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论《四世同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小军

试论《四世同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陇东学院泾川函授站语文教育四班    灵台县梁原学区    马小军 【摘要】在特殊的北京地域文化的土壤上，产生了一部以抗日为背景的文学巨著《四世同堂》。它从“人”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与正派市民的不同现，并且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四世同堂      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 多年来，对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研究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在当下许多人更是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感知并审视着，笔者将从《四世同堂》与它诞生的土壤——北京地域文化，《四世同堂》在“人”与“文化”关照下所表现的各色人等以及《四世同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自己数月来的努力没有白费，更希望自己的一些观点能被肯定。 一、北京地域文化与《四世同堂》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的文学巨著，它独特的价值在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作品所描写的居住在小羊圈胡同的人们的文化心态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心理，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份子的北京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真实地再现了民族传统文化。北京作为多朝古都，它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然出于天子脚下的它也是接受外来文化最早的地方。正因为它的这个特殊地位，特别是当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这片沉寂了千年热土的时候，这里将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而《四世同堂》正是记载了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斗争的年代里，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沉浮、生死存亡、也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 北京属于古老的皇城，封建遗留根深蒂固积淀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常使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遏制，自由、自觉的天性也日趋扭曲、变形，那种顺从忍让、委曲求全等内核被积淀成一种普遍的国民心态，这种心态渐渐潜移默化为一种以柔弱为核心的民族劣质。在老舍的笔下，无论是老派市民还是新派市民都具有这种内在的特质。在作品中祁老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本，以“孝悌”为核心的。而祁老爷一辈子奉行“磕头说好话”的处世哲学形成了特有的“祁家文化”，他是封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却又不自知，竟成为它的自觉遵守者和维护者，他的柔弱在于他的抱残守缺和愚昧执拗。他是个从头到脚被异化了的人，是柔弱性格中消极因素的聚合体。他狭隘保守，是受封建文化毒害很深的国民精神衰败的典型。他作为封建宗法社会的旧派人物，其骨子里没有进取精神,卑微地苟活于乱世。他将这种文化传给了他的子孙们，正是这种特有的文化使祁瑞宣处于极端矛盾之中。祁瑞宣是作品描写最有深度的形象之一，他是一位儒雅的知识分子，“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家与国的矛盾使他陷于无限的惶惑之中，他不甘心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也不愿意离家出走。作为长孙的他要实现它祖父“四世同堂”的理想，但现实又使他不可为，所以他对即将出走的祁瑞全说，“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他不想当亡国奴，但又受着亡国奴的屈辱，他在北平苦混，过着屈辱的生活，所以他也有过反思：“全民族的传统的孝悌之道使他过分的多情至可以不管国家的危亡！他没法一狠心把人伦中的情谊斩断，可是他也知道家庭之累使他或者还有许多人耽误了报国的大事！” 这样生活使他十分痛苦，他的灵魂遭受着苦刑，当然他最终从痛苦中挣扎了出来，效法钱默吟，他也做了许多对抗战有利的事。不过在作品里还有个不可忽视的人物那就是祁瑞全,他离开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堡垒——家，毅然决然地去寻找他的理想，在这里新旧文化得到了暂时的融合与统一。 但不管怎样，老舍先生把造成国人性格中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根源指向了传统的北京地域文化，并且在他的作品中集中审视了中国家族文化，并对它的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关照与批判。这种批判具有深厚人道主义内涵的同情和愤懑、理解和批评，使作品批判的力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都包容在生命悲剧对人们心灵的更浑厚、沉重地撞击之中。 二、《四世同堂》中的“人”与“文化” 老舍先生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是以其对象固有的复杂性和意义判断的多重性来界定，不仅把一个个描写对象当作这种特定文化的非单一意义载体，而且尤其侧重于表现在一个个生命及其由这些生命所组成的世俗生活中，文化的生成和延续的过程。他的创造既是对纷纷扰扰、市声驳杂的市井世界的完整展示，又更是对包蕴着特定文化内涵的心灵世界的深刻剖现。如果我们不再把“深度”和“力度”混同使用，而且不再对“深度”作简单化理解，那就不能不承认，老舍对市民社会中那种世俗性文化更富有包容性的表现，还是独具其复杂的深刻性或深刻的复杂性的，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所以在老舍的作品中，市民社会中阶级以及贫富的划分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的作用，也就是文化在人性以及人伦关系中的重要的作用。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的性格的构成往往都在阐释着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键点是写人所承载的“文化”，而这三种类型的人物在《四世同堂》中都有所反映。 1、以祁家老太爷为代表的老派市民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虽然是个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的中国子民，他身上负载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思想的沉重包袱，他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都是老旧的，很保守很封闭的，如：他怯懦地回避一切纷争，甚至当可憎的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他只想着准备一些粮食和咸菜，然后堵上自己的家门就没事了。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可别忘了礼节！” 从这里看来，尽管他是平民，但永远严格而忠实地按照祖传的礼教行事，时时处处讲究排场，维护面子。他甚至向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谦和地接受训斥。看，他的善良竟然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悲哉！不过对于祁老人的描绘作者也没有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前他尽管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饱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看望这位老友，而后来当祁老人发现自己保守苟安的人生哲学行不通时，他也勇敢地站起来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 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也属于老派市民系列，不过他属于年轻一代，在他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的矛盾。作为祁家的长孙他受过现代教育，有爱国心，所以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他身上更能体现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惑。在时代的苦难面前祁瑞宣努力着、挣扎着，并且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位置”，然而小说则侧重于描写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正因为此，祁老人、祁瑞宣的思想、性格折射了北京市民乃至整个民族国民性的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阐变过程。 2、以祁瑞丰为代表的新派市民 老舍先生在批判传统文明落后面的同时，他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态度，那就是持非常谨慎的排挤与拒绝态度。在《四世同堂》中主要反映在祁瑞丰身上。祁瑞丰一味的追求“新”， 一味的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不过老舍先生还赋予这个“洋派青年”恶心的汉奸味。尽管老舍先生在书中没有指出绝对的善与恶，无法用只言片语来评判他，但对他的死无法使人觉得痛快。所以这与老舍先生写老派市民不同，老舍对于老派市民是既批判又同情的，而对新派市民的鄙夷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不过这里面有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先生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的作品里，也贯穿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如短篇小说《月牙儿》则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这一带有原始残酷性的经验与女儿在新时代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不过老舍先生解决矛盾的方式并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想靠拢，而是阐明母亲的生活真理是真正通向觉醒的通道，也就是一切的需要、理想、追求都是建立在原始的生活真理之上，也就是物质条件是第一位的思想意识。 3、正派市民群像在作品中的体现 与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形象相比照，老舍先生笔下又出现了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当然这与老舍滋生的理想追求是分不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老舍先生的创作理念也在不断地升华，特别是以抗战为大背景的《四世同堂》，作者一改以前那种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民百姓除奸，从而获得“大团圆”式的结构模式，而自觉地从传统的文化、民族性格潜在力量中去挖掘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如在小说中，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劳动妇女，平日里成天操心老人孩子、油盐酱醋，但当民族危难降临在她们头上时，她们则挺身而出、沉着应对、冷静坚毅，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支柱。她们在与全民族共同经受着考验，在战时生活的艰苦磨难中，她们看到了家庭之外的世界，从而把自己的无私奉献与爱家庭扩展到了关注整个受苦的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诗人钱默吟战前“闭门饮酒栽花”，“以苟安懒散为和平”。残酷的战争打破了他生活的安宁与思想的平静，特别是后来儿子壮烈牺牲、自己被捕，这使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身上爆发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与热情。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力量在他身上的体现：即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与道德操守。所以在老舍看来，被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所唤起的坚韧不拔、刚毅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是建设新民族、新国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这也标志着老舍先生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老舍笔下的人物，特别是集中表现了作者创作基本题旨意向，并对后继作品人物起着奠基和统领作用的，实际上就并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生存环境中某种社会阶层和文化生成意义上的“个性”生存者，而给予角色认定和表现的只是作为一个标本，或者说只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其所承载的则是老舍与其所挚爱而又灾难深重的国家对视时，对整个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凝思和批判。在其深思中，民族的整体性及其文化的深层性即“精英”性，是其所亟欲作批判性表现的同一对象的两个方面，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都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国内文学的认同和追趋。其二是因其对丑陋之行的厌恶和对民族落后现状的忧思，更因为所特别珍惜的那种坚决的批判精神的引导，老舍其时理性胜于情感，在对批判对象的态度上，虽然在其后他自称基本的选择是幽默，但在实际上却常常是讽刺盖过了幽默。 三、《四世同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突破 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本, 以“孝悌”为核心的，我们也提到了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与道德操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当然老舍先生在一部小说中也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力量。虽然是旧的，但这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是中国文化的底蕴。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北京地域文化，老舍先生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的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而先生笔下的《四世同堂》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下诞生的，不过先生自觉地从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力量的掌控中，寻找民族振兴之路。正如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笔下有一股新的力量诞生，而作品《四世同堂》正是这筛选的典型，也就是对传统文化有继承，也有突破。 1、 《四世同堂》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说到《四世同堂》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具体的人和事上，如其中的祁老人他自幼在北京长大，耳濡目染并向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数。所以在小说的第一章就写到：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祁家人还是要给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可不能忘了礼节。” 就连没一点文化的车夫小崔也染上了这种“礼节”，他敢打一个没给车钱的日本兵，而女流氓大赤包打他一耳光他却不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数”。还有年轻一代读书人祁瑞宣，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年轻一代的中华儿女他特别振奋，但他没有高呼大喊，因为他是北平人，北平是庄严肃穆的，他的举止应该符合这种静穆的和谐。但他也感叹自己缺乏敢拼敢打，敢笑敢说的勇气。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含蓄、高雅、内敛、自制有特别的表现，虽然他是客观的描述，但对读者总有别样的感受，那就是心里堵得慌，一种感伤、悲哀、惋惜油然而生。以上既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和、温厚、知足自得、安分、尊祖宗、重伦理，也反应了其中的保守、退缩、疑忌、守旧、依赖、顺从、自私自利等。不难看出，作者也试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传统文化的消极面使中华民族积贫及弱，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不能奋起自救。 2、《四世同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司马云杰在《文化与社会学》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历史个性可以用12个字加以概括“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当然，李亦园在《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也指出中华民族在传统与权威趋向、重农与重功名的趋向、仁义与道德的趋向的影响下导致了权威、保守、谦让、依赖、顺从、忍耐、勤劳、节俭、安分等性格。《四世同堂》在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某些特点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对其有一定的发展，这主要反映在一群小人物身上，就如前面提到过的韵梅和天佑太太，她们在民族危难时刻自觉地充当了反抗者的角色，她们从油盐酱醋 、尊老庇幼到挺身而出，参与斗争。诗人钱默吟则更彻底，他正如作者所说像变了一个人，特别是他儿子的牺牲，使他彻底改变，他把家与国从此结为一体，干起了自认为该干的事情——为抗战出力，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自强奋斗。他们这些人的表现正是中国劳苦大众的缩影。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与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更看到了他们面对现实的那种坦然与自信。当然这也是作者对历史事实的高度浓缩。 克罗奇曾说，一切文学都是当代史。当然《四世同堂》也不例外。《四世同堂》它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结束于抗战胜利的光辉时间。它真实地记录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特别是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反法西斯的伟大历程。在这里，他对苦难年代中的社会动向的表现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也得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偷生就要自取灭亡的真理。当然我们也得出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枪时绝不手软的道理。总的来说老舍先生不仅给了我们及时而又震撼人心的历史巨著，更是给了我们反思与进步，一个民族的反思与觉醒， 一种文化的反思与蜕变，以及人在特殊社会中正确的角色定位。 至此，对《四世同堂》的研究我坚信永远不会结束，它将随着我人生阅历的丰富而不断深入，它已成为我的终身财富，我也相信，它也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财富，会被更多的中华儿女去拜读，去感悟，因为这里不仅有苦难的历史，斗争的艰辛，更有着中华民族的根。 【参考文献】 ［1］老舍.  老舍文集 .  华夏出版社. 1998. [2] 司马云杰.  文化与社会学 .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7 [3] 李亦园.  中国人的性格 .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