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西汉墓幽州分布区_郑君雷

考古与文物2仪)5年第6期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郑君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19男)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影响深远。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块划分间题自然也引起学者思考。徐萍芳先生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心,此点应当成为共识。具体到汉代,俞伟超先生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关中地区、三晋两周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汉、四川盆地、长沙和江淮)、山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北方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北中北部)和辽东地区计六区⑧。王仲殊先生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划分为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以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地区、岭南的珠江流域、川黔滇高原地区、甘青地区、新疆地区计九区③,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依据汉墓材料。建国以来各地积累的汉墓资料已在万座以上,有待于系统整理,新的汉墓研究成果对于认识或者完善汉代考古学文化分区也许会有启发。笔者在研究辽东汉墓时注意到这一地区的西汉墓存在许多共性,确与许多地区殊相④,所以俞伟超先生将辽东地区视为一个独立文化区,王仲殊先生将以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地区视为一个独立文化区。我这里要补充的是,将辽东地区西汉墓与周邻地区比较,这一文化区的范围或还可以扩展,大体与汉代幽州行政范围中比较稳定的部分重合,可以暂称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本文只是一个论纲。辽东地区西汉墓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以东的浑河、太子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大体属于燕汉辽东郡范围。其中浑河、太子河流域西汉墓的发现地点主要有辽阳市、沈阳市、抚顺县等地,辽东半岛西汉墓的主要发现地点有大连市、旅顺口区、金州区、新金县等地,本文分别以辽阳地区和大连地区概称。大连地区发表的西汉墓材料相当丰富,已经构成比较完整的演变序列,可以划分为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新莽三期。西汉前期有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两类陶器组合,均是承续战国燕墓传统,单室土扩墓。前者包括大连营城子M19⑤、大连大潘家M3⑥、新金花儿山Ml⑦等墓例,陶礼器组合关系比较松散,零散出有鼎、盒、壶;后者包括旅顺牧羊城MI⑧、旅顺尹家村Ml俨等墓例,一般出有罐、盆、盘。西汉中后期包括新金花儿山M7、新金马山墓。、旅顺李家沟M20(前后双室土扩墓)。等墓例,夫妻合葬较普遍,陶器种类明显增加,出现瞧、尊、革、耳杯、魁、灯、薰、方炉等陶器和井、灶、猪狗俑等模型明器。新莽前后有大连营城子Ml⑥、营城子M45。、沙岗MZ。等墓例,均为砖室墓,单室、木结构顶盖单室和前后双室附侧室等结构,夫妻合葬较普遍,开始随葬陶仓。大连地区西汉时期也有瓮棺葬(旅顺尹家村)。参照大连地区陶器演变线索,辽阳地区汉墓期别亦可以划分为相应三期。西汉前期包括辽阳鹅房IDMI⑧等陶礼器和抚顺刘尔屯MZ。等日用陶器墓、单室土扩墓。陶礼器墓组合一般为鼎、盒、壶,日用陶器墓出有罐、壶,亦有瓮棺葬(沈阳郑家洼子。)。西汉中后期的刘尔屯M3亦是单室土扩墓,出有罐、长颈瓶、策,可能是夫妻合葬。新莽前后有辽阳唐户屯M62。(左右双室石停墓)、上伯官屯MZ。(单砖室墓)等墓例,出现丛葬,·47.出有长颈瓶、瓶、仓、革、耳杯、罐、盘、盆、瓮等陶器和仓、井、灶等模型明器。大连和辽阳地区西汉墓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线索具有比较明显的共性,主要表现在西汉以土扩墓为主、新莽前后出现砖室墓、西汉中期出现夫妻合葬、西汉前期有两种陶器组合、若干陶器承续战国燕墓发展线索、主要陶器种类和形制相似、存在瓮棺葬等方面。虽然从现有材料看辽阳地区西汉中后期的陶器种类明显不如大连丰富(可能与墓例有关),但是已经可以确定,辽东汉墓的共性不仅局限于西汉前期。辽西、京津唐地区西汉墓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线索与辽东地区西汉墓具有许多共性。辽西地区西汉墓主要分布在热河山地的朝阳一带和辽西走廊的锦州附近,大体属于燕汉辽西郡的范围。朝阳地区西汉墓的主要发现地点有朝阳市、喀左县、凌源县等地,锦州地区主要发现于锦州市区。朝阳地区西汉前期单室土扩墓占绝大多数,亦有单室石撑墓(凌源安杖子M3。)和瓮棺葬(喀左三台子。),朝阳袁台子Ml19@、喀左三台子M3等陶礼器墓零散出有鼎、盒、豆、壶等,袁台子M62、安杖子M4等日用陶器墓零散出有罐、盆、盘。西汉中后期包括袁台子M7、lMl、M12等,前后双室土扩墓或单室石撑墓,鼎、豆等陶礼器绝迹,出有壶、盒、罐、盘等,出现陶尊、陶灶,有的随葬铁凿或铁撅。新莽前后的徐台子墓。为单室石撑墓,随葬陶罐。锦州地区西汉前期均为单室土扩墓,国和街M3。等陶礼器墓零散出有鼎、壶、盘、罐,国和街Ml等日用陶器墓出有罐。西汉中后期包括中央马路MI和丰乐街M3⑥等,多数为单室土扩墓,亦有单室石撑墓(中央马路M18),出现夫妻合葬,鼎、壶等陶礼器明显减少,出现蛛、尊、釜、仓等陶器。京津唐地区大体属于燕汉渔阳郡、广阳国的范围,发表西汉墓数量很多,大体可以划分为以北京和以唐山为中心的两块。北京地区西汉墓主要发现地点有北京昌平、怀柔和河北易县等地。易县东沈村。、燕下都6号遗址。、怀柔城北。、`48·昌平史家桥。、白浮④、半截塔⑧等地均为土b’墓,新莽前后出现单砖室墓(半截塔。)。另外怀柔城北有瓮棺葬。北京地区西汉前期存在两种陶器组合,陶礼器墓随葬鼎、盒、壶、罐,日用陶器墓主要出有罐。鼎、壶等陶礼器比较发达,陶鼎、若干陶壶承续战国燕墓陶器发展线索,束颈陶壶是西汉一直存在的典型陶器。新莽前后出现耳杯、奋、薰、案、勺等陶器和仓、井、灶等模型明器,东汉前期鼎、壶等陶礼器消失。唐山地区西汉墓主要发现地点有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大厂县、天津宁河县等地。唐山贾各庄。、大厂大沱头。、宁河田庄沱⑥等地西汉墓均为土扩墓,新莽前后出现单砖室墓(滦南小南庄。)和石撑墓(唐山陡河水库。),也有瓮棺葬(陡河水库)。西汉中后期存在两种陶器组合,陶礼器墓随葬鼎、盒、壶、罐等,日用陶器墓随葬罐、盆、盘等。新莽前后陶器有尊、罐、瓮、盆、盘等,其中盖罐是战国燕墓小口壶的遗型。辽西和京津唐地区西汉墓亦以土扩墓为主,亦在新莽前后出现砖室墓,亦在西汉中期出现夫妻合葬,西汉前期亦有两种陶器组合(唐山地区西汉前期材料缺乏,但是西汉中后期仍然存在两种陶器组合),西汉前期亦有承续战国燕墓发展线索的陶器,相应各期的主要陶器种类与辽东相似,若干陶器形制也与辽东相似(如”燕下都6号遗址”墓地和易县东沈村墓地的陶鼎),亦有瓮棺(在白云翔先生的统计中,京津唐和辽东是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分布最为密集的两个地区。)。因此辽西、京津唐地区西汉墓可以与辽东地区西汉墓归人一个考古学文化区。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方面分析,辽东、辽西、京津唐地区西汉墓与周邻的长城地带、河北中南部、山东和乐浪汉墓有较明显的差别。自河套平原穿过阴山山脉至燕山北麓的战国秦汉长城中段(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张家口一线)大体属于西汉朔方和并州刺史部的北境,其中张家口地区西汉至东汉前期的主要墓地有河北阳原北关。、阳原三汾沟。、怀安耿家屯@、万安北沙城。等。长城地带从西汉至东汉前期一直存在土扩墓(山西朔县。、浑源毕村。、河北阳原北关、万安北沙城、内蒙古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同时横穴、竖井墓道、斜坡墓道等结构的土洞墓亦占有重要比例(朔县、阳原三汾沟、怀安耿家屯、内蒙古凉城北营子.),约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出现单砖室墓(朔县)。山东半岛和鲁南苏北大体属于西汉青州及充州、徐州一部(山东半岛汉墓材料比较零散,从文登石羊村。、青岛峙山古庙。、莱西岱墅。、莱西董家庄。等地材料看,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山东半岛与鲁南西汉墓面貌相似)。山东地区西汉前期主要是土扩墓(临沂金雀山。、济宁潘庙。),亦有石扩墓(临沂银雀山。)和竖井墓道土洞墓(徐州子房山②)。西汉中期以后,土扩墓继续占有多数,砖室墓(潘庙)、石撑墓(唠山古庙。)、石撑砖箱墓(潘庙)和瓮棺葬(临沂陈白庄。)逐渐增加。东汉以后流行石撑墓(有些以画像石砌筑)。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开设朝鲜四郡,其中乐浪郡的中心地域在平壤附近的大同江下游和载宁江流域,以平壤市为中心,包括平安南道、黄海南道、黄海北道等地发现大批具有中原式文化特征的汉晋墓葬。日本学者高久健二将乐浪汉墓划分为西汉中期、西汉后期、新莽至东汉前期、东汉中后期和汉末魏晋五期。。乐浪汉墓主要是木撑墓和砖室墓,其中木撑墓从西汉中期沿续至汉末曹魏(梧野里M19),土坑竖穴,设置墓道,撑室有单室和双室两种,放置单棺、双棺、三棺甚至四棺。砖室墓出现较晚,大约是在东汉中后期,而且有木结构顶盖的形制(石岩里M120)。在汉墓形制结构方面,与辽东、辽西、京津唐西汉时期土扩墓居于绝大多数、新莽前后出现砖室墓不同,长城地带西汉时期土洞墓占有重要比例;山东地区西汉时期存在土洞墓和石扩墓,西汉中期已经出现砖室墓;西北朝鲜直至东汉中后期才出现砖室墓。在随葬器物方面,长城地带西汉前期出有鼎、盒、壶、罐等陶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初期陶器有鼎、盒、壶、仿、罐、盆、魁、颠等陶器和井、灶、房屋、人物俑等模型明器,部分陶器施彩绘,西汉晚期彩绘更加发达。随葬铜器非常流行,以朔县墓地为例,西汉中期锤、仿、鼎、瞧、壶、洗、灯、薰等成组铜礼器发达,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铜器趋于衰退。与辽东、辽西、京津唐地区比较,长城地带西汉墓出有陶钻、赢、颇,陶鼎、壶、罐的形制不同(尤其陶壶流行平底),陶器彩绘发达,盛行随葬铜器。鲁南苏北西汉墓属于银雀山类型,大致是关东、关中的西汉文化与当地固有的夷文化、楚文化和其他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西汉地方文化类型。,鼎、罐、壶等陶器可以区别出秦式、楚式、吴越式、当地汉式和中原汉式等不同系统,肩双耳陶壶、高领陶罐、盘口陶罐、瓶等陶器比较常见,硬陶、釉陶和原始瓷器有一定数量,耳杯、圆奋、瞧、圈足杯等陶器和仓、井、灶、家畜俑、人物俑等模型明器的出现时间更早。乐浪汉墓西汉中后期的随葬器物大体与内地相似,但是其中的敞口深腹罐、敞口扁腹罐等陶器颇有地方特点,同时经常伴出细形青铜短剑,而且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武器、车马具、铁工具、服饰用具、铜镜、漆器、青铜容器等器物的出现比率较之辽东、辽西、京津唐地区明显为高(也可能与墓例等级有关)。河北中南部属于冀州范围,西汉墓的整体面貌亦与辽东、辽西、京津唐地区有别,以西汉中晚期为例,土扩墓(邢台曹演庄。)以外,竖井墓道土洞墓(石家庄赵陵铺。、磁县讲武城。)和砖扩木结构顶板墓(讲武城、任邱东关。)均有一定数量,已经出现砖室墓(赵陵铺);随葬陶器见有鼎、盒、壶、罐、尊等,有些施彩绘,任邱东关流行圆底陶罐。此外这一地区汉代还有空心砖墓(邢台曹演庄、霸县)、陶棺(邯郸)和瓦片葬(保定东关外)。。河北中南部西汉墓可以纳人中原汉墓分布区的范畴,这里不展开讨论。辽东、辽西、京津唐地区的范围与汉代幽州的行政区划中比较稳定的部分基本重合。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部刺史,幽州刺史部察琢、勃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冤、乐浪九郡和广阳国;《续汉·郡国志》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幽州刺史部察琢、代、广阳、上谷、渔阳、右北.49.平、辽西、辽东、玄冤、乐浪十郡和辽东属国。两相比较,郡国略有差别,西汉幽州的勃海郡(治在河北沧州附近)东汉人冀州(治在河北南皮附近),西汉并州的代郡(治在河北蔚县附近)东汉人幽州(治在山西阳高附近),只是西南线和西线有所伸缩。从西汉武帝至东汉桓帝,幽州刺史部比较稳定的范围大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东北部、辽宁大部和西北朝鲜。在这个地域内犷武帝其前的秦末汉初,韩广、减茶、卢给先后占据燕辽,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以刘建为同姓燕王;卫氏朝鲜则占有西北朝鲜,这个阶段可视为汉代幽州之先声。献帝中平六年(189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公孙氏割据辽地五十载并且经营西北朝鲜,这个阶段实则汉代幽州之尾间。至于这一地域的东线和东南线,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曾置苍海郡(地当东北朝鲜),旋罢;元封四年(前107年)置临屯、真番郡(不可确指),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冤,’;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孙康开乐浪南境置带方郡,此数郡建置既短,且地在边缘,几可略而不计。另外在吉林市郊发现一些汉式特征的汉代墓葬。,绝大多数材料尚未发表,且处于夫余地境,暂不讨论。据此,汉代幽州的基本范围可以确定在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东北部、辽宁大部和西北朝鲜。在此基本范围内,辽东、辽西、京津唐地区西汉墓的面貌有较大相似性,发展线索亦大体相同,只有张家口地区和西北朝鲜比较特殊。前面以辽东地区西汉墓为基准,择其主要方面比较,将辽东、辽西、京津唐西汉墓归人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实际上,这几个地区彼此间的联系也可以具体讨论,诸如朝阳和唐山地区西汉中后期陶器均以罐、盆、盘为主,种类简单;锦州地区西汉前期鼎、壶、罐等主要陶器的形制与北京地区颇相似,西汉中后期受到大连地区影响出现瞧、尊、釜、仓等陶器;辽阳地区西汉前期陶鼎的形制与战国晚期燕墓和北京、朝阳、锦州地区类同;唐山、朝阳、锦州·辽卜脚区均存在石撑墓;锦州和大连地区的海滨地带均流行“贝墓,6等。辽东、辽西、京津唐已占有汉代幽州基本范围的大部,根据汉墓面貌和发展线索,结.50·合地理环境、民族构成、行政设置等背景因素,可以划出一个独立的西汉墓分布区,暂称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值得注意的是西北朝鲜、张家口地区与“西汉墓幽州分布区”的关系。乐浪汉墓有若干陶器与东北地区周汉时期土著民的陶器相似。贞柏洞M92的敞口深腹罐承续的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平底筒形罐的传统。《朝鲜古迹图谱》收录大同江面汉墓出土的肩双耳罐、肩双耳壶均见于河北滦平梨树沟门战国墓地。,颈双耳罐亦见于唐山贾各庄战国燕墓(M16)。,颈双耳壶亦见于贾各庄(M川和喀左园林处战国燕墓。,也有可能是非燕文化因素在战国燕墓中的孑遗。同书收录的竹节颈壶则是大连地区西汉墓中颇有特点的器类,大连营城子墓地出有32件,旅顺李家沟M20等地也有发现,其前身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的新金县碧流河石盖墓。和王屯石棺墓①。另外乐浪西汉中后期汉墓中经常伴出的细形青铜短剑是东北系青铜短剑的分化形式。乐浪置郡以后,《汉书·地理志》称“都邑往往放效吏及内地贾人。郡初取吏于辽东”。显然西北朝鲜与“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在历史背景上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这点上可以将西北朝鲜视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内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张家口地区西汉前期鼎、壶、盒形制与长城地带其他地区有别,尤其是陶壶与北京地区汉墓比较相近,陶器图案有浓厚的战国燕墓风格。其后张家口地区西汉墓的面貌与长城地带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有特点,如阳原三汾沟墓地均为平顶土洞墓(朔县部分土洞墓有天井),土洞墓的木撑外围立有边柱(朔县不见),而且未见鼎、盒、颠等陶器。因此张家口地区与“西汉墓幽州分布区”也有一定联系,尤其是在西汉前期。当然“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其内诸地的西汉墓面貌和发展线索仍然各有具体特点。以大连地区为例,这里西汉前期受燕文化因素的影响弱于辽西,并且存在比较明显的土著文化因素;西汉中后期及其后一直受到山东地区比较强烈的影响,陶器种类丰富(与山东微山两城山⑧、平阴新屯墓地。、沂水荆山墓。、沂水西水旺肥⑧等地相似),汉墓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就其它诸区西汉墓的发展线索而言,战国燕文化因素孑遗以外,大体说来,辽阳地区亦有源自西面陆路北京、锦州方向的文化因素;锦州地区西汉前期与北京地区颇相似,西汉中后期亦受到大连地区影响;朝阳地区与京津唐地区有相当多的共性,同时与长城地带存在一定联系,而且西汉前期存在某些土著文化因素(如袁台子M52等殉牲);北京地区中原文化因素更加强烈(如大葆台的黄肠题凑墓。),西北朝鲜的土著文化因素则相当明显。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内的共性以及与长城地带、河北中南部、山东地区西汉墓的疏远即源于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存在某些地域特征,但是与汉代其他边远地区比较,自西汉中后期以后,汉代北方边境一线的长城地带和“西汉墓幽州分布区”(不包括西北朝鲜)与中原地区汉墓最为相似,地方文化因素并非特别强烈。这种状况大概与汉代一直将北方边塞作为重点经营地区有关。“西汉墓幽州分布区”的形成和维系受到特定历史、民族、地理和文化背景制约。战国时期这一地域均属于燕地(箕氏朝鲜战国晚期亦曾受燕国羁糜④),秦末汉初燕王韩广、减茶、卢缩先后割据自立。经过西汉前期的经营,至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废燕王领地及元封四年(前108年)开设朝鲜四郡以后,汉朝的统治才堪称稳定。西汉前期故燕势力强大,因此西汉前期普遍存在承续战国燕墓的文化因素。燕国在向东、北方向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并未完全攘斥秽、貂等非燕系居民,冀北、冀东、辽西等地战国燕墓中往往燕文化因素与非燕文化因素共存@,《汉书·高祖纪上》“北貂、燕人来致袅骑助汉”的记载仍将燕人、貂人并称。“西汉墓幽州分布区,边塞内外活跃着匈奴、秽、貂、乌桓、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汉朝边塞不时受到巨大压力(苍海、临屯、真番郡先后罢置,玄冤郡迭次内迁,两汉之际右北平、辽西、辽东、乐浪郡部分属县或弃或徙),《汉书·地理志》亦称“玄冤、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貂、句丽蛮夷”。大连、朝阳地区西汉前期的土著文化因素以及西北朝鲜比较明显的地方特点与此有关。“西汉墓幽州分布区”西面的长城地带属于幽州上谷郡和并州北部,本身亦是边塞;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东南沿海汉墓地方特点也相当突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原文化因素在这一地域的传播。在民族构成和地理条件的基础上,“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习俗特点,杨雄《方言》记载“燕代朝鲜冽水之间”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区,《史记·货殖列传》称“上谷至辽东地掉远,人民希,数“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形成的基础因素源自战国燕,其初期重心是在北京一带,有一个逐渐形成、稳定下来和向东北地区扩展的过程。至西汉中后期,大连地区逐渐成为另一个重心,与北京地区并举成为一个“杠铃形结构”。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杠铃形结构”中,大体而言,京津唐和朝阳地区更为接近,组成西块,辽东、锦州和西北朝鲜组成东块。“西汉墓幽州分布区”是一个开放和变化的文化单元,其最为稳定的部分为辽东、辽西和京津唐。在西汉前期,其幅射力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张家口地区;虽然有某些特殊性,但是根据历史背景和若干文化因素,西汉中后期的西北朝鲜也可以归人这一单元。东汉以来,原先的”西汉墓幽州分布区”的东、西两块有逐渐分野的趋势。在东块,大连和辽阳地区的东汉墓面貌更加一致(如东汉中后期至汉末曹魏均流行石停墓、家族丛葬和设置尸床)。从有限的墓例看(锦县西网墓。),锦州地区仍然与辽东更具共性。而西北朝鲜与辽东的联系则明显加强(乐浪汉墓的A型砖室墓的木结构顶盖亦见于大连营城子MS、M45;王培新先生以为乐浪汉墓B、C型砖室墓文化的渊源是在以辽东为主的北方地区。;辽东半岛碧流河西南的渤海湾沿岸和西北朝鲜东汉中后期均流行花纹砖墓;乐浪汉墓的部分陶器也与辽东相似,如石岩里M205与大连前牧城释MsoZ。的敞口折腹罐等)。在西块,京津唐地区东汉墓的面貌(顺义临河村。、平谷西柏店@、迁安于家村。)则与中原地区趋于一致,未见辽东地区的石撑墓,陶.51器种类和形制与辽东也有一些差别(如绿釉陶器有相当数量)。东、西两块逐渐分野的根源,首先是“西汉墓幽州分布区”形成和维系的背景因素在西块影响渐小,而在东块仍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原地区对于西块的影响加深,同时东块辽东半岛、西北朝鲜与山东半岛、东南沿海的联系进一步得以加强。。不过就整体而言,东、西两块仍然存在较大共性,“杠铃形结构”尚未断裂。笔者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时曾经附带提出“汉墓幽州分布区”的概念,论述比较简略,本文仍然是为了重申“汉墓幽州分布区”这一观点。鉴于两汉墓一并讨论涉及材料太过繁杂,因此将重点放在了“西汉墓幽州分布区”上,限于篇幅,仍然只是一个论纲。徐萍芳先生在《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区问题时需要结合考虑当时的地理分区(人文地理和行政区划)。。就“西汉墓幽州分布区”而言,其范围基本上与西汉幽州刺史部比较稳定的部分相重合,大体也就是历史上人文地理概念中的“燕辽渤竭”(即《史记·货殖列传》’的“上谷至辽东”、《汉书》的“燕地”、《方言》的“燕代朝鲜冽水之间”)。因此我以为,关于“西汉墓幽州分布区”或者“汉墓幽州分布区”的讨论,应该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的一个有益的个案尝试。注释①徐萍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X(X)年2期。②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待刊。转引自注释①徐萍芳文。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④郑君雷:《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l卯7年。⑤0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年4期。⑥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西汉墓》,《考古》l卯5年7期。⑦旅顺博物馆等:《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⑧原田淑人:《牧羊城》,东亚考古学会,1931年。⑨0朝·中联合考古发掘队:《岗上·楼上》,六兴出版,1986年。由娜i金文化馆:《辽宁新金县马山汉代贝墓》,《文物资料丛刊》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520于临祥:《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考古》l肠5年3期。0森修:《营城子》,东亚考古学会,1934年。。许明纲等:(辽宁大连沙岗子发现两座东汉墓》,《考古》1卯l年2期。的李文信:《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L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墓》,《考古》1983年11期。口资宪欣:(辽阳唐户屯一带的汉墓》,《考古通讯》1955年4期。0仙俊岩:《沈阳上伯官汉墓清理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卯l年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I夕失i年2期。团金殿士:《辽宁省喀左县三台子乡发现西汉墓葬》,《文物》19日〕年10期。勿工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袁台子西汉墓1979年发掘简报》,《文物》1,男)年2期。O田立坤:《朝阳十二台营子附近的汉墓》,《北方文物》l,关!年3期。勿吴鹏等:《锦州国和街汉代贝墓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2年1期。⑧刘谦:《辽宁锦州汉代贝壳墓》,《考古》19臾)年8期。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l喇抖一1%5年燕下都墓葬发掘报告),(考古》l叱5年11期。0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6’号遗址汉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哭〕年3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地》,《考占》l%2年5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史家桥汉墓发掘》,《考古》l肠3年3期。④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唐、元墓葬发掘),《考古》1肠3年3期。⑧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考古》l肠3年3期。④半截塔Ml等五座墓简报认为是东汉墓,通过对北京地区汉墓的综合研究,时代应在新莽前后。。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6册,1953年。。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佗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l性冶5年1期。函邸明:《宁河县田庄沱汉墓》,《文物资料丛刊》9期,文物出版社,1985年。①滦南县文管所:《滦南汉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l卯1年4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山市陡河水库汉、唐、金、元、明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3期。田白云翔:《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考古学报》2叹】1年3期。侧可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北关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男)年4期。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男」年1期。0河北省文化局:《河北怀安耿家屯清理了两座西汉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2期。9水野清一:《万安北沙城》,东亚考古学会,1叫6年。9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6期。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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