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的理性自觉——论志质与志义 陆振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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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的理性 自觉
— — 论志质与志义
●陆振岳
提 要:方志的属性应是史,修志的宗旨应与前人所说的史义同一,即探索、记叙人类社会的自
然和社会的特征和规律。
关键词 :方志 属性 宗旨
此当新一轮修志工作即将全面启动之际,修志
工作者正在专心致意 、惮智竭虑地展开对首届修志
的反思 :志书的评议 ,经验的总结。其中蕴涵有对方
志的价值、修纂方法等颇为广泛的多层次的有待论
证的问题 ,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讨论。这是应有之
义,是方志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不仅为着续修志书
能迈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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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的理性 自觉
— — 论志质与志义
●陆振岳
提 要:方志的属性应是史,修志的宗旨应与前人所说的史义同一,即探索、记叙人类社会的自
然和社会的特征和规律。
关键词 :方志 属性 宗旨
此当新一轮修志工作即将全面启动之际,修志
工作者正在专心致意 、惮智竭虑地展开对首届修志
的反思 :志书的评议 ,经验的总结。其中蕴涵有对方
志的价值、修纂方法等颇为广泛的多层次的有待论
证的问题 ,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讨论。这是应有之
义,是方志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不仅为着续修志书
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修志者必须提高 自己的理性
自觉;而且也是方志理论得以进展的重要途径 ,有益
于推进具有完整科学体系的方志学的建设。
修志实践和方志理论建设,是辩证的统一体。两
者是贯彻于整个方志历史的进程之中的。固然,方志
的历史又是随着不同时期的发展 、演进 ,而呈现各具
特征的阶段性。理论源于实践,将修志取得的成就和
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 ,又转而指导修志实践,同时
理论又受实践的检验 ,促进理论在再实践中得到修
正、提高,愈加趋于完善。不能满足于狭隘的经验 ,理
论应磨炼得寓有普遍的意义。
当今 ,人们完全有理 由期待 :方志界人才辈出;
修 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善志;出
现当之无愧的先进的方志学论者 ,不同学派的民主
争鸣,如百花的竞相开放。
方志理论的内涵较广 ,一篇短文,只能就以下几
点,概略地申述管见,谨向大家请教。
方志的科学属性
对方志的质的论定,是方志学的首要问题 ,也是
根基。只有把握住方志的本质属性 ,才能顺理成章地
明确修志的目的、任务 ,从而创凡立例,设纲置 目,而
后才能修纂成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志书来。
关于方志的科学属性 ,由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 ,
体式多样的载籍 ,因而便产生有不同的认识 ,大要有
二 : ’
一 是地理说。此说的渊源,可以从古典目录学的
分类去探求。与《汉书·艺文志》一样享有盛名的<隋
书·经籍志》(原本是《五代史志》)著录六朝以来的志
籍 ,数量最多的是两种 :一是“郡 国之书”,又称“杂
传”,即耆旧传 、先贤传等主记人物的;一是“郡 国地
(又作舆)志”,即主记地情的。二者又互相渗透,记人
物必涉地域 ,记地的也及人物。而且 ,记述的又是一
州一郡(国)的范围,因而这类方志概称为地理书,于
是而逐渐地把泛称的地理之书的“地理”,作为对方
志的定性。这种观念,自南朝至唐宋极为普遍 ,并且
影响及明清乃至当代。
一 是史说。远的且不说 ,盛唐时大史学家刘知几
于《史通·杂述》篇论及“史氏别流”有十,其中的“逸
事”、“郡书”、“地理书”都应归属于方志之列。“史氏
别流”,当然是属于史。持史说的屡有所见 ,宋人郑兴
裔《广陵志序》:“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郑忠肃
公奏议遗集》下),明张居正《刻滦州志序 :“州郡之
有志,犹国之有史。”(《张太岳文集 卷七)清汪懋麟
[康熙]《扬州府志序》:“国有史,郡有志。”这就是将
州郡志和国史同类相待。而人所共知 ,从体裁、法度、
旨义等全方位地认定方志属史 的是章学诚。这在他
的相关论著 中,是反复 申述的 ,这 已为人熟知 ,无须
详举。
此外 ,还有别的不同认识,如近来有人以为地方
志与地方史是不同的两种典籍 ,但赞成 的人不多,影
响不大,主要的还是地理与史。
那么,如何辨析这二说 的恰当与否?只有从方志
的源流去寻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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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注意及此。明人王世贞于[万历]《通州志
序》说:“窃谓今志,犹古史也。”王志坚[崇祯]《苏州
府志序》说得更具体:“郡邑之有志,盖原本于列国之
史。”([乾隆]《苏州府志·旧序》)梁启超进而认为: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
四)
方志的名称,如章学诚于《方志立三书议》(《章
氏遗书·方志略例》)所指出,最早见于《周官》(即《周
礼》)的记载。《地官司徒》下:“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
事。”又《春官宗伯》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
志。”“方志”和“四方之志”系同一事物,是一种载籍。
汉人郑玄 《周礼注》“诵训”下:“说四方所识久远之
事 ,以告王。”如果说这还流于抽象的话,那么,“外
史”下便具体地指明 :“志 (前一条注文的‘识’,音义
与此同),记也。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
杌》。”同类载籍见于《左传》的,还有《郑志》、《周书》。
这些方志 ,后世都 已失传 ,记叙的内容 已无从查究。
但据《晋书·束皙传》载,西晋时发现的《汲冢书》,其
中的《竹书纪年》所记自夏至战国魏哀王二十年(据
古本)。西周时记晋国事较多。三家分晋后,详记魏
事。杜预便认定它是魏国的史策 ,这是可以信从的。
据此 ,可知先秦时诸侯国的方志,名称虽不同,其实
都是各国的史籍。再看,儒家崇奉的原典《十三经》之
一 的《春秋》,也可以透视到先秦方志的痕迹。尽管
《春秋》的记事,不限于一国,有点类似后来的总志。
而以《春秋》命名,显然是取法于鲁的方志。至于以鲁
国的十二公纪年 ,只是
作者是鲁人,为抬高鲁国
的地位而出此。所以,章学诚认定最早的方志 ,就是
“国别为史”,这是有道理的。从字义的诠释而言 ,这
个“国”,不同于后来统一政权所称的“国”,更不同于
近代民族国家的国。“国”的古写是 “或”,意思是
“域”,“方”也有“域”义 ,所以方域复合成一词。汉人
往往方国连称。“记”和“史”的本义,都是记载,为动
词。它的另一义项 ,由动词转成名词,所以,方志与国
史实际是一回事,在当时确是普遍的客观存在。
之后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方志先后相继
地传承了下来 ,成为我国文化遗产宝藏的重要组成
部分 ,虽然 ,它的记述对象 的名称 、记述的内容、体
式、书名等不断地发生变化。东汉时成书,分别记述
吴、越两国史事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仍然以吴
越或越命名,称为《春秋》或《书》,其模仿先秦方志的
痕迹是十分清楚的。但因为秦的废封建、建郡县 。从
此 ,方志由冠国名转而如实地改为州、郡(国)、县名。
明人杨循吉于[嘉靖]《吴邑志序》说:“县视古比之诸
侯邦。”这是得其实的。又有全国性的总志和以后出
现的省志。记述的内容由社会政治史事,至六朝时分
记人物和地理 ,宋时又由分而统合 ,并不断发展渐趋
全面。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至个别或少数的情形 ,
在分的阶段 ,已出现有合的志书。志书的名目多样 ,
如地图、舆地图、图经、图志、书、传 、志、记、录、簿。体
例也有不同。现存的志书,多见的有两种 :并列门目
和以类统 目。在历史的演进中,虽发生了如此多的变
化 ,但方志这个总称,自春秋战国以来 ,始终为后人
所袭用。汉人郑玄的注《周礼》,是以承认方志为前提
的。西晋时左思曾说:“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文
选·三都赋》)刘宋人范哗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
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后汉书·西域传论》)
唐李世民赞誉他的儿子魏王泰的《括地志》:“博采旧
闻,得于方志。”(《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十三年)颜师
古也说:“中古以来 ,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 ,或
撰述方志。”(《汉书·地理志》注)宋人李宗谔说:“览
山河之形胜,酌方志之前闻。”(《玉海·祥符州县图
经》引李《序》)明清至今,方志之名 ,仍被广泛的称
引。事例之多,难以列举。
从对历史的简单 回顾,方志开始是史 ,史学家刘
知几后到清章学诚全面地将它归入史学。其问的古
典公私 目录著作 ,自确立四部分类之后 ,尽管具体的
类 目有差异,但无例外地都列入史部。由此可见.方
志的定位于史,本是史家和 目录学家基本的共识。
至于地理说,这个地理,不是现今地学科学中一
个门类的地理的全部。旧方志记地理,主要的只是沿
革地理(历史地理),自然地理的成分有也是很少,所
以,古典 目录学的分类 ,把它归入史部,这是恰当的。
因此,地理归根到底还是史。
总而言之,对方志的科学性的定位属史 ,应当是
肯定无疑的。
修志的宗旨与前人所说的志义
说到修志的宗 旨以及任务 ,当今的方志界大都
归结为存史 、资政和教化。其实 ,这只是说方志的功
能,或者说它能起的作用’;至于目的、任务 ,还应对方
志学作全面的深入一层的考察。
方志是史 ,方志学从属于史学。那么,方志与史 ,
方志学与整个史学是个别与一般或局部与整体的关
系。用哲学的语言讲 ,一般寓于个别,而局部又是受
整体的制约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国史是由各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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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志所记地方的史事和国家直隶机构的各个部门
的史事组成,没有地方的历史就不成其为国史。而地
方史又是融于国史之中,由国史支配,决不能 自外于
国史。史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有点特殊 ,如果说最古的
方志就是古史的话 ,那么,史学也就是根源于方志
学,因为要修纂方志 ,必然伴之而有“学”,即理论 的
产生。然而,两汉以后 ,尤其魏晋至唐 ,国史的撰著层
见叠出,并且出现了官修
。因了政治的因素 ,隔
代修史成了定式 ,从而史学便以国史为主体。方志的
修纂虽然前后相承,而方志学的成就远不如史学。当
然,方志学自身还是不断有进展的。
‘史学,我国有良好的历史传统,从继承的角度
论 ,是应该认真对待的。关于史学的内涵 ,应包含史
识 、史才 、史德以及史料学 、编纂学乃至史学发展史
等。近代以前,史学的主流,汉以来一再揭示《春秋》
的义旨。《左传》有所谓《春秋》“五志”:“微而显,志而
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司马迁于《太
史公自序》反复论证《春秋》的“义”。后来的欧阳修等
更倾倒于“《春秋》笔法”。而司马迁撰《史记》,又自称
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文选·报任少卿
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于“关国家盛衰,系生
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书表》)这是具有
代表性的旧史学观。
方志学也有类似之处。远的且不多追述 ,唐代方
志名家贾耽纂《贞元十道录》权德舆为之作《序》称:
所记‘ 制万方之枢键,出千古之耳 目”,足备“体国远
驭,不出户而知天下,亲百姓,抚四夷。”(《权载之文
集》三十五)宋乐史纂《太平寰宇记》,在所进的《表》
中说:“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 ,伸
纸未穷,森然在目。”宋敏求纂《长安志》,赵彦若的
《序》说:“府县有政,官严有职,河渠关塞有利病,皆
干于治而施于用。”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马光
祖于进的《表》称:“序列编摩,⋯⋯皆聚此书。⋯⋯辨
山林川泽之名物,萃衣冠礼乐之风流。善有劝而恶有
惩,往者过而来者续。”明清人修志 ,大都强调修志是
为保存和经纪一方的文献。所示可达的作用,大致不
出前述的范围,概括为存史 、资政、教化是可以的。值
得注意的是,章学诚论修志,超越于以前志家的论
说 ,不仅把方志的属性定位于史 ,而且将修史与纂志
通贯起来 ,修纂方志也应讲究史裁、史法。并进一步
指明:“其事其文之外 ,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
也。”认定:“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章氏遗
书·方志略例·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最后
又将史义之“义”回归于《春秋》之义。他说:“孟子日:
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文而断
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前书《方志
立三书议》)这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立足点。
对于前人的史和方志的理论 ,必定是应有所继
承的。说到这里 ,已很 明白:现今修志的 目的、任务 ,
不能仅着眼于具体 的存史、资政 、教化 ,而是要深入
阐发史志之义。那么,这个义,不能再是旧史家的微
旨,也不应是旧史标榜的《春秋》之义,而是如大家所
熟知,必须坚定不移地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
样 ,修史纂志 由科学定位所决定 ,其根本 目的是 :研
究 、探索 、记叙人类社会 自然的和社会种种现象的个
性特征及其发生发展历程和规律性。如果说义的话,
那么,这就是史义和志义之所在。具体的任务由此派
生,志之与史,只是具体而微,本质特征是同一的。
(联 系地址:苏州大学东区9-302室 邮编:
215021)
(责任编辑 吴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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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蕴含了一个地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地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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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列入文库的项目包括<江苏历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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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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