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丧志_麻将与近代中国女性的娱乐_贾钦涵

2011年1月第43卷　1月号学术月刊AcademicMonthlyJan.,2011Vol.43　No.1玩　物　丧　志?———麻将与近代中国女性的娱乐贾钦涵(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摘　要]娱乐游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国人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民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开始频繁参与到各类新兴的娱乐中来,同时她们也成为了社会交往活动中广为世人关注、饱受争议的对象,而这其中尤以“麻将女人”为最。麻将游戏不仅仅是新女性摆脱家庭束缚的象征,还是男权社会重新套牢束缚妇女的工具,更为一个个对现实心灰意冷、无力舒展自己生命欲望的女人们提供了精神的避难所。近代中国社会在一步步粉碎束缚传统妇女枷锁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接受、容纳“新女性”的社会空间,这必然导致女性群体在新旧社会/家庭身份认同上产生种种迷惑和错位。对大多数“女牌友”来讲,与其说她们把生命浪费在打麻将上,是因“玩物”而“丧志”,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压抑的生存环境迫使女性“丧志”后,她们才集体沉沦在“玩物”之中。[关键词]麻将　近代女性　日常娱乐[作者简介]贾钦涵(1986—),男,河南省开封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性别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1-0137-11　　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游戏活动,麻将在近代中国的大众生活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清朝末年迅速流行之后,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娱乐,而且逐渐成为时髦的社交工具,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一方面,麻将游戏难免牵扯诸如赌博、通奸等社会问题,遭受各方诟病;另一方面,它又同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女性社会地位转变、基层社会的国家控制等主题密切关联。对此,以往少有学者从社会史、文化史、性别史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①众所周知,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引发了国家机器对女性身体、生活的一场全面的规训与改造,从规定妓女佩戴“桃章”以与良家妇女区隔,反对女性穿着奇装异服,再到明令禁止女子烫发。然而,同样“于家庭教育,社会风气,大有莫大关系”的女子麻将,从晚清以来·137·①麻将游戏在新中国建立后曾长期受到批判和查禁,意识形态的桎梏一直制约着大陆学术界对这一传统游戏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戈春源的《中国近代赌博史》、郭双林、肖梅花的《中华赌博史》、涂文学的《赌博的历史》等著作都在“赌博史”的框架内,或多或少涉及对麻将游戏起源、流行的讨论。在涂文学《赌博纵横》一书、及其《赌博与社会时尚近代化》一文中,作者从赌博游戏与社会风尚互动、赌博与近代社会文化等角度对麻将的流行发展作了较有突破性的研究。于光远、马惠娣的《休闲·游戏·麻将》一书,则较细致地综述了有关麻将起源研究领域的不同观点,以及学者在中华麻将论坛的发言情况,试图把麻将纳入到休闲竞技的层面,来阐述其作为中华传统游戏和世界性竞技体育项目的文化价值和实用意义(戈春源:《中国近代赌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涂文学:《赌博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涂文学:《赌博纵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第394—4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于光远、马惠娣:《休闲·游戏·麻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却一直未遭到禁绝。虽然像“麻雀之毒中人之深”的危言耸听时时得见,但这种游戏在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反倒日益流行,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尝试从性别视角切入,透视近代麻将游戏的流传演变,探讨该时期中国女性及其家庭关系的改变。同时,在铺陈女子麻将“禁与不禁”的对抗论述中,展示新旧交替时代女性娱乐生活的一些细节,进而,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女性从束缚走向解放而又不断被规训的历史。一、“雅戏”的越界据现有研究判断,麻将牌大约成型于道光咸同年间的江浙地区,最初流行于船夫商人之间。①虽然男性和女性都会参与到这种游戏中,但对于单独一桌麻将而言,游戏者的性别构成往往是单一的。一桌女子麻将中,参与者多是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内部成员,她们打麻将的时间也较为集中,常在节庆年关之际。比如,清末权臣赵尔丰的后人赵珩先生曾回忆说,他们家男性都不会打牌,而晚清民国时家中的男性也很少参与春节期间的博彩,但除夕至正月十五,“宅中女眷是可以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的,有些小输赢,只博一乐”。②由于妇女从事这种娱乐活动能促进家族内部之间的和谐,多半是被父权社会所允许甚至是鼓励的,③女性因此可以被更好地控制在家庭的封闭空间内,从而避免“思淫生邪”。④在这一点上,麻将所起的作用与传统的棋弈游戏十分类似。⑤清末画师吴友如《宋宫遗俗》⑥(图一)反映的就是清末妇女们在家中打麻将的情景,将它与乾隆时期表现女性对弈场景的《月曼清游图册》⑦(图二)相比照,无论从周围环境的奢华布置,还是从女玩家兴奋而投入的表情动作来看,麻将和围棋一样,都彰显了女性玩家高贵的身份与闲逸的生活状态。《宋》图中妇女们贤淑富态的装饰打扮,与乖小学步的幼童、图一图二麻将桌下的家猫、影壁上的白兔、庭院中的芭蕉等一系列格套化绘画元素,共同营造了一幅典型的传统闺阁景象。值得注意的是,画师吴友如把光绪朝后才传播流行的麻将标名为“宋宫遗俗”,恰恰表明清末民初麻将初兴时,人们所对这种游戏的女性化与传统化想象。在这一时期不少绘画作品里,麻将常被描述成一种上层社会妇人的高档家庭游戏。在画家“小南”的《博趣图》(图三)中,画面上精致的自鸣钟、方形吊灯、缀花落地帏帐、繁复的盆景家具摆设……无一不衬托出游戏者生活条件的富足。而打麻将的四位妇女和玩骰子的三个男子,被分别放在两间相互隔开的居室,两桌游戏者被宽阔的墙面和屏风截然分开。甚至连刚及桌面高低的一对男女幼童也被分别置于玩耍骰子和麻将的房间内,画面上侧题记中的“雌捉·138·学术月刊　2011·1①②③④⑤⑥⑦周海雄、王雁玲:《麻将的起源与演变》,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学科版)》,第70—72页,2002。赵珩:《旧时风物》,第178—18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戈春源:《中国近代赌博史》,第93—9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在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回“听主使豪仆学摸金,抗官威洋奴唆吃教”中,记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军门张守财的姨太太们可以放纵地在宅子里整日打麻将,但出门看场戏却是绝不被允许的。考虑到该时期限制女性出入公共场所的历史背景,应与清末江浙地区整饬民风、限制妇女外出的禁令有关(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下册,第791—8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丁日昌:《严禁妇女入馆饮茶》,《江苏省例·同治七年上》,第13页,江苏书局,同治七年;《禁妇女看戏烧香》,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二编,第159—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邑尊据禀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载《申报》同治十三年11月19日(1874-01-7),第2页)。值得思考的是,在唐代尚为僧道、士人所常乐的棋类游戏,到了女性生活空间受到严格限制的宋代以后,越来越成为一项女子家庭娱乐。清代李渔则明确提出,“以闺秀自命者,书画琴棋四艺,均不可少……至手谈一节,则断不容已,教之使学,其利于人己者,非止一端。妇人无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则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群居,争端易酿,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对坐,静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余,不设一番功课,则静极思动,其两不相下之势,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笫之上矣。一涉手谈,则诸想皆落度外,缓兵降火之法,莫善于此”。其中“手谈”主要指的是下围棋,而在晚清民初许多材料中也会把打麻将雅称为“手谈”(李渔:《闲情偶寄》,第135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吴友如:《宋宫遗俗》,见《海上百艳图》,上海文瑞楼书局,1908。转引自庄子湾编:《十九世纪中国风情画:海上百艳图》,第49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陈枚:《月曼清游图册》之三,乾隆三年(173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雀,雄掷骰”六字则更点明了这种家庭游戏在性别上的分野。①图三图四　　但随着19世纪末以来麻将的日益流行,它也越来越多地被男性群体当做一种赌具。近代诗人、光绪朝进士樊增祥曾在组诗《忆博》中对新兴的麻将这样描述:“花底摴蒱催上场,红毡银烛小排当。宁波麻雀知何味?强与周旋故拙行。”②诗中点明了麻将“柔中有刚”的特点,看似闲雅娱情的“小排当”,倘若游戏者“强与周旋”,最终也会“拙行”落败。对于麻将牌的这种吊诡,一位署名“爱楼主人”的作者在《与麻雀牌绝交书》中用拟人化的手法写道:“雀兄足下:君雕球作骨,师竹为怀,初交君时以谓君真雅人也,故梅窗御冷,恃共陶情,荷屋招凉,常同入座。而君面带豪情而心怀暗算,迷龙列阵,阴柔害人。牧猪为奴,辗转交我,而我不测人情,遭君笼络者数十余载,有君不援我溺,因此丧失者数千余金……”③此文发表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其象征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爱楼主人与麻雀牌的“绝交书”,更标识了从旧时代到新纪元麻将娱乐本身发生的巨大转变。正如麻将在该文中被戏称为“兄”,清末人们想象中阴柔的“宋宫遗俗”被日益禀赋了种种男性特质(如赌博、喧闹、暴力等),而所谓“雅戏”的称谓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出版于20世纪初的《官场现形记》中就有较多揭露讽刺官宦士绅打麻将挥霍纵乐的文字,而诸多方志资料中也都记载晚清之际士大夫阶层较流行这种游戏,④这在同时期的图像资料中亦有所反映。⑤有学者认为,在晚清之际的士人、官员群体中,麻将游戏是不断被“正经化”的。⑥此一表述的准确性虽有待商榷,但更为重要、且不可否认的是,基层社会公共空间内的“男性叉麻”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北京城古玩市场廊坊二条,一群闲民在一家玉器铺内“天天招聚”,“没黑间带白日”地大赌麻将牌,引起了地方报纸的关注。从报道中所附的图画看来,这些男性玩家显然属于富有群体,画面上硕大的吊灯、众多围观的看客,共同勾画出一幅嘈杂拥挤的聚众赌博图(图四)。由于打麻将常被文人称为“竹战”、“竹戏”,画面背景中的一幅竹图即暗示了这一别称,另一方面则又隐含着“君子雅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讽刺⑦。在批评上海新兴麻将赌戏的图画《赌棍骗人资财之可怕》中,画师竟然不避繁赘之嫌,在四名打牌人旁边排列了九名观者,他们或背手静观,或指画点评,在营造“君子观局”闲雅形象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一种不协调的拥挤感。画面中,传统样式的屏风、四方桌,与西式风格的座椅、眼镜、多立克式房柱及现代化的电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出此时麻将虽带有传统博弈游戏的特征,但伴随它图五图六而来的现代因素似乎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张力(图五)⑧。这些“叉麻雀”的男性往往也像麻雀一样,“先飞鸣于茶肆,旋翔集于囊家”,令旁观者不由得想起清末民初游氓群体中“成群结队,遨游都市”的“麻雀党”,使人“目眩心骇”、“莫能形容”。⑨此外,非公共空间的麻将游戏也显得越发不平静,在民国元年的一幅新闻画中,其标题“打龙”不仅意示着斗殴事件“因座中一人误打一龙”,更有“二龙打·139·◎史学经纬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小南:《博趣图》,《大共和日报》1912年2月7日,随报附送印品。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下册,第14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说麻将最初流行于宁波地区,故称“宁波麻雀”。参见徐珂:《清稗类钞》,第10卷,第4905—49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爱楼主人:《与麻雀牌绝交书》,载《笑林》,清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第四版。焦国理纂:《重修镇原县志》,卷六,第29页,兰州,俊华印书馆,1935;余丕承修,桂坫纂:《(民国)恩平县志　卷四》,第2页,广州,光华书局铅印本,1934;钱淦等纂:《宝山续县志》,卷五,第12页,1921年铅印本。涂文学:《赌博的历史》,第11、8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陈熙远:《从马吊到马将———小玩意与大传统交织的一段历史因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9(1),第154—157页。《醒世画报》,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四号。《赌棍骗人资财之可怕》,载《图画日报》第55号(宣统年间),第7页。吉民:《叉麻雀文》,载《小说丛报》,第6期,第6—8页,1914。斗”的暗讽在内,展演出麻将游戏中男性化的一面(图六)①。图七图八　　对于娱乐领域的这种变迁,后来有人指出“奈之何浊世汶汶,群生扰扰,不娱其所可娱,而乐其所不当乐,众阳启其先,群阴继其后”②。的确,随着近代中国女性家庭、社会地位、角色的转变,麻将桌上的女性紧随其后,也像男人们一样组成自己的交际社团,并渐渐跨越了传统世俗道德的种种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富豪家庭闺秀组成的“女总会”③。从《新水浒》、《续海上繁华梦》等晚清小说来看,在女总会中男女同台叉麻雀是家常便饭,而且往往会引起恶性赌博、通奸吊膀的发生。④在这些小说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当时“男混女杂、通宵大赌”的热闹景象(图七)⑤。对于牌桌上“长幼不分、男女混杂”⑥、“无男无女、无昼无夜”⑦的现象,传统社会的反应可谓非常强烈。譬如,扬州的一位风流老翁常与“其子妾媳妇”一起在公园酒楼茶肆中“同席叉麻雀”,这种“谑浪笑傲”的行为显然刺痛了时人的神经,记述者形容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并责问“不知该县之巡警果何为者?”⑧其实,地方巡警对男女混杂的麻将游戏也是异常敏感的。1917年10月6日,北京三道栅栏路的王姑娘和本家婶媳、邻居王氏兄妹四人打麻雀,由于长时间未分输赢,直到夜里十点被巡警抓获时仍在游戏。这种娱乐行为在如今看来或许太过稀松平常,但当年北京地方警署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证实涉案四人皆是“良民”。尽管四人最终无罪获释,但警方仍认为“男女共同娱乐亦属不合”。⑨有时,家里藏着一副麻将牌即使不玩也是危险的,北京内左四区员警署曾查获了这样一宗案子:西送姑娘胡同女伶延贵卿到河南演戏时结识了两个戏迷王子金、王以仁,由于十分仰慕延姑娘,他们在延氏回到京师家中后竟追随而来,并提出可以帮她招揽更多的生意。王姓二人和年仅十八岁的延姑娘相谈甚欢,似乎与她父母也处得很好,而当地的巡警却突然闯进屋内,搜出了延姑娘从河南带回的一副麻将和其父吸食鸦片用的烟具。结案后,京师警察厅在发给内左四区警察署的指令中写道:“延贵卿一口是否暗娼、抑或有开灯并招人打牌情事,仍仰随时访查,务获确证拏究。”10警察为何会突然闯入搜查我们无从得知,但在警方看来,麻将和嫖娼、抽鸦片、赌博等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关联。从前述两案不难发现,基层司法机构对男女雀友同台杂处的娱乐方式尤其警觉,投射出国家和政府对于麻将娱乐可能潜藏性交易的担忧。1麻将虽具有传统游戏中消遣、沟通情感等等功能,但“朋从相遇之时,卜日卜夜,每藉琴棋书画消遣闲情,而意趣非可强同”12,与琴棋书画等古老的家庭娱乐品有了质的区别。它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越界,承载着对新生活方式的尝试,也伴随着一·140·学术月刊　2011·1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2苕子:《打龙》,载《通俗画报》,1912年7月2日,第4号。《论妇女之娱乐》,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全集”,第312页,1931。李交发:《治赌史鉴》,长沙,岳麓书社,第52页,1997。陆士谔著、欧阳健校点:《新水浒》,第70—7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　附续梦　三》,第1560—1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续海上繁华梦二集》,卷二第七回,载《图画日报》,第384号(宣统年间),第3页。劣僧:《麻雀十害歌》,载《笑林杂志》,第1卷,第1期,第9页,1915。蒋着超:《蔽庐非诗话》,第14—15页,上海民权出版部,1915。姜泣群:《朝野新谭》,第三编,第68—70页,上海,光华编译社,1914。《京师警察厅内右二区分区关于王姑娘等以麻雀牌聚众赌博一案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181—019—17791。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小说《雀声》中,一名叫做阿四的胡涂巡士接到“某家邻人”举报,循着屋内传来的麻雀牌声进屋抓赌,结果发现被耍骗,自摆了一次乌龙。由于晚清民初一般居民家庭住宅隔音效果较差,王姑娘等人打牌噪声或是被警察、举报者发现的原因(双热:《雀声》,《民权素》,第2集,第51—54页,1914)。《京师警察厅内左四区区署关于延贵卿家有招聚闲人开灯及打麻雀等情形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181—019—17044。人们对于麻将桌上性交易的想象或与妓院青楼内常设有麻雀牌局有关〔陈蕴茜、刘炜:《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现代史》,2007(4);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第114—119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85—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暗娼续志》,载《浅说画报》,1913-07-26,第1638号〕。佚名:《麻雀牌》,载《笑林杂志》,第1卷,第1期,第3—4页,1915。种新的社会关系组合。如果说在小说《新水浒》、《官场现形记》和图画《宋宫遗俗》、《博趣图》创作的时代,麻将游戏更多的是限于家族内部女性间的娱乐活动,那么随着民国的建立,这种区隔很快被打破。漫画作品《同居之爱》(图八)就生动地描绘了麻将玩家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①,“亭子间之嫂嫂,后楼之阿姐,以及对门之挨姨,或前街之好婆”②,游戏者身份、年龄、社会背景日益复杂多元,使我们直观感受到民国都市牌桌上的女性交际生活。显然,在迅速城市化、近代化的时代里,对于刚刚从“熟人社会”中走出的女性来说,麻将确实是她们相互沟通情感(“同居之爱”)的绝妙工具。这种娱乐方式似乎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潮流,尤其在大城市里更是如此。但在女子麻将流行的同时,一系列的指责和质疑也随之而来。二、女子麻将:众矢之的“闺门雀戏,尤宜禁绝,儿女看赌,不务学业。不修家政,害在眉睫,淫盗生心,门户不密。”③《赌博十害歌》中的这段歌谣概括性的点出了主流社会对玩麻将女人最主要的三项指责,分别关乎抚养后代、家政劳动与贞洁操守,这些显然是旧式妇女遵从三从四德伦理纲常时最应加以修持的。图九图十　　妇女打麻将会对子女造成不良影响,并且会荒废家务,往往是坚决抵制麻将者的最重要理由。比如在漫画《两种主妇》(图九)中,作者分别用两组图片对比了沉迷于麻将的妇女和贤良主妇在一天内截然迥异的生活情况:早八点前者还在酣睡,后者却提着菜篮子送孩子上学;近午时分前者刚刚起床梳洗,后者则开始准备午餐;下午三点前者陶醉于麻将娱乐而置哭泣打闹的孩子于不顾,后者一边看护着孩子一边织着毛衣;直到晚上,前者的丈夫下班后看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一片狼藉,后者的丈夫则是爱子绕膝、幸福无比。④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与“正当的家务”相比,女性“把麻雀当做最高尚的娱乐”显然是不正当的,正由于“无心理会”原本归属于她们的家庭职责,“家庭的幸福,也随此断送尽了”。⑤此外更多的漫画、文章,都批评沉湎于麻将的妇女未能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⑥并对孩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家庭妇女为之置家政儿女于不顾,幼年儿童因环境不断的熏染,更迅速的成功了一批新的麻将健将”⑦,“再有些毫无识见的主母,叫自己的小小子女,帮着自己叉麻雀,小女孩就如此,将来会做良好的家主母吗?”⑧漫画《不同的娱乐》就很好地反映出社会上的这些谴责(图十)⑨。另一些作品的讽刺意味似乎更大于所谓的教育意义,例如,漫画《麻雀博士》中,麻将桌上的三个女人被分别扣上了“大三元”(“中”、“发”、“白”)博士帽(图十一)10;作品《家庭教育》则刻画了一位留着短卷发的母亲,分别用麻将牌和扑克教儿子学习数学和英文,令人不禁莞尔(图十二)1。图十一图十二·141·◎史学经纬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陈少翔:《同居之爱》,载《永安月刊》,第7期,第15页,1939。木二:《上海之声色》,载《新上海》,第5期,第44—45页,1925。行知:《赌博十害歌》,载《申报》,1920-07-24,第五张。陈浩雄:《两种主妇》,载《健康家庭》,第2卷,第7期,1940,“漫画之页”。丽蓉:《麻雀是不是高尚的娱乐》,载《玲珑》,第2卷,第54期,第182页,1932。譬如,苏松女士:《姨娘手底下的小孩》,载《幸福报》,1929-08-30;陈琪:《妈妈输了钱》,载《申报》,1941-04-19;佚名:《为了打牌把孩子交给奶妈的女人群》,载《中外影讯》,第7卷,第20期,第9页,1946;等等。梅君:《麻将在中国》,载《中国妇女》,第1卷,第3期,第17页,1939。《座谈会:怎样做一个良好的家主母》,载《圣心报》,第59卷,第6、7期合刊,第141页,1945。《不同的娱乐》,载《申报》,1942-04-19。《麻雀博士》,载《时事画报》,第6期,第20页,1930。张慧宇:《家庭教育》,载《申报》,1941-03-17,第3张。　　对于麻将桌上可能存在的“性风险”,时人曾戏拟“扑克牌”口吻讽刺麻将游戏场上的暧昧,其用语几近恶毒:“至若君所以独具之美,有时男女杂坐,履舃纵横,美其名曰碰和台子,实则淫娃荡妇借为勾引之媒。”①当时在女界最风靡的时尚杂志《玲珑》曾刊有一文,记述一个公子哥用麻药迷倒一同打麻将的三个女性朋友,并企图对她们施以强暴。从文章内容、情节和文字判断,此事大概是作者刻意的虚构,其意无非是为了感叹“多少清白的少女们,因为雀战而在无可奈何的诱惑中,牺牲了她们的贞操”②。如此说来,麻将桌上凡是男女混搭的,就真的意味着必有奸情么?刊登《戏拟扑克复麻雀书》一文的《游戏杂志》在次一期又接连刊载了著名作家周瘦鹃的小说《呜呼赌》,讲述了原本贤德的荷贞女士因沉迷于麻雀牌而最终与丈夫黄仲良离婚的故事。在周文中,黄夫人“和两个美少男在一起打牌,谑浪笑傲,快乐得很。抹牌的当儿,四双手搅在一起,仲良瞧在眼中,好生气愤”。荷贞太太看到丈夫后“若无其事”,但黄先生却受了极大刺激。③可以想见,在嘈杂混乱的牌桌上,男女之间的“奸情”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调情”。正如徐志摩所调侃的,“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④。在“金嗓子”周璇、“瘦皮猴”韩兰根共同演唱的歌曲《麻将经》中,一场十分平常的男女混搭麻将,却偏偏加入了“隔壁的周姑娘生得好,韩大哥心里乱七八糟”的对唱,⑤歌词唱腔浪漫撩人,整个歌曲似乎都在传递着麻将桌上的种种风情。民国初年的女性在麻将桌上娱乐的同时,往往也承受着丈夫的重重猜忌和忧虑,而传统父权社会男性对家庭、妇女控制力的衰落于此也毕现无遗。《电声》杂志的“信箱”栏目就曾收到读者徐源之的来信,他在信中强烈抱怨妻子常在他外出工作时与人打牌:“若说她与人通奸吗?一时没有确实的证据;若说没有吗,可疑之点又太多了。”⑥对于这位一向“贤德、顺从、体贴”的太太,徐先生实在不愿、也没有理由相信她会做出不贞的事来,但整天在外打麻将又让他疑神疑鬼。不仅仅是贞操问题,在“身份”和“名誉”上的损失往往被一些批评者认为是打麻将妇女最应警戒的,因为“靡男女贵贱趋凑之”⑦的牌桌的确是消融社会等级的最佳场所,所谓“一言打牌则尊卑长幼行迹皆可不拘”⑧。对于那些社会名流的夫人,在家中与亲友打麻将尚且罢了,如果被发现“在外叉麻雀”,则会被八卦报刊当做一种难堪加以曝光。邹韬奋的夫人就因迷恋打牌而被挖苦:“这真令人不敢相信是韬奋的夫人呢。”⑨因打麻将造成社会形象受损也有较极端的例子,《申报》曾报道了上海松江西门外一“姿容曼妙、服饰丽都,望而知为大家闺秀”的姜姓女子突然发疯,披头散发狂奔街头,甚至脱下裙裾跑到绸庄大喊大闹,还对前来提供帮助的路人恣意谩骂,后来才知是因“赴戚家作方城戏,忽闻警察至,猝然受惊,顿时神经错乱”所致。10作者专门强调姜姓女子的美貌和“大家闺秀”、“未字”的身份,言语间充满了讥讽与惋惜。有趣的是,另一些批评是从关怀妇女的角度,劝诫她们莫打麻将的。如叶楚伧主编“新生活丛书”中的《妇女的新生活》就这样写道:“妇女在家庭,因无事可做,往往呼朋引伴,通宵达旦,以打牌消磨时日,因为太普遍,社会上很不以此种不良消遣为非,这是中国社会的病态。打牌一事,不但是丧财废事,而且是有害身体。因为在打牌的时候,聚精会神,脑力用的太多,身体坐着不动,如历时过久,精神与身体必感到极度疲乏,对身体健康,极有不良影响。”1作者傅岩与一般的批评家不同,似将“丧财废事”放在了关注女性健康之后,但其实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上因打麻将“丧财废事”的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妇女只是借以打发闲暇时光,其实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以危害身体健康作为理由加以标榜宣传,则能扩大文章的“打击面”,既附和了新生活运动塑造新公民生活的旨意,也更能感化劝诫的对象。在另一些文章中,关于玩·142·学术月刊　2011·1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律西:《戏拟扑克复麻雀书》,载《游戏世界》,第3期,第3页,1921。佚名:《蹂躏之前》,载《玲珑》,第1卷,第30期,第1166—1169页,1931。瘦鹃:《呜呼赌》,载《游戏世界》,第4期,第12—19页,1921。陈定山:《春申旧闻》,见《笔记小说大观》七编,第十册,第5925页,台北,新兴书局,1982。吴剑选编:《解语花　中国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第262—264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丈夫疑妻有不贞行为》,载《电声》,第8卷,第14期,第647页,1939。田兴奎修、吴恭宇纂:《慈利县志》,卷十七,第5页b,1923。冠伦:《妇女打牌消遣之弊》,载《申报》,1925-01-29,第4张。约君:《邹韬奋的出身·家庭·夫人》,载《娱乐》,第2卷,第21期,第413页,1936。朱思忠:《因赌致疯》,载《申报》,1923-04-17,“常识”专栏。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39—41页,上海正中书局,1935。麻将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描述,甚至到了近乎恐吓的地步。《社会之花》杂志就报道了汉口某妇因长时间打牌而被迫两次开刀的事情,作者着重而暴露地描写了患者的病灶、病状以及手术情况,其用意显然是在警示妇女们不要沉溺于麻将。①而在该刊接下来一期的时事议评诗中,则专门就此事写道:“憔悴容光刻骨痴,玲珑骰子最相思。赌星高照妆台畔,正是横流恶血时。”②此诗中的“赌”绝非金钱意义上的“赌博”,其实更应看作是耽湎于麻将的“赌性”。图十三图十四　　此外,有些对女性打麻将的指责并没有充分理由。例如,一位署名为“一个痛苦的丈夫”的读者曾向《家庭良友》杂志的“家庭信箱”写信,抱怨妻子在婚后无事可做,一天到晚和邻居太太打麻将,并不断强调由此造成自己在“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始终也未能讲明白老婆玩牌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精神上的痛苦”,编辑在答信中回复道:“首先,我们要劝告你:你是不必`痛苦'的。一个人空闲了就想找消遣,而找不到有益的消遣的方法时,便自然会去找到了坏的消遣的方法。”③不难看到,当来信读者和编辑共同讨论如何改正太太打麻将“恶习”时,其前提是先把这种游戏定位为“坏的消遣的方法”。又比如图十三中,虽然作者直接将麻将界定为“妇女不正当之生活”,但是这幅漫画给人的整体感觉却是妇女生活的宁静与安逸。④对于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为宗旨的《生活》周刊而言,四位打扮摩登时尚的新女性“挑灯夜战”的行为,自然成为了他们最佳的批判对象,但所谓的“不正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或许连他们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三、作为“正当娱乐”的女子麻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些声音,认为女子麻将游戏是一种正当的娱乐。比如有人就提出,打麻将有为“取乐”的、有为“消遣”的,“这两种情形目的既不在赌也不在赌食,完全利用闲暇时间作乐消遣,虽有些微钱财损失,也不致伤及元气,精神上反觉得快活。有时男女混合雀战更可增加情趣,恐怕比看电影还有趣味呢”⑤。女性们经常抱怨:“麻雀不能说是正式的赌博,像我们做的输赢很小,不伤元气。况且除了麻雀,没有东西可以替它供我们娱乐。”⑥在1935年第7期《玲珑》杂志的“妇女生活”专栏,两位妇女“叉麻雀”的照片被标题为“家庭生活”放在了整个版面最显著的位置,与之同处一栏的还有“汽车上的女售票员”、“女子招待”等等新女性形象的图片(图十四)。很明显,打麻将在此被认为是大众女性正当而时髦的娱乐生活。⑦从一些私人文献里也不难发现,这种游戏在上流社会的妇女生活中同样受到欢迎。⑧更有趣的是,在《青青电影》杂志所刊载的当红影星袁美云的画传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袁)平日欢喜兜了搭子,在家里叉叉小麻雀,毫无时下女星浪漫的恶习惯。”⑨就像张守财那帮跑到戏园看戏的姨太本应待在寓所叉麻将一样,打麻将反倒又成了居家好女人的一项标准。一些支持女性打牌者的理由竟然和反对者们的论调相一致,认为打牌可以避免“不贞行为”。“我亲耳听见有几个男先生说”,一位有感于妇女麻将活动的作者这样引述道:“与其让妻子闲在家里,或是出外跳舞,不如让她沉溺在麻将里,因为在一起叉麻将的全是女同伴也。”10与丑化、讽刺打麻将女性的形象不同,民国时期同时存在大量女子麻将的正面描画,有意无意地把这·143·◎史学经纬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佚名:《嗜赌剖腹》,载《社会之花》,第1卷,第5期,1924,“社会趣闻”专栏。醉憨:《嗜赌剖腹》,载《社会之花》,第1卷,第6期,1924,“杂诗”专栏。《家庭信箱:想方法改变妻子的打牌恶习》,载《家庭良友》,第2卷,第5期,第43页,1939。术初:《妇女不正当之生活》,载《生活》,第3卷,第7期,第71页,1927。张德生:《用心理学批评麻雀》,载《玲珑》,第1卷,第33期,第1295—1296页,1931。朱茂德:《三小姐的消遣》,载《玲珑》,第1卷,第30期,第1166、1169页,1931。佚名:《家庭生活:叉麻雀》,载《玲珑》,第5卷,第7期,第2页,1935。比如清末大臣那桐晚年曾亲自陪妻子、女儿打牌,有时甚至玩到半夜方散(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907、98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严次平、陈实:《影人漫画小传:第二人袁美云》,载《青青电影》,第4卷,第11期,第1页,1939。耐一:《太太们为什么喜欢叉麻将?》,载《女声》,第4卷,第7期,第18页,1947。种游戏构建成为正当,甚或高档优雅的娱乐。比如,在广告画《九美麻将图》中,画家周柏生以九个传统美人为画面主体,华丽地展现了一幅大户人家女子众乐图,比起吴友如的《宋宫遗俗》则更添了几分奢华欢庆的氛围(图十五)①。在另一幅反映家庭麻将游戏的照片中,身着无袖旗袍、手执折扇的两位中年女性,在豪奢的家具用品的衬托下,其举止仪态无不显出富贵、端庄与高雅(图十六)②。正如该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女子叉麻将高手并不仅仅指牌技的高超,也看重“姿式的优美”———“她的姿势是女性的表露,轻轻的,牌在桌上一些儿声息也没有”③,这正可作为此图的旁注。从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上刊载的大量广告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许多写实风格的、以麻将游戏为题材的图像,虽然这些图画作为广告整体的一部分,本身并非要为女子麻将呐喊助威,但往往在明显忽略男性形象刻画的同时,却倾向于塑造麻将桌旁摩登而贤淑的女性形象(图十七)④。图十五图十六　　同样是针对女性健康的宣传,与“赌星高照妆台畔,正是横流恶血时”的警示截然相反,有一些营养保健品的商家反能利用麻将大做文章,他们在产品广告里反复宣称,其药物功能可以使游戏者免除长时间玩乐带来的各种疾病,乃至“四圈八圈,腰不复酸”(图十八)⑤。广告尽管并未特意强调产品仅供女性使用(显然商家也不愿意这样强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告图像中,女性玩家的形象通常是被相对放大且被置于显著位置。很多女性本不会玩牌,不过很容易受周边亲朋影响,渐渐接触麻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麻将游戏在女性的家庭关系、社会交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五四遗事》曾感伤新时代青年最终不得不向传统旧道德屈服,在她笔下的“密斯范”虽然不爱打麻将,但新婚之后到夫君亲戚家拜访时,又不得不陪家人玩牌到深夜,以体现她的“贤慧”。⑥而早在张氏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中,这一范本就已经被创作出来,女主人公陈思珍为了争做贤慧太太,百般迁就丈夫婆婆一家,原本最喜欢听音乐、“顶不喜欢打牌”的她自从嫁给了银行职员唐志远后,为了要招待陪候客人,不得不听从婆婆吩咐入了牌局。⑦张爱玲曾这样评价自己塑造的陈太太形象:“《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⑧这种描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类似情况,例如有人就写文章感叹自己邻家一位刚进门的媳妇,若不打麻将,竟然不能融入到新家庭的亲属圈子中去。⑨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看到麻将游戏复杂的反现代性的一面,这是一部分人反对女子麻将的理由,但同时又是这种娱乐被当时社会容忍、接受的重要原因。图十七图十八　　另一方面,虽然零零散散总会有一些对打麻将女性进行惩罚的案例,但均系禁赌性质的社会管理,多流于形式。而在1940年的赣州,新主政的蒋经国却摆出架势,好像真要对麻将牌来个赶尽杀绝。他的禁赌专员在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家里,当场抓获了打牌的赖太太和蒋经国专署秘书杨万昌的老婆,小蒋非但不·144·学术月刊　2011·1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周柏生:《九美麻将图》,三江省福顺恒商场赠品(民国广告画),个人收藏。沈寂、张锡昌编:《老行当》,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黎锦明:《火烈》,第96页,上海开明书店,1938。“好乐汁汽水广告”,载《申报》,1934-07-22。类似广告在各大报刊散布甚多,例如:清导丸“喜欢游戏”广告,载《良友》,第23期,1928-01,第13页;清导丸“喜欢游戏”广告,载《妇女杂志》,第13卷,第12期,1927,内封页;“第威德补肾丸”广告,载《申报》,1934-01-01。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1卷,第270—279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太太万岁》,文华影业公司,1947年出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60—26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天恨:《麻雀家庭》,载《申报》,1924-10-26,第4张。开释放人,还勒令将她们送至公园罚跪三天,以警世人。蒋经国不惜得罪赖、杨二人,最重要的当然是为了树立威信,顺利推行他的赣州新政,但像他这样以国家强制力介入民众私生活领域、管制麻将游戏的做法,在那时还是较为罕见的。①根据1935年修订的国民政府新刑法,在非公共场所进行的麻将游戏不再被认定为赌博行为,②“于是明目张胆普及到小住屋,几乎成为家庭的中心娱乐了”③,这更为原本遮遮掩掩的女子麻将娱乐大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像蒋经国那样违反刑法、仍要禁绝女子麻将的呼声依然存在,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曾对打麻将的“禁与反禁”有段传神的描写,三闾大学的教员在汪处厚家中聚餐,方鸿渐偶然提及汪太太说过打牌以供消遣,校长高松年立即板起脸来,摆出一副要纠察谁玩麻将的姿态,提出“抗战时期大学师生的正当娱乐”来敲点汪处厚,不料汪太太侍宠撒野道:“索性闹穿了,大家正大光明地打牌,免得鬼鬼祟祟,桌子上盖毯子,毯子上盖漆布……我待得腻了,让李梅亭去闹,学生撵你走,高校长停你职,离开这地方,真是求之不得。”最终这场争执在高校长的“tuttut”声中不了了之。④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一段情节,却深刻挖苦了民国大众生活中麻将游戏“禁与不禁”的尴尬状态。汪太太固然态度蛮横,但以她为代表的“麻将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却也理直气壮。由于大量女性仍被逆历史潮流的传统力量束缚在家庭,更由于其娱乐生活的匮乏,以致“长日漫漫,无法消磨”,故而“无所事事的姨太太少奶奶,不怕天塌地震,却怕`三缺一',不能成局。硬要将这种唯一的娱乐取消,当然要引起抗议”⑤。图十九　　与《围城》一样,在民国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与麻将游戏相关的文字。出版于1947年的小说《的笃戏》对某县党部书记长家的小客厅有段特别的描述,这个小客厅正是书记长家张太太约人打牌的娱乐室:“他们又是在这个小客厅里———上首正中,仍旧挂着委员长的五彩半身立像的小客厅里,打起牌来了。”当张太太担心家里来访的女政工队员会告发她们打牌时,站在一旁的书记长说道:“这是家庭娱乐哟!有什么关系?———她敢吗?”⑥小说作者刻意在牌桌上方布置一幅蒋介石的画像,自然有讽刺官场腐败堕落的寓意,同时也反讽了当时权力和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尽管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干纲独断、一手遮天,但在纷繁复杂的基层社会生活空间,他的权力也只能化成一幅冷冰冰的、道貌岸然的伟人画像,面对眼前热闹嘈杂的麻将牌桌完全丧失了他的威严。在发表于1936年的漫画《杭州杂景》中,市民打扮的二男二女对搭组合在一起玩麻将,作者不无讥讽地旁注道:“说是家庭正当娱乐,取消禁止”(图十九)⑦。或许这就是麻将在民国社会和当时女性生活中的真实状况,从“丧志”到“娱情”,这种游戏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一种符号。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虚伪的政府官员、诡辩的社会改良派……每个人在必要时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批判驳斥别人的靶子,和粉饰装扮自己的道具。在各种论述互相颉颃的场域中,打麻将的女人往往置若罔闻,依然尽情享受这种游戏所带来的快乐,毕竟这个社会能带给她们的欢乐实在太有限了。结　　语在民族危亡而女子麻将却极度盛行的20世纪30年代,重返政坛的冯玉祥曾特意作诗斥责“母和·145·◎史学经纬①②③④⑤⑥⑦《蒋经国赣南禁赌史料一组》,载《民国档案》,1992(30),第29—31页;戈春源:《中国近代赌博史》,第320—324页。国民政府于1935年颁布施行的新刑法第二十一章《赌博罪》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赌博财物者,处一千元以下罚金,但以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为赌者不在此限。”而1928年旧刑法之规定为:“赌博财物处一千元以下罚金,但以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以为赌者不在此限。”司法部对该条修改的解释中规定:“在自己住宅或家室内赌博财物,非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不成立刑法266条之罪。”参见吴经熊校勘:《现行六法全书》,第422、488页,会文堂新记书局,1935;《司法部解释赌博罪之疑义》,载《申报》,1936-04-10,第3张。黄之伟:《家庭与打牌》,载《现代家庭》,第2卷,第8期,第18页,1939。《钱锺书集:围城;人·兽·鬼》,第254—2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周骏章:《从禁赌说到提倡体育》,载《是非公论》,1936(14),第10页。其实何止姨太太少奶奶,对于那些有独立职业的新女性而言,打麻将也是她们生活中最普遍的娱乐。无敏:《职业妇女的检讨》,载《妇女新生活月刊》,第7期,第19页,1937。许杰:《别扭集》,第52、55页,上海,开明书店,1947。丁深:《杭州杂景》,载《中国漫画》,第8期,第11页,1936。女,婆与媳”间的家庭麻将,大呼“国已危急,民族大难!你们不去为国服务,只是在赌博场中作践!”①打麻将成为了女人对国家社会缺乏责任感、玩物丧志的象征。然而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怎样让这些麻将女人“去为国服务”呢?妇女解放的启蒙者曾将女赌的兴盛归因于女子缺少就业的机会、国家缺少对于家庭生活的规范,称“人不可无职业,无职业则将荡逸而为非。女赌之多即可见女子无职业者之多也。家庭不可无整齐严肃之组织,无整齐严肃之组织则将弛放而越规则,女赌之多即可见女子之家庭无整齐严肃之组织者多也。”②又有人形容上海太太们每日晏起后就要叉麻将:“她们对于游玩赌博,好比吃饭,每天不来不过瘾,晚上至少要到二三点才睡”,归其原因,是由于女权运动未能先解决女子的经济独立问题,造成妇女们“依赖性深深的种在心窝”。③虽然这两种观点“深刻地”指出了女子麻将在近代中国盛行的原因,但这种高姿态“解放、改造女性”的男性主体视角,很容易使研究者忽略考察麻将游戏对于近代女性生活的真实意义。从描写近代中国大大小小麻将游戏的各色材料中,我们既看到了这一“国戏”带给女性的快乐与机会,发现女性在私领域所拥有的自由空间;也看到了旧社会对女性的卸责和她们娱乐生活的相对匮乏———与同时代的父兄丈夫相比,她们的娱乐活动更加单调。④即便如此,女性参与娱乐的自由仍受到了极大限制。在荀慧生、马富禄出演的京戏短剧《探亲相骂》中,李家母可以在家陪姊妹儿们任意玩牌,连亲家母胡氏来访也毫无察觉,但对于媳妇野花来说,“背着我竟把麻将打”却和“脚儿也不裹,腿儿也不扎”一起,作为她向亲家母控诉儿媳不忠顺的一大罪状。⑤西方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制的引入与推广,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近代中国急剧转变的社会家庭结构中,传统势力与道德规范必然和要求进一步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发生冲突。不裹小脚、不扎裤腿当然是这种冲突当中女性自觉谋求权益的表现,学界以往对妇女解放运动中放足、女子职业等问题的研究也给予了大量关注。然而在另一个日常生活领域———麻将桌上,女性是否也在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她们对自我权利的索求呢?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初曾指出,中国人丑陋的生活现状在于污秽肮脏、浪漫无规律、懒惰不守时、颓唐萎靡。⑥他试图要改变的国人四大陋习,大多在麻将桌上都可寻得踪迹,而国民党当局也确实试图扭转民众对麻将的嗜好。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就利用建立民众教育馆之便,组织棋类锦标赛来将人们的兴趣转移到&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