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萨珊波斯王朝艺术对唐朝的影响

萨珊是3—7世纪波斯(今伊朗)的一个王朝。 其疆域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 其金银工艺举世闻名。史籍记载萨珊朝波斯在北 魏时期与中国就有往来。到了唐代这种联系继续 得到了发展。公元 651年,萨珊被阿拉伯人灭国 后,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在 此后的几百年里,仍然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 往。唐朝与波斯的交往,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 重要的内容。也使得萨珊波斯艺术成为除了罗 马、印度以外对唐朝工艺美术影响最大的外来艺 术形式。对唐朝工艺美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银 器和织锦艺术方面。 一、对唐朝金银器艺术的影响 随着萨珊王朝与唐王朝的频繁交流,其发 达的金银器制造技术也流传到中国。对唐代的 金银器皿制作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虽然中国 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金银器,但是唐代金银器 的使用数量之大,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考古出 土的唐代金银器比以前各个朝代所出的金银器 的总和还要多几倍。夏鼐先生曾指出,金银器皿 到唐代才发达,可能是受到萨珊王朝金银器工 艺的影响。 浅谈萨珊波斯王朝艺术对唐朝的影响 高 山 (安徽农业大学 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230036) 摘 要: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在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异域 文化影响并丰富了唐代本土文化的内容和样式。萨珊朝波斯王朝的艺术成为除了罗马、印度以外的具 有重大影响的外来因素的艺术样式。对唐代的唐金银器和织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唐代工艺 美术新的装饰风格。 关键词:萨珊波斯王朝艺术;金银器;织锦艺术;联珠纹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08)-0100-03 ADiscussionoftheArtInfluenceFromtheSassanianDynastyontheGoldand SilverWaresandBrocadeArtoftheTangDynasty GAOShan (SchoolofLight-TextileEngineeringandArt,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Hefei,230036,Anhui) Abstract:Theopenpoliticalenvironmentandtheunimpededpassingofthe“SilkRoad”ledtotheprosperousexchange betweentheTangdynastyandotherforeigncountries.Intheprocessofculture’smutualmergebetweenthe eastandwest,alienculturehadinfluencedandsupplementedthecontentsandpatternsofTang’sone. BesidestheartstylefromRomeandIndia,theSassaniandynastywasalsoonekindofimportantforeignpart toinfluencethedevelopmentofthepatternsoftreasuresandtheartofsilk,formingthenewdecorationstyle ofTang’shandicraftart. Keywords:theSassaniandynastyart;goldandsilverwares;brocadeart;Lianzhupattern 2008年7月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ul.,2008 第17卷第4期 Journalof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Vol.17 No.4 收稿日期:2008-01-11 作者简介:高 山(1972-),女,汉族,安徽无为人,安徽农业大学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生。 ·100· 100· · (一)造型 萨珊朝金银器独特的造型风格和工艺影响 了唐代金银器形制的制作。面对异域文化开放的 唐人不是直接“拿来”,而是结合了唐人的生活和 审美习惯加以融化吸收和创新。唐代金银器中的 金银长杯就是对萨珊式银器的模仿和改造。多曲 长杯原本是典型的波斯萨珊式的器物,口沿和器 身呈变化的曲线,宛如一朵开放的花朵,唐朝人 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萨珊式多曲长 杯内部突出的棱线不同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 通过唐代的工匠的改进和调整,加高器足和器 身,淡化内部突起的棱线,风格已全然不同于萨 珊式的长杯,也成为唐代的创新器物。唐朝前期 的金银器常见的是西方的造型,中国的装饰。如 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三件八棱金把杯, 柄呈圆圈形,足部边缘有联珠,各棱面分隔处也 有一列竖直的联珠,这些都是萨珊式的风格。而 器身的八个棱面每面浮雕的乐工或舞伎,却是具 有中国风格的人像和衣服[1]。萨珊式金银器的造 型也被移植到唐代瓷器的造型中。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青瓷凤头龙柄壶,壶身堆贴瑰丽的纹饰,壶 身塑成凤头,由口沿至底部连接着生动活泼的蟠 龙壶柄,吸收了萨珊金银器的造型,又采用中国 本土的龙凤纹作装饰创造出的一种新的风格,成 为具有代性的北方产品。 此外,萨珊波斯金银器的凸纹装饰工艺对唐 代的金银器装饰工艺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凸纹装 饰技术属于锤摕工艺,又称为模冲,是一种不同 于中国传统的铸造成型的工艺。锤摕是西方金银 器主要的成纹方法。在拜占庭、波斯以及中亚都 久有传统[3]。即在金银器物的表面用事先预制好 的模具冲压出凸起的花纹图案,这种工艺使得主 花纹突出,立体感强,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由 于金银的材料都具有较好的延展性,锤摕成型更 能体现金银制品的特质和美感。因此,这种技术 的传入便得到广泛的应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舞 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鎏金龟纹桃形银盘和鎏金 双狐双桃形银盘就是这种技艺制作的精品。 (二)装饰纹样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具有强烈 的时代特点和风格。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主要 为珍禽瑞兽,和以团花、宝相花、折枝花、缠枝花 为基本模式的植物图案。除此之外还吸收了大量 的外来纹样,主要有立鸟纹,翼兽纹,联珠纹和摩 羯纹。萨珊器物上的动物形象多增添双翼,并在 四周加麦穗纹圆框,即所谓“徽章式纹样”,这种 饰样在萨珊银器上尤为常见。在陕西西安何家村 出土的所谓“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和“凤鸟 翼鹿纹银盒”盒盖上的翼狮及翼鹿纹饰,就明显 属于徽章式纹样,后来,这种饰样在中国器物上 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首先是取消了圆框中的 动物形象,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之类的饰 物,稍晚一些的器物则进一步取消了圆形边框,8 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2]。萨珊波斯的联珠纹也 出现在唐代金银器中。它们常用来间隔图案,有 时也会作为造型的因素。如出现在杯的足底和柄 上。唐人这种对异域文化的吸收、改造、融合的文 化态度拓展了本土文化艺术的宽度和广度,为本 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二、对唐朝织锦艺术的影响 萨珊波斯王朝艺术的织锦技术和丝织图样 对唐朝的丝织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公元前一世 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输出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 到了萨珊波斯时期,波斯人也掌握了制造丝绸的 技术,在其织物中以波斯锦最为著名。而波斯织 锦也开始向中国境内返销。波斯锦进入中国的最 早记载是梁朝普通元年(520年),此后文献上屡有 载录。波斯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织造技术上 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二是其花纹图案独具 风格,一般认为最为典型的是联珠动物纹。 (一)织锦技术 新疆阿斯塔那墓群出土了丰富的织品主要 是唐前期的制品,东晋、北朝时期主要品种仍是 汉代以来的平纹经锦。唐代的丝织品纬锦得到长 足发展,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数量大增,还 出现人字纹织物和晕 提花锦。阿斯塔那隋代墓 地中出土的织锦开始出现波斯锦的织法,这种织 法是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纬线起花,夹经常用双 线,不像汉锦的底地是平织物,经线起花,夹纬是 单线的;所用的丝线都加拈得较紧,不像汉锦丝 线多不加拈或加拈极松。在花纹上,代替汉锦中 的卷云和各种鸟兽横贯全幅前后连续的布局法 的,是用联珠圆圈分隔成各个花纹单元。阿斯塔 那 48号墓出土的“贵”字孔雀纹锦、92号墓出土 的联珠对鸭纹锦都是这种波斯风格的新织法、新 花纹的斜纹纬锦。这种斜纹纬锦在7世纪中叶到 闲纟 ·101· 101· · 8世纪中叶盛唐时期,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风行一 时的新产品。甚至一些具有唐式的花鸟纹锦和彩 条锦也都采用了这种新织法[1]。 (二)织锦图案 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织品中,萨珊式图案更 被广泛采用,野猪纹、萨珊式立鸟纹锦都是波斯 纹样。野猪头的形象是一种独特的萨珊纹样,崇 尚武功的萨珊人信奉袄教,在袄教的经典里,军 神维尔斯拉格纳的化身就包括“精悍的猪”,这种 装饰图案反映了萨珊波斯人对神德的礼赞[3]。阿 斯塔那墓群 325号墓出土的猪头纹锦和 332号 墓出土的立鸟纹锦,夏鼐先生从图案和工艺等不 同角度对这些织锦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织锦 的花纹图案自成一组,不仅与汉锦不同,便和隋 唐时一般中国织锦也大不相同,但是和中亚和西 亚的图案花纹几乎完全相同。例如猪头纹锦,在 阿富汗巴米扬的壁画上,便有这图案;在苏联乌 孜别克的巴拉雷克一节彼遗址 (公元五至六世 纪)的壁画中,一个伊朗人类型面貌的人物,便穿 有满布猪头纹织锦的翻领外衣。颈有绶带的立鸟 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或朱鸟纹不同。它的颈 后有二绶带向后飘飞,口衔有一串项练形物,下 垂三珠。颈部和翅膀上都有一列联珠纹。这些都 是所谓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 窟的壁画上,以及波斯萨珊朝银器刻纹上,都有 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些动物纹,一般都围 绕以联珠缀成的圆圈(即所谓”球路”纹)中,这也 是萨珊式花纹的特点⋯⋯”[2] 夏鼐先生提到的“联珠缀成的圆圈”就是被 广泛应用的萨珊式图案———联珠纹。就已有的知 识,在萨珊波斯,联珠圈纹锦织造最早。也最风 行。其他地区联珠圈纹丝绸的生产都与萨珊波斯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俄罗斯女学者捷露萨莉 姆斯卡亚指出联珠纹锦 “使人蒙生或是萨珊产 品,或是模仿萨珊当地产品的印象”[3]。联珠纹图 样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双线圆轮中画上各种鸟 兽图样,双线圆轮中又描上大小相等的圆珠,称 为联珠。在各种大圆轮中间,常在上下左右四处 连接点的中间,又画上小型的联珠纹圆轮。圆轮 中间的鸟兽图样有立雁、立鸟、猪头、狮子等常见 动物。由于鸟兽图样常常两两成对,左右对称,所 以又称联珠对鸟纹或联珠对兽纹。这些联珠纹图 式都由波斯经中亚西亚传入新疆。在吐鲁番等地 陆续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依据阿斯塔那唐墓 的纪年资料,从七世纪的五十到八十年代,联珠 纹织物最盛。 联珠纹中的动物主体有狮、象、鸭、鹰、天马、 羚羊、骆驼和野猪等。联珠圈内的主纹往往很 “洋”,唐锦中马的形象来自西方,形象多高大魁 梧,唐锦中的马纹往往带有翅膀,即所谓翼马,这 是典型的波斯装饰题材。在阿斯塔那 302号墓 (永徽四年653年)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上,翼马 就有两种形式。唐人对翼马的称呼或为天马。在 萨珊波斯,翼马纹有崇高的宗教含义,萨珊王朝 定祆教为国教,在祆教里,翼马是日神米特拉的 化身[3]。然而联珠纹的样式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 悄悄改变。在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联珠对龙纹绫 上,唐人已把联珠圈原来的单层改为双层。在日 本正仓院珍藏的联珠狩猎纹锦上,双层联珠圈又 被改易为一层联珠,一层卷草;正仓院的另一片 卷草舞凤纹锦上,主纹虽完全是联珠纹锦的规 模,但西方情调的联珠圈已被中国风格的卷草纹 代替,主纹的图案也是中国本土的传统图案凤的 形象。联珠圈的构图方式有单独和对称两种。内 置单独纹样是萨珊联珠纹锦的传统。而内含对称 纹样的联珠纹锦则大都是中国内地的产品。萨珊 波斯风格的联珠纹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 载体。 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 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 的交流碰撞中,尤为可贵的是唐人自信的开放态 度和睿智的创新精神。唐代的金银器和织锦艺术 就是唐人既继承了本国优秀的艺术传统,又兼收 并蓄了外国的工艺特色的产物,这种态度和精神 同时也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6. [2]吴玉贵.唐代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尚 刚.唐代工艺美术史[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刘明来 ·102·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