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元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邹顺桥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政策模式，将农业置于辅助或配套的地位，人为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严重滞缓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并进一步波及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二元结构;城乡差距;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F0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1,1254(2002)09,00 , 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再加上技术、资金力量的薄弱，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选取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时，下意识地凸现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而将农业作为辅助产业或配套产业予以规划和发展。长此以往，以城乡分割为主要特征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便逐步形成，进而陷入一个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的恶性循环怪圈，严重影响和滞缓了一国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 一、二元结构理论与城乡利益格局的形成 二战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结构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问。荷兰经济学家博克虽然最早提出二元结构概念，但在该理论上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一是资本主义部门也称现代部门;二是维持生计部门或称传统部门。两个部门的资本运用、生产方式、生产规模、生产率、收入水平都明显不同。 在这种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牺牲农业，片面追求城市工业增长的战略。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利益结构的结合物，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一种现象城市偏向。它包括这样一些:?实行抬高工业品对农产品比价的政策，以此使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中;?投资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大都集中于城市和工业;?所有的政府诱导(如税收等)都是刺激和鼓励在工业中而不是在农业中创办企业;?为外汇规定低于市场的价格，减少了由农业出口获得的国内货币，以利于工业品进口和工业积累;?对一些工业实行关税和配额保护，使农民获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格过高;?城市居民比农民享受更多的教育、卫生、文化及交通服务等。 这样，二元发展战略凝固了城乡二元利益结构，后者反过来又妨碍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最终导致以工业文明为内核的城市文明和以落后、封闭为特征的农村文明的出现。 二、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窠臼。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仅显著，而且富有特色。 1.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深烙印。这不仅是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同步的结果，而且是城乡生产关系变动不一致的结果;不仅受到世界二元结构的影响，而且受到国内政府人为干预的强烈影响。政府干预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的，城乡生产关系变动不一致也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凭借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强制性地规定农民的产业活动空间(主要是种植业)，限制甚至取消农村非农产业的自然发展，而且通过剪刀差等渠道强制性地过度转移农民剩余。这样，在1978年以前的近30年里，中国城乡的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这就人为地割断了农村内部产业间的联系，也割断了城乡间多种产业的自然联系，人为地制造出城乡间的二元格局。而且，由于农民剩余被强制性地过度转移到城市工业，国家对农村的投资又非常有限，造成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商品化、专业化程度很低，基本处于传统农业的框架中，同时使得农村非农产业很难发展起来，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被抑制，广大农民只能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勉强生存。而本来就具有先天优势的城市则相反，政府通过计划 体制的力量，以财政、金融、价格、福利等种种方式，以国家名义将全国的主要财力用于其上，加速其发展。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城乡间的显著差别，即形成明显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2.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内生的和强大的。在同一个国家里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或文明状态，这种格局的形成大都是通过殖民移植形成的，是外生的。但中国城乡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及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形态，却主要是由内部制度安排形成的，是内生的。 为了实施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为了最大限度地从农村抽取城市工业化原始积累，我国制定了一整套城乡隔离制度，从社会制度上将整个社会明显分为城乡两元。城乡隔离制度的核心制度是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将居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如果只是从概念上分分类，那倒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就在于不同户口代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和不同的福利待遇。户籍制度后面还跟着十多种具体的城乡有别的权益制度，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享受一系列国家特保的福利待遇，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只能在贡献农民剩余后自食其力。 3.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城乡差别的出现。?从经济结构方面看，农村基本局限于农业(计划体制的人为限制)，越来越多的农民拥挤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从事在国民经济份额中比重越来越小的农业生产(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农业的技术水平、商品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很难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被抑制，农民不得不在非常有限的经济空间中求生存。工农业产值比重从解放初的3:7，转化为如今的7:3，而人口的就业结构和地域结构(即城市化水平)却一直保持在城乡(或工农)2:8的水平，这意味着始终占总人口80,的农民控制国民财富的比重越来越低，从70,到30,。当然，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大发展已有很大改变。?从社会结构方面看，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又规定了城乡居民享有不同的权益，这就一方面人为地规定了城乡差别，另一方面保护了城市居民对城市既得权益和城市文明的垄断，剥夺了农村居民分享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城市文明和国家福利待遇的权利，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别。此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还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不合理模式得以维持，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抑制了农村经济肌体的正常发育，挡住了农村现代化的通道。?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使得政府过度转移农民剩余，使城乡要素的不平等流动成为可能。因为，如果没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可以逃避不利处境，政府过度转移农民剩余就很难进行，要素的不平等流动也不可能长久存在。 三、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我国城乡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形成明显的马太效应，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不起来，为其下一步向城市化的跃进设置了基础性障碍，严重滞缓了我国的城市化步伐。 1.中国的城市化历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但总体水平较低。一是1978年以前的城市化的停滞和低速增长阶段。1950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17.7%，这期间1958-1960年较高，达到19.8%，但1961-1978年又降低到17.9%，低于1960年的水平。原因仍然在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作怪，由于实行了较为强劲的工业化道路，再加上与工业化道路相适应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把农村居民长期拒之于工业化进程之外，城市化进程也因此严重受挫。二是1978年以后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化水平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城镇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1998年的30.4%。但199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1997年46%的世界平均水平低15.6个百分点，也远低于38.4%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仍然很低。 2.城镇人口增长绝对规模呈下降趋势，城市化乏力。按照叶裕民在《中国城市化之路》中的，他以5年为单位考察了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态势。1976-1985年，农村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城镇户籍制度开始解冻，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城镇人口增长迅速。特别是在1981-1985年，城镇人口年增长1190.8万。但是，此后城镇人口的增长规模出现下降态势，1986-1990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1019万，1991-1995年均增长997万。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人口民均增长仅923万，比前5年的平均数下降74万。城镇人口增长规模不断下降，说明城镇人口增长乏力。我国的城市化存在着潜在危机。 3.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正常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固执地选择了一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国际比较来看，1997年中国人均GDP为733美元，高于1995年世界低收入国家中的较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仅为29.9%，与相应人均GDP水平的低收入国家中的较高收入组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低12.4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城镇人口达到75%)。也就是说，照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来看，完全可以孕育出更高的城市化水平，但由于在我国农村地区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直接导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降低，影响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滞后的城市化水平直接限制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使乡镇企业的产业素质难以提高，同时，它也导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乏力、市场扩张能力严重削弱。另外，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也不利于我国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加上工业对环境的污染，也不利于实施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为严重的现实是，滞后的城市化水平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否定。可见，拆除城乡隔阂藩篱、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改变对农态度、在条件适宜的地区有选择地推进城市化战略、完善现有城市功能、放大卫星城镇的作用，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措施，适时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更好地与国际经济社会融为一体，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 九亿农民何处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2]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 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作者简介]邹顺桥(1969,)，男，四川南充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