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文史天地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是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也是一个歌颂包公智慧的故事，但剧情主要部分却是揭露元代权贵横行、欺压良民的社会现状。 恶贯满盈的权贵 这个剧目里的主人公鲁斋郎是个“权豪势要”，一开场的上场诗为“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每日飞鹰走犬，街市闲行。 这天鲁斋郎离开郑州，来到许州，在街上骑着马闲行，见到个银匠铺里有一个美貌女子，就动了歪念。狗腿子张龙，早为他打听，说这是银匠李四的浑家，“生的风流，长的可喜”。主仆二人假借要修一把银壶，闯进银匠李四的铺子。这银匠李四，“嫡亲的四口儿:浑家张氏，一双儿女。厮儿叫做喜童，女儿叫做娇儿。全凭打银过日子”。鲁斋郎说，“有把银壶瓶跌漏了，你与我整理一整理，与你十两银子”。李四很快修好，鲁斋郎说是要赏酒给李四，又要李四叫出夫人来一起赏酒。三盅酒吃下去，鲁斋郎自己也吃一盅，张龙也吃一盅，然后就说:“兀那李四，这三盅酒是肯酒;我的十两银子与你做盘缠;你的浑家，我要带往郑州去也。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竟然和狗腿子一起把李四的浑家张氏抢走，扬长而去。 李四急得六神无主，连忙关了铺子，也赶往郑州，“清平世 界，朗朗乾坤，拐了我浑家去了，更待干罢～不问那个大衙门里，告他走一遭去”。到了郑州大街上，人生地不熟，一时间不知大衙门在哪，急得心口疼痛，倒在狮子店门口。 说来也巧，郑州有个六案孔目张珪正好经过，这张珪“幼习儒业，后进身为吏”，娶妻李氏，是个医士人家女儿，育有一双儿女金郎、玉姐。张珪见李四心疼病急，慢慢搀扶到家，让自己懂医道的妻子李氏给李四服药。这一帖药下去，果然缓解症状，李四平复过来，感激不尽。两家一通姓名，谈得热络，李四就和张珪的浑家李氏认了干姐弟。 本来张珪夸口，说在这郑州，谁敢得罪他的兄弟，“我便着人拿去，谁不知我张珪的名儿”～可当李四说出“是鲁斋郎强夺了我浑家去了。姐姐、姐夫，与我做主”～张珪赶紧捂住他的嘴巴，“哎哟，唬杀我也～早是在我这里，若在别处，性命也送了你的。我与你些盘缠，你回许州去罢。这言语你再也休提”～ 苦命的两对夫妻 那边鲁斋郎夺了李四的浑家，“起初时性命也似爱他，如今两个眼里不待见他”。回到郑州，乘着清明节令，家家上坟祭扫，想必有生得好的女人，又领着张龙一行随从，到郊外踏青。 可巧张珪正带着妻子来给父母上坟。遇到鲁斋郎和狗腿子张龙在那里拿弹弓打鸟，一弹子飞过坟院围墙，打破了张珪儿子的脑袋。张珪也不知道谁在墙外，先就开骂“是谁人墙外边，直恁的没体面”,偏偏鲁斋郎还认识他，“张珪，你骂谁哩”,张珪只 好倒过来给鲁斋郎下跪赔不是。 鲁斋郎顺势就到了张珪家的坟院里，张珪的妻子李氏也只好拜了一拜.鲁斋郎见李氏美色，发令道:“张珪，你这厮该死，怎敢骂我,这罪过且不饶你～近前，将耳朵来:把你媳妇明日送到我宅子里来～若来迟了，二罪俱罚～” 第二天，鲁斋郎派了张龙在大门口等候，若是张珪“来迟了，就把他全家尽行杀坏”。慑于鲁斋郎的淫威，才五更天，张珪就早早地叫起了媳妇，推说“东庄姑娘家有喜庆勾当”，把自己浑家带到鲁斋郎府前，才和浑家讲了鲁斋郎逼迫送妻。李氏大怒:“你在这郑州，做个六案都孔目，谁人不让你一分,那厮甚么官职，你这等怕他，连老婆也保不的,你何不拣个大衙门，告他去,”张珪吓得连忙捂住李氏的嘴，劝说道:“他、他、他，嫌官小不为，嫌马瘦不骑，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他便要我张珪的头，不怕我不就送去与他;如今只要你做个夫人，也还算是好的。” 夫妻俩相对痛哭。鲁斋郎还笑话张珪:“张珪，你敢有些烦恼，心中舍不得么,”张珪只好说:“张珪不敢烦恼。则是家中有一双儿女，无人看管。”鲁斋郎还笑:“你早不说。”吩咐张龙:“将那李四的浑家，梳妆打扮的赏与张珪便了。”张珪叹气:“夺了我旧妻儿，却与个新佳配，我正是弃了甜桃绕山寻醋梨。” 张珪回到家，正和一双儿女抱头痛哭，张龙把李四的妻子娇娥送到了张家。那边许州的李四回家后发现儿女失踪，不得已又到郑州来投奔张珪。张珪告诉他，“我也害了你一样的病症，你姐 姐也被鲁斋郎夺将去了也”～张珪说:“舅子，我可也强似你。他与了我一个小姐，叫做娇娥。”于是请出来相见。 李四和娇娥一打照面，两个都吃了一惊。张珪见两人表情有点怪怪的，也来不及问，就被衙门人叫到衙门里去赶文书。两个孩子不熟悉这新来的妈，李四娘子也只顾和李四讲话，没注意，这两个孩子就出门说是到衙门找爹，也走失在大街上。 李四和娘子又悲又喜，正在说话，张珪从衙门回来，李四夫妻一顿哭诉。张珪搞清楚状况，只觉得万念俱休:“罢、罢、罢～浑家被鲁斋郎夺将去了，一双儿女又不知所向。甫能得了个女人，又是银匠李四的浑家，我在这里怎生存坐,舅子，我将家缘家计，都分付与你两口儿;每月斋粮道服，休少了我的。我往华山出家去也～” 巧借圣旨除恶霸 这样窝囊的主人公，这样好人受欺负的戏剧故事，一定让观众看得窝火了。关汉卿就是要等到观众都怒不可遏的最后关头，才请出心目中的大英雄——包公来收拾残局。 巧中巧的事情发生了，包拯被朝廷派到各地“采访”，“来到许州，见一儿一女，原来是银匠李四的孩儿。他母亲被鲁斋郎夺了，他爷不知所向。这两个孩儿留在身边。行到郑州，又收得两个儿女，原来是都孔目张珪的孩儿。他母亲也被鲁斋郎夺了，他爷不知所向。我将这两个孩儿也留在家中，着他习学文章”。 包公抚养这两对“孤儿”足足15年，两个男孩都应举得第。 包公向皇帝汇报，有个叫“鱼齐即”的罪犯，“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妻女，犯法百端”。皇帝批示“斩”字，命令“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包拯得到圣旨批复，将原文的“鱼”字下边添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个“小”字，“即”字上边添一点，就逮捕处死了鲁斋郎。 等到皇帝想起要召见鲁斋郎，包拯上奏:“他做了违条犯法的事，昨已斩了。”皇帝大惊道:“他有甚罪斩了,”包拯奏道:“他一生掳掠百姓，强夺人家妻女，是御笔亲判‘斩’字，杀坏了也。”皇帝不信，“将文书来我看”。糊涂皇帝见了自己亲笔批示是处斩鲁斋郎，也没话说，道:“苦害良民，犯人鲁斋郎，活该斩首。” 大团圆的结局 斩了鲁斋郎，与民除害后。包拯指示两家孩儿，要到华山烧香，追荐父母。这时原来的张珪已经做了华山云台观的住持，李四和浑家来华山为张珪及自己失散的儿女做道场。张珪原来的妻子李氏，在鲁斋郎被包公斩首后，也舍俗出家。这时也来云台观云游，也想为张珪及一双儿女超度做道场。李四的儿子李喜童得了头名状元，奉着包待制命令，带了妹妹娇儿到华山也要做道场，追荐父母。张珪的儿子张金郎应过举，得了官，也带了妹子玉姐来云台观追荐父母。 可巧的两家人意外都相聚在云台观。李四和李氏一商量，索性两家互换婚姻，双方孩子都成姻。“做一个交门亲眷”。只是张珪不愿意还俗，“虽然不得神仙做，且躲人间闲是非”。好在包拯 也来云台观，当面指令张珪必须还俗，“如今将李四的女儿，与张珪的孩儿为妻;张珪的女儿，与李四的孩儿为妻，你两家做个割不断的亲眷。张珪，你快还了俗者”～张珪只好还俗和妻子团聚。 于是包公感叹:“鲁斋郎苦害生民，夺妻女不顾人伦。被老夫设智斩首，方表得王法无亲。你两家夫妻重会，把儿女各配为婚。今日个依然完聚。一齐的仰荷天恩。” “夺人妻子”的罪名是什么, 劫掠人口在中国古代法律里有专门的罪名，叫做“略人”。按照唐朝时期的法律，略人或者略并卖人为奴婢者，应判处绞刑，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如果劫掠过程中有杀伤人的，按照强盗罪处罚。这条法律历经宋元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在古代法律里这是一项重罪，因为劫掠人口是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罪行。尽管看上去不是直接的死罪，处刑似乎不算很重，但是古代法律都规定，贵族官员如果在自己管辖区内犯这个罪名的，不能享受“上请”(死罪请示皇帝、流放以下直接减等)之类的特权，必须要按照法律规定处罚。 鲁斋郎抢夺李四和张珪妻子，并没有将她们作为奴婢，只是作为小老婆，所以能够适用的只是法律的第二项，最高只可判处徒刑三年。可在这个戏里，剧作者关汉卿是描写包拯最后将鲁斋郎斩首。单凭夺人妻女这个罪名，这是一个违法的判决。所以关汉卿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包拯给皇帝的报告里，只是在鲁斋郎“夺人妻女”罪名之下含糊地加一个“犯法百端”，就算是交代了包公 判决的依据了。 圣旨能否这样篡改, 这个包公戏里最后案件的解决，过程非常的简单，就是包拯假借“鱼齐即”名义上报案件，待批准后再篡改成“鲁斋郎”。 这样明显违法的情节，难道是古代法制允许的吗, 当然是不允许的，这只是剧作家关汉卿用来取悦观众、实现台上台下“大快人心”的手法。中国古代法制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维护皇帝的专制权力，保证皇帝的政令通畅。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管子》就建议，“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执行国王命令截留的“亏令”，增加命令范围的“益令”，不执行命令的“不行令”，搁置命令缓于执行的“留令”，不予执行命令的“不从令”，都一律要处死。 后代的法律虽然不至于设立这么多的死罪，但篡改皇帝指令都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秦汉时设立了专门的罪名“矫诏”，适用死刑。后来唐代法律仍然这样规定。《唐律疏议?诈伪律》规定:凡是伪造皇帝的“制书”，或者像这个戏里的包公那样故意在“制书”上增减文字的，判处绞刑;或者是在口传皇帝圣旨，故意“诈 传”，或者是故意增减圣旨的内容的，也同样处以绞刑。只是假设伪造或增减了内容的“制书”或圣旨还没有被施行的情况下，可以减一等处罚，判处为流放三千里。这条法律在宋代继续施行，元代法律也基本相同，“诸妄增减制书者，处死”。 所以《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里包公篡改圣旨来杀死鲁斋郎，是一项严重的罪名，犯下了死罪。包公的做法是对皇帝专制权力的严重威胁，是不能被提倡，也是不可能通行的。而且就台下“大快人心”的观众来说，实际上包公的这种做法也是极其危险的。很简单的道理，假如官员都有这样用其他罪犯顶罪、任意违背法律程序、篡改最高执法指令的权力，那么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坏官、贪官就会包庇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行了大把贿赂的当事人，而把无辜的百姓送上刑场。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包公戏，尤其是关汉卿编写的包公戏里，包公故意违反法律来实现案件解决的情节很常见。比如《蝴蝶梦》里，以盗马贼赵顽驴顶替老三受死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元代汉族士大夫不愿意全心支持蒙古贵族统治，心底里难以认同元朝蒙古皇帝的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士大夫整个阶层被排除出了统治集团的缘故，因此在包公戏里尽力“再不言宋天子英明甚，只说他包龙图智慧多”，不再突出皇帝以及朝廷法律的作用。 到了明代，法律大大加强了对于专制君主皇权的保护。《大明律?刑律?诈伪》规定凡诈伪制书，以及增减制书文字的，要 判处“皆斩”(凡是参与者全部斩首)，未及施行的也要判处绞刑。因此《包待制智斩鲁斋郎》这样的“智慧”，在明代是绝对不可提倡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这个故事也就在明代断了香火，不再延续。既没有继续演出，也没有改编的剧本，整个故事也没有被收集进有关包公的小说、评书。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导、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