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复印资料09人大复印资料098朴学方法与现代文学研究

朴学与现代文学研究 金宏宇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09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09年3期第47～54页 【英文标题】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Modern Literary Research 【作者简介】金宏宇，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 朴学的治学方法主要是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这种元方法，但它还与专题性研究、札记体、文风朴实等学术特点相关。梁启超、胡适等都认为朴学方法具有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实证、怀疑与批判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推崇这种精神。朴学方法和精神更具体体现在其分支学科中，现代文学研究可以将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继承和转化。在现代文学的重新整理层面完全可以挪用传统校勘学方法，现代文学研究也需要借鉴传统目录学以避免偏差，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可以将传统的版本研究与现代的文本批评相结合，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则已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朴学方法经晚清以来一代代学者的努力已在实现其现代化转换。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三参证法”、钱钟书的“阐释之循环”等都丰富和发展了朴学方法，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更能在方法上得以借鉴，在研究范围上得以扩展。朴学方法的创造性挪用，会使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更扎实的史料学根基并更能求得“十分之见”。 【日    期】收稿日期：2008-10-13 【关 键 词】朴学/现代文学/“十分之见”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3-0047-08     朴学是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兴盛的一种新的学术话语、学术范式或学术主潮，得名于其文字、学风的朴实。朴学又叫汉学，是清儒对宋学的不满而对汉学的复兴，是汉学对宋学的学术话语革命。朴学学术话语生成于清代特殊的历史语境，它针对的是宋明理学的义理玄谈，目的是清除佛道对儒学的污染，挣脱理学对儒学的羁绊而重构古典儒学。朴学还有名物典制之学、考据学等不同的称谓。朴学学术话语主要植根于传统经学而推衍及史学、金石学、天文学、地理学等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在清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谈论朴学学术话语是离不开其历史语境、特定对象乃至权力关系等的，谈朴学方法却可以悬置这些内容。那么，能否将朴学方法剥离出来挪用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呢？是肯定的。     一     自命为清代学术蜕分期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和被梁启超认为有清代学术正统派遗风的胡适对朴学方法有过类似的总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采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①梁启超认为这是归纳法，所以“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②。梁启超将朴学方法概括为四步，而胡适则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概括为四点：“(1)……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举的例不多，便是类推(Analogy)的证法。举的例多了，便是正当的归纳法(Induction)了。类推与归纳，不过是程度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质是根本相同的。(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假设’的。……他们所以能举例为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之后，脑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的通则。然后用这通则所包涵的例来证同类的例。他们实际上是用个体的例来证个体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与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③最后胡适进一步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④胡适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归纳法与演绎法并用，“求证”之中有“假设”。但是在朴学方法中归纳比演绎更重要，假设也必须落脚于求证。所以，胡适晚年又将朴学方法再概括为“有证据的探讨”⑤。     在今天看来，归纳法、演绎法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了，但它们是一切科学的元方法。胡适甚至在介绍实验主义时也把它概括为归纳法和演绎法。朴学因为使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而被梁启超、胡适等认为具有科学精神。如胡适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⑥朴学方法所体现的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实证精神。朴学是一种实证性研究而不是阐释性研究，强调的是客观证据而不是主观臆断，任何见解和立论都必须有事实、事例作证据，即要求“实事求是”。汪中、阮元、钱大昕等朴学家讲治学宗旨和方法时都说过惟“实事求是”而已。梁启超引朴学家凌廷堪的话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校礼堂集》）梁启超说：上引的这段话“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清学派之精神见焉”⑦。曹聚仁说：“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⑧同时，朴学方法的科学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怀疑与批判精神。朴学强调“无征不信”，没有证据的东西就值得怀疑。朴学正是建构在对理学的怀疑与批判之上的。朴学家正是不满宋儒随意改古书文字、硬改古音为“叶音”、增字改经、望文生义等不严谨的治学方法才致力于实证性研究的。戴东原甚至还强调朴学家要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精神。他提出不仅要破“人蔽”，还要破“己蔽”。只有破“人蔽”，才能空所依傍；只有破“己蔽”，才能至“十分之见”。要求治学应“传其信，不传其疑”（《东原集·与姚姬传书》）。要言之，朴学方法体现的正是一种科学精神或朴学精神。     不过，这种朴学方法和精神不只是体现在使用归纳法、演绎法这种元方法方面，还与其他一些学术特点紧密相关。如“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即多为专题性却巨细毕究的研究。又如朴学追求的是博证，为考证一个问题而搜求证据多达百余则的不乏其例。在文体上，“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而在著述形式上，朴学家喜欢用札记体。他们用札记记下读书心得。“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结果是“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⑨。札记体反而成为朴学家主要的著述形式。     现代文学研究对朴学方法的借鉴，并不是要我们只去简单地重复那种元方法及相关特点，而首先是要推崇其朴学精神或科学精神。一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而主要是为义理（主义与理论）所掌控，如革命的义理、阶级的义理、启蒙的义理、现代性的义理等等。现代文学研究要么成为某种义理的例证，要么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升华出义理。温儒敏先生的《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一文已作过很具体的批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很多大叙述，但其实很多文章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观点几乎都是雷同的。我们往往先是为人所蔽，然后又为己所蔽。实际上全是代别人立言，重复某种义理。我们缺乏的正是朴学的怀疑与批判勇气和实证的精神。我们的研究也许达到了某种理论深度，但却是空洞化的深度；我们引入许多“吓人而迷人”（钱理群语）的知识谱系，但却可能由越界而导致过度诠释；我们沉湎于思考和思辨的快乐，但却缺少发现和考证的愉悦。我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没有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绵密的实证、肌质感和细节。比如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建构，我们一般都会从民族国家的创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体化等大叙述的角度进入。能否找一些更实证性的史料去论述呢？比如新华书店在1948至1949年出过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收集了1942年以来解放区文学中的代表作如《白毛女》、《桑干河上》、《王贵与李香香》等共50多种。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每人都获赠一套。如果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中国文学的理论范本，这套丛书实际上就是指定给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样本。我们如果从这套丛书的编辑、发行、传播和作家的接受等细节进入去谈这个大问题，将会更具体并会有新发现。所以，现代文学研究如果能发扬朴学精神，多考据，多归纳，不大言自壮，忌言有枝叶，则肯定会产生更扎实更厚实的成果。     二     朴学方法和朴学精神更具体化在其学科分支之中。胡适认为“朴学”一词包括甚广，大致可分四个部分：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实际上，其中还包括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等等。这些分支学科之间可能相互含有，缭绕不清。这些分支学科也各有各的治学方法和范畴。有些已不适合于现代文学研究，有些则可以转换性地挪用。一般来说，朴学的这些分支学科的方法是从对古籍发掘和整理中总结出来的，大体上也是适合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发掘、整理层面。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一书中的分类来说，这个层面是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工作”。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是需要挪用这些方法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正是用辑佚学的方法钩沉、发掘作家遗稿、佚文的。如杨霁云和唐弢对鲁迅集外佚文的搜集、陈子善对张爱玲佚文的发掘等。现代文学辑佚与古典文学辑佚的最重要区别是应把重点放在发掘报纸与期刊上，而不仅仅是关注单行本、选本、类书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方法并非现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中的主体方法，但有时也用得上。“随着现代文学专科研究的定型化，注释工作加强了，……对于朴学在文学、音韵、训诂方面的治学方法和经验，我们在注释工作中是加以继承的。”⑩如作家全集的注释、名作普及本的注释，尤其是那些旧学功底很深的作家的作品以及旧体诗词等需要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去注释。一般这种注释只限于弄懂文句的原意，但有时候对文意的阐释也会有帮助。如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从训诂学的角度看，这其中的“归人”可训为“死人”，这就可加深对剧本意义的理解。不仅是注释，许多文学史的故实的考据也离不开训诂。如鲁迅用过一个笔名“宴之敖者”（小说《铸剑》中亦有“宴之敖者”）。这里，“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鲁迅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11)表达了对弟媳的不满。这就用上了训诂学的知识。至于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它们在朴学中的地位，叶德辉认为是“三者为之根柢”（《书林清话》），所以其方法更是现代文学研究可以继承和转化的。     校勘学是朴学中的重要分支，它可以涵盖版本学、目录学等。胡适只提校勘学，不提版本学、目录学，盖出此因。校勘又称为校雠。校即榷，敲击之意。勘，校也，覆定之意。雠，李善《文选·魏都赋注》引刘向《别录》云：“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指校对时如雠家相对。引申一下，可以说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有“雠”性。校勘或校雠，就是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版本校出异同。古籍在传抄、刻印时有错误的，或原书内容阙失、著录遗缺的，或在传播过程中被人妄改的，都需要校勘时校正过来。在校勘实践中产生了传统的校勘学，总结了许多校勘的经验和方法。如王引之的“三勇改”和“三不改”，后来陈垣总结的四种校勘法等。这些方法是可以挪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校勘的。而现代文学作品的校勘主要出现于两个层面，校勘学的方法在这两个层面上的运用应该是有区别的。     第一个层面的校勘属于现代文学作品的重新整理层面。现代文学作品在发表、出版时出现错误或因手民的误植、编辑的误改等，在作品重印时需要校正过来；因查禁而造成删改的作品，在重印时需要补足缺文；经作者亲属或他人修改过的作品，在重印时需要恢复原貌。这些都属于作品的重新整理层面，都需要校勘。传统校勘学的方法在这个层面上有很多都用得上。许多现代文学作家出文集、全集或一些名著的重版等都会使用传统的校勘方法，如鲁迅编《且介亭杂文》就做了细致校勘。经过细致校勘，这些文学作品才可能有恢复历史原貌的精校本。但是，因为缺乏校勘学的基本常识，使现代文学作品至今仍未恢复历史原貌的情况依然存在。如收入《曹禺文集》和《曹禺全集》中的《雷雨》，据编者说是依据初版本校勘。但正是由于编者的校勘，反而出现了一些与初版本不同的文字，如人物表中鲁大海的身份由“煤矿工头”改为“煤矿工人”。这种改动原是曹禺自己在《雷雨》收入开明书店的《曹禺选集》时改的。也许编者校勘时又依据了开明选集本或以后的版本。这就更导致了校勘的混乱。又如《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时是由老舍长女舒济校勘的。据说也是依据初版本校勘的，但实际又参考了《骆驼祥子》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结果文集本《骆驼祥子》漏掉了初版本的四处文字，其中有一处就是关于“白面口袋”的描述。所以其文集所收的实际上并非《骆驼祥子》的初版本。《茅盾全集》所收《子夜》本是《子夜》1954年的修订本，即茅盾弄出的定本，但全集编辑者却将一些词汇改回到初版本，如“女护士”改成“看护妇”等，使《茅盾全集》所收《子夜》既非其初版本又非其定本。所以，由于校勘不当或不统一，使得全集、文集这种本应是更可靠的整理成果反而不可信。     第二个层面的校勘是关于作品异文的汇校或不同版本的比较。许多现代文学作品出现的异文或异本主要是作者自己修改导致的，我们要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也需要校勘，不过这时只需要用对校法或死校法，即只需要将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两两互校。不是定是非，而是校异同；不是勘误，而是存异。已出版的《女神》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都使用这种校勘法。现代文学作品异本的研究和比较一般只需用这种校勘法。     从治学的程序来看，应该是先查目录。因为，目录学是指点门径之学。“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1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亦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的内容何指，有不同的界定。目录学家汪国垣在《目录学研究》中综集古今目录学的界定，认为目录学家、史家、藏书家、读书家各有各的目录学，其侧重点不一样。但目录学的要旨正如章学诚所说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正因为目录学著作有这样的功能和价值，它也就成为后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凭借。后人凭借前人的目录学著作能了解图书的分类、学术的源流，从而考辨著述的真伪、分合和阙佚。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为简明目录，只对书名、著者、册数等进行简要著录。一为提要目录，对所著录各项都有扼要的叙录，能钩玄提要、交待因由并优胜短长。这种目录更能体现学术功底，也更有用于学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吸收了传统目录学的方法，编制了大量有益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目录。如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中的《创作编目》、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及其他学者编制的大量作家的著译系年目录、作家研究资料目录等，都能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查找指点门径。只是这些成果多半是简要目录，而缺少提要目录，即有“目”无“录”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也许是人们对“目录”这个概念的理解日益窄化的缘故）。另外，罗列式的目录多，精于考证和辨析的目录少。这使得现代文学的目录学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现代文学作品有大量因修改而产生的异本，如能借鉴传统目录学方法编出一部关于现代文学作品版（文）本谱系的目录，即在目录中叙述清楚一部作品的版本谱系关系，那将对现代文学版本的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具有无量的价值。     清代学者的治学宗旨和方法，使得他们重视典籍的校勘，而言校勘则必讲究版本，于是带来了版本研究的繁荣从而使之成为朴学的重要分支。清代学者在版本研究上形成了一套实用的方法，即如何根据字体、纸张、印刻、装帧等不同的历史特点来鉴定版本、辨别伪书等。这些方法只有经过大量的实践才能掌握，所以古代版本学家往往爱用“经眼”、“知见”等字眼。现代文学版本的鉴定也必经大量“经眼”、“知见”版本实物。如20-40年代初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繁体字竖排，书背在右边。封面上的书名多半竖排，或者从右向左横排，如《喊呐》（鲁迅）。但也有少数书名从左向右横排的，如《女神》（郭沫若）、《为幸福而歌》（李金发）等，更早地体现了新书装帧的现代化。50年代，白皮书、绿皮书作品集的装订、排版一如建国前，但封面书名改为从左向右横排。作品装帧的彻底现代化或西化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但装帧的现代化也伴随着政治化、单调化，如，越来越少了作家个人的书法封面和艺术化的封面画。这些不同时代的作品版本特征只有像研究古籍版本一样有大量的“经眼”、“知见”实践才能把握。朴学家还总结了评价版本的一些方法和，如张之洞的“足”、“精”、“旧”三种“善本”标准，对现代文学“新善本”标准的确立也有借鉴意义。只是现代文学作品不同于古代因传播造成异本的情况，而主要由于作家自己修改造成异本，所以“新善本”的选择应更注重文本内容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朴学家的版本研究成果往往体现为目录和题跋识语的形式。现代文学版本研究成果在目录形式方面并没有很厚重的成果，但却由题跋识语发展出大量的书话形式的成果，如唐弢的《晦庵书话》、姜德明的《余时书话》等。还产生了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等校读记形式的成果及四川文艺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女神》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版本研究成果。这些形式的版本研究成果也都是朴学方法的挪用，体现了朴学精神。     朴学的各个领域如文字、音韵、训诂、辑佚、辨伪、目录、校勘、版本等都离不开考据，所以朴学又称为考据学。称朴学侧重的是其质朴求实的学风，称考据学则强调它的治学方法和手段。在清代，学者于这种意义上的命名也有些不一致。孙星衍、江藩等称“考据学”，而戴震、段玉裁等称“考核学”，《四库全书总目》称“考证学”。现在，一般都叫“考据学”或“考证学”。这里，“考”没有什么歧义。而“据”和“证”则会导致不同的理解。据，是依据、证据，是名词；证，是证明、辨证，是动词。胡适早年日记中甚至有一则《“证”与“据”之别》的札记来谈它们的区别。认为“据”乃“据经典之言明其说也”；“证”重在以归纳、演绎之法以证其说。认为“吾国旧论理，但有据无证。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虽在欧美，亦为近代新产儿”(13)。胡适注意到了考据学内部的差异及考据学的发展倾向。可以说，古代的考据学重“据”，近现代的考证学重“证”。不过，一般说来，“据”和“证”是紧密相关的，不管是重“据”或是重“证”都了考据学以事实、史料说话的特征。但考据学毕竟是一种“述”学。这又涉及到“述”和“作”的关系问题，这又使我们能从外部的比较中，凸现考据学的特征。袁枚告诫孙星衍：“形上谓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谓之器，考据是也。”(14)强调了“著作”的知性、超越的价值，而贬抑考据之学。他还说：“古文之道形而上，纯以神行，虽多读书，不得妄有摭拾，韩柳所言功苦尽之矣。考据之学形而下，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辞达而已，无所为文，更无所为古也。”“六经三传，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郑笺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与程蕺园书》）所谓“述”而不“作”，“述”正是考据学的重要特性。考据与哲学、文学的写作有本质的区别。章学诚所谓“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文史通义·说林》）说明了这种区别。徵实即考据，不逞于思辩和才情，而在于以宽厚的学识对实事与真相进行叙“述”。     考据的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代文学的考据虽不像古典文学研究那样多，但由于战乱的频繁造成了史料的销毁，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了书刊的查禁等原因，使得考据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只是由于现代文学用浅近白话写作，使得考据的重点不在文字、音韵、训诂上而在其他方面。如版本研究需要考据。由于盗印、查禁及作家修改等原因，现代文学作品出现了许多异本，所以需要考据来辩出版本真伪、梳理版本源流、弄清版本谱系，使之有助于文学史的精确叙述。辑佚需要考据。由于现代文学作家的许多作品最初往往发表于报刊，结集出版时不免有所选择和遗漏。或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抽掉、删掉，或由于未署名（如广告文字、编者按等）及署笔名，造成许多佚文。现代文学研究或编作家全集需要求全，就需要辑佚，而辑佚离不开考据的确证。如孙玉石、方锡德发现鲁迅最早的七篇散文诗《自言自语》，就是通过对笔名、所发刊物编辑及文章内容等方面的考据来确定的。对张爱玲等作家佚文的发现也有考据的参与。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假面文学或隐射文学，研究作品原型或本事，同样需要考据。如沈从文的《八骏图》、徐志摩和邵洵美的《珰女士》、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作品的研究，考据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他如社团的组织、思潮的发生、论争的内幕、刊物的创办、作家的身世等等真相的揭示无不需要考据。     三     朴学的治学方法延续下来已不纯是乾嘉之风了。晚清以来，广阔的中西文化视野使一代代学者为朴学融进了新的基因，完成了其现代化的转换。乾嘉朴学只重视典籍文献层面的考据，而忽视金石学中的史料。到了王国维则极重视考古学的发现，从而发明了文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的文物材料补证地上（纸上）的文献材料。陈寅恪又将“二重证据法”推衍为“三参证法”，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5)。这为考据学补充了“异族之故书”和“外来之观念”两个层面的证据。到了梁启超和胡适，他们明显受外来科学、逻辑学的影响，从而总结出朴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发现朴学的科学精神。尤其是胡适，他甚至是在受到杜威哲学及西方朴学的洗礼之后才对中国朴学有了新的认知的。他说是杜威“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的了解(16)。同时他也受惠于浦斯格和布尔两位教授。他节译过前者的关于版本学方面的文章，他选修过后者开设的“辅助历史的科学”（包括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等）课程。胡适试图融合中西朴学。他完成了名称上的对译，如文字学即Philology，校勘学即Textual Criticism，考订学即Higher Criticism。他总结了中西朴学的共同点，如他说：“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第一点相同之处便是在所校勘的材料上发现错误；第二点便是把这个错误改正；第三点要证明所改不误。上述三个步骤便是中西校勘学的基本相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根据最早的版本来校对。”(17)但他又认为西方朴学在方法上比中国朴学更彻底更科学化。正是融合了中西朴学，他才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观点。认为“‘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甚至认为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假设，有了充分的旁证，“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18)。中国传统朴学重视归纳，而胡适则把演绎与归纳并重。后来钱钟书对朴学的研究方法也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乾嘉朴学只进行单向阐释：“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钱钟书认为这只是偏枯的初级层次的阐释，更应该“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以至达成“阐释之循环”(19)。既使阐释增加了“交互往复”的过程，又使这种“交互往复”扩展至文本之外的因素。其他如冯友兰、翦伯赞等哲学家、史学家处理史料的方法也丰富了朴学的研究方法。     在今天，朴学已脱离了诞生它的历史语境，已不是学者们反抗朝廷的一种话语策略，已不表现为为考据而考据的学术癖好，已是一种纯粹的研究方法。正是经过晚清以来一代代学者的学术实践，朴学的方法在文史研究中承传下来。人们从考据这种“支离”之学中发现了科学的精神，使朴学完成了现代化、科学化的转换，使朴学在一种世界性的学术融会中焕发生机，成为一种新朴学。新朴学已成为实证性研究方法的代名并保持着它的开放性特点。凡是有助于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方法都可以吸纳其中。如，我们还可以吸收西方的“渊源批评”或文本发生学等方法到新朴学之中。     这种已发展和丰富的新朴学避免了旧朴学烦琐的考据，更提升了实证性研究的科学性。因而也更适宜于现代文学的研究，使现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得以借鉴，在研究范围上得以扩展。如受“二重证据法”的启发，我们在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版本时，既要关注作家的创作谈、序跋、书信、回忆录及研究者弄出的著译年表、著译目录等文献材料，也要寻找、观察、考辨版本实物。在研究作家生平思想时，我们既要依照大量文献材料，也要勘察作家的故居、旧物、影像等现存实物。如周海婴考证鲁迅不能够看弟媳沐浴一事，就用了八道院故居的实地考察材料。“三参证法”提到的互证、补正、参证等方法把文史考据的方法总结得更全面，尤其提醒我们注意对现代文学外来影响的纵横研究。胡适强调西方朴学更具科学性，他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并重甚至把“假设”摆在“求证”之前的观点，更体现了一种现代科学的品质，提醒我们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时要灵活地运用前人总结的方法。钱钟书将朴学的单向阐释上升到“阐释之循环”的层面，他侧重的是文本阐释学的问题，实际上对现代文学史料和史实的考据也有启示意义。即史料史实的考核也应该放置于“阐释之循环”的过程和背景之中，以免成为孤立的史料。有历史学家就引用钱钟书提到的“阐释之循环”，认为史料、史实与理论、通则应该保持互动的、循环的关系(20)。而所谓研究范围的扩展是说考据既可在文本之内，也可在文本之外。如果加上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考据的内容就更多、更具体了。如高长虹的《走到出版界》一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引自《庄子》的“卷头语”。写惠子怕庄子夺其相位，庄子以鹓雏与鸱相喻。孤立地看，高长虹引这个典故只是说明他自视甚高，以庄子自喻。惠子比喻谁呢？不知所指。但是如果考察高长虹写《走到出版界》的动因，联系韦素园、鲁迅及高长虹所写的一些文学广告，分析高与鲁迅交恶的始末，再来看这个“卷头语”，那么，以惠子影射鲁迅、韦素园等的寓意就非常明显了。同时，这个副文本也更有助于对正文本的阐释。而“渊源批评”、“文本发生学”则又使现代文学的考据延伸至“前文本”即手稿之中。     四     朴学方法的使用，会使现代文学研究首先在史料学的范畴中奠定扎实的根基。如目录学解决了现代文学史料的来源问题，辨伪学、版本学解决了史料的真伪、变异问题，考据学则涉及史料的对错、全面与否等问题。现代文学研究如果经过了这一番史料工作的准备，才有可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发现可信的文学史规律。如果用戴东原的话来说，就是求得“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东原集·与姚姬传书》）“十分之见”不是“成见”、“偏见”，甚至不是“不见”基础上的“洞见”，不是一二分之见，七八分之见。梁启超把这个“十分之见”解释为“定理”。这“十分之见”或“定理”的获得，首先是史料的处理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全”，即所谓竭泽而渔，而不是随意选例或简单抽样。这样才可以博证和实证。实际上，朴学求得“十分之见”的材料不仅是一个“全”的问题，这其中已包含了冯友兰所说的审查史料求“真”，了解史料求“透”和选择史料求“精”等几个原则(21)。也应包括翦伯赞所谓的运用统计学、逻辑学、辩证法对史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整理等步骤(22)。经过这样一番朴学的或科学的处理，“论”即可从史料中出来，而这“论”就可能是“十分之见”。比如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我们必须用中西朴学、新旧朴学的方法去大量搜集、对校版本实物，必须全面考证每一版本中的正文本和副文本的特点，必须完整考察版本的生成过程、修改程度及其语言规范、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等内容，最终才可能从中看到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特性、谱系模式并总结出现代文学研究应遵从的版本意识和版本原则。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谓“十分之见”。     也有许多中外学者从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步骤来谈这个问题的。如，卡西尔指出：“在我们对一个给定对象的科学描述中，我们是以大量的观察资料开始，这些观察资料初看起来只是各种孤立事实的松散聚集而已。但是我们越是继续进行下去，这些个别的现象也就越是趋向于呈现一种明确的形态并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23)即是说，我们只有用朴学的具体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它们才能形成明确的形态和系统的整体，才可能从中得出“十分之见”。而马克思则把“说明”与“研究”区别开。“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24)即通过对材料的占有的研究之后，才能形成看法和体系，才能做出适当的“说明”。这“说明”正是我们通常讲的“论”或“十分之见”。也有学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这种过程或步骤是收敛性思维。“收敛性思维在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功用在于，搜求、集聚、梳理、规整、融会史料或史实。”收敛性思维或辐集思维的特点“是从若干不同或相同的信息源中获取一种共识或引出一种结论”(25)。收敛性思维收集和处理史料的最终结果和目的正是求“十分之见”。     朴学家所求的“十分之见”可能永远是一种学术乌托邦，没有永远不变的概括、通则和理论。波普尔说得更绝对：任何知识都是猜想性的，都是不能证实而只能证伪的，人类知识的进化就在这不断的猜想和证伪的过程中。而朴学的方法是从证实的层面或正面积极地追求一种学术乌托邦，通过全面的合理的处理史料与史实，不断地类比、归纳，达成通则，泐为定说。然后又用新的证据去检验、补充或推翻通则和定说。朴学的长处不在宏大的理论建构和抽象思辨，而是细节的真实的考据。现代文学研究首先必须经过朴学方法的处理，才能有相对可信的史料和史实。学习朴学的求实精神而避免其支离、残碎，才能在扎实根基上求“十分之见”并进而进行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否则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成为朱自清所嘲弄的“架子书”。当然，另一方面，如何用史识或理论去激活史料、史实，也同样重要。     注释：     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6-57，44页。     ③④⑥《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0，302，288页。     ⑤《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⑦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4-35、44，56页。     ⑧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67页。     ⑩朱金顺：《现代文学考据举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76-277页。     (11)《许广平文集》第2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1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3)《胡适留学日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14)孙星衍：《问字堂集》卷4《答袁简斋前辈书》，四部丛刊本，第3页。     (15)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16)(17)《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102，128页。     (18)《胡适文集》第2卷，第304页。     (19)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1页。     (20)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92页。     (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2)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05-113页。     (23)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83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24页。     (25)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