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报人黄远生的梦想与追求_张红军

作家杂志WriterMagazine2008No.4思考与言说1915年12月27日,时人誉为“报界之奇才”的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被人暗杀,年仅31岁。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先是归罪于袁世凯,后来(1985年)才弄清是被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派人杀的。由于种种原因,“误杀”一说却甚为流行。本文无意于要弄清九十多年前黄远生是否被“误杀”,只是感到新闻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第四种力量”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报人的品格与客观公正之精神的关注也多了起来,被历史“隐藏”多年的黄远生才又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其独立报人之“公共性”、“客观性”等精神追求等愈加凸显,这无疑是具有当代意义的。一投身报业的选择:独立、超然的价值追求使然黄远生生活于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的时期。他是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他又热衷新学,曾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官等职,也常给《东方杂志》等京、沪报刊写稿。时代的剧变,对“独立职业”的推崇,最终使他主动弃绝已有功名,重新作出职业选择。新兴的新闻事业,以其独立超然的价值取向、新鲜刺激的职业风格,同时也充满着政治风险的新生形象,展示在有着独特追求的黄远生面前。他对当时人们的职业取向作了深刻,认为全国上下争夺“官权”、“官利”的现象是“社会心理病之一”,国内“政治腐败令官吏为一种特别阶级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他呼吁“有心之人”应去此心理,文明立宪之国应使“一国之人皆有人格,此人格各又独立平等之价值,而各以劳力于社会上受相当之报酬耳。”指出当时“国人之公毒”乃“思想界之笼统”(“笼统”指“无统系、无实质、无个性、无差别”),导致“专制、武断、尚形式、沉滞、腐败、因循、柔弱”。因此国人“不讲分业之理,以为国内得有智识得享权利者,惟士,其他农工商等,皆以役于人,绝无可发达”,“中国之读则以笼统为主⋯⋯一人欲无所不知即必一无所知”,而今日世界之文明,“曰科学之分科、曰社会之分业、曰个性之解放、曰人格之独立,重理论、重界限、重分化、重独立自尊,一言蔽之,皆于笼统主义为公敌而已”。从中可以看出,黄远生认为社会的不同职业,只是有其分工不同,应据其所供给社会之劳力获取相当报酬并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而不应该“惟士”、“惟官”,死读毒害世人的“笼统”之学说。这里凝结着黄远生对普世性价值的热爱与追求。我们从西方启蒙思想家那里可以看到,追求自由以及自由思想不受专制以及教会专断的限制,以及对任何事情都有提出质疑和批评的权利。用康德的话来说,这乃是人的尊严之所在。如果没有了自由思想的可能,也就意味着奴役与道德的堕落,也就使得人精神落入卑污的境地。所以,思想启蒙者的立场就是让人们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对自我的价值肯定中去追求全新的人生。另外,由于黄远生本人中过进士,留过学,新、旧学贯通,又身居高职,对于国内国际的事情都比较了解,写的文章也比一般记者要略胜一筹。而同乡李盛铎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这对黄远生下决心作新闻记者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在辛亥革命后,他即告别官场,抱着独立报人的梦想,自愿做一名记者、律师。二梦想与追求1、办报目的: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民国初年的报纸言论,正如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所说:“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现国民真正之精神。”针对报界堕落的状况,他主张“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议院、言论独立报人黄远生的梦想与追求张红军摘要在新闻事业中,黄远生以独立报人的价值追求,主张办报要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新闻工作要坚持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的原则;记者要具有“四能”素质;主张法治下的新闻自由和进行自我忏悔。他的追求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关键词:独立报人梦想与追求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188WriterMagazine2008No.4作家杂志思考与言说界各司其职,“秉公劝告”,不惜牺牲。他既反对对袁世凯一时拥戴一时谩骂,视国家为儿戏,也反对“绝对的依赖”以致“神圣之”。在他许多的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坛斥之为“循私弄权,无异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趋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说袁本人是“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为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利也。”对黄远生的这种精,邹韬奋评价说:“不但眼光远,而且有胆量说话。”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反映民生疾苦。他说:“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他在为《亚细亚报》创刊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祝之欤诅之欤》说:“天地之至人,我辈之走狗⋯⋯余辈既已游食四方⋯⋯我将为社会之耳目也之喉舌也。”体现出他希望记者能真正为公众服务的理想。2、新闻工作的原则: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对新闻内容,他主张写实。他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与内照之精神,虽其粗糙而无伤也。”1914年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讲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对政局时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但决不以自己为唯一主张,或以一种主张排斥他者,而是综合事实来判断,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他把社会历史看作一个大机轴,指出造言纪事不能偏于政治一方,而应“深察物群、周知利病”,由上两点他推出“事实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有系统”。他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努力超越现实政治,坚持报纸的公共性,避免使舆论成为私利的工具。3、记者的基本素质:“四能”说为贯彻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的新闻原则,他提出了记者要具有“四能”的素养。他说:“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及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在这里,黄远生所强调的记者的素养已不同于政论时代的“凡记者须有学问”的笼统之论,而是转向广泛接触社会、深入调查采访、客观公正写作等专业化素养。他十分重视收集第一手材料,为此他采用了直接采访和与事主对证的。他写新闻通讯的材料,大都是亲自采访获得的,一旦发现先前报道的事实或发表的意见有误,便及时更正。4、新闻自由观黄远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新闻自由思想:他笃信,中国必须有宪政和法律保障的平民的言论自由;报纸发表“不党之言”乃天经地义。他的新闻自由思想是法治的,试图通过法治对政府和权利者加以必要的限制。他一直认为只要实行宪政和法治,个人的自由权利就会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反过来说,个人的自由必须是法治之下的自由。他在《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利之别》中说:“法治之国之要素无他,在祛除个人势力,而以国家权力范四民于法律之内而已。”“人人须服从相当之法律”。他还认为:“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以“文字救世”,用“不党之言”,调合党争,要各个政党“实做政敌,勿做私敌;实做政友,勿做比匪;实为政党,勿为朋党”。这些都成为黄远生新闻自由思想的突出特色。5、独有的忏悔精神面对专制魁首的政治淫威,黄远生曾经像传统的士人一样,试图逃避、甚至动摇过。但他在反思中从没有掩盖自己,而是痛定思痛,公开、真诚地向世人“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历数全部“个人秽史”,说自己“实一堕落之青年而已”,无情地解剖自己分裂的人格:“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对自己不能冲破灵魂牢笼:“恨不能即死⋯⋯不堪其良心之苛责。”社会环境的严酷,自己的无能为力,增添了不少消极与失望。虽然他把自己“堕落”的原因归为“自身之原因与社会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但“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更强调了自身。他全面清算了自己的“罪恶”,走了出了失望。他说:“以前之罪恶及错误,皆为吾曹此后忏悔及进步之最可宝贵之材料。”在沉痛的反省之后,心灵得到了洗涤,得到了拯救,从而得以净化和升华。“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他给自己提出的新要求是:“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最终,其人格得到统一和升华,超越了他自己。三梦碎与命失在西方,新闻媒体有着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的良好保护。可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新闻事业经常遭遇专制政治的严厉限制与镇压。尽管黄远生在政治上竭力保持中立,在新闻活动中追求客观、公正,在人格上独立、超然,但他痛斥各政党只知一党之私,不以国脉民命为念,党争“如古部落人争据城堡”,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在《铸党论》中说“破坏共和之罪谁尸之,则今之所谓政党者尸之矣”。他深知此种直率的言论遭人忌恨,“然自问发愿作此文时,胸中眼底,无冤无亲,披肝沥血,冀吾国人之一悟,区区此诚天地可鉴也”。心底无私,坦然处之。但他对国民党也颇有指责,便招致了惨祸。黄远生之死,究其实质,乃社会民主政治之缺失。他独立、自由、客观、超然的报格追求是民主政治的催化剂。参考文献:[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3]《新闻界人物》(一),新华出版社,1983年。[4]远生遗著:卷四,商务印书馆,1984年。[5]邹韬奋:《韬奋书话》,学林出版社,2000年。[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7]远生遗著:卷二,商务印书馆,1984年。作者简介:张红军,男,1967—,河南郑州人,教育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教育、新闻史研究,工作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