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新·巴蜀典籍系列：张唐英《蜀梼杌》序（2016）

巴蜀史料《蜀梼杌》序整理：钟永新作者张唐英简介：张唐英（1029-1071），字次功，号黄松子，四川新津人。宋代庆历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荐王安石于神宗，又论宗室禄多费巨、天下苦差役不均之弊。长于议论，兼具史才，著有《仁宗政要》《蜀梼杌》。整理者说明：《蜀梼杌》为前、后蜀两朝80来年史实之，是目前关于两蜀专史仅存的著作。原书为“十卷”，今存者仅“二卷”。该书具有鲜明的褒善贬恶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功用，取名为《蜀梼杌》，乃“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耳”。其书本自《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对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附录：《蜀梼杌》序宋张唐英字汝（次）功号黄松子尚书屯田员外郎唐英尝观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于昏暝之夕，至于白晝皎然，则无能为也。且韦皋守蜀，二十余年，其材智机权，过于王、孟远矣，止欲求兼两川节鉞，而不能得。刘闢惑术士之言，自谓才过项羽，不数月已就檻车之缚。盖是时朝廷清明，刑政修举，贤智在位，纪纲整葺，彼虽欲不臣，势不能为也。使皋、闢在五代时，其为恶必有过于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显，亦有不下于蜀者。当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尽喜中国之有圣人，而庄宗总制失馭，中外继叛。蒲禹卿恸哭曰：观天下事势如此，蜀人岂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尔。洎知祥入蜀之后，明宗颇以蜀人为疑，凡高赀皆有力者，尽令东徙。张丕立（原刻及《蜀中著作记》俱作“不立”，不即丕字。嘉庆本《全蜀艺文志》臆改为“中立”，蜀刻《梼杌》，作“丕立”）叹曰：蜀中之叛，非蜀人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为也。其言盖由激而云尔。善乎田龙游之论曰：僭伪之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赭袍，改僚佐为卿相，改前驱为警蹕，改妻妾为后妃，何如常称成都尹，永无灭族之祸耶（案田淳之论及禹卿、丕立之言，参见本编笺注）。兹可谓药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孙述辈，最为久远，其间善恶之迹，亦可谓世之鉴戒。然编录者，如《耆旧传》《鉴戒录》《野人闲话》之类，皆本末颠倒，鄙俗无取。真宗时，知制诰路公振修《九国书》，有前蜀后蜀世家列传，然而繁（原作“烦”、从《著作记》）简失当，尚多疏略。如张扶、冯涓、张士乔、段融、蒲禹卿、张云、陈及（案本书当作“及之”）、田淳之徒，谏诤章疏，皆有益于世教（原脱“世”字、据诸本补），尽弃而不录，此观者所以惜其有未备也。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一百三十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十卷。其间事实未显，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糧、蒲骚之类，各位解其失误。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名曰《蜀梼杌》，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盖（嘉庆本《艺文志》及《著作记》俱无此字）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懼耳。（据嘉靖本《全蜀艺文志》补）——《蜀梼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