338—34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5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 第 141页；以及本书第 8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七五，第 2431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 2734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57页；《后汉书》卷九，第 368页；《后汉书》卷七三，第 2353页以下。关于第 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1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2页。 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②这特别是 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 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 他们。③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 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 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 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 在长城里面。④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 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 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 177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 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 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 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 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①羌人 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 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 公元185年和187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 地区，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 强赢得了一次胜利。②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 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 “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至181年，战争 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 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 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 年、186年和 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 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①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 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 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 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 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 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 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 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 5叶（第 271页）。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39页；《后汉书》卷八九，第 2964页。 ④ 见本书第 3章《边境和邻邦》；以及第 6章《匈奴》的有关部分。 ① 见下面第 6章《羌族》。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0、352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0页；《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8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40、345页；《后汉书》卷八六，第 2839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2、352、354页。 汉朝会掌权吗？②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 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 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 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③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 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 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 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 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 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 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 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 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 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 公元132年。①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 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 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 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 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 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 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 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 145 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148、150、154、165、166、172、 187和188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② 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反侧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年、 161年、178年和188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 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 一个是在公元145年，一个是在148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 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 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③公元145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 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年有一位“太初皇帝”； 165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年有一位“太上皇”：172年有一位“阳明 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② 关于这些理论及其意义，见上面第 3章《王莽的崛起》中有关的部分。关于孔子的这个引喻，见《后汉 书》卷三十下，第 1067页；以及张朝孙（音）：《白虎通》（莱顿，1949，1952）卷 1，第 113、115—117 页。 ③ 《后汉书》卷 74上，第 2375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60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 260页。 ② 关于桓帝即位的问题，见本书上面第 3章《光武帝死后的朋党》。关于那些自己称帝的人，见《后汉书》 卷七，第 277、279、291、293、296、300、316页；《后汉书》卷八，第 334、354，356页。 ③ 见本章《王朝与形而上学》。 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 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 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 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 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 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死于公元 184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及身取代汉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 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 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 始之年。①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 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 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 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② 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年4月3日——于这 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 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 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① 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 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 16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