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编剧：孙瑜；导演：孙瑜; 摄制：昆伦影业公司（1950）。 武

《武训传》 编剧：孙瑜；导演：孙瑜; 摄制：昆伦影业公司（1950）。 武 编剧：孙瑜；导演：孙瑜; 摄制：昆伦影业公司（1950）。 武训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五岁时拾到一本《三字经》就想读书。他娘说：“读书要钱。” 他为了挣钱，就模仿卖艺人的动作意外地挣了二百文钱，到一家塾去读书，结果被赶了出来。 他认为书不是给穷孩子念的。十七岁到张举人家做长工，受尽折磨，被周大搭救出，住在一 个破庙里，晚上做了一个美梦后，就决心办义学，用尽了一切苦行来积钱，不久，周大越狱 出来，见到武训说：“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俩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老百姓不 是好期侮的！”十年后，武训积下二百二十吊钱，结果被地保骗走，但他不灰心，最后经过 三十年的岁月，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光绪十四年春天，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终于开 学了。清政府此时想“招抚”武训，给他立牌坊，赠他黄马褂，他却跪在地上对孩子们说： “你们记牢了，读了书可不要忘了穷人。” 电影《武训传》于1944年开始创作，1951年拍摄完毕，在全国各地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对武训和《武训传》都作了某种程 度的肯定和赞扬。孙瑜《编导〈武训传〉记》一文指出，摄制影片《武训传》的价值在于： （一）“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二）“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三）“歌颂忘我的 服务精神”。他还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典型地 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热爱他，也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 高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1951年2月26日《光明日报》）董渭川《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一文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1951年2月28日《光明 日报》马侣贤《〈武训传〉观后感》一文指出：“多时盼望的《武训传》问世了。这是一部好 电影，特别是教育工作者，需得一读。”“武训先生的朴素的作风和坚持到底克服困难、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大众电影》1951年第14期） 1951年3月底，开始出现了相反的意见，从根本性的问题是来否定武训。晴簇《武训 不是我们的好传统》一文指出，武训“是歪曲中国人民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1951年 3月25日《进步日报》）。4月，《文艺报》重新发表鲁迅批评“武训精神”宣杨者的短文《难 答问题》，并陆续刊载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 神’有无积极作用》的文章。贾霁的文章说：“影片中的武训对于生活和生活发展的认识（以 及认识的方法）是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这种认识，是违反历史现实的， 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的结果是危险的”。“武训的生活实践的方法是走的阶级调和路线”。 所谓“武训精神”“就是表现在他怎样‘行乞兴学’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具体活动之中。”“《武 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 它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于我们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 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 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文艺报》4卷1期）杨耳的文章说：“武训的时 代，是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发。 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 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直接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 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怀疑的。”“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 ‘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文艺报》4卷2期） 同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后经毛泽东几乎全文必定的社论：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 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 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在 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 易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 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社论发表后，在全国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的 批评的文章。丁曼公《武训的真面目》一文指出：编导者“极尽了歪曲与夸大渲染之能事。 他甚至不惜捏造了周大这样的人物，硬把武训和太平天国拉扯到一起，构成‘一文一武’分 头进行革命的违背历史真实性的故事；并且极端歪曲地把太平军描写成杀人放火的一群，用 他们的失败来反衬武训的成功。”（195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丁浩川《〈武训传〉和〈武训传〉到底称颂和宣传着什么？》一文说，电影《武训传》“宣传着文化至上主义”。“《武训 传的中心思想”是“把劳动人民受苦的根源归之于不识字，把地主恶霸对农民的压迫也主要 地简单化到识字人欺负不识字的人这样一个歪曲现实的结论上，这样推论下来，自然就归结 到‘劳动人民要翻身必须通过教育’”。（《文艺报》4卷4期）邓友梅《武训在历史上是个什么角色？》一文认为：“武训‘选择’的‘行乞兴学’的‘道路’和‘动机’，没有一点反对 封建压迫的革命意识”。“ 他用磕头哀告，求人侮辱，吃脏东西等丑恶的方法来获取地主阶 级一点可怜的恩施”，对地主阶级是“一种完全的驯服”。他“讨乞来的钱„„便哀求着一些 ‘进士’、‘洋人’之流，来替他收管、放债，显然他对于地主阶级这种吸血式的高利贷剥削， 是认为完全合理的”。“他修‘义学’的作用，也阻止革命和社会的发展”。（《大众电影》1951 年第22期） 1951年7月23日～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使批判运动“更加 深入”。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为这场批判运动做了小 结。文章最后说：“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革命的道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 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鄙屈膝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 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 与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与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1951年8月8日 《人民日报》）至8月底，批判运动告以段落。 从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到7月23日～ 28日发表《武训传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刊登有关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各种稿件共134 篇。1951年5月～10月全国有30多家报纸和80多种刊物发表900多篇批判文章。当时也有人对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不同看法。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肖奏的《电影〈武训传〉还是有一定的价值》一文，同杨耳、贾霁商榷。他认为要批判一个人，“就 一定要搞清楚他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行”。“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他尚有机会上学，连孔 夫子的字一个也不认得，更不要说马列主义了。因此，他不能对‘时代’有一个科学分析，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根本问题’，什么叫做‘次要问题’，他不懂得‘内容’和‘形式’的区 别，他更不晓得阶级调和路线‘是怎么一回事。”“（他）老老实实地为穷孩子们办学校也没 有关系。因为这样总比曾国藩要强些”。肖奏最后说：“电影《武训传》主要借武训一生来揭 露封建的残暴和毒辣的。„„所以电影《武训传》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粉碎“四人帮”后，对于影片《武训传》有了新的评价。张绍济在《希望给武训平反》 一文中指出：“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了义学吗？还有什么罪？这个 为穷人办了好事的老实人，竟然在他死后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惹下了大祸，惨遭批判， 被打成清朝统治阶级发财、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凭心而论，这三顶 帽子套在武训的头上，是缺少根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也是江青等人从五十年代起就大 搞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恶果！”“《武训传》就艺术性来说”，“是我国电影 史上传记片的的优秀代表作”。（《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李士剑在《对〈武训传〉问题 应进行学术性的探讨》一文中说：“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成为中国现代文 学史、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桩重大的历史公案。一部电影有缺点与错误，进行适当的批评，这 本来是政党的学术活动，但是后来的发展，变这一学术领域的活动变成了全国范围内展开的 政治思想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变成了关于武训的各种著作及其作者的批判，问题牵 扯之广，时间持续之长，在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很突出的。„„特别是江青插手搞的《武 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使一切不同意见都处于窒息状态。”文章最后说，“对武训其人其事 和电影《武训传》的实事求是的准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开展一次学术讨论，是十 分必要的”。（《齐鲁学刊》1980年第5期） 1985年9月5日，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在谈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他说：“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 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 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胡 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 1986年11月29日、12月13日，孙瑜在《中国电影时报》发表长篇文章《影片〈武训 传〉前前后后》，详细谈到《武训传》的创作动机、创作剧本和拍摄电影的经过以及有关批 判的情况。 袁蟾著《〈武训传〉批判纪事》（和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是目前见到的有关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内容全面、资料完整的一部著作。著者对于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电影《武 训传》的批判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武训传》批判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原因是复杂的，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尽管不同的人对《武训传》批判的认识有所不同，有两点是不容否认的： 第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领导层对阶级斗争日趋平缓、和平建设日益重要的 形势认识不足。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曾强调：‘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 存在。’这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内形势的估价，以至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意识 形态工作也因此变成了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搞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的‘纲’衡量世间一切事 物，因而阻碍和破坏了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其他很多正常工作。 第二是对知识和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批判武训的同时也批判了陶行 知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进而否定了普及教育、重视知识的进步性；运动中的批判对 象也是知识分子，进而使不重视知识文化、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倾向得以形成和发展，阻滞了 社会的进步。 历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当人们以比较冷静的头脑追溯往事的时候，不难发现1949年 后历次运动的必然联系，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武训传》批判的教训，‘文化大革命’的 发生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曲折也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原因。 对《武训传》批判运动如果没有清醒正确的认识，这次运动形成的批判方式还可能被人 不断袭用，而贻害无穷。（《〈武训传〉批判纪事》第19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