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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法国1968年_五月风暴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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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法国1968年_五月风暴_ 第 2卷 第 3期 1999 年 7月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Journa l of Xi’an unit ed univer sity Vol. 2 No. 3 July 1999 ¹ 试论法国 1968年“五月风暴” 袁 红 (重庆教育学院 历史系, 四川 重庆 400067)   摘 要: 1968年 5 月前后,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学潮、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众运动, 史称“五月风 暴”。这场风暴是戴高乐执政以来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经济疲软、反对派势力加强以及青年学生受 西方学潮的影响, 对现存制度不满等一系列矛盾的总爆...
试论法国1968年_五月风暴_
第 2卷 第 3期 1999 年 7月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Journa l of Xi’an unit ed univer sity Vol. 2 No. 3 July 1999 ¹ 试论法国 1968年“五月风暴” 袁 红 (重庆教育学院 历史系, 四川 重庆 400067)   摘 要: 1968年 5 月前后,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学潮、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众运动, 史称“五月风 暴”。这场风暴是戴高乐执政以来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经济疲软、反对派势力加强以及青年学生受 西方学潮的影响, 对现存制度不满等一系列矛盾的总爆发。它虽然很快吹走,但给法国政治和经济 都带来了较大冲击,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法国加快改革的步伐, 缓和了各种矛盾。本文试图就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产生的背景、过程、影响作一论述, 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法国;“五月风暴”;戴高乐;影响   中图分类号: K565. 5 文献码: A  文章编号: 1008- 777X( 1999)03- 0080- 04 一 “五月风暴”面看来很突然,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繁荣的表面已孕育了深刻的危机。 第一, 经济危机动摇了法国的“繁荣”。1964~1965 年,法国经历了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工业生产指数比 危机前下降了 5. 5% [1] (P 114)。法国政府力图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放宽信贷等措施来刺激生产,结果却进一步 造成了通货膨胀, 1968 年的物价比 1967年增长 66% 以上。同时,法国为了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及防务力量,花 费巨额款项,给法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2] (P 204)。政府的财政预算也出现了巨额赤字, 为弥补财政赤 字, 法国政府于 1968 年初实行了“增值税”制, 结果使广大群众的经济负担更加沉重。经济危机使法国经济繁 荣的表象破灭, 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导致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激化。 第二, 社会阶级矛盾尖锐。首先,工人阶级的生存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在经济危机影响下,法国工人失业 现象日趋严重, 大批工厂倒闭,产品积压, 市场萧条。1965 年 2 月,法国失业人数为 15. 9 万人, 1967 年猛增到 45万人, 增长近两倍。失业队伍中不仅有一般的熟练工人,而且也有大批技术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这对于社 会的稳定极为不利, 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青年, 对社会一系列问题充满了不满情绪。如此严峻的现实, 直接威胁到工人的生存, 因而工人的游行示威事件时有发生。其次,经济危机也损害了中间阶层的利益。中间 阶层的民众从收入上讲, 他们明显高于普通工人的收入, 但他们也深受失业、通货膨胀之苦。为了改变恶劣的 处境,他们不满现状,提出“改革税制”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要求。加之当时加速资本集中、兼并的措施, 也促 使中间阶层、小商、小农的破产, 加剧了社会矛盾。再次,农民对法国现状极为不满。在经济危机袭击下,法国 农业缩减, 由于财政危机,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价格低廉, 甚至入不敷出。 第三, 戴高乐体制的反对派力量加强。60 年代,左翼党派在一致反对戴高乐的基础上相互开始靠拢,法国 政治社会又出现向左转的倾向, 左翼政党又逐渐联合起来, 成为戴派势力强有力的挑战者。在 1967 年的国民 ¹ 收稿日期: 1999- 03- 09 作者简介:袁 红( 1962- ) ,女, 重庆市人,重庆教育学院历史系讲师。 议会选举中, 左翼反对派各政党共获得 45%的选票, 这预示着一场强有力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第四, 西方学潮和教育体制对法国青年学生的影响。60 年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西德学生在激进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下, 于 1967 年 6 月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学潮, 使许多大学陷入瘫 痪。1968 年 4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不满校方管理, 发动反对校方的学潮。法国大学生在马尔库兹¹、 卡斯特罗思想的影响下, 尤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冲击下, 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 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享受不到正当权利的贫民、学生等阶层的肩上, 渴望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向现 存制度挑战。[ 3] (P 610)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法国大学生人数激增, 但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远远跟不上时代 发展的要求,而且法国教育行政部门因循守旧,强行维持早已不合时宜的种种清规戒律。摆在学生面前的更 为严峻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冷酷的现实使得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 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对前途失去了希望和信心。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 ,终于导致了 1968年 5月的学生运动的爆发,从而揭开了法 国 1968年“五月风暴”的序幕。 第五, 戴高乐对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 戴高乐为首的当权者却丝毫未察觉。 在 1968年 4月 28 日他还踌躇满志地对他的副官弗洛伊克上校说:“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事要对付的了,也 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的了, 我反倒觉得没劲。”[ 4] (P 231)由此可见, 由于戴高乐为首的当政者对国内形 势缺乏正确的估计, 没有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弥补经济危机给法国社会各方面造成的损失和冲击,最终导致 了“五月风暴”的来临。 二 纵观“五月风暴”全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事件由学生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罢工、罢市,甚至差点动摇了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统治, 与法国政府对事件的不恰当处理有密切关系。 “五月风暴”首先在大学里掀起。长期以来, 大学生们对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社会现状甚为不满, 从而 在青年学生心中点燃了斗争之火。1968 年春天从北美到西欧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蔓延到法国。巴黎近郊农泰 尔文学院(现为巴黎第十大学)学生首先发难。3 月 20 日,全法越南委员会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游行, 因发生 袭击美国新闻处事件, 6名学生被捕 ,其中 1 名系该校学生。3 月 22 日该校以社会学系的德国留学生丹尼尔· 科恩——本迪特为首的一批激进学生集会抗议, 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会后, 100 多名学生占领了学校行政大 楼, 并当场宣布成立“3·22 运动”, 这个团体后来成为五月学运的核心。 按照教育部长阿兰·佩雷非特的指示,当晚警方包围行政大楼, 驱赶闹事学生。凌晨二时, 学生们主唱 “国际歌”被迫撤离。此后农泰尔学潮不断扩大, 学校当局无法控制。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开会,抗议当局镇压 学生运动。巴黎大学校长害怕学生骚动, 请来警察驱散校园里的学生, 学生与警察的冲突延续达 5 小时之久。 学生们仿效法国革命者的传统做法,撬起铺路石, 构筑街垒,街垒周围成了地地道道的巷战战场。冲突结果, 20多名学生受伤 , 596 名学生被捕。巴黎学区区长让·罗什宣布关闭索邦大学。大批警察驱赶学生,占据索邦 大学, 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学府尊严荡然无存,“民主”、“自由”也成了一句空话。各大专院校学 生群情激昂,社会舆论鼎沸, 这起严重事件犹如火上加油,使局部的学潮发展为全面的学运, 成了“五月风暴” 的导火线。5 月 4 日,全国大学生联合会号召各地大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警察暴行。巴黎和外省主要大学广 泛响应, 学潮开始向全国蔓延。 起初, 戴高乐为首的法国统治者对动乱满不在乎。说那不过是“孩子气”。随着骚乱的不断扩大,戴高乐发 觉自己面临着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棘手问题。经过深思之后, 他立刻决定:压下去。5 月 7 日,他指 示内阁部长富歇:“绝对不能退让”。8 日内阁会议上, 他重申了这一方针。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秩序不恢复, 就谈不上重新开放索帮大学或农泰尔文学院。必须顶住!”同日下午,他在接见一批议员时宣布:“我们决不允 许大学里有反对派存身之处, 也不允许街上搞暴力行动, 这从来不是开始对话的方法。”[5] (P 744) 81第 3 期 袁 红:试论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 ¹ ¹Marcus Herbert ( 1898- 1979) , 美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法兰克福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5 月 11 日巴黎报纸对拉丁区流血冲突反应十分强烈, 在野党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遣责政府暴行。法国三 大工会宣布在 13日将举行 24小时总罢工, 抗议政府镇压行为, 声援学生斗争。代总理若克斯建议对学生运动 让步, 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戴高乐执意不肯。正是戴高乐的强硬态度导致了事态的恶化。同日出访阿富汗 归来的总理蓬皮杜鉴于国内形势,决定采取不同于戴高乐的方针。他力主以退为进 ,通过安抚、妥协, 争取社 会舆论, 孤立少数极端分子,并使反对派政治力量无法插手利用,从而逐步瓦解学运。然而蓬皮杜息事宁人的 措施为时已晚, 未能扭转局势。 1968年 5 月 13 日,正是导致戴高乐上台再度执政的阿尔及尔暴乱十周年。选择这个日子举行大规模示 威, 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反戴含义。这一天工人、学生、教师共 80 万人在巴黎举行了法国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群众性游行。这次示威标志着“五月风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学运发展成为一场直接威胁戴高乐政 权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戴高乐虽然按原于 5月 14 日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 但被迫在 5 月 18 日提前 回国。既然对学生的种种退让均未奏效, 戴高乐主张重新采取强硬的方针。鼓吹“改革是可取的,胡闹是不行 的。”[ 6] ( P 306 )这个主张体现了戴高乐处置五月事件的总方针。5 月 24 日,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他要求法国人 维持公共秩序, 重返工作岗位,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实质只有一条:宣布 6 月份就社会改革进行公 民投票。他使出最后一招, 以辞职相威胁,指望运用个人威望来平息这场狂风暴雨。然而,其结果事与愿违。同 时, 农民也发起全国斗争日,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税收,强大的工农运动互相呼应, 震撼了全国。 社会危机从此发展为政治危机。 5 月 27—29日, 以统一社会党和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一些教育工会为主要代表的新左派, 宣称现 在“政权空缺”,建议成立以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临时管理政府,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则提出建立人民政 府。 为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法国政府决定让步。政府、工会和企业主的代表签署了,基本上满足了工 人、职员和教师在经济上提出的要求。5 月 30 日,在取得法国驻德武装力量总司令马絮的支持后,戴高乐趁势 宣布解散议会, 推迟公民投票,并宣称将用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此后, 形势发生巨大变化。30 日晚上,举行了 50万人的游行示威, 表示对戴高乐的坚决支持。一夜之间,摇摇欲坠的戴高乐政权又奇迹般地度过了危机。由 于这次运动是自发性的, 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 加之一个月的动乱,给居民生活造成诸 多不便, 求治怕乱成为广大人民的普遍心理,此后 ,在戴派的高压之下, “五月风暴”逐渐平息。 三 五月风暴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其规模之大, 来势之猛,发展之快, 斗争之激烈,学生运 动和工人运动联合之紧密, 为法国历史上所罕见,对法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英国记者帕特勒·西尔所说: “‘五月风暴’其规模达到了令地震仪破裂的程度,……当您在数月之后企图弄清它的意义时,仍然觉得头晕目 眩。”[ 2] ( P 1) 首先, 一个多月的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法郎遭到沉重打击, 多年积累起来的外汇储 备如同太阳底下的冰雪一样消融着,法郎大量外流, 法郎面临贬值的巨大压力。戴高乐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法 郎贬值, 由于美、英等国支持, 法郎才算勉强度过难关。“五月风暴”甚至影响到法国的国际地位。蓬皮杜曾这 样说过:“法国不再有威信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已不能再施展雄图。……我们再也不能教训世界上 的大国了。我们也失去了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4] (P 276)“五月风暴”使法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其次, “五月风暴”猛烈冲击了戴高乐统治。“五月风暴”尽管没有把戴高乐刮跑, 但是“作为神话象征和一 种政治和某种英雄秩序的体现的戴高乐将军只是一个幸存者。”[7] ( P 229)延续十年之久的戴高乐政权已成强 弩之末, 戴高乐的形象和声誉在法国民众的心目中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他本人也意识到最体面的结局就是 以年事已高为由主动引退。正如戴高乐对其儿子菲利普·戴高乐所说:“我不打算在 80 岁以后继续担负我的 任务。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 太老了。”[4] (P 276)经受了“五月风暴”的巨大震荡,法国大资产阶级已萌换马之意 以治疗五月危机的后遗症, 处理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执行了一条与戴高乐旨意不 同的政策, 获得法国民众好评,被视为接替戴高乐的合适人选。果然,蓬皮杜成为戴高乐辞职后的接班人。 82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第 2 卷 再次,“五月风暴”加快了法国政府的改革步伐。为了缓和矛盾, 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人及其他人 民群众生活的措施。1969年 12 月,法国政府颁布根据物价上涨幅度, 确定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的规定。次 年政府又促成许多行业工资的月薪化。为了对付学生的要求和避免危机的重演,戴高乐深知必须进行改革。 他提出“参与”( par ticipation)的口号,即工人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职员参与机构的管理和大学生参与学校的 行政管理。[5] (P 784)并声称通过这套“参与”的体系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秩序。议会在 10 月 10日通 过了关于建立大学自治和让大学生参与管理的法律,但改革的重点仍是加强地方政权的权力。在经济计划上 把权力下放到各省和实行参议院改革等方面。 第四, “五月风暴”冲击了法国的政治体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实行的是“半总统、半议会”的特殊政体,这 种政体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稳定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但是消弱议会的权利, 降低议会的作用, 在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 给共和国造成新的危机。“五月风暴”表明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必须 要作某些调整, 加强议会的权利,增加“民主”程度, 削弱总统过分集中的权力。从“五月风暴”以后,法国政府一 是修改了宪法的个别条文,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议会的宪法地位;二是特殊个人权威(戴高乐 )的消失和随之 而来的政治分化造成了议会内左右两派间的相对力量均势,它遇阻了议会权力被超宪法地削弱的倾向,并使 其有所回升, 进入 70 年代以后议会地位得到了改善。[8] 第五,客观上传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五月风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有组织的左派学生, 他们宣称 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反对法共所执行的路线, 认为法共一味强调议会斗争,坠入了改良主义的泥坑。他们 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 转而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寻求真理。左派学生接受了马尔库兹 的理论, 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享受不到正当权利的贫民、学生等阶层肩上, 要求消除一切等级制度, 让学生管理学校,工人管理工厂。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认为传统的请愿、谈判等斗争 手段已经过时, 需要的是直接的革命行动,不断向统治者挑衅,促使统治者诉诸暴力镇压, 暴露其凶恶的本质, 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一浪接一浪,把运动推向高潮。[9] (P 6)由于参加“五月 风暴”的学生所信奉和宣传的大多是马尔库兹等人的理论, 所以“五月风暴”的斗争实践, 客观上起到了宣传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作用, 并使之成为当今西方的一股强大的思潮。 [参 考 文 献] [ 1] 陈栋.法国的历史和现状[ M ] .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8. [ 2] 朱庭光.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下册[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4. [ 3] 沈炼之,楼均信.法国通史简编[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 4] 周剑卿,张锡昌.传奇人物戴高乐[ M]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5. [ 5]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 M] .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78. [ 6] 多米尼克·弗雷米.法国历届总统小史[ M] . 重庆:新华出版社, 1986. [ 7] 让·拉古都尔.戴高乐全传[ M ] .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 8] 童之伟.试论 1958年以来法国议会地位的变迁[ J] .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1989( 12)110. [ 9] 朱庭光.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三分册[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王银娥] 83第 3 期 袁 红:试论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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