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是史学之父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对生死的感悟，我想历史上再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经历痛苦的生与死的抉择，以及对于生与死的意义又有如此深刻的领悟了。在汉武帝的淫威之下，他选择了接受宫刑而苟活于世。那么他为什么不以死明志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名誉，而偏要接受那奇耻大辱的宫刑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把整个事件梳理一下。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天，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这一下子，突然，皇帝就恼了，认为他是在诋毁李广利，而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李广利是这次讨伐的主力，而李陵不过是个协助。为什么一涉及到李广利，汉武帝就那样敏感呢,因为这涉及到他的用人路线，李广利是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而他的用人路线是不允许被怀疑的。于是他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当时司马迁官小家贫，只好“腐刑”赎罪。(这里说的“腐刑”就是指司马迁下身被阉割)，服刑后终才保全了性命。为了能让司马迁顺利接受“宫刑”，汉武帝 还特别提醒负责此案的酷吏杜周说:“这人性烈，不要让他在受刑前死掉。”他还特意让杜周把可以免除“宫刑”的赎金提高到50万两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并派人密切注视那些准备掏钱为司马迁赎罪的人的动向，看谁敢与皇命抗衡，看谁敢与自己叫劲。有钱的人不肯相救，肯救的人却没有钱，况且皇帝也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有人来救司马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司马迁也只有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 那年，汉武帝刘彻59岁，司马迁47岁。一个“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的荒淫老男人，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另一个身体强健的中年男人性爱的权利;一个年近花甲、日薄西山、性能力逐渐衰退的皇帝，用这种歹毒的手段制裁一个血气方刚、如日中天且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的文人，每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妒忌心理。你司马迁不是自视正直无私吗,不是自视血性男儿吗,那我就把你的锐气扫平，让你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让你在屈辱中苟活，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份刚强和倔犟。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时过至今已过去两千多年，我们现代人己经无法体会宫刑给人带来的巨大伤害。宫刑不单是残酷的肉刑，也是对精神和尊严的粗暴践踏。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意受宫刑， 西汉时期，宫刑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惩罚，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就连司马迁这样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要发汗沾衣。可以想见，宫刑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刑罚。司马迁认为一个人的受辱分为十等。最高一等就是辱先，就是让你的先祖让你的先人受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这叫 “太上不辱先”。这是绝对不能够让自己的祖先蒙受耻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辱就是自身不受辱。第三是不辱理色，就是尊严不能受辱。第四是不如辞令，就是不能语言上受辱。这是四个不辱。最下一等叫什么呢,最下腐刑，极矣:就是宫刑是十种受辱中最下的一等。在他看来的十等中间，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等,第十等，宫刑。我们读读这一断话就明白了。司马迁把受辱分为十等，那么根据这一判断，司马迁划这个等级来看，宫刑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一种。而他恰恰是受了宫刑。所以我们说这一篇《报任安》中间写他的受辱之痛，这一段是最典型的话。他把人一生受的耻辱列为十等，而宫刑是最下一等，而且司马迁作为史学家，他对历史非常熟悉，他知道历史上只要是受过宫刑的人，当过太监的人，历来不为人们所齿。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要像蝼蚁一样苟活于世并经受如此超乎常人想象的痛苦和耻辱呢, 他之所以没有倒下，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要完成《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 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司马迁身受宫刑却毫无怨言，碎尸万段也绝不后悔，这是何等崇高的信念，何等坚强的意志。他把满腔悲愤化作无穷动力，真实地去述说着历史，构建着中国史学辉煌的大厦。因为他耿直，敢于讲真话，汉武帝想把这位“直人”推进万丈深渊，没想却把他推向了光辉的顶点，其实，他不懂司马迁，他忽略了司马迁耿直的性格，他想让司马迁在耻辱中屈服，清醒，但耿直的性格岂能随意低头屈服。他正直的挺立着，他的思想开始从自我中超越出来，耿直是他人格和性格的中枢，指挥着他如椽的笔写下了历史的壮丽篇章——《史记》， 《史记》也因此丰富传神。司马迁通过《史记》表达了自己对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专剞不屈的信念，这其中也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司马迁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一个永恒的思想者。他把人生旅程中的风风雨雨，熔铸在自己的思想里，他思索社会，直书历史，透视统治阶级的本质，悲壮的命运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深邃，观念越来越清晰，认识越来越独到，因而，他具备了更深刻的生命力度。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更是司马迁性格与人格的绝唱，客观地涵盖了司马迁性格的耿直，人格的伟大，命运的悲怆。 司马迁的耿直与人格为我们的伟大民族宣告了一个精神誓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的，人总免不了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人生的价值是在比较中表现出来。鸿毛与泰山本身就是一种比较，人生价值也有比较，使人在比较中选择，在比较中思考。不朽的精神有着坚韧的传播力，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己成为中国人警世格言 了，民族精神的凝聚，民族心声的呐喊，民族性格的展现，民族灵魂的精华得到了全面的昭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耿直伟大的人，更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民族。 司马迁虽去势,却是伟大的男人。能称得上伟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寥寥无几。如佛,耶稣其实是伟大不朽的人,而不是神。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人去舍命追求的东西,与金钱权势无关，而是一种信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却依然活着…… 参考文献: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2月出版 尹黎云，《司马迁》，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年1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