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生活方式 抑郁

最危险的生活方式  (2012-04-23 13:05:22) 最危险的生活方式 抑郁症和假装抑郁都是病   尽管抑郁症的病因至今还处于“假说”阶段，但在北欧地区、美国和日本，它已经成为了第二大致死疾病。而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假装抑郁症的，他们错把抑郁症当作身份的标签与天才的血统。   文/文莉莎 不高兴不一定就是抑郁，看个笑话，如果还笑就没大事——这是中国著名的抑郁症患者崔永元给出的非正式判断抑郁症标准。2007年，小崔宣布“我已经不抑郁了！”同年，美国著名女剧作家伊丽莎白·斯瓦多的图文故事书《我的抑郁症》在中国发行，该书在美国一度引起轰动，被大洋彼岸的“抑友们”奉为摆脱抑郁的良药。引入中国时，小崔自然成为出版社眼中作序的不二人选，序言中他便那样说。 “抑郁症是一种疾病”这一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而作为一种疾病，目前关于病因的“遗传因素、生化因素、心理—社会因素”等假说实在是太大而全了——等于什么都没说。 虽然，根据统计，全球有超过1.21亿的人口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但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至今说不清抑郁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比较常见的公认假说包括：遗传因素、生化因素、心理—社会因素。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医药广告的熏陶，“抑郁症是一种疾病”这一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而作为一种疾病，上述关于病因的假说实在是太大而全了——等于什么都没说。 也因此，在普通人看来，围绕抑郁症的研究成果总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且不靠谱。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小白鼠实验证实，长期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会引起大脑的物理性变化，降低学习记忆能力，甚至引发抑郁症。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著名学术期刊《分子精神病学》杂志的网站上；同一网站上，也出现过另一研究成果，主角则是中国的复旦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在对比健康人与39位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功能网络后，他们发现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患者的“憎恨”脑网络消失了，这可能导致抑郁症患者难以控制对自己或他人的负面情绪。至于究竟是“不会恨”导致抑郁症，还是抑郁症导致“不会恨”，尚不明确。日本研究人员则声称，一种名为HDAC6的蛋白质与抑郁症有关。这种蛋白质在脑部神经细胞内含量很高，如果能够阻碍这种蛋白质发挥作用，就可获得与使用抗抑郁药物相同的效果。 一位70多岁曾经重度抑郁的日本男子，他好转的秘诀是积极参与AV演出。这一有日本特色的偏方得到了医学界的肯定并被追溯出其心理学上的依据——“表演治疗法”或“体位辅助法”。 相比之下，千百年来，全球劳动人民的土办法至少可操作性更强。1898年，在一支去南极考察的探险船队上，船医发现多数船员出现抑郁情绪，当时正处严冬，于是，船医用高亮度的灯光给船员定时做照射，症状才略有缓解。后来，这个办法被北欧地区的居民沿用。由于光照时间少，北欧国家既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地区——连受孕都集中在夏季。为了抵抗抑郁，北欧人家里通常都有一个阳光房，除了使用高通透的采光材料，一盏大瓦数的灯泡是必不可少的，在漫长的没有阳光的冬季里，很多人上班前都得待在下面晒一晒。 长假、大麻、红灯区，宽容的荷兰政府几乎给了人民一切肆意放纵的自由，却依旧摆脱不了其高收入人群中抑郁症患者高达7.9%（位列法国、美国之后，全球第三）的窘境。让人略感欣慰的是，源自荷兰的“农场疗法”已被确认对抑郁症有效，处方为“新鲜空气＋各种农活”。在那里，患者被引导去修理拖拉机、清理猪圈、种菜，甚至在牛圈的干草垛上躺一会儿，闻闻牛粪和饲料的味道。这些农场被称为“关爱农场”，已经形成网络，每星期接待患者1万人以上，并被挪威和英国借鉴。 久病成医，日本病友在抑郁领域可供分享的也很多。据日本政府统计，2001年到2011年，本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增长了两倍以上，从20.7万增加到70.4万。日本情绪障碍症协会不得不遗憾地昭告：抑郁症已经成为全国性疾病。在全民抗“抑”的持久战中，各种另类的减压机构层出不穷：如果你怀疑自己抑郁了，可以躺在一块火山岩上洗个岩石浴；可以去大自然音乐吧听一种混合了多种虫鸣鸟叫的音响；可以去泄愤治疗中心摔盘子、摔贴着老板照片的人偶；可以去缝纫俱乐部做针线活。一位70多岁曾经重度抑郁的日本男子，主动向“朝日新闻”爆料，他好转的秘诀是积极参与AV演出，而鼓励他去的是他的老伴。这一有日本特色的偏方同样得到了医学界的肯定并被追溯出其心理学上的依据——“表演治疗法”或“体位辅助法”。 根据医嘱，心情低落的时候，可以演动作剧烈、节奏欢快的剧情；心情狂躁、焦虑不安时，可以演舒缓、轻盈、抒情的剧情；痛苦难过时，可以演一些悲剧，俗话说“以毒攻毒”；心情比较愤怒、不满时，则可以试着做一些拘束、SM类的演出。 如今，无论是几线的艺人，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又重新出现时，例牌原因就是“抑郁了”。这是一个优质的励志故事，比承认被包养和出柜相比，健康圆满得多。 与抑郁症患者同步增长的是号称得了抑郁症的人——其实，真正被确诊为抑郁症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为3%—5%，属于全球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就在这里，已经呈现出日本社会在新世纪前后的“集体抑郁”趋势。近5年来，书店里有关抑郁的书籍从出版到销售均成倍增长；论坛上、微博上提及抑郁的帖子超过了音乐和美食，几乎与爱情主题不相上下——当然，爱情与抑郁往往密不可分；在电视和报章的新闻中，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抑郁的字眼。 积极推动抑郁症教育的还有医药企业。你或许听说过，抑郁症被称为“精神感冒”，可你八成不知道这个说法的首创是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在抑郁症治疗药物——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剂进入日本的前一年，这家公司使用这个“创意”并大肆宣传：“有病就得吃药”。 小崔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明星和公众人物也主动承认自己得过抑郁症。如今，无论是几线的艺人，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又重新出现时，例牌原因就是“抑郁了”。这是一个优质的励志故事，比承认被包养和出柜相比，健康圆满得多。 比看牙医更时髦的是看心理医生。在正规的从业人员看来，合格的心理医生总数不会超过梁山好汉。可是，总有这样一类病人：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白领，笑着对心理医生说“我喜欢来看病，每次看过之后我都很高兴”。抑郁症不传染，却流行着一种误读：抑郁症患者都是天才；抑郁症患者都感情细腻或者受过感情的伤，值得同情；抑郁症是一种富贵病，得抑郁症的人通常因为压力大，而越有名誉、越有地位、越肩负重职，至少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又过度忙碌的人越容易压力大，就这样，抑郁症摇身一变成了“工伤”和身份的标签。这便可以理解为何有那么多“妇联主任”、“居委会大妈”、“电话促销员”纷纷成了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