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让世界耳朵听中国声音

张勇-让世界耳朵听中国声音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张勇-让世界耳朵听中国声音 张勇:让世界耳朵听中国声音 1954年成立的世界最权威的音乐比赛竞赛联盟中，有110多个国际音乐赛事，但一个中国的国际音乐比赛也没有。而与中国相邻的日本有9个，韩国也有3个。为此，2006年，张勇开始创办一个纯民间运营的国际音乐赛事。为了“给中国学生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他避开体制独立进行，不依托任何音乐院校的背景。为了给大赛筹集资金，他抵押掉自己的房子，甚至去借高利贷。 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让他一直坚持到今天，他说:“中国是一个绝对的音乐学习大国，那么多学音乐的学生，他们站在世界这一个平台上，机遇和环境是否平等,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在里面。”如今，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并得到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仅2013年，国际上就给了大赛选手15个国际音乐节和歌剧节的演出机会。 音乐:从学习者到策划人 1985年，张勇还是一个中学生，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单簧管。因为出生于音乐世家，他比同龄人多了一份禀赋。回忆起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的细节，他说:“我当时只是来看一眼，我爸说那就报一个名吧。很顺利地就考上了，那就念吧～” 毕业后，张勇出过国，也在辽宁电视台做过剪辑、编导，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那段时间，用张勇的话来概括:“兜兜转转，干的都是和音乐无关的东西，差点就把自己的老本行给忘了。” 直到2003年，张勇打算做点演艺经纪方面的事情。而这种想法来源于朋友闲谈间的一句话:“你是学音乐的，圈内的资源都在，而且你现在又是弄设计策划的，音乐就没什么可以策划的了,”后来，张勇举办了欧美音乐之旅，带着中国学音乐的学生到世界的音乐学院参观。 2006年，张勇看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本册子，上面谈到没有一场国际音乐赛事是在中国举办的。他开始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成国际性的比赛。其一，没有绝对公平的设计，有时甚至因为老师的地位问，学生的成长没有得到发展;其二，没有固定专门的大赛设计团队，筹备小组成员是临时构成的，并不懂得包装和宣传;其三，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大赛的间隔时间太久，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很难形成一个大型国际音乐赛事需要的稳定性。 音乐圈内的人很难完成国际音乐比赛的策划与筹备，因为比赛操作的专业性和公正性是很难经这些人的手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张勇音乐“圈外人”的方式反倒成了一个优势。他把自己推到了中国首个国际音乐比赛赛事的先驱者和策划人的角色。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给大赛筹集资金，他甚至抵押掉了自己的房子。 张勇创办的国际音乐比赛叫作北京国际音乐比赛(简称BJIMC)，它是一个纯民间运营的国际音乐赛事，不依托任何音乐院校的背景，在中国举办却不请中国人当评委主席。对于比赛的预期结果，张勇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让世界选手尤其是中国学生享受到真正的国际赛事氛围。 张勇说，一个成功的音乐比赛，5%是学术的成分，95%是关于其他――组织、公关、会务„„而他，就是要做好这95%。 困惑:音乐教学大国的孩子如何成长 张勇抱定这样的一个理念:好的国际性的音乐比赛对于音乐学习者来说，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激励和锻炼。一个音乐学习者的舞台表现能力以及抗压能力，在经过一次大赛以后，会与之前有悬殊的差异。而中国的学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牵头的比赛在全国专业赛事层面几乎是占主导的，然而两个派系之间却总会有一些互相排斥的微妙因素，老师的利益和荣誉几乎成了很多比赛中决定输赢的砝码。至于身处地方音乐院校的学生，其夹缝中的生存状态以及在大赛中“炮灰”的地位就更加显著了。 为了说明中国的音乐学习者成长的艰难，张勇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小魏在艺术中学学习小提琴，表现中上等，他的老师是名师，但是并不看好他。家长想要小魏参加央视的钢琴小提琴比赛，增加赛场经验。老师却因为自己的名誉和面子百般阻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就不要给我去丢人了。一家人却坚持要小魏去接受大赛的挑战，最终进了决赛，得了名次。现在，小魏有像样的大型比赛都去参加，但那位名师决定不再教他了。现在，小魏已经到美国开音乐会了。 张勇说:“很多音乐圈里的名师，观念狭隘得让人惊讶。而中国学音乐的学生赛事能力的缺乏是显见的。拿黑管来说，前几届中国学生的人数比例都不会超过国外的一半。中国、韩国、日本的学生上台，通过穿着、简历、面部表情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所透露出来的自信程度，我就可以猜出他们的国籍，准确率在95%以上。这其实就是差距。” “给中国学生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这是张勇在筹备赛事时的公益性考虑。为了避开利害关系，避开音乐学院，他不愿意用熟悉的人脉，避开体制，独立进行。 国际赛事:在中国的北京，让世界的人来 在大赛筹备的前期，曾经有一个国内专家告诫张勇:“如果中国人得不了奖，你在中国办这个国际比赛就没有意义。” 张勇不赞同这位长者狭隘的思维，他说:“我就是要在中国办国际级的多乐种赛事，让全世界的音乐人来参加，让中国学生在公平的环境里和人家去竞争。” 2006年，第一届大赛，科目是长笛。虽然参赛者大多是外国选手，但是举办以后，张勇特别兴奋，有了将比赛设计为多乐种的决心。现在，北京国际音乐比赛已经发展成为长笛、单簧管、大提琴和弦乐四重奏4个单项比赛，每次大赛进行一个项目的角逐，4届比赛一个轮回。张勇认为，就国际性赛事来说，这4种乐器相对比较冷门，比较容易办成。 然而，没有资质和能力是北京国际音乐比赛的两块最大的绊脚石。 张勇对于比赛“标准与规格”的强力执行，切断了许多本来或许更加变通、可行的路子。 关于大赛报批的问题，文化部的一名处长曾经劝他到杭州去开展，就在新建成的杭州大剧院，文化部可以牵头将执行细节放到浙江省文化厅。然而，张勇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他说:“在中国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才能够让国际型的音乐比赛具有持续性。我做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做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打算。我要选择北京，它的城市资源才可以承载起这个比赛。”然而，张勇也知道，北京并不缺国际性的比赛，这也就意味着在北京而非二线城市举办大赛，必然会降低官方的关注程度。 为了集资，张勇开办夏季音乐学院，用学费周转大赛资金。第一届比赛，共投入400万人民币，其中50%的资金都是由张勇的公司出资。第二届大赛，除去宝马的商业赞助，60%的资金都是自己拿的。到了第三届，为了保证大赛的公正性，商业赞助开始大量减少，也就意味着张勇需要自掏腰包负担起更多的大赛资金。 第五、第六届大赛都是挂靠在文化部的名义下主办的，但是文化部每年50万的资金支持要从今年才正式启动。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拿2012年的第五届大赛为例，大赛只获得了180多万的商业赞助。另外，德国使馆一直坚持每次赞助大赛10多万的资金。 张勇说，融资困难其实是民营企业普遍的困境。另外，中国没有赞助民间艺术的习惯。2012年初，张勇想到了挂靠在北京国际艺术基金会旗下，成立基金会。 2013年，北京市和文化部共同举办了北京国际音乐比赛，但是最终因为中国选手没有得奖，官方赞助资金从刚开始约定的400万，到开幕的时候缩水成了200万，后来200万也没有兑现。因为大赛没有回款，张勇不得不再次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还借了高利 公正:朴素却艰难的选择 对于这个国际音乐大赛，“公贷。 正”成了张勇很多决策的出发点。赛事的一切细节都必须符合“公正的品质”。大赛的筹委会算上张勇一共4个人，小而精。 “前三后一”“前二后二”，这些打分的方式都是避免评委抱团而设的。如果发现评委作弊，把评委也开除。每届大赛有11,13个评委，而每个国家的评委不超过两人。 张勇说:“在评委的选择上，筹委会除了对于评委专业性的考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他公正的品质的摸底和考量。在大提琴评委会主席的选择中，我选择了许多业内朋友推荐的教授，他是久负盛名的音乐学校的校长。虽然在专业性上并不是超一流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当主席。因为他是一个为人十分正直而且组织管理能力很强的领导者。我给他发邮件告知我的倡议，他回复我邮件，问得很尖锐:你为什么让我当评委会主席,他还希望我陈述选择其他评委的理由，很认真地听完讲述，但是表情严肃，不置可否。看到他审慎的态度，我确定我选对了主席。我相信对你越苛刻的人，其实在公正这个品质上也越是可取的。” 品牌:这就是坚持做好一件事情 对于这个坚持下来实属不易的国际音乐比赛，张勇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成就一个真正的国际音乐大赛品牌。 他说:“现在，国内大型赛事的选手一般很难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我希望国际上的评委将北京大赛的口碑带回自己的国家。但是，即使愿望很迫切，我们也没有做过刻意的宣传。2013年，国际上给了大赛选手15个国际音乐节、歌剧节的演出机会。把比赛做好，自然可以给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我想做一个品牌，像德国人一样，就是开始做，不炒作。我崇尚的是这个，但是这不符合当代的生活逻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辑。实实在在，坚持做下去，保持公正的品质。”张勇说。 张勇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文化体制改革，并不是下放审批的那么一点儿事儿，可能还需要三五年，但是我还等得起，因为我还年轻。” 创办中国首个开创性的国际音乐大赛，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也没有被家人埋怨过。只有一回，“那次，老爸问我，如果你不做这个音乐比赛，日子是不是可以过得更好,我只有在那一回顿了大概一秒钟。”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