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及作品的鉴定

恢复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及作品的鉴定于乐土恢复宋官窑青瓷国宝级的烧制技艺，使之失传近千年的艺术瑰宝再现人间，造福子孙万代，不仅是历史赋予开封的一项高贵的使命，也是北宋官瓷原产地开封的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和光荣，对传承我们伟大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北宋官瓷文化，巩固和发展北宋官瓷独高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其深远的影响，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此也为余秋里副总理当时一直关注和深深牵挂的美好事物，尤其是1981年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正式开展恢复试制工作后，余秋里副总理更是翘首以待，盼望着好消息能早日传来。当然，不独余秋里副总理一人，从中央到地方，从专家学者到参与具体科研攻关的技术人员和员工，无不胸怀着一种美好的期盼，特别是直接参与试制工作的科研人员，更为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荣誉所激励，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加倍的努力，致力于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恢复的研制工作。经过充分的参访学习、酝酿准备和项目建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及协助下，试制工作很快便进入到核心试验层面。经由对汝瓷、南宋官瓷化学成分分析及胎、釉组方的深入研究和综合，时任开封市恢复官瓷领导小组副组长及试制组组长的高菊德先生，在研究人员确立基本配方的基础上，以自己多年从事工艺美术及烧制艺术陶瓷的智慧和经验，最终终于组合出第一个将北宋官瓷烧制成功的釉方（当时编号为4号方）。虽然此釉方烧成的作品的色泽和开片等艺术效果还略偏灰和偏碎，没能完全达到传世作品的高度，但其如玉的质感已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了北宋汴京官窑传世品的神韵。在研究人员经历百余次烧制试验后，正是高菊德先生霞光般的第一个北宋官瓷的组方，终将宋官窑青瓷的恢复试制工作带到了光明的正途。郭演仪先生闻讯后，迅即从上海赶赴开封取样，对高菊德先生的组方进行研究分析，随后围绕高菊德先生的组方，并在高菊德先生的主持下，展开了优化组方及提高艺术品质的实验。1982年秋，经高菊德先生的精心挑选，恢复研制的第一批北宋官瓷作品送往北京，余秋里副总理看到莹莹如玉、色泽纯净的北宋官瓷高仿作品，深感快慰，一种本已失传的优秀文化终于在自己的关怀下成功恢复，这怎能不让老人家的心头充满幸福？手抚北宋官瓷如缎似玉的作品，余秋里副总理高兴之余，委托工作人员表达自己对参与试制工作的全体人员的真诚谢意，感谢他们为传承民族文化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并郑重地提议应该为科研人员记功。随后，余秋里副总理指示中国轻工业部，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的恢复意义重大，建议组织专家学者对恢复试制的作品进行鉴定，并对试制工艺进行全面的论证和总结，巩固恢复宋官窑青瓷项目的科研成果。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得到消息颇为振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怀下，依据自己烧制的优秀作品，正式提出恢复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及作品的鉴定申请。1984年，中国轻工业部专门下发〔84〕轻艺字第16号文，指派河南省第二轻工业厅组织全国古陶瓷专家召开“仿宋官窑青瓷鉴定会”，对已成功恢复的宋官窑青瓷国宝级烧制技艺及所烧制的作品进行鉴定。同年6月16日至18日，在中国轻工业部和河南省第二轻工业厅的邀请及组织下，来自全国南北两派的古陶瓷专家共赴盛会，莅临开封宾馆。此也为共和国有史以来为鉴定一个瓷种与会专家规格最高、阵容最为整齐的一次鉴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两派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学者。鉴定委员会由河南省第二轻工业厅厅长赵国琳先生任主任，由冯先铭、邓白、李国桢、叶吉吉民、郭演仪、宋伯胤、傅振伦、刘菱芬、汪庆正、游恩溥、瓮臻培、朱培南及开封市副市长朱振澄等为副主任，由李知宴、安金槐、赵青云、仝武扬、王云海、吕品田、晋佩章等著名专家学者为委员，共计34人组成。鉴定会在赵国琳厅长热情洋溢的致辞中拉开序幕。赵厅长回顾了三年来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试制组，在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下，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密切合作的历程，对试制组在资料缺乏、技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能锐意进取，并在在全国各地专家及陶瓷大师的热情帮助指导下，经过百余次的试验，终于将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成功恢复的工作成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赵厅长谈起报请国家计委、经委、轻工业部和工艺美术总公司，决定邀请专家学者莅临古都开封对试制作品进行审评和鉴定事宜时，不无自豪地说，试制组烧制的一批样品，分别送给我国南北两派古陶瓷专家们鉴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分析后，大家认为已达到了预定的仿制要求，具备了鉴定条件，成果喜人。最后，赵厅长恳切希望与会专家、教授，畅所欲言，不吝赐教，对试制的作品认真地予以评审鉴定，同时还希望专家学者对今后的工作给以指导和支持，让千古名瓷再生新辉。其后，会议听取了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所作的《仿试制宋官窑工作总结报告》、《宋官窑及艺术风格》报告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共同合作撰写的《宋官窑青瓷的研究和试制》报告，并对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提供的技术文件、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查和组织进行了严谨的答辩。按照会议日程，专家学者们随后又相继观看了试制工作的有关影像，实地考察了生产烧制现场。在经一系列详尽的考察和认真研讨后，会议审定了恢复烧制北宋官瓷技艺及作品的报告。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的李知宴先生总结说：“仿制品在造型、釉质和神韵方面均达到了历史水平，很成功，仿出了宋代官窑的气质，一看就是北宋官窑，与传世品没有多大的区别，很高雅、大方，艺术上是极为成功的，使我从内心发出感叹。”浙江美院讲师、南宋官窑专家高建新先生也道：“关于名称问，关键是有没有北宋官窑？我们都认为有，就不要写仿宋官窑，就写‘北宋官窑青瓷’为好”。本次鉴定会的主持人、轻工部科学研究院的李国桢先生也言：“（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利用当地原材料仿制的官窑作品，大家都认为是宋代官窑的，我很高兴，感慨万千。”先生还真诚地呼吁说：“这里条件差，能烧制出这么好的作品费了千辛万苦，将来生产恐怕不行，部、公司和省厅能不能再支持一下，设备要增加，场地要扩大，千万不要把这个成果再丢掉了。”关于鉴定会起用名称的问题，浙江美院教授邓白先生直言道：“很多（宋官窑）传世品我们都承认它是北宋官窑，外国人也不否认，我认为它是存在的，冯（先铭）先生写的陶瓷史也写有北宋官窑……我们虽不标明哪件传世品是北宋官窑，但大家心中都有数。在开封用当地原料烧出像北宋官窑特点的官窑器是很可贵的。没有窑址，没有科学分析数据，这是历史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北宋官窑历时很短，要找到窑址再恢复，恐怕一辈子也不行，现在我们要按照我们现有的条件和可能去试制，不能等待，仿制品不提朝代反而不科学……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是北宋官窑就是北宋官窑，是南宋官窑就是南宋官窑。我国传统陶瓷器物理化数据没有一个准确的，各种同窑的瓷片化验出来的结果都不尽相同，要定一个标准就不科学了。中国名窑要看艺术标准，这是我国传统的审美要求。有没有窑址？有没有数据？这都不是重要的。如果不承认我遵循的这个数据，你能拿出来数据吗？不要怕这怕那，要敢于理直气壮地把北宋官窑的旗号打出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叶吉吉民先生对邓老的精辟见解尤为认同，先生说：“文献是可靠的，可以肯定有北宋官窑……有传世品，用河南的原料在开封烧制出的官窑，不说北宋官窑能说南宋官窑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专家冯先铭先生在鉴定会上也说：“北宋官窑有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我和外国人辩论过，这是原则，我是坚持的。我们说有，是根据文献资料，但这还不够。我们在故宫（博物院）传世品中选了一件洗，这个洗肯定是北宋官窑的，和南宋官窑的支烧不一样。”最后，与会专家们经充分的讨论和酝酿，对恢复研制的北宋官瓷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以予普遍认可。大家一致认为，开封工艺美术实验厂（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恢复烧制的官瓷作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媲美”。至此，经过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数年辛勤钻研和努力，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不负重托，在开封用河南当地原料烧制出的北宋官瓷作品，终于为学术界所接受，并以甚高的艺术风格和品位，成功地通过了专家学者们的鉴定。值得一提的是，冯先铭、邓白、宋伯胤等专家在生产烧制现场，看到才出窑的琳琅满目的北宋官瓷作品，如遇故友，心情激动不已，真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每拿起一件作品他们都不忍放下，细细把玩观赏。特别是邓白教授，从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窑炉烧制出的作品，便动情不已，手捧作品泪水潸然而下，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一个对民族传统文化梦牵魂绕的老者，对官瓷成功的恢复其感情是何等的喜悦。老人家不无感慨地说，这次来汴不虚此行，特别是看到这么多、这么好的作品，心中甚慰。老人家还由衷地强调说，这次鉴定会规模这么盛大，以前还没有过，著名专家基本上都请来了，南北两地老友相会一堂，所以这次特别高兴。官窑是龙头，开封恢复官窑是明智之举。冯先铭先生也拉着老窑工梁金锡的手说，看到你们烧制出来这么多不逊于北宋官瓷传世品的优秀作品，我真是太高兴了，久已失传的北宋官瓷真的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我谢谢你们。冯先铭之语朴实感人，充分表达了一位皓首穷经的学者对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恢复的由衷喜悦。在生产烧制现场的邓白与宋伯胤也为古意盎然的北宋官瓷作品所激动，二人热情迸发，竟与工人一道，拎起注浆桶亲自往模具里注浆，尝试亲手制作北宋官瓷的幸福，豪气不减当年。宋伯胤守候在出窑的作品前，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有些器物上间有一两处露出坯胎，自然有趣，是最好的装饰手法的再现；紫口铁足、细纹冰裂碎片，更保留着古代技艺的特点，无疑，仿宋官瓷的研究是对传统烧瓷技艺的继承与发扬的一个好范例，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好范例。看到专家学者们如此平易近人，工人师傅们纷纷与之交谈和合影，彼此间在北宋官瓷温润的光芒照耀下，可谓水乳交融，亲如一家（这在客观上也为北宋官瓷研究所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表达对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成功恢复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的敬意，冯先铭、邓白、宋伯胤、李国桢、高建新等专家教授，率先为北宋官瓷题词，在他们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均不吝笔墨，在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的生产车间，发自内心地留下了他们对宋官窑青瓷烧制技艺成功恢复的最美好的祝福和赞颂。这些珍贵的题词，不仅成为开封恢复北宋官瓷烧制技艺的一种历史的见证，也为开封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文化财富，可以说这也是当年鉴定会馈赠给古城开封一份最美好的礼物，浸润着专家学者们对北宋官瓷的无限厚爱和深情。没想到若干年之后的今天，当参加这次鉴定会的大部分老一辈专家学者们相继与世长辞后，学术界在某些思潮的影响下，突然出现几个热衷推翻前人（包括自己师长）观点玩“重大发现”游戏的专家教授，他们以主观推测来证明自己的主观臆断，无视客观的历史史实和实物证据，无视北宋官瓷独特的烧制技艺，似乎以改写历史及推翻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事业，他们或许明知自己所谓的“重大发现”，乃无视徽宗北宋汴京官窑的文献记载以及实物流传有序之基本事实，无视官窑制度，实为个人学术上的一种主观的臆测，亦即纯属学术上的推测，只具有个案与典型的价值，不可能成为什么真正的中国陶瓷历史。特别是某位专家，对此更是乐此不疲：一方面以纠正古人的古汉语语法错误为切入点，断然否定北宋官瓷的存在，用主观想象去代替历史史实，否定朝廷亲设、内府掌控、修内司“雄武”士兵供役、专门为宫廷烧制御用礼器的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竟用徽宗当年弃用的汝瓷来取代徽宗创制的北宋官瓷；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封杀和删除所有关于徽宗北宋官瓷传承有序的历史史实和文献记载，并凭藉自己掌握话语权的权力，用自以为可能成为“事实”的主观臆测取代所有的历史观点，仿佛关于徽宗北宋汴京官窑是否存在，历史上就是唯他一家之说，就是他说了算。一如其抓住自己参与编纂一部陶瓷大系的机会那样，毫无顾忌地将自己个人对北宋官瓷的评判，录入该陶瓷大系中，渴望演变为学术界“公认”观点。先生如此治学的方法和魄力不仅令人惊诧不已，其不顾一切只为去推翻客观事实的勇气，也实令人为之震惊。，华博当然，笔者在对该专家认真执着的学术态度深感敬佩的同时，对其苦费心血绘制图纸，按京广铁路的东、西地域来划分古人适合不适合烧窑，藉此来得出自己认为历史上不应该有北宋汴京官窑的结论，在遗憾之余也实不敢苟同和认可。难道艺术真的也分京广线东、京广线西吗？用这样画地为牢的逻辑推理去求证命题，能让人信服吗？故此套删除北宋官瓷的陶瓷大系一出，该专家苦心论证的结论自然令学术界和收藏界为之哗然，最难堪的当属台北故宫博物院了。按该专家之说，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数十件北宋官窑传世品竟等于无有，其馆员皓首穷经付之一生对徽宗北宋官瓷课题的研究和著述也等于白白地浪费美好光阴，其学术成果包括其出版发行的、深具影响的“宋官窑特展”等典籍也应该等同废纸。基于这等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说了算的“学术”，笔者觉得，学术研究虽……”据不怕素，而非博，存疑，但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暄杂录》记华中京官窑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对历史负官瓷：胎釉物物鉴责，这等心血来潮否定北宋汴京官窑（北宋官瓷）的“惊世发现”，实应该只属于戏说的范畴，应该是与学术无关的话语权的产物。因为以假设去研究历史不仅是不足取的，也是不公平的，有违学术科学、客观、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笔者由衷地认为，事实评判远比价值评判重要，论据当然也比论点更重要，做学问即便是只为了什么学术上的惊世发现，为了纠正或推翻前人之说，也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主观上不应该太过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只重论点，不重论据，执着到已用不着什么客观事物去求证，自己所立命题已经是千真万确之真理的程度。纵然上世纪80年代开封的“仿宋官窑青瓷鉴定会”在某些专家眼里已时过境迁，已成为不复存在的遥远的历史，但当时有共和国这么多治学严谨和跑窑口的实践派专家学者的参与，不能说这个以传世品及南宋官窑窑址考古发掘为客观依据的鉴定会，是非正常的学术鉴定会或根本没有开过，不能说当时参与鉴定的共和国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学者都属于滥竽充数的伪专家，也不能说其鉴定的不是开封烧制的北宋官瓷而是汝州烧制的汝瓷。这个汇集当时共和国南北两派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的鉴定会，切切实实是曾经发生在古城开封的历史。关于这个宋官窑青瓷鉴定会的意义和影响，笔者认为著名学者高阿申先生给予的评价和总结十分中肯，也颇有意味，先生在其“《中国陶瓷全集》上的一个低级错误——兼答《立论要讲逻辑》”一文中说：“这次盛会意义深远，实际上，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古代开封具备建窑烧瓷能力的一次极具权威性的官方公证。”事实如此，无须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