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千里寻根路——纪念黎川之行两周年

三十年千里寻根路——纪念黎川之行两周年 28年前，父亲成功申请赴港探亲，在离别将近半个世纪后，他与伯父重逢于东方之珠香港。相见一刻，经历半生苦难、坚强刚毅的父亲禁不住泪洒人潮如涌、车水马龙的旺角街头。一旁是繁华都市闪烁的霓虹灯，一旁是一对经历了家破人亡后重聚的苦难兄弟；其时身为江西省黎川县民国最后一任县长的爷爷潘明光，已经遇难30多年，他在天之灵只能隔空凝望得以安慰。时光凝聚住这一刻，一弯香江之水流不尽往事血泪；如此一幕在1949年后茫茫的海峡两岸，多少国人隔海相望无数次的上演。这次重逢，父亲郑重的向伯父转交了一份珍贵的见面礼——奶奶的遗像、他半生苦苦保护的一块磁像，而这一块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磁像，正是当年10岁的伯父在赣州制作并留给父亲为数不多的信物。 22年前，江西寻乌县潘氏族谱重修，因需要提供爷爷的历史资料，父亲请在民国时期担任过爷爷秘书的卢顺端先生执笔写下一份传记，就这样在朝代巨变中遭遇不幸的爷爷再次出现在族谱中，而父亲手上也多了一份关于爷爷的手稿，卢顺端先生一手漂亮的字和爷爷的历史跃然纸上。1995年春节期间我回到家，首次看到这份珍贵的手稿，读完后非常震撼，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完整的知道爷爷的往事。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爷爷长什么样子，连张相片都没有，父亲也一样。我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难道这辈子就只有这份手稿可以作为对爷爷的纪念？永远只能从叔叔的模样中想象爷爷的样子？但当时真的不敢有更多的奢念。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痛楚的眼神，因为爷爷在他心中始终只能想象、他能做的只不过可以起一座爷爷的衣冠冢。我当时已经想到了这份历史资料的意义，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因此坚定的向父亲提出要保管这份手稿，就这样父子俩手手相传。弹指一挥间，父亲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这份手稿亦陪伴了我二十几载，成为我心底一份永存的牵挂和纪念，并带着它一路追寻爷爷的足迹。今天想起来，原来冥冥中有注定，从父亲亲手将手稿交付给我的那一刻起，已经预示着自此追寻爷爷历史足迹的使命和责任也交付给了我。 2014年9月，走到人生尽头的伯父在香港溘然离开人世，带着他那藏于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痛苦、无法言语的人生经历，以及那个时代那一代人不同寻常的故事。在伯父的追思会上，我作为家属代表向送别的亲朋好友回忆了伯父的一生经历，深深的打动了在场的人们和主持仪式的牧师。在送别伯父之后，我一边整理他的遗物，一边郑重的向伯母提出，希望自今日起由我来保管奶奶的磁像，知道我心意的伯母马上答应。于是，这块在20世纪40年代制作经过政治运动洗礼有幸保存、见证了70多年潮流激荡和我家三代人命运沉浮的磁像，从伯父留给父亲，又回到伯父手中，今日再回到我的手上，传续着它的故事。磁像中，抗日战争中期不幸病逝的奶奶年轻美丽，她的端庄终于得以永存于世，这世界可以记住她秀丽的容颜。这一张相，让我寄托起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奶奶娘家的人，告慰她在天之灵。 时光再次回到2014年，在爷爷离去60多年后，我终于叩开了千里之外的黎川，这个爷爷当年任职过县长且长眠的地方。当黎川的朋友与我交流相关的历史信息时，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份手稿。于是我将电脑中并不完整的扫描件截图给了风雅黎川博主黄健平先生，发表在《风雅黎川》的博客上，也预示着我的寻根之路正式开始。 时光荏苒，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除了完成心愿踏上黎川拜祭爷爷外，还得到亲人和众多朋友们支持收获甚丰：我在江西省档案局查阅到了民国时期有关爷爷的资料、我辗转寻乌各地留下寻根足迹、我看到了70多年前潘其勋老人写的《黎川行》手稿、我不时收获黎川当地民间关于爷爷的故事，一件件的整理好呈现于世。今天，这些往事可以让爷爷的形象更加清晰完整的展现在世人面前，他的样子在我心目中逐渐亲切、高大。因此，我深深的感谢卢顺端老先生，留下如此珍贵的历史记录可以去印证，在2016年4月寻乌之行时，我专程去到老人墓前拜谢。我也深深感谢一路以来提供爷爷珍贵史料的黎川当地的学者和朋友们。 转眼间，我的黎川之行即将两周年。2014年11月，我曾在黎滩河边向苍天许下心愿，一定会带着所有亲人的虔诚再来告慰爷爷在天之灵。只是世事烦嚣无奈却不能如愿成行，而未了的心愿让我常常夜不能寐、拷问着内心。在这段煎熬的时间里，我又翻看到爷爷的这份手稿，猛然意识到到它不但属于我、属于爷爷，也属于那个时代、属于我们这个社会。只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认为它是私人物品、家史一份而已，就像潘其勋先生一样宁愿将其手稿压在箱底。 当这份传记公开的时候，我认为需要说明一下，它与一直以来人们能接触到的各种宣传大不一样，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中，国民党政府是腐败无能、官员都是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这篇传记却是记录着爷爷短暂而不平凡的历程，称赞有加。爷爷三十七岁出任黎川县长，其经历了从民国**部委到江西省省级单位公路局，再到地方为官一任，以其资历、学识、视野和能力想来也非难事。我也清楚在生活中还有很多人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教育和运动洗礼，会有思维固化甚至还残留着几十年前的阶级斗争余毒，这样一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传记会无法接受。其实回头看看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撇开政治斗争宣传的手法和目的、开拓思维客观来看，历史证人的陈述可以体现出更加真实、公正的一面，不会模式化的高大全或非黑即白。 **先生说：“郡县治，天下安”道出县治之重要，但县治重要治理却不易，有人这样评价民国县长之难：“民国县长若无高超之技巧，想在地方军阀、省府大员和土豪劣绅之间展转腾挪且全身而退，可谓痴心妄想。”有心之人，也可以自行去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和信息。爷爷在黎川任职期间，正处在国共内战的大时代政治环境下，所经受的考验和挑战更非同一般，远没有今人想象中的无限风光、八面威风，出门警车开道前呼后拥。民国黎川县整个县政府才六十多人的编制，民国黎川县首届参议会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场地简陋到比不上如今一个经济状况好点的村委会。现在已经可以确认爷爷在黎川任职期间，从未回过寻乌乡下，所以我父亲没有机会见到他，直至解放后爷爷遇难他们父子阴阳相隔。 另外，黎川的学者和有知情人对传记中爷爷的遇难地点和时间提出过异议，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会不懈的努力，希望可以找到准确的信息。2014年我去到黎川，也只是凭知情人的指点到爷爷的遇难现场看了看，最后还是在黎滩河边向爷爷做了吊唁。 有人说民国时期在大陆的最后一任县长中，没有离开的有不少都惨遇不幸，无论是解放初期的镇反还是后期的政治运动中，都未能逃过劫难（当然血债累累的除外）。其实，除了有一定官职的人，民国旧政府的很多人在解放后也是下场凄惨。爷爷的下属陈烊，民国时期任黎川县政府民政科长，一位很有才华的大学生，在解放后被遣送回梅州平远县乡下，其后半生几乎都在监狱里度过，出狱后郁郁而终。所以有人说，作为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不少民国后人的经历就是一部血泪史，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悲情故事，曲折坎坷非常人能够想象。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这份只有几张纸的传记，它记载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大时代下的画卷，让每一个人都大到国家想到小家、小到人生想到社会，其实一切并不遥远，只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转眼我们就生活在这娱乐时代、生活在物欲横流之中，变得健忘和无知。感谢每一位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随着时间揭开往事的面纱，还原尘封的面目，让尚未走远的历史变得更为丰满、真实可信。 选择在黎川之行两周年之际公开这份手稿，一来作为对爷爷的纪念。二来也希望这份手稿所记录的历史，可以成为一个朝代的缩影和见证，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从未对爷爷做过公开的评价，只是将所听所闻默默的记在心里慢慢印证。因为我认为，如果我连爷爷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那如何能让人信服、说服别人？就连自己心里这一关都过不了。直到2014年我第一次看到爷爷的容貌，再从众多的学者和朋友们提供的信息中、从我一次次的寻根之旅和一步步的找到爷爷的下属、故人后代等，将一点一滴的还原完善，达到我认为这是当下最大限度的的严谨和负责任了，那么我认为有必要对某些提及爷爷的事件做一回应。 我看到有一篇对黎川中学退休老师的访谈录，回忆起黎川解放前后的情形。其中提到解放后师生喜迎新政府和国庆，安排的文艺晚会中，有一个节目名字叫《打倒伪县长潘明光》。这篇文章挂在学校的网站上已经有段时间了，每每看到我心里就非一般难受。何谓之“伪”？爷爷不是自封的县长，也不是日本人扶植下为汪精卫政府效忠的县长，是抗战胜利后经民国江西省政府任命的合法官员，任命书在江西省档案局还可以找到。我想应该是文章的记录者没有留意这些细节，也忽略了历史人物后人的感受。从访谈录中，民国时期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在文中也可见一斑，文中提到在中学教书“吃饭不要交钱，住也在学校”。爷爷潘明光有两度还以县长身份兼任校长一职，虽未直接参与管理也可算是对学校名义上的支持。 我对老师一直有着崇敬之心，一来伯父潘奕明先生就在华中工学院和湖南大学执教26年，可谓为建国后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二来我自小接受的教育是教师乃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个阳光下崇高的职业。在我心目中，老师乃为人师表的典范，涉及到政治问题和人物时会有更为客观的看法，而没有明显的偏向。我最近刚看到一篇博文《陈寅恪的傲骨》，说是**期间康生正是炙手可热、人人都希望攀上的当红权贵的时候，他到广州要拜访陈寅恪，却被拒绝了。故事看得人对陈演恪教授肃然起敬，今日中山大学校园内还有他的雕像和简介，我在中山大学进修那一年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认识这些名人。我相信受访的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亦希望这篇采访录的作者或者受访老师能看到、听到我的心声将文章修改一下，这也是对先人应有的尊重。我在此先向这位受访老师我也表示敬意，老先生经历人生风雨、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令人敬佩。 至于有一篇文章介绍黎川人民革命斗争史中提到“黎川县以潘明光为首的县政府与地方反动势力结成一体，残酷统治和压迫剥削人民群众，进行反共反人的活动。1947年，“黎川县参议会”正式成立，打着“民意机关”的招牌，为虎作伥，欺压人民”，我看内容甚为简单粗糙不真实。参议会成立时间是1945年10月25日，有相片为证，无须我多言。参议会也不是简单的民意机关招牌，据我所了解在当时还是发挥过议政作用的，不是简单的橡皮图章。《黎川行》一文中作者潘其勋先生提到，当年会计室主任晏明望就因为贪污被参议会检举。修复县立中学也是爷爷主导和支持下下，经过参议会作出的决定。曾经有一位黎川网友告诉我，当年他的父亲记得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继祖母（小奶奶）的弟弟在黎川有欺行霸市的行为被人告发到爷爷那里，爷爷查实后也毫不留情的交付法办，这位舅公蹲了四个月的监狱。第二件事情就是爷爷在黎川任职县长期间，社会治安是最好的，他重视并大力整顿社会秩序，我今年四月寻乌行中也了解到，爷爷在黎川因强力打击赌博和卖**嫖娼得罪过不少人。在江西省档案馆，有一份呈交给民国江西省政府的函件，其中就提到黎川治安良好、社会稳定。当然，在政府宣传要建立法制社会的今天，各方都有言论自由，是否非得这样宣传只能自行去思想和判断了，毕竟真相和事实已经清楚，当地百姓心中也明白。就像如今，再来提国民党反动派这些叫法，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一定能理解和接受；就像“反革命”的叫法不符合法律的定义，成为历史的过去时一样。 在一篇有关黎川县自卫队起义的纪实中提到，杨兰波率领的自卫队击败了爷爷的自卫中队，并率部起义。那么这个问题呢，我目前了解到有两个比之更为真实的说法。一个是卢顺端先生在传记中提到的，杨兰波突然扣押了县政府的所有人员作为献俘求荣，但是在县政府里呢还是县政府外，这个目前没有办法确认，传记中没有明确说明。另一个是黎一位网友提供当地知情老人讲述的说法，就是爷爷撤离黎川时，还经过老街让大家继续开门做生意。毕竟政权更替老百姓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国民党政府无法维持下去撤退也是必然的事情，老百姓再迎来新政府金銮殿换人而已。有说法是爷爷当时的撤离路线应该往福建方向，因天色已晚，故中途在靠近福建边界过夜准备第二天出发。而杨兰波就趁夜间休息时叛变动手卸下爷爷一行人的武装，卖主求荣的阴谋得逞。 因此，基本上能断定杨兰波有多英勇击溃爷爷的自卫中队的说法，应该是为自己脸上贴金，为宣传需要树立的所谓形象而已。当然，杨兰波后来又“起义”又活捉了县长功劳自然是**的，被任命为改编后的抚州军分区独立大队的副支队长，可谓风光一时。只不过， “起义”后成为自己人的杨兰波没有想到，在1953年他又被自己的“同志”用枪口指着押赴刑场，成为镇反下的牺牲品，颇有一点讽刺味道，胜利者对背叛者并不手软。只是不知道，他死后见到爷爷时，有没有一点点悔恨。今天看来，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如果爷爷不在樟村留夜，不知道是否能顺利到达福建，或返回乡下与家人团聚再或撤往台湾逃出生天？返回乡下估计命运的结局是一样的，那就是难逃一死，据我所知黎川有一位名望不错的参议长解放前就返回村里，一年后仍被逮捕最后也死于镇反。 今日，我将自己得到的资料和信息发表，不是想为爷爷翻案，翻案这事还有太多人在排队，轮也轮不上我那不幸的已经去世六十多年的爷爷。但是作为潘明光的后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将事实和真相公布。曾经，我的父母和叔叔姑妈从不愿意过多的提及爷爷，因为政治问题太敏感他们深受其害，心有余悸。我也承认几十年的某种教育，在我小时候就被灌输了国民党的种种不堪，甚至从心里担心过爷爷会不会因为是国民党的县长而做了好多坏事，比如说逼得贫下中农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和走投无路？比如说，像宣传中所说的什么残酷压迫、剥削老百姓？ 还好，我一路走来，发现知情的学者对爷爷的评价是正面的、在黎川有感激爷爷当年施以援手的客家后人，在寻乌和平远有追随过爷爷对他崇敬有加的旧属、在寻乌的族人对爷爷评价很高甚至认为他是潘氏的名人。在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时代，爷爷的故事得以在老人们的口中流传下来。我在寻根之旅中，当人们介绍我是潘明光的孙子，或者说我爷爷曾是黎川县长的时，他们的眼神是真诚的、还带着那么尊敬的神色。我相信，这不单止因为爷爷是民国的县长，还因为他做过不少的好事，他有实实在在的政绩让人认可和拥护。这些让我感到非常的欢欣和安慰，我也相信还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和真相会不断出现，成为人们对他的了解和肯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以鼓励受到挫折或者经历不幸穷途末路的人。当然，天无绝人之路，生活的磨难也是一笔财富，让人得到成长、进步，我就从家族的历史中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小奶奶在解放后将近三十年的风雨岁月里，就像铁骨铮铮的寒梅傲然盛放，坚强的守住了风雨飘摇的家，得到世人的敬重。在灾难降临后，伯父与他的弟妹们守望相助、共度难关撑起一片天、携手走过他们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也谱写了一曲时代之歌。我作为潘家的后人，就像生活在风雨之后迎来阳光明媚的小树，可以幸运的沐浴着雨露。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已是人到中年，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人生的认识，让我更是感念每一位亲人的恩情。在追寻和完善家族的历史中，我也幸运的得到众多朋友们的相助，让我心怀感激。为此，也想起很多很多....... 爷爷临终前既没有什么所谓的“慷慨就义”，也没有呼叫什么信仰和什么万岁或者打倒什么，这些电影中常见的镜头和情景。我今天不是很准确的了解到，爷爷的遗言只是说不要为难他的家人，子女尚小望能区别对待。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他所能如愿的了，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最终他的遗体与掩盖的河沙在一场大水中被冲向大江大海，今日他曾经躺下的地方盖起来钢筋水泥的民宅，没有多少人知道那里除了爷爷外还有一些镇反中冤屈的亡灵，因为据说当年的镇反被指标化、扩大化了。随后，小奶奶、伯父和他的弟妹们开始了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度过半生的序幕，留下一段段人生故事，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一粒砂砾。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中，饱含着亲情和感恩，谱写着中国老百姓人性中的真善美。 伯父作为长子，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半生不得志。他放弃了想考的上海交通大学，改考了中正大学（后来的南昌大学），并担起了照顾继母和弟妹的责任。虽然在大陆解放后20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他也遭受了关牛棚、被人写大字报，但相比起小奶奶和我父亲、叔叔姑妈们遭受的罪来说，还算稍微轻一点，对于他来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孤独无助、牵挂亲人。如果说共度难关是他们前半生的主题，那么关爱和补偿就是伯父与他的兄弟姐妹后半生的同一首歌。特别是伯父从华中工学院调到湖南大学机械系任教和赴港与家人团聚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伊始，他们彼此的人生交集才开始频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方得以消除。 伯父对家人始终有一种内疚，他对我父亲总是满怀的关爱。他多次说过，父亲代他受苦了，如他没有离开，那么也要倒霉且首当其冲。伯父在去到香港各方面稳定之后，再加上贤惠的伯母不断的提醒他，他更是不遗余力的关照家人。长兄当父长嫂当母，一辈子没有见过爷爷的父亲和从小就与爷爷阴阳相隔的叔叔姑妈们，在后半生也终于从伯父这里得到一点安慰、关怀。在继祖母（小奶奶）在世时，伯父要求潘家所有人都要敬重她，因为她老人家最不容易，三十年的风雨和守寡生涯是这个家不离散的保证。那时候每年的农历春节，伯父都会电汇一笔钱到父亲手上，吩咐给小奶奶过年买想要的年货。小时候每到除夕前后，叔叔便到小镇上来顺便把我也接回去和他们一起度过春节，再加上暑假时去帮忙干些农活，我与小奶奶接触还比较多，直到上了高中离开小镇在县城寄宿之后。结果小奶奶在我读高一面临期末考试时去世，父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事后才告诉我，遗憾未能送老人家一程。 在余文玉奶奶去世后，爷爷从悲痛中走出来，并与小奶奶在赣州相识，结为秦晋之好。小奶奶跟着爷爷没有享受到多少好日子，随后面对的是生活的狂风暴雨，最终在偏僻险恶山高路陡的小村子里过世。生前，小奶奶多年患病久治不愈，那些政治运动对心理的摧残和恶劣环境的劳作，注定了她不可能太长寿，她老人家在70岁那年离开人间。伯父写信安慰小奶奶，让她放心治病不要担心费用的问题，同时为了满足她的心愿，伯父特意寄了一笔钱过来给我父亲，让父亲和叔叔姑妈们一起陪她到赣州。于是阔别30多年后，小奶奶终于回到她出生、成长并与爷爷相识结婚的赣州城。但已经是物是人非，小奶奶找到盐官路5号的旧居，当年这里有过幸福的笑声，而她再去到时里面已经住了十几户人家成了解困房，她这个原来的女主人只能在门外凄凉的打望，无限悲伤。经过黎川事件的打击，她与娘家人也失散难有联系，原来去过黎川的弟弟回到赣州后生活过得贫穷潦倒，一蹶不振。赣州之行满足了小奶奶的心愿得到一定的安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她的一种打击，睹物思人且亲人阴阳相隔。 在上世纪90年代，伯父在阔别40多年后回到故居，并在父亲的陪同下到奶奶的坟墓前拜祭。当时，他还在一位祖籍广东平远县的香港乡贤推荐下，回到梅州办了一家工厂，为当地的招商引资出一份力，同时与他的弟妹们也多了接触的机会。他在回到故居的时候，专程去拜访了父亲的一位朋友，当年来自梅县下放到农村插队的知青王来禄先生。解放后，伯父分配到华中工学院和湖南大学后，与家里人联系全靠写信，由于父亲的身份收到信件也得层层审核所以做了中转，在继一位爷爷的故友卓老板之后，王来禄先生架起了伯父与家人的亲情之桥。除了信件之外，伯父寄给家里应急救济的钱物也全部寄到王叔叔家里，他一分一厘全部给到我父亲。在那个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对有历史身份的人避之不及的时代，王来禄先生可说是潘家的贵人了，他和父亲也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伯父专程去拜谢王来禄先生，他握住王叔叔的手久久不放，反复的说多谢、多谢对潘家的支持，场面十分的感人。伯父一定要表达一下心意，他拿了一笔钱出来请王叔叔收下，一再说明这不足于表达感谢之情。但王叔叔坚决不收，他用洪亮的声音一再说明就是敬重爷爷、敬重伯父有文化是读书人、敬重潘家人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他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伯父只好作罢，于是问王叔叔有什么其他需要能帮上忙的，心意一定要表示。一辈子从事镶牙补齿的王叔叔盛情难却，于是说如果方便请伯父帮忙找一个进口设备，国内没有。伯父一口答应，并在回到香港后托人以最快的速度买回来，由于说明书全是英文，伯父又让我的堂姐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好，附在产品上一并邮寄过来。小时候，我读书常常要经过王叔叔店门口，一见到他我有点害怕，王叔叔嗓门大一脸严肃，但他一定会把我叫过去淳淳教育一番，反复讲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像爷爷和伯父一样能做一番事业。后来，出来工作后经常只有春节才能回去，只要一回到家我必定会去拜访他。父亲去世后，我也保留着这个做法，直至两年前王叔叔也离开人世。有时想想，父亲人生有此挚友也是一大幸事。 奶奶的瓷像能得到完好如初的保存，也要感谢村中一位侠义的叔叔。小时候我看到的瓷像，就像新的一样放在家里哪一个位置都非常的醒目。当年一次次的抄家，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奶奶的瓷像，那些抄家的人翻箱倒柜、一副掘地三尺凶神恶煞的样子让父亲知道瓷像在家里摆着必定凶多吉少。于是，他找到了那位可以信赖的叔叔，将奶奶的瓷像郑重的托付给他，并保守秘密。后来我听父亲讲，为了安全这位长辈将奶奶的瓷像密密的裹了个实，埋在了一个妥善的地方。在各种运动和**等结束后，父亲再与那位叔叔一起从埋藏地取出瓷像，它得以重见天日。就在父亲把精力都放在保护瓷像的时候，他不知道家中还有一张爷爷奶奶的合影，夹在某本书籍中。等到抄家的人扫荡完走时，他才从人家口中知道，但为时已晚。相片被收缴，哪怕父亲哀求、跪求都丝毫打动不了他们的铁石心肠，被付之一炬。人性的善与恶在此件事情中，如此的泾渭分明！  翻看父亲经历的那一段冷漠无情的历史，让我更加感恩伯母，我将她誉为潘家的贵人。这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长大的伟大女性，在不知道伯父身世的时候成为潘家的一员。然而，她敬重爷爷奶奶，并以此一直教育我要知道潘家是读书人家。我曾经评价过伯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娶到了伯母，他们的夫妻的结合就像金庸笔下的郭靖和黄蓉。伯父每一次的人生重要的关口，都离不开伯母的支持，我家几乎每一个成员都得到过她的恩泽。 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进入社会才能真正了解到它的本来面目，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会发现教育的东西与现实是反差巨大。为此，我也对自己说，要感恩曾经的幸运、淡对未来的艰难。 父亲自小天资聪颖，中年后对风水学甚有研究，在当地还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手上有一个用开但已经残旧的罗盘，因此很想要一个台湾的。他就将想法告诉了伯父，伯父又是二话不说满口答应。他原本想去台湾直接买回来，但据说在办签证时被拒，好像说因为出入境系统中爷爷的信息被锁死。后来没有办法，伯父只好托人买了一个罗盘回来，给到父亲手里。这件事情大家都不解，后来我看过爷爷的传记之后，突然想起其中提到当年国民党撤退时，却令县长守土有责不可与国军同撤退。如此一来，在国民党的体系中，爷爷要么“舍身成仁”要么就起义投诚了，是不可能再到台湾的。所以在台湾当局的信息系统中，爷爷也必须重新确认身份才能得到认可，作为后人的伯父自然申请不了入台。果真如此的话那也叫人无语了，国民党的高官们一看形势不对尽往台湾、香港甚至国外跑，留下烂摊子还让地方官员收拾、殿后、死守。有时候不免感叹，历史总是如此残酷，除了丛林法则之外，改朝换代中总有一些人不但要面对胜利者的狞笑，还用鲜血为身处高位的人铺路。 父亲建父亲一生硬朗坚强，从不轻易向生活低头，在费尽全力搬迁一次家后，又遇到四个子女都要上学，生活一直处于困窘之中。但遇到困难他不轻易开口，宁愿自己扛着，他也清楚只要向伯父求援，伯父就会想办法满足他。有一年，因为子女长大房子不够住，父亲实在没办法想购买块地再起一间小屋子可以宽敞点。伯父在信里问得特别清楚，并加多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做地主？父亲哭笑不得，但也知道伯父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万一父亲又因这点事情扯上个“罪名”，那可是个大事。况且伯父当年去到香港，看到那么多的公屋还有一家几代人蜗居在一起的，认为也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后来，经过父亲的再次说明，伯父也就理解了并伸出援手。这虽然只是一个插曲，但地主一词依然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当然如今一间房子已经不算什么了，时代进步了多少落马的公仆一查后，往往都发现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拥有几十套、上百数百套的房产。而斗地主的说法虽然不存在，但还存在扑克牌中，成为一种“游戏”。只是，当今又有多少人能想到当年斗地主，曾经发生过多少残酷的事情？  有一次，我跟母亲聊起家事。她提到当年父亲和他的弟妹们生活艰难很不容易，特别是身份不好要结婚成家都很困难，没有姑娘敢嫁这样的人家。我特意“赞扬”母亲有眼光，别人都避之不及，她却独具慧眼，能够选择父亲这样的一个家庭。虽然父亲当时背负着政治运动的压力，也贫穷潦倒家徒四壁，但毕竟也算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只不过因为改朝换代才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我特别赞扬母亲的是，她选择了一个有温情的大家庭，虽然生活困苦但伯父伯母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几十年来处处关心照顾着家人，这一点已经足够千金难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贫穷恶劣的生活难免会有矛盾、摩擦。母亲与父亲也在各种矛盾中携手过来了，她也认可嫁给父亲有苦有甜，认可后来生活自由日子好过了，这都离不开父亲的努力。所以，父亲去世前几年，母亲都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解脱出来，老来相伴这种情景我也深深感受到了，这是儿女不能代替的。 但母亲却毫不客气的说，我这一代人跟伯父他们比，没有那么优秀。我除了笑她部分属于遗传外，其实心里也多少承认那么一点。父亲书读得不多，但深谙人情世故颇得周围之人敬重，一门风水玄学的特长经常让他成为人家的座上宾，他为人办事总是诚恳尽力。伯父自不用说，不单止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还学识渊博，虽然在大陆错过了最好的黄金年华，但一到香港面向世界的经济舞台就如金子般的发光，如鱼得水成为行业的顶尖专家。哪怕就如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和惊吓，有着自闭症的叔叔，也拥有我不了解的才华。我的姑妈们如果不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按照爷爷当年的心愿能读到那么多书的话，也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这里面有人的天赋，也有后天的成长环境，我自认是个资质并不是很高的人，但还好从小就受到爷爷和伯父他们故事的熏陶，知道努力去读书、去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当然最好是努力后还能做个有出息的人。只不过，父亲给了说法，今后潘家人不沾政治，所以有出息也就不包含这一点了。 从十来岁懂事至今，时光已经过去三十年。这三十年来，爷爷奶奶的名字一直印在脑海中，从未停止过想念，只是仅有爷爷的影子，与此相关的是传奇和传闻。回顾往事，我感觉自己实在是幸运之极，在我的人生路上，伯父伯母、父母和其他的亲人为我付出了许多，甚至是毕生的心血，而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我不可能分担仅能体会一些而已。但伯父他们从未对生活和不幸的历史抱怨过什么，伯父由于业务覆盖全国，经常要回来大陆出差并有一段时间常驻上海，也在县里投资办厂支持过山区经济，用他的话来说“那些年总算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过一点贡献”。而父亲也从未在子女面前抱歉爷爷的不幸和他自己的遭遇，反而在改革开放后一再说如此光景还得感谢**。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如此善良，只要境况有一点向好，他们都心怀感激！ 祖辈、父辈的经历和故事在我心中沉淀，所以这些年我一直追着时间的脚步。十年前父亲离世，带着不舍和遗憾；两年前伯父去世，伴随着隐忍和一代人的故事；一年前赣州盐官路5号的故居被当地政府拆迁，化为尘土和遗迹。而爷爷、奶奶、伯父与父亲一家终于在天堂团聚，他们世间的血脉缘分在天国延续，从不同的起点和轨迹再汇集到同一个终点。一桩桩、一件件人和事的消失，正告诉我那一段历史开始慢慢走远。每一段往事的都让人悲喜交集，两年来我不时在梦中醒来，隐隐心痛，因为爷爷的经历会浮起在脑海，并让我联想到伯父和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幸。我在责怪自己的同时，也不断鞭策着自己不断努力，为历史做点什么、为社会做点什么、为爷爷他们做点什么。爷爷为国为民出过力，伯父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也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这个社会作出过贡献，他们应该被这个社会纪念和怀念。 感谢众多亲朋好友无私、热情的帮助，能够搜集、了解到爷爷那么多珍贵的资料和信息，让我备受感动和鼓舞。我在感恩的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将真实的历史和事实记录下来，留给我们这个社会和后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21世纪的今天世界变得纷繁复杂，我们转型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金钱至上娱乐化成了民众的追求，让人担忧。看着我们的下一代在科技的发展和爆炸的信息中，往往只记得影视明星、八卦新闻，不愿吃苦对历史不关注，总觉得不是滋味。我们都知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却无奈的看到成年人在经济压力之下，活在当下忘了过去不知道未来。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有价值，而有见证人的历史更有说服力，就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一样，当老兵们敬礼的镜头一出现，全世界都为之动容。 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尊敬爷爷、关心关注着我的朋友们，是大家给了我信心和支持去把历史完善，还原一个真实的爷爷，让爷爷得到应有的、客观公正的评价。虽然前路漫漫，所取得的仅仅是一部分资料和信息，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了幸运总会降临。我也相信，虽然有些事情还无法解决，但时间将会是历史最为公正的见证人，并给到最为客观的评价。在我的黎川之行两周年的纪念日，特以此为作为纪念，并告慰爷爷奶奶和伯父、父亲及小奶奶的在天之灵。 再向黎川遥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