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前苏联民族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精品资料]美国和前苏联民族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精品资料]
美国和前苏联民族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精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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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问题是目前国际社會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美国和前苏联不同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美国族裔政策以强化全体公民的国家国民意识,实行法律面前各族裔的平等,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为原则;而前苏联则强调民族自治,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本文拟在分析美国族裔政策和苏联民族政策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若干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美国 前苏联 中国 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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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前苏联民族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精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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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问题是目前国际社會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美国和前苏联不同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美国族裔政策以强化全体公民的国家国民意识,实行法律面前各族裔的平等,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为原则;而前苏联则强调民族自治,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本文拟在分析美国族裔政策和苏联民族政策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若干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美国 前苏联 中国 民族政策
D81 A 1005-4812(2013)02,0046-51
多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占了大多数,而民族问题也成为这些国家普遍重视的问题。但是,古往今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并不多见,民族问题至今仍是国际社會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也一直在探索一条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对其他国家相关经验教训的汲取,也许會给研究我国民族政策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取得突破带来一定启发。本文拟在分析美国族裔政策以及前苏联民族政策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若干看法和建议。
一、美国的族裔政策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国家,现有大小族群1500多个,其成分之多、分布之复杂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宪法却没有特别关于民族权力的相关规定,那是因为,在美国,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美利坚民族。
审视早期美国历史,可以发现,美国人非常重视构建自己的民族身份。正因为它是一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构建统一的民族身份就显得尤其重要。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全新的“民族”,美国使用了American一词,意指“美洲人”,从而选择了一个与移民之本源民族毫不相关的名词作为对自己民(国)族身份的界定。这一名称的使用,实际上排除了任何提及原殖民地宗主国英国或其他民族或种族出身的可能,强调了美国社會向一切民族或种族开放的性质和美国不會局限于一个民族集团、一种语言、一种宗教这一事实。因此,可以说美利坚民族(国族)自建立伊始就确定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从建国时起,美国就没有划分不同的民族,而是将人民统一界定为(美国)公民。在英语里,“民族”与“国家”是同一个词(nation),为了避免唤起不同民族(指移民的本源民族)的人关于“国家”的联想,美国很少使用nation这个词来指称不同民族的人,而更多地是使用“种族”(race)和“族群(族裔)”(ethnic)的概念。因此,美国成功地回避了对“国家”(nation)以外的任何“民族”的认可。也就是说,国家层面以下,不再有任何民族,只有不同的种族或族群。所以在美国,只有种族问题和“族裔”(ethnic)问题,以及相应的族裔政策,而没有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只有印第安人由于历史原因而获得民族身份)。美国政府在人口普查时并不问及“民族”,也不要求每一个受调查者必须选择一种民族血统。因此,除印地安人以外,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都只能是一个公民,属于“美利坚民族”。
美国在对国家层面以下的族群进行分类时,也非常明智地避免了与“nation”的关联,它将其种族分为5大类:白人、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裔美国人、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118亿,其种族构成为:白人占72.4%,非洲裔美国人占12.6%,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
占0.9%,亚洲裔美国人占4.8%,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民占0.2%,其他种族的人占6.2%,归属两个以上种族的人占2.9%。从上述分类可见,美国对族群进行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从来都不是“民族”。分类依据抑或是种族血统,例如“白人”;抑或是某个大陆板块或海洋板块,比如“非洲’’、“美洲”、或“亚洲”、“太平洋”。总之,没有一种分类的名称是对应“nation”的。在人口普查中,分类的名称也是“种族”。自2000年人口普查起,美国甚至允许选择一个以上的种族归属。显然,美国是通过强化种族的概念来淡化“民族性”或“去民族化”。
美国试图用平等观念作为构筑其族裔政策的基石。其最基本的理念是,各种族享受同等的权利和机會,它并不给予任何种族以优先或特殊待遇。在各种族对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追求中,种族歧视逐渐得以消解,种族融合的局面逐渐形成。
美国族裔政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忠于国家前提下的族群自由性与开放性,这是美国族裔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各族裔共同体可以从事任何族裔活动,任何族裔集团都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保持其独特的宗教信仰,用自己的语言出版报刊和书籍,创建自己的学校。政府则不反对非政治性族裔组织的存在,尊重人们对祖传信仰的皈依和对族裔文化的依恋,从而事实上鼓励了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延续,以及一体多元的社會文化的形成。美国虽然没有对“民族权利”及其保护措施提出专门、明确的规定,但它着眼于各族裔集团的政治身份,以公民权总代一切,使得各族裔集团的人们在同一公民权利的基础上生存、交流和发展,进而为种族的通婚和文化的趋同创造条件。这是一种体现开放价值观的族裔政策,避免了偏狭的民族主义操纵人们思想、行为的可能性,让各族裔人民生活在开放的社會中,根据自己的竞争能力来适应美国社會经济、地域和社會流动。
其次,美国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长期固定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理疆域内。亨廷顿认为:“当文化的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會出现暴力、自治或分离运动。”虽然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国家,但绝不是一个“民族联盟”。因此,不允许不同族群建立不同的民族政体或实行政治上的自治,这是美国族裔政策的铁律。在美国政治家看来,民族居住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诱发民族问题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例如,加拿大魁北克民族问题及其对独立的追求就是因为法裔加拿大人在魁北克地区的绝对集中而引发的。因此,从美国宪法到联邦政府政策以及地方政策,都反对将民族聚居模式地域化,也反对任何试图以民族单位为基础建立政治实体的努力。历史上,许多欧洲移民集团曾考虑要在美国建立一个新德国或新爱尔兰,但美国不仅不允许各民族集团在美国的土地上独居一地以实行民族自治,而且任何民族集团在政治上不被授予任何认可和正式身份(因历史原因,印第安人除外)。 再次,构筑美利坚民(国)族认同,将不同的个体、民族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经济的主导框架,正是美国孕育人们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而言,文化问题还需要从经济上来解决,美利坚合众国的合众为一首先是经济上的一体”。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傲视全球的综合国力,成为保障国内族裔关系稳定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亨廷顿曾经明确认为,“美国经济活动和财富的成倍增长,造成了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自豪”。国家的统一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美国民族同化和一体化的强劲推力。市场经济机制冲垮了封闭的地域交换方式和社會升迁框架,形成了人员的地域混杂和社會流动,从而自然侵蚀着民族集团的族体民族特性。同时,经济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内各民族间联系的加强和内聚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美国通过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来替代任何可能的民族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新型归属感”理论,“新型归属感”不是基于共同体内人们的族裔世系的一致性,而是通过对
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理建构而营造出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这种“公民国家”模式不是以族属特征,而是以公民资格作为对共同体成员角色定位的核心依据。在实现从“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创造性转换中,人们的“民族”意识逐步转变,不再只注重血缘、文化属性,而是强调公民共同实践政治权利的公民意志。在美国,由于缺乏界定传统民族性的基础(如共同的族裔世系、共同的历史背景),因而“民主式的政治体制便取而代之成为了界定国家整体特性的基础”。
总之,美国的族裔政策是“大熔炉”政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结合。即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平等地对待各族群的个体,不考虑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在文化层面上,则让所有个体在宗教信仰、语言使用和生活习俗上,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保持自由。这一政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通过塑造不同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构建起具有同一政治认同的国家;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社會的领域则保持着多元化和丰富性,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相互间不同的文化认同来构成不同的族群。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如此之多的不同族群和不同种族,但却并没有不同民族(只有美利坚民族)。通过培育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美国成功地融合了不同的种族、族群和不同的文化。美国建国200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个族裔或种族要求划土自治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唯一一次分裂危机——南北战争——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而非族裔认同的不同引起的。因此,美国族裔政策的几点原则值得我们汲取,即族裔政策服从国家至上、统一原则;族裔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以及族裔政策服从国家发展原则。
当然,美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中也有堪忧之处,那就是语言。虽然已有31个州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美国联邦法律中并没有对官方语言的规定。目前,美国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人口呈逐渐上升趋势,而且居住地十分集中。以佛罗里达州的
迈阿密为例,拉美裔居民占城市人口的2/3。其中,75.2%的居民说西班牙语,只有31.1%的居民能够流利地说英语。语言上与盎格鲁清教徒(WASP)传统的疏离,再加上居住地的集中,可能會导致严重的政治问题。亨廷顿也对这一现象表达了忧虑,认为这将导致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使美国变成一个松弛的邦联,就像当年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或俄罗斯帝国一样。
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
前苏联是一个以多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大小民族达120多个,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在1991年解体前,前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其中俄罗斯16个、格鲁吉亚2个、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各1个),8个自治州(其中俄罗斯5个、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塔吉克各1个)和10个民族专区(它们全都隶属俄罗斯)组成。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是以一个较大民族为主体、加上其它民族而形成。在组成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中,俄罗斯族是前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占全苏人口总数的50.8%,成为前苏联的主体民族,其余为少数民族。前苏联各民族使用130多种语言,信奉10多种宗教,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经济发展程度均有很大差别。
由于历史原因,前苏联民族问题错综复杂,表现为从宗教对立到种族冲突,从语言纠葛到领土争端,从要求自治到追求独立,从历史恩怨到现实矛盾等一系列现象,勾画出一幅十分繁杂而纷扰的图景。早在前苏联解体前,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即指出:“在前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显然,前苏联的解体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
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十月革命时列宁所提出的两项重要原则之上:一是民族自决,一是大民族要补偿小民族曾经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一政策在十月革命后具体体现在前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实行以主体民族冠名加盟共和国和行政区域,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上。这一政策在十月革命前后有其合理性,但把它绝对化则带来了很多问题,并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前苏联民族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
”,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理论上,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土地上实行自治。同时,它还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要在这一土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前苏联决不可能允许各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从自身的版图中分离出去。因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么一种政治实践。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尽量明细的划分,在其长期居住的地域内,建立起以民族为单位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并在口头上承认其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乃至退出前苏联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又构建起一些强有力的约束措施,如党的一元化领导、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实行
经济体制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外部将这些以民族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前苏联全盛时期,苏共一度自信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了,即各个民族在这一制度下已一劳永逸和不可逆转地自愿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但前苏联的解体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政治错觉。 前苏联解体与其民族政策的关系主要在于:一是苏维埃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曾有过很多过失,如把“格鲁吉亚事件”的影响扩大化等。这些过失致使苏俄时期遗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民族问题更趋严重,同时也成为前苏联时期民族问题十分尖锐、复杂的原因之一。二是前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面对前苏联建国以后民族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重大的失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却并未制定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从而使本已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前苏联后期阶段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前苏联民族政策的实践表明,按民族划分(地理)区域、实行所谓自治的做法并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增强。这种做法使前苏联公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首先想到自己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是格鲁吉亚人,然后才是苏联人。在各民族地区,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经常會持有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的感觉,从而直接影响到民族合作与团结。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前苏联规定民族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是来自主体民族的,而不管此人是否胜任。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民族干部居于民族地区的主体地位,民族地区民族意识高涨,人们认同的首先是民族归属,而不是对苏联国家的认同,从而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伏笔。
由于民族地理区域的划分,前苏联经济的停滞恶化与不平衡性,也体现为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即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从而引发了经济利己主义和各加盟共和国相互间的矛盾。这最终成为族际关系紧张与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长期以来,前苏联为消灭国内各民族经济上的差别,采取了“挖肥补瘦”的平调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这一政策可以在促进落后民族赶上先进民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加重了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它们的经济利益,挫伤了它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损害最突出的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波罗的海三国率先独立出来,与前苏联的这种僵化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巨大损害是密切相关的。
总之,前苏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将国家内的每个族群都看作是有着自决权的民族,并且将这种民族自治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因而制度性地强化了少数族群国民的族属认同,并将这种认同高度地政治化。少数民族自治共同体在前苏联共产党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政治与思想压力,于是纷纷宣称自愿联合成一个苏联民族,而当这种外部高压逐渐消退,少数民族内在的独立自主的真实愿望就立
刻战胜并取代了在外部强制状态下对一个凌驾于民族之上政体的忠心。
三、比较及启示
通过上述对美国成功的族裔政策以及前苏联失败的民族政策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两种不同民族政策的显著区别在于:首先,美国不承认国家层面以下的“民族”,认为民族就是国族,就是国家。因此,所谓民族意识,就是身为美利坚民族的自觉意识。而前苏联则承认甚至某种程度上强化国家层面以下的“民族”,以至于最终使“民族”演化成了“国家”。其次,在地理区域上,美国不允许任何族群拥有自己的法律意义上认可的“领地”。美国无论赋予各个族群以多大的自由度,但却不允许任何族群“占地为王”。所以,美国的族群虽然有局部聚居的现象,但总体上呈现散居的局面。而前苏联的各民族则享有自己的“领地”,同一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而与其他民族形成隔离的态势。久而久之,强化甚至固化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意识,而淡化了以联邦为形式的国家归属感。再次,美国以“平等”的理念来构筑其族群政策的基石,来消解不同族群间的差异。在无人可以以族裔身份为借口被剥夺参与政治、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的同时,也无人可以以族裔身份为借口享受任何特权。既不以强行同化的方式消除族裔身份,也不为强化族裔身份提供任何便利条件。而前苏联则用不平等的过度倾斜的民族政策来解决民族之间的不平衡,结果是引发了更多、更强的不平衡,并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纠纷甚至敌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在赋予各族群充分自由的同时,却将政治权利与“公民”意识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只有在“美国公民”的身份下才可以拥有政治权利,任何族群不得以族群身份享受独有的政治权利。而前苏联则以“自治”的形式赋予了各民族充分的政治权利,最终这种政治权利发展到与中央政府并驾齐驱——成为独立的国家。
当然,不同的历史发展,导致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民族构成,而不同的民族政策,则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从以上的
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实行法律面前各族裔的平等,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似应是民族政策应推崇的理念。美国的族裔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但族裔矛盾却并非最突出。没有法制高于一切原则,这么多族裔很难共处。前苏联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和给少数民族以优惠,都是由当时情况决定的。随着前苏联社會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应该构建使生活在其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感到平等自由的、与社會主义原则相符合的体制。既然前苏联已经宣称自己实现了民族平等,就应该在宪法中强调国家的统一性,而不是分离的自由。因此,前苏联失败的实践表明,民族自决权被用于一国国内,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中国是一个人口文化成分复杂的国家,民族问题也十分突出。美国和前苏联不同的民族政策和不同的结局,为中国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应强化对中国人的认同,强化中国人、华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国家层面以下的某一单独民族概念。其次,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减少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例如,南疆维族聚居地一直比较落后,贫富差距、汉族与维族之间的差距也较大,而这些都成为不稳定因素。第三,实行法律面前各族裔的平等,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重新考量并调整可能會加剧民族不平等现象的民族政策,比如某些明显是过度倾斜的民族政策。第四,在语言上强化汉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中国虽然明确汉语是官方语言,但除了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汉语,还有地区性官方语言,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會把本地主要族群的语言和国家官方语言同时作为行政地区官方语言。在此情况下,应尽可能明确地区官方语言是次官方语言,而不是把两种官方语言视为同等,从而维护和强化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和尊严。
总之,为了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强大,除了强化国家的象征,强化全体公民的国家国民意识以外,实行法律面
前各族裔的平等,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也同样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上海社會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收稿日期:2012年7月
(责任编辑: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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