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不等于文心加雕龙

文心雕龙不等于文心加雕龙 —为《文心雕龙》正名随议 石家宜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按着“释名以章义”的原则写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这就是他以“文心”书名的由来。 觅取美名而垂青一个“心”字，是不是别有深意，或者说是寄托呢?看来是有的。 有一段尚未引起注意的闲文，似不应放过，这就是《序志》篇的“赞”，其语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这一连两个“心”字，实在是刘勰“长怀序志”之总叹。我们不能停留于字面，把“文果载心”云云一般地解作：如果文章能达心志，余心便有了寄托。因为上文说的是，人生十分短暂，追逐利禄很难有获得满足的尽头，而只有任性之所趋，开启自己的心智，在“树德立言”上有一番作为，这才是刘勰“心”寄之所在。 若把《序志》篇首尾贯穿起来念一下，这意思就更为昭然。《序志》起首，在对书名“文心”作了解释之后，紧接着就他为什么撰述本书，说了这样一段话：“宇宙绵邀，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句句可与“赞”语呼应。“岁月飘忽，性灵不居”，意思就同“生也有涯”，而“拔萃出类，智术而巳”，说的也正是“无涯惟智”，在刘勰看来，只有“制作”“文心”的“智术”活动，才是超凡脱俗、“拔萃出类”之举。所以他再三表明心迹，“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哪里是他“好辩”哩，恰是“不得已”的功名不朽的强烈愿望，驱其“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因此他才说，如若“咀嚼文义”之“文”，果然胜任地“载”得.“为文之用心”，也就算完满地实现了自己倚仗智术立言传世的心愿了。那么，这“文心”之“美”，不也寄寓着刘勰的人生理想么? 具体一点说，所谓“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探讨为文的法则、规则，带有普遍规律的意思。刘勰认为，以前的文论都是枝枝叶叶，巧而碎乱，不若“文心”乃“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之论，这“寻根”、“索源”正好说明他是要从根本上探求“为文”规律的。其实，《文赋》一开头就说：“余每视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并进一步把这“用心”具体化为“论作文之利害所由”。陆机还把他所以要“论作文之利害所由”的目的，形象地比作“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岂不是意在以作文的规则、法则示人吗?由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刘勰“言为文之用心”与陆机“作文之利害所由”的一脉相承。 至于古人把“心”当作从事智术活动的器官与枢纽，自然也是醉心于立言垂名的刘勰以“心”为“美”的直接原因。范老注意到精湛佛理的刘彦和以“心”取名，可能是受到了佛经的影响，亦当为合乎事理的推测。 需要说明的是，示人以作文的法则、规律，并不就能把《文赋》或《文心》定为“文章学”，更不可归之为时至今日还缺乏明确界说的所谓“修辞学”。尽管《文赋》和《文心雕龙》都有丰富的修辞学，但这些内容远非他们理论探索的重心。“文章学”云云，说法本身也失之含混。如果说，因为刘勰所论之“文”，还是一个远比今天的“文学”更为宽泛的概念，便把《文心雕龙》看作一部总结“文章作法”的书，同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古人的“文学”概念与现在的“文学”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正如现在的“文学”概念与未来的“文学”概念必将出现很大的差异一样。由于文学是发展的，观念就不会一成不变。我们总不能因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文学观念有着不同，就断定“过去”的文学理论不是理论，而是什么“作法”之类。无论如何，《文心雕龙》的思辨色彩和理论质地是不应当低估的。历史地看，它探讨创作规律(以《神思》为中心)的主要篇章，都是真正的文学理论，这是不难得到论证的。 对“文心”作过这样的辨析，《文心雕龙》书名的基本含意，可以说比较明确了。 可嫌的是“文心”之后拖了一个尾巴。对“雕龙”的歧见简单令人惊异。是不是象有的同志所讥讽的那样“文心”之后缀以“雕龙”，真的是刘勰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呢?这是很难找到根据的。相反，我们从《文心雕龙》中看到的，倒是一个求实而谨严的理论家。况且他对选用“雕龙”为名，还有相当清楚的说明：“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正和《情采》起篇所说“圣贤书辞，非采而何”的意思相同，说明讲究精雕细琢，讲究文采繁富，这本是一切文章得以成体的基本条件，是文之为文的固有属性。正因为如此，他才顺口以反诘的语气说，哪里是有取于驺奭群言雕龙之意呢?不管对“岂取”作肯定还是否定的解释，“雕龙”本身的意思都是明确的：文如雕龙，指的正是文章“以雕缛成体”的固有属性。高允作《征士颂》，极称高沧的文章为“质体和璧，文炳雕龙”(《魏书·高允传》)，可见以“雕龙”赞誉文章之华美，已是时人的习尚。 问题在于：“雕龙”与“文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文心雕龙》作为一个书名，既有其明确性，即从作者对“言为文之用心”的论释看，我们可以把握得住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又有其不明确性，即将“文心”与“雕龙”连缀起来，到底表现了怎样一个完整的意思，刘勰确实没有任何的暗示和解释。 对于尚无明确性的“未知”的探求，我们可以从已经具有明确性的“已知”出发，去进行科学的推测。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知”便是，刘勰已经申明《文心雕龙》是探讨“为文之用心”的书，全书内容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条件(前提)出发，我们可以对“文心”与“雕龙”的关系进行如下推导： “文心”与“雕龙”是并列关系。那么，《文心雕龙》就是一本探讨为文用心与文章有待雕饰这样两个问题的书。实际上，为了把握“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固然探索了雕镂成文的历史经验、得失和规律，但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局部，前者包含着后者，所以它们不是并列的关系。 能不能把“文心”与“雕龙”看作是途径与目的，这样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呢，意即通过探讨“文心”来构成雕缛成体的华章?看来，脱离了“言为文之用心”这个主导方面，而把书名坐实到“雕龙”上去，也不利于对“文心”与“雕龙”的关系作出可信的推导，因为我们都不把《文心雕龙》仅仅看成是探讨“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之规律的。因此，颠倒了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同样可能造成我们认识的偏差。 所谓主从关系，说得明确一点，就是：“文心”是书名的主干，“雕龙”则是对如何去探讨“为文之用心”的说明和规定。刘勰强调自己的书，是用“雕龙”那样的功夫去揭示“文心”的，或者说是象雕刻龙文那样精细地探讨和揭示为文之用心的，这“精细”自然也包括了文字本身的讲究。 这样，我们就可把“文心雕龙”之旨意完整地理解为：言为文之用心，若雕镂龙文然。 话说回来，要是刘勰当初就象环渊和王孙子那样，仅用“文心”二字取名，也许就没有今天这场笔墨官司了。但是，细心寻绎起来，素以“骈枝”“疣赘”为作文之大忌的刘勰，是不会在斟酌书名时如此掉以轻心的。虽然我们承认刘勰并没有把自己书名的整体意义诠释清楚，但是，与其盛气讥消刘勰后缀“雕龙”是何等不智，倒不如严肃认真地对他何以这样做，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尽管这样做会有见仁见智的岐意迭出，到头来，通过辩论毕竟可以取得大体一致的看法。 当然，科学研究与艺术欣赏不同，是来不得“一千个研究者就有一千个文心雕龙”的，人文科学的研究也不是靠输入计算机所可奏效，但更不是不可以通过科学的推导求得一个大致可信的结论。为什么是“大致可信”呢?这是因为，虽然“文心”与“雕龙”各自的含意可以得到精确的阐释，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刘勰并未说明，对于刘勰未加明确说明的问题，就很难要求我们的回答具有计算机那样的精确性，倒是“大致可信”的可信程度更高一筹。这也就象对《序志》篇里两个梦的解释一样，我们只能“大体可信”地推断出，这是刘勰对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的委婉申述，也不无流露出自重其书的期望。不然，为什么在那么多重要问题需作交代的有限篇幅中，唠叨什么七岁时做的梦呢?同理，我们难道就不能从缀后的“雕龙”中体味出，刘勰对其大著的不同凡响，是多么自矜自得吗? 长期以来，“文心雕龙”这个名字，对于它的成千上万读者来说，是十分富有魅力的，与陌生结伴而来的一丝神秘之感，愈加激发起人们深入探求的兴趣。生当“龙学”已经超越国界的今天，为《文心雕龙》正名的任务，更是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龙”的传人肩上，其紧迫性已经到了不容迟缓的地步。看着异邦汉学家将《文心雕龙》译作《文学的思维(沉思)与雕刻的龙》，或《以心写成的，象雕龙一样优美的文学》，总觉怅然。施友忠先生的《文心》英译本，定名为《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思想与形式研究》(《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fDragons：AStudyofThoughtandpatterninChineseLiterature》)，他在直译之后复为意译，是想得比较周到的做法，但仍令人有一种吃力而未必见好的感觉。“中国文学思想与形式研究” 云云，与“文心雕龙”本义之存在着差距，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况且，细心的读者难免生疑：这“龙”与“心”是怎么联到一起的呢?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我们自然不必苛求他们译文的信达，首先应当引起沉思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神领“文心”风韵，及早传递出有口皆碑的信息，那么，将不着边际的种种异名杜绝于世的日子还是可以期待的。基于此，笔者才不揣浅陋地写下了如许但愿不都是不着边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