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地会议汇报材料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傅斯年 自从去年秋天，我心里有一种怀疑，觉得这白话文学的主义，不久定要风行，然而这白话文学主义的真价值，或者为着速效弄糟了，——这真可虑的很。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所以这白话文学发展得越快，我越是替他的前途耽心。这不是我一人的私虑，别人也有如此想的。《每周评论》的第十一号里，有仲密先生的一篇《思想革命》，我看了很受点感动，觉得他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 现在把他抄在下面——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颇有人认为正当。······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容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透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着出现。······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 ······中国人如不真是革面洗心的改悔，将旧有的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这篇文章我读过之后，起了若干想念；现在我所做的这文，正所谓有感而作。平情而论现在的社会里，居然有人相信白话，肯用白话，真所谓难能可贵，不溺流俗的人，我们欢迎之不暇，何必作求全的责备。又一转念中国人在进化的决赛场上太落后了，我们不得不着急，大家快快的再跳上一步——从白话文学的介壳，跳到白话文学的内心，用白话文学的内心造就那个未来的真中华民国。 白话文学的介壳，就是那些“什么”“那个”，“月亮”，“太阳”的字眼儿，连在一起的，就是口里的话写在纸上的。这个的前途定然发展的很宽，成功的很远。白话文学的内心是人生的深切而又著明的表现，是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这个的前途就不容乐观了。 现在并白话的介壳而亦反对的人，大概可以分做两类；一是迷顽可怜的老朽，一类是新旧未定家。迷顽可怜的老朽反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有自然先生帮助我们打他们；他们垂死的命运早已判决了。况且他的气力是萎靡的，胆子是老鼠似的；最怕的是势力，这里是说怕势力。不是说崇拜势力。因为崇拜势力他还不配呢最爱的是金钱，最发达的是肉欲，最讲究的是门面话；因而最不健全的是他的作为，最没效果的是他的反抗。况且这些人说不懂得道理，却还懂得“趋时”：若用真理征服他，他便以化外自豪，若到大家成了风气之后，他也决不为采薇而食的顽民。况且单就白话的介壳而论，未必有所谓离经叛道的东西；好在他们也是会说白话的，乃祖乃宗也曾读过白话的高头讲章的；苟不至于如林纾一样，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拼此残年”，反对白话。所以我们爽性不必理他；他久而久之总会变的。至于我所谓新旧未定家，就是唐俟先生所谓“理想经验双全家，理想经验未定家”。这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他们既不曾拼命发挥自己的主义，也决不会拼命反对别人的主义，——只会看风使舵。他们都是时势造就的儿子，没有一句是造就时势的老子；都是被群众征服过的俘虏，没有一个是征服群众的将军。见理不明，因而没主义可说；志行薄弱，因而没宗派可指，再加上个“唯吃饭主义”，就决定他的飘萍转蓬的终身了。这不仅少数人如此，实在中国的大多数都是这般。民国元年，遍天下都是革命党，到了四年，遍天下都是官僚派；这类滑稽的风气迁流，确是中国人易于改变的徵验。又如袁世凯篡国的时代，有位大人先生上表劝进，说，“赖大皇帝之威灵，军未浃旬，而江表戡定”，转眼之间，帝制取消，他又劝退，劈头便是，“慰庭先生阁下”。这不是举个二端的例，少数的例，实在可以形容中国人的普通而又普通的心理啊！所以我平日总以为在中国提倡一种新主义的精神很难得好，——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然而提倡一种新主义的皮毛没有不速成的，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由此看来，白话文学介壳的发展，顺着时势的迁流，几年以内，总会有点小成绩，可以无疑了。 然而白话文学内心的命运却很有问题。白话文学的内心应当是，人生的深切而又箸明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一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这真难办到！第一层，我们的祖先差不多对于人生都没有透彻的见解，会说什么“圣贤”话，“大人”话，“小人”话，“求容”话，“骄人”话，“妖精”话，“混沌”话，“仙佛侠鬼”话，最不会的是说“人”话，因为他们最不懂得的是“人”，最不要求的是人生的向上。第二层，我们所居的社会，又是这般大家醉生梦死，少数人也难得觉悟。受那样恶浊历史的压迫，被这样恶浊空气的包围，想把向上的生活当作文学的本旨，——“去开辟人荒”，——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老实说，一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总算经过无数的变化了，然而脾胃的本质依然如故。唐朝诗赋是时尚的，他们就拼命弄诗赋，宋朝制艺是时尚的，他们就拼命制艺，明清八股是时尚的，他们就拼命弄八股，现在英文是时尚的，他们就拼命弄英文。现在的学生英文，和当年的童生学八股，其心理乃毫无二致。他们对于文学的观念只有两层：一层是用来满足他的肉欲，一层是用来发挥他的肉欲。由前一层，才有非奴隶而似奴隶，非囚犯而似囚犯的献谀文，科场文，由后一层，才有非妓女而似妓女，非娈童而似娈童的感慨文。所以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做题目去作八股，和用“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做题目去作八股，是一种性情的两面，其脾胃毫无二致。他们正在那里经营猎取名利的妙用，研究乘与遣怀的韵事，你偏引着他们去开辟成败祸福未可知的“人荒”他们如何情愿呢？苟不至于革面洗心的地步，必超不过“高头讲章白话文”的境界。然则白话文学内心的成功，颇有点不可期了。 但是把白话文学分做内外两面，也是不通的办法。所谓真白话文学，必须包含三种质素：第一，用白话做材料；第二，有精工的技术；第三，有公正的主义；三者缺一不可。美术派的主张，早经失败了，现代文学上的正宗是为人生的缘故的文学。譬之于人物：人物所由成是两面的，一，才具，二，德行。加特林拿破仑叶赫那拉氏袁世凯未尝无才具，然而总不能说他是人，人物更不必论了。易卜生是近代戏剧的革命家，一半由于他革戏剧的艺术，一半由于他革人生的观念。参看Bernard Shaw’s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俄国在近代文学界中放了个大异彩，一半由于他的艺术，一半由于他的主义。所谓世界的文学出产品者，何尝不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写出的呢？但是经过各国翻译之后，艺术上的作用，丧失了十之六七了，依然具有第一等的位置，只为他有不朽主义的缘故。我们为什么爱读《孔雀东南飞》呢？因为他对于人生做了个可怕的描写。为什么爱读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呢？因为他也对于人生做了个可怕的描写。为什么重视王粲的《七哀诗》而轻视王粲的《登楼赋》呢？因为《七哀诗》是悲悯人生的，《登楼赋》便不相干了。林纾揣度现在主张白话的人必须以为“《水浒》《红楼梦》不可思议”，真是妄以小人之心度人的话：我们固不能说《红楼梦》《水浒》不是文学，然亦不成其为真有价值的文学，固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水浒》的艺术，然亦断断乎不能不否认他们的主旨。艺术而外无可取就是我们应当排斥的文学。平情而论，中国人用白话做文已经好几百年了，然而所出产的都是二三等以下的事物，这都由于没有真主义的缘故。现在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当然不专就艺术一方面而论，——若是就艺术一方面而论，原不必费此神力，——当然更要注重主义一方面。文学革命第一声炮放去，其中就有一种声浪说道：“灭信仰造信仰，灭道德造道德，灭生活造生活。所以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我现在看到许多不长进的白话，——如我所作的，——真是不能乐观；如此办下去。势必有《骈文主义的白话》，《八股主义的白话》，白话的墓志铭，神道碑。我们须得认清楚白话文学的材料和主义不能相离，去创造内外相称，灵魂和体壳一贯的真白话文学！ 所以我们现在为文学革命的缘故，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改变。至于这文学革命里头应当有的思想是什么思想，《人的文学》中早已说得正确而又透彻，现在无须抄写了。 但是单说思想革命，似乎不如说心理改换包括些，因为思想之外还有感情的发展。合感情与思想；文学的内心才有所凭托，所以泛称心理改换，较为普遍了。（思想原有广狭两层意思。狭意的就是心理学上所谓“思想”，广义的就是心理的总称。思想革命一篇里所谓思想，当然不是狭意的。我现在不是格外立异是为说明的方便，分别讲去，免大家误会。）思想一种心理作用，发达最后，因而力量比较的薄弱。必有别种动机，然后有思想，而思想所得，又多不能见诸行事。思想固然有一部分创造的力量，然而不如感情更有创造的力量；感情主宰思想，感情决定行事，感情造成意志。感情是动力，因而影响一切的效果很大：——这是思想所不及的。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缺乏“人”的思想，不如是他缺乏“人”的感情；我们与其说俄国近代文学中富有“人”的思想；不如说他富有“人”的感情。思想尽管高明，文章尽管卑劣；一旦有深沉挚爱的感情发动，自然如圣灵启示一般，欲罢不能。宗教徒所谓圣灵启示就是感情的大发动。中国人是个感情薄弱的民族，所以从古以来很少伟大的文学出产。现在希望一种有价值的新文学发生，自必发挥我们大家的人的感情。受一件不良社会的刺激，便把这刺激保持住，来扩大起来研究起来，表现出来，解决了来，——于是乎，有正义的文学。 我现在有一种怪感想：我以为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看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现在所谓中华民国者，真是滑稽的组织；到了今日，政治上已成“水穷山尽”的地步了。其所以“水穷山尽”的缘故，想由于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回想当年鼓吹革命的人，对于民主政体的真像，实在很少真知灼见，所以能把满洲推倒，一半由于种族上的恶感，一半由于野心家的投机。我仿佛记得孙中山在《民报》上拿唐太宗比自己：章太炎在《訄书》上居然有“后王者起”的话头。唐太宗是什么人，还不是杨广一流的人才而又败类的吗？章太炎在当年并不主张共和是大家知道的。至于有人竟自把“饮冰内热”，“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两个典故，当做名字，去鼓吹“开明专制万能”的主义，更全是旧思想了。革新的主动人物既已如此，被鼓吹的人也就可想而知。学者的心里忘不了“九世之讐”，一般人的心理又要借着机会躁进；所谓民主主义，只好当幌子罢了。所以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都是专制思想的表现，都是受历史上遗传思想的支配，都是用“英雄”，“豪杰”，“宦达”，“攀权”的人生观弄出来的。想“宦达”要“攀权”的人固不足深责，至于“英雄”，“豪杰”又何尝不是民贼的绰号呢？用这种精神去造民国，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国，岂有弄成不政治混乱，四方割据的呢？到了现在，大大应该有一种根本的觉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现在的时代，和光绪末年的时代有几分近似；彼时是政治革命的萌芽期，现在是思想革命的萌芽期。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说晓谕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动力。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犹之乎俄国的革命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我们须得认清楚我们的时代。认清楚了，须得善用我们的时代。 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原于不是根本改革。放开思想去改革政治，自然是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这是根本改革。更有一层，若果不作征服的决心，而取迁就的手段，又是枉然。中国人的革新事业多半如此。我们须得立定志愿去克服旧主义，（不适时的主义）——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间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各不相下，便成旋风，旋风是最讨厌的。所以调和是迁就的别名，迁就是糟糕的绰号。政治上讲调和，才有今日的怪现状学术上讲调和，才有所谓“古今中外党”。 梁任公先生能发明新文体，因而有所谓“新民派”，是极好的事了，然而偏要和策论的调头调和，其末流便成一种浪飘飘的；油汪汪的报纸文。——这是文学上的调和。须知天地间的事物，不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独立的，是互相关联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统，中国成中国的系统，动摇一件，牵动多种：调和是没成效的，必须根本改换。改革的作用是散布“人的”思想，改革的武器是优越的文学。文学的功效不可思议；动人心速，入人心深，住人心久；一经被他感化了，登时现于行事。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须得认清楚我们的使命！认清楚了，须得竭力完成我们的使命！ 总而言之，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若是彼此离开，思想不免丢掉他的灵验，麻木起来了。所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长成，很靠着文学革命的培养。文学原是发达人生的唯一手段。既这样说，我们所取的不特不及于人生无涉的文学并且不及仅仅表现人生的文学，只取抬高人生的文学。凡抬高人生以外的文学，都是应该排斥的文学。 民国八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