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郭泰祺驻欧外交活动述论——职业外交官的个案考察
姓名:刘金华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石源华
2001.5.1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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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泰棋是中国现代史上知名的职业外交家之一,先后在北京政府,广州革命
一一一 、~一一。
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事外交事业。1932年,在政府加强国联外交和对英
外交的授意下,郭泰祺受命出使欧洲,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驻英外交生涯。1941
年,郭泰祺被召回国担任外交部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被免职。本文以郭泰
祺1932年至1941年的外交生涯为主线,从他任职、离职的风波看国内政治因素
对职业外交官外交生涯的影响,并详细评述了郭泰祺在国联外交和对英外交方面
的贡献和“无奈”。
本文认为郭泰祺在外交事业上具有敬业和奉献的精神。他在国联外交和对英
外交方面的实践很好地执行了政府的意图,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作为一个职业
外交官,他总是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
,并且始终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Abstract
KouTai.chiwasawell-knownprofessionaldiplomatinthemodernChinese
history,whohadworkedsuccessivelyforthePekingGovernment,theSouth
GovernmentandtheNajingNationalGovernmentinthefieldofdiplomacy.In1932,
KouTai—chiwassentbytheNationalGovernmenttoEuropeonthemissionto
strengthenthediplomacyintheLeagueofNationsandontheSino-Britishrelations,
andthusbeganadiplomaticlifeinBritainfortenyears.In1941,Kouwasrecalledto
servedasthepositionoftheMinisterofForeignRelations,butnolongafterthe
outburstofPacificWar,hewasremovedfromthisposition.FocusedonKou’S
diplomaticexperiencefrom1932to1941,thispaperistorevealtheinfluencesofthe
domesticpoliticalfactorsontheprofessionaldiplomats’eareeFsthroughtheanalysis
ofhisaccessionandremoval,anddescribedindetailhiscontributionsaswellhis
embarrassmentinthediplomacyintheLeagueofNationsandtheBritishdiplomacy
Inthesightoftheauthor,KouTai—chiwasnotonlydevotedtotheworkof
diplomacy,butalsoputthegovernmentalintentionintopracticeandmadeoutstanding
achievements.Asaprofessionaldiplomat.healwaystriedhisbesttosolvethe
internationalproblemswithpeacefulmeasuresandhealwaysemphasizedthe
essentialityofth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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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秦祺驻欧外交活动述论(t93e—tg,ct)
——职业外交官的个案考察
前 言
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在民国史上,活跃着一批职业外交家,他们的身影在本世纪初到中叶的中国历史和国
际政治舞台上频繁出现,为近代中国外交局面的拓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对近代外交史上职业外交官群体作一个全面的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触动我选择本主
题为硕士论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郭泰祺是近代职业外交官当中重要的一员,遗憾的是关于他的研究,学术界几
乎是个空白。很少有人把他的名字与顾维钧、颜惠庆、陆征祥、王正廷、王宠惠等一批著
名的外交家相提并论,尽管郭泰祺的外交生涯也像他们一样通贯整个民国的始终,其为中
国外交事业贡献也颇多。通过我的梳理,关于郭泰祺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没有,只有一些千
字左右甚至更短的传记或回忆性文字。例如:
赵立诚:《郭泰祺》,《传记文学》,1976年29卷5期;《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
李铁铮:‘郭泰祺是怎样被免职的》,‘传记文学》,1993年6月,62卷6期。
李铁铮:‘我所知道的郭泰祺》,《文史资料选辑》,(28)。
杨玉清:‘郭泰祺被蒋介石免职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22)。
陶希圣:‘悼念郭泰祺先生》,《中央日报》,1952年3月9日。
‘郭泰祺氏行略》:‘中央日报》,1952年3月14日。
罗家伦:‘悼郭复初先生》,‘中央日报》, 1952年3月16日。
罗家伦:‘哀悼外交斗士郭复初》,‘台湾新生报》, 1952年3月16日。
周世芳:‘卓越的外交家郭复初》,《艺文志》, 1966年7月。
1932年到1941年,郭泰祺被派驻欧洲开展外交工作,在上述传记性或纪念性的文字
中对他驻欧期问活动都是一笔带过。在欧洲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是郭泰祺人生事业的顶峰
时期,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太平洋战争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与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国
家进行外交工作的重要时期。郭泰祺以中国驻国联的首席代
和驻英公使(后来升格为大
使)双重身份在欧洲进行外交活动,是当时中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郭泰祺在
驻欧期间的活动进行铺陈和评述,实属必要。
第二:与郭泰祺相关的研究领域已经展开,关于其他著名外交家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
形成一定的规模,可以为郭泰祺的研究提供比较充分的借鉴。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部所带动起来的回忆录、口述
1以下三个注释将涉及方面较广的部分人的文集、日记、回忆录以及研究著作忽略不及.例如:《王宠惠
文集》、‘王世杰日记》,<胡适口述回忆录》,《宋子文评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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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日记等个人资料的面世;2第二类是在上述资料基础之上有关外交官的传记出版工作;
3第三类是关于这些外交家的专题研究论著。‘
对于职业外交官的研究一直是本人关注的重点,我在梳理相关领域研究时发现:第一
类、第二类的研究由于受到传记文体的限定,叙述的重点是外交官的生平。而第三类专题
研究,作者大多选择研究对象最典型的行为表现,着重强调的是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或历
史事件中的突出作用。其中,将外交官定位在“职业”、“专业”人士的角度进行考察的还
不多,由此,我萌生了选取郭泰祺作为研究对象,截取他生活中值得重视的驻欧生涯片断,
从职业外交官的个案研究出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考察他在欧洲的外交活动以及当时国民
政府外交的相关方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郭泰祺生活在一个外交的年代。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导致
中国国际地位坠落的直接原因,民国以来,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方政府的各个时期都为
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出不同程度的努力,不仅仅如此,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的
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这段时间内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愈加频繁。从郭泰祺身上,我们
既可以看到整个民国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诸多方面,又可以在个人事业追求和品质素养
方面寻找某些借鉴。因此对于郭泰祺这以外交人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外交人物的研究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郭泰祺个人的研究不仅
可以填补近代外交人物研究的空白,而且还可以不断完善那段历史,深化中国近代外交史
的研究。其次,通过对郭泰祺的个案研究来评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外交,主要是从职
业外交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外交事业近代化的进程,有利于从不同侧面了解抗日战争时期
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
社,1967年:蒋廷敲:‘蒋廷靛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颜惠庆、姚崧龄:《颜惠
庆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颜惠庆:‘颜惠庆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伍朝枢:
《伍朝枢日记》近代史资料69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金问泗:‘外交工作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程天放:
‘使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年等等。
3罗光:《陆征祥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张腾蛟:《坛坫健者——王正廷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
社,1983年;石源华主编:‘中国十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金光耀;‘顾维钩传》,河
北人民出版社,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丛书,1999年12月:杨菁:《宋子文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丛书,1999年12月;钱玉莉:《陈友仁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石源华主编,民
国外交官丛书,1999年12月:石建国:《陆征祥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丛书,
1999年12月;陈雁:‘颜惠庆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丛书,1999年12月:完
颜绍元:《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丛书,1999年12月;张礼恒:《伍廷
芳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富丛书,1999年12月等等.
珥这一部分比较复杂,仅列举部分著作,论文部分略:余雄伟:CE宠惠与近代中国》,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7年;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湾国史馆,1991
年:高克:《外交家与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吴宝晓:《初出国门——中国早期外交官在英国
和美国的经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董林译著:《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传记文学
出版社,1979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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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局面顺利展开的状况和意义。另外,对于职业外交官的研究从个体独特性到群体
普遍性是本人的研究思路,对于郭泰祺的研究是个体性研究的一部分。
除了学术意义以外,了解以往中国外交局面的形成,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对外交涉的经
验教训,向来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外交官是国家
外交活动的主要执行者,是了解近代中国外交状况较好的对象。
概念设定和写作前提
广义上的外交官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早,职业外交官的出现相对较晚,1906年,晚清外
务部奏设储才馆,目的是为了建立将来使馆人员的储备库,主张以后的使馆人员应当专用
外务部所调配的人员,已经有培养职业外交官的意向。在我看来,职业外交官群体的崛起
应当是在1912年,当时的北京政府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按照西方国家模式拟定新的外交
部组织法,改革驻外使领馆,使之成为专业机构,要求职业外交官充任领馆人员,标志着
外交官职业化进程的开始。
本文以职业外交官为研究对象,首先涉及的是职业外交官的定义。在我看来,民国史
上的职业外交官一般具有两种含义,首先,它是指经过专业训练,规范于特种外交机制、
专业从事外交活动的政府官员;其次应当具有时代特征,要求从事此职业的官员尽量少受
政府更迭的影响,始终能以外交为本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职业外交官本质上是政府官
员,他们在外以政府的名义代表着国家和民族,通过和平的手段谋求国家利益,他们所从
事的职业是一门行为艺术,外交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和内容都通过他们体现出来。由于这段
历史时期是中国外交
近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近代中国剧烈动荡的时期,中间变化的
因素太多,这种规范和定义总是相对来讲的,职业外交官的群体并非一成不变。
本文以郭泰祺为主线,并不完全因为郭泰祺没有人研究,而是他在特定的方面具有典
型性。首先,郭泰祺在北京政府时期不是重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不受蒋介石的青睐,
在1932年到1941年却是中国驻国联的首席代表和中国驻英全权公使(后升格为大使),
占据外交关键岗位,成为当时重要职业外交官的代表之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其
次,在本文所限定的时段内,郭泰祺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倾向汪精卫的,出于与蒋介石集团
即合作又对立的立场,他的遭遇也具有代表性的。
本文以1932年到1941年为时间限定,不仅仅是因为郭泰祺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了大量
的外交活动,而且是因为:首先,由于中日纠纷的出现,近代中国外交的舞台的重点从国
内转换到国外,外交的核心内容也从对外修约、废约转变为以中日纠纷为重点的外交活动。
为了特殊时期的需要,国民政府调箍了重要驻外使领馆的人事,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地位上
升;其次,无论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倚重国联外交解决中日纠纷,
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再次向国联申述中日之间的问题,争取列强援华,驻外职业
外交官的作用均十分突出;再者,这段时间中国外交局面的拓展对太平洋战争之后南京国
民政府外交局面的奠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职业
外交官的在这之前不断的努力是不可忽视因素;最后,随着这一时期外交交涉广度和深度
的加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参与外交工作的人员数目激增,一大批北京政府时期优秀的外
交官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受到重用,像顾维钧、郭泰祺、颜惠庆等人都为南京国民政府
培养和锻炼了大批新的职业化储备外交官,在他们手下任职的外交随员大多在后期在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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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崭露头角。在郭泰祺手下任职的刘锴、李铁铮等人都在后来的外交界担任要职,这不能
不说是郭泰祺等人为中国外交事业近代化所作贡献的另一值得重视的方面。
资料来源及写作框架
对于郭泰祺的研究之所以很少是因为相关的资料相对欠缺,由于种种原因,他个人的
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布5,在目前的出版物中找不到他的传记、日记、或者是回忆录,前人对
他的回忆内容也是少的可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历史中消失,随着大陆、台湾各
种档案资料的公布和交流,与郭泰祺相关的历史人物资料的齐备和研究的成熟都为本人搜
集郭泰祺的资料提供了帮助,使得有关这个人物的史料日渐丰富起来,其中《顾维钧回忆
录》(一、二、三、四、五);国民党党史会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和出版的相关档案以及本人在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院翻阅的《英国外交文件》对本文的写作贡献颇多。
本人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来做,一方面希望将郭泰祺在国民政府前期的外交活动交待
清楚,另一方面试图从职业外交官的角度考察郭泰祺个体行为所反映的问题。本文首先将
郭泰祺受命出使欧洲和1942年郭泰祺回国担任外交部长在短短几个月中被免职两件事情
联系起来,探讨“内交”与“外交”对职业外交官外交生涯的影响。其次,详细论述了郭
泰祺在国联的一系列活动,评述郭泰祺对国联工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一系列冲突。郭泰
祺驻英的外交生涯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郭泰祺在抗议英国对日本的妥协行径以及全方位
争取英国对华经济军事援助方面进行过很多努力,但是职业外交官努力与实际成果之间却
存在明显反差,郭泰祺在工作过程中的很多“无奈”,发人深思。除此之外,在对英关系
方面,本文还将郭泰祺在对英战时宣传方面的工作作了考察,关注了职业外交官在外工作
另一个重要侧面,借以探讨职业外交官在对外宣传方面的作用。
第一章 任职与免职:内交难于外交
“内交”是』临时借来的词,主要是相对外交而言的,指由于国家内部的原因干扰职业
外交官事业正常发展的因素。“内交”在郭泰祺所处的年代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由于人
员配置少而导致的外交官工作范围的扩大;由于经费欠缺导致外交官工作无法展开;由于
制度不完善导致职业外交官职业不稳定等等。近代职业外交宫大多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
他们一般都接受新式教育或有留学背景,有较好的外文根底。同时,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
状况又给从事外交事业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际交往和交涉日益频繁和专业外交人员
严重贫乏之间的矛盾为他们走上民国外交舞台提供了有利情形。称职的专业外交人士,应
付外交事务并不是很大的问题。然而,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复杂的政治原因,职业外交官在
外交方面面临的压力远远不如“内交”来的沉重。郭泰祺所遭遇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国内政
治的影响。从他早期的外交经历和1941年其回国担任外交部长很快被免职的事件就可以
清楚看出,对职业外交官来说,民国时期“内交”远比实际的外交难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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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左右,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朱宝晋先生在郭泰祺太太临终前受其委托保管郭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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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外交经历
郭泰祺早年的外交经历是一波三折的,这种波折主要是社会的政治原因造成的。
郭泰祺,字保元,号复初。1888年初出生于湖北省广济(今武穴市)。郭泰祺是当地
知名学者的儿子,自小跟随父亲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后来考入武昌南路一所新式的高等
小学接触西式教育。在本世纪初的留学浪潮中,郭泰祺也是远赴美国的学子之一,他先在
马萨诸塞州汉普顿中学和威里斯顿中学渡过中学阶段,后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学
位,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该校的研究院学习社会学,最终获得硕士学位。
1912年3月,郭泰祺回到国内,最初受聘作私立武昌英语馆馆长。不久,该学馆改为
公立武昌外国语学校,郭泰祺出任该校的校长。郭泰祺在回国的当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显
示了他要加入政界的愿望。湖北作为武昌起义的大本营,为郭泰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很快就加入了湖北都督黎元洪的幕府,成为他的一名秘书。1913年郭泰祺跟随黎元洪到
北京任职。1916年黎元洪继任总统,郭泰祺担任总统府的英文秘书、主任和外交部参事,
开始接触外交事务,也开始了在国内政坛上几经波折的历程。
1917年7月,黎元洪被迫退位,郭泰祺转而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事。郭
泰祺在广州革命政府内的主要工作是为广州革命政府寻求国际承认。1918年郭泰祺、陈友
仁、王正廷受命到美国,争取美国对广州军政府的支持,虽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但是
郭泰祺的身形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闪现。1919年,郭泰祺又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名义经由美国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开展外交活动,主要代表南方政府发表了一些宣
言5,反对北京政府。
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郭泰祺任总统府参事兼宣传局长。1922年,陈炯
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郭泰祺逃离广州。1923年初,郭泰祺返回,在伍朝枢属下任广
州军政府外交部次长。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郭泰祺辞职
回到湖北,担任武昌国立商科大学校长。1927年3月,郭泰祺受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
友仁的委派到上海视察,然而郭泰祺到达上海以后迅速投向蒋介石,1927年3月30日接
受了蒋介石的任命,担任江苏省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委员会分会委员7。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为此决议永远开除郭泰祺党籍,对他实行通缉。宁汉合流以后,通缉令自行消除。
1928年初,黄郛任外交部长,郭泰祺辞职。
受命使欧
郭泰祺再次在外交界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他政治生涯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人
物~一汪精卫。在广州任职的时候,郭泰祺因为工作关系与汪精卫经常接触,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失势的郭泰祺逐渐与汪精卫走褥很近。1930年前后正是国民党新
军阀混战之际,7月下旬,郭泰祺曾代表汪精卫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
扩大会议,公开反对蒋介石8。当时,无论是汪精卫、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希望拉拢张学
6顾维钧:《顾维钩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5年,P179。
7‘申报》,1927年3月31日.
8《重庆大公报》,1930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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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出兵助阵,经过郭泰祺地奔走安排,汪精卫的得力助手陈公博才得以有机会和张学良会
面。。对张学良的游说并没有取得成功,张学良出兵援助蒋介石,郭泰祺跟随汪精卫败走广
州。1931年郭泰祺加入了汪精卫、唐绍仪等人所组织的广卅瞰府,郭泰祺在外交方面的才
干得到汪精卫的赏识。
“九·--;k”事变以后,中国的政局风云变幻,汪精卫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两人一起
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郭泰祺同时被委以外交部政务
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重任。时值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郭泰祺受命担
任国民政府的首席代表,主持对日谈判并签署《中日淞沪停战协定》。
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以后,在外交人事和政策方面相应作了调整。当时国民政府对
外政策的重点是国联外交,1932年底,日内瓦国联大会将参照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专门
讨论中日纠纷问题。汪精卫将顾维钧、颜惠庆等一些重要的外交官纷纷调往欧洲任职,以
期中臼纠纷问题在国联大会上能够取得对中国有利的最终决议案。郭泰祺因为曾主持淞沪
谈判的而成为在日内瓦讨论中日及东北问题很合适的中国代表人选”。按照当时的惯例,
中国驻国联的首席代表通常兼任某个邻近欧洲国家使馆的负责人。当时中国的驻法公使正
值空缺,郭泰祺顺理成章被派为驻法公使,另外,当时的驻英公使施肇基因“在国联处理
东北问题上受到了批评”“提出辞职,与郭泰祺同时派往欧洲的但比郭泰祺更加有名望的
顾维钧被任命为驻英公使。郭泰祺以对法语一窍不通为由要求与顾维钧对调”,经过协商,
郭泰祺终于如愿以偿,结束国内多变的外交生涯,赴英国履任。
免职风波
虽然我们不能以郭泰祺在日内瓦和英国的将近十年时间是他外交生涯最平稳的时期
来说明“外交”容易,但是至少说明相对缺少了“内交”的干扰,职业外交官可以潜心职
业外交工作。1941年,由于郭泰祺在英国的出色工作,重庆国民政府任命郭泰祺为外交部
长,从英国回国之前,他奉国民政府之命绕道美国活动,参与中美、中英新约的早期谈判。
7月,郭泰祺回到国内就职,并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
郭泰祺回国以后,“内交”噩梦卷土重来。1941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举行的中央
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那天,突然宣布对郭泰祺的免职。郭泰祺的外交生涯就像烟花一样在
最灿烂的时候突然急转直下,从此以后,郭泰祺在政坛一蹶不振。
关于郭泰祺为什么被免职,说法不一:腐败说,据《传记文学》郭泰祺小传记载,郭
泰祺被免职的直接原因,是在战时动用公款65万元购买自己的公馆而遭到政府的制裁”;
抗拒首领说:据杨玉清《郭泰祺被蒋介石免职的内幕》一文的说法,是郭泰祺不愿意以非
正规的途径与罗斯福总统交涉战时事宜“:私行不检说:郭泰祺的部下李铁铮在《郭泰祺
是怎样被免职的》和《我所知道的郭泰祺》中提及郭泰祺在金钱上的不检点之处外,还特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P158。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P6。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P6。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P6-7。
o‘民国人物小传——郭泰祺》,‘传记文学》,29卷第5期,P123。
“杨玉清;‘郭泰祺被蒋介石免职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22,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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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到了郭泰祺的桃色事件”;外交策略转变说,按照王世杰的说法,12月23日英国首
相丘吉尔到达美国与罗斯福总统晤谈国际形势问题,不久将与中国在美国的代表会谈,“蒋
先生欲以宋子文为代表,此事实似为促成外交部长更迭之原因”。种种说法中,没有一件
说明郭泰祺在外交工作方面有渎职之处,实际上,在此期间,郭泰祺为阻止外国对汪精卫
伪政权的承认;发展同捷克流亡政府的关系;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宣布中国正式对日、
德宣战等等方面作了许多有利的工作。因此,本人认为上述所有人提到的原因只是事情的
表面现象而已,郭泰祺应付不了国内复杂的“内交”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郭泰祺因何被任命担任外交部长?按照李铁铮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蒋介石原本想任
命他自己的亲信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但是侍从室执掌人事的第三处处长陈果夫认为外交部
长需要:“一、与国民党有悠久历史;二、系职业外交家;三、且需与英美有渊源者”,提
出与蒋意愿相左的建议,王世杰便将自己的把兄弟郭泰祺推荐给蒋介石,郭泰祺便坐收渔
翁之利”。但是郭泰祺毕竟是倾向汪精卫的人在蒋介石看来无疑如此,汪精卫叛变以后,
蒋介石曾让郭泰祺劝其归隐,郭泰祺也做出了假使汪氏退隐欧洲愿意辞官相伴左右的承
诺。”尽管汪精卫成立伪政府以后,郭泰祺与顾维钧等人联名讨汪向政府表决心“对汪氏
之傀儡政权,顾同国人一致声讨”,“以继友邦同情,而振国际视听”,”与汪精卫划清了界
限,蒋介石心中有疙瘩还是难免的。
在民国外交史上,有两个群体的人不容忽略,一批是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等北洋
军阀时期遗留下来的外交重臣,另~批是蒋介石嫡系的外交人员如宋子文、王世杰等。郭
泰祺基本上游离于这两个群体之外,而又与这两个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郭泰祺与北
洋时期的外交群体有关联,但是无法与顾维钧等人相提并论;郭泰祺早期发展了同汪精卫、
伍朝枢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他在接个政治生活的领域始终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
之所以能在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里面占一席之地,也与汪精卫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郭泰祺与蒋介石亲信王世杰、宋子文等人关系也不错,但难够得上相互提携、生死与共的
交情。加之郭泰祺本人性格上有其自负而不谨慎的地方,私行上的不检点很容易给人以口
实。所有这一切有意味着郭泰祺在外交界站稳脚不难,被作为政治的牺牲品一脚踢开也容
易。无怪乎,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提到郭泰祺的时候认为“他们
(郭泰祺为其一)都是因为搞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而暂时失去蒋介石的宠信,但在蒋介石
重新审视自己的用人和政策的棋盘时,又可能重新起用””。可见,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郭
泰祺只是被蒋介石当作一枚棋子,他自己无力回天。1942年,在英国文化协会访华期间,
郭泰祺以个人的身份前往机场迎接和随后的欢迎晚宴上,他都意味深长地批评国民政府缺
乏民主,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李铁铮在‘郭泰祺是怎样被免职的》和《我所知道的郭泰祺》均提到郭泰祺与一窦姓女子同时回国,此
女子早年在美国活动时曾冒称自己是宋美龄,自然遭到宋美龄的记恨,回国后,郭泰祺因为应酬此女子
的原因曾怠慢过蒋介石的部下陈布雷,甚至因为外出过周末使蒋介石无法找到他谈公事,蒋介石对郭泰
祺也产生了看法.
”李铁铮:‘我所知道的郭泰祺》, 文史资料选辑, 第78辑,P150。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4月,P295。
”‘重庆大公报》,194.0年4月1日。
”f日】矾野富士子整理、吴新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6月,PIlO。
知‘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8日。
7
郭泰祺(1932.1941)——职业外交官的个案考察 2000年5月
第二章 国联: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中国对国联的“迷信”始于国联成立之初,以顾维钧为首的外交官在巴黎和会时就积
极主张中国在国联应占一席之地,他不仅积极参与了国联盟约的制定,而且推动中国获得
非常任理事国席次,以期中国在国联取得较有利的地位。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
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面对日本不断地侵略和挑衅,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和
依靠国联的外交方针。事实证明国联并不能合理地解决中日纠纷问题。但是,国民政府并
没有完全放弃对国联的工作,不断地申述成为以后每届国联会议召开时中国代表的主要工
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又一次将中日问题诉诸国联,结果依旧不理想,中
国对国联彻底失去了信心。身兼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和驻英公使双重身份的郭泰祺是在政
府加强国联外交的授意下到达欧洲的,针对国联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在头几年中占据了他绝
大部分的精力,伴随着国联给中国政府的一次次失望,南京国民政府和郭泰祺等人对国联
的工作也向现实转化。促动国联与中国经济技术合作成为他工作的另一个重心,尤其是抗
日战争爆发以后,郭泰祺在争取国联卫生医疗援华方面作了相当的工作,为中国长期抗战
做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使郭泰祺的外交生涯丰富多彩。
国联与中日纠纷
“九·-A.”事变以后,中国对国联寄以厚望,政府在外交上采取的是完全依靠国
联的方针。国联似乎对中日间的纠纷十分尽职尽责,1931到1932年初,先后有好几个决
议案出台,但是这些决议案对Et本并没有什么约束力。1932年初,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李
顿调查团成立,调查团远赴中国东北,考察中日冲突动状况,写成了长达10万余字的《国
联调查团报告书》(李顿报告书)。1932年底到1933年初的国联行政院会议的主要议题就
是如何解决中日纠纷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以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首席代表的
“豪华”驻国联的代表团表明其对这次会议充满了希望。郭泰祺与顾维钧、颜惠庆一样都
对国联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国联会通过支持中国的决议,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进行政治、
经济的制裁。在他看来,“中国不期望外来的军事援助,但至少应当在日内瓦得到一项道
义上和法律的制裁”⋯“如果国联不能做到这一点,将会随之引起中国公众舆论的极大不
满和今后在远东方面的不良后果”“。与会期间,郭泰祺始终抱有这样的想法。
11月12日,国联行政院会议召开,开始审议《李顿报告书》,28日报告书的审议工
作被提交到国联特别大会。诸多会议中,以中国代表和日本代表相互陈述和辩论的形式进
行。12月6日国联特别大会开幕,日本代表松冈在会上演讲,认为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只是
为了“条约权力之尊严,及日本国民生命财产之安全。”诬蔑中国在俄国的帮助下,威胁
日本的上述利益,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只是沿袭英国以前在上海的行动,日本对满洲伪政权
没有任何责任2,妄图为日本在满洲和上海的行动辩护。8日,郭泰祺代表中国发言,针对
松冈的论调在大会上对其进行反击,他认为国联对于日本在远东暴行已经有了明确的判
断,即“(1)日本在东省之行为,不能认为自卫;(2)满洲国乃一伪造之傀儡:(3)日本
蔑视盟约义务及行政院之禁令。”郭泰祺同时重申中国对解决争议的态度,即中国决不与
2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P132。
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五卷第四号附录,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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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泰祺(1932.1941)一一职业外交官的个案考察 2000年5月
日本直接交涉,但赞成经由国联以集体的方式交涉,解决中日问题的原则是必须援引国联
大会三月十一日关于中日纠纷的决议案以及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之第三原则(任何解决必须
以国联会章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为根据)230正式会议之余,郭泰祺积极穿梭于各国外交
人士之间,将中国政府的立场转告各方,寻求支持,并及时了解各国对李顿报告书的态度
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然而郭泰祺的热情不得不冷却下来,《李顿报告书》分别在国联特别大会和19国委员
会会议上经过审议,1933年2月国联大会通过了《关于李顿报告书》的最终决议案,该决
议案建议国联会员国在法理上不能够承认“满洲国”,并建议中日双方就争端问题进行谈
判等。“随后日本退出国联、大举进犯中国热河,这一决议案也成为一纸空文,南京国民
政府单纯依赖国联的外交方针破产。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届大会上郭泰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国联在解决中日争端的不可依
赖性。他深刻认识到的只是中国政局的分裂给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造成极坏的影响。
1932年10月10日,郭泰祺等人在给政府各部门的电文中指出:“我国中枢分散,洛宁沪
汉。形势分歧,内部亦多未充实”,是日本在国联自我辩解的借口,同时也是国联各友邦
国家深以为憾的地方,希望政府能够“团结内部,罗致全国人才,充实中央,组织强固政
府,造成政治重心,齐聚首都,一致对外,以振国际视听。””顾维钧、郭泰祺、颜惠庆
等人甚至还发动中国驻德国、美国、丹麦、挪威等公使联名通电国内的分裂势力,号召“同
心同德,一致对外”,因为“窃以日本向诋中国内部分裂,频年扰壤,一切公法公约俱不
适用于我国,放遇事不得不图自卫。各国政界、外交团及舆论方面,均以中国内讧不已,
友我者叹息,忌我者il【【笑。””当国联在中日上问题以上述理由偏袒日本的行为时,郭泰
祺和顾维均等人甚至建议政府与日本绝交,以期在国际法原则上造成中日间的交战状态,
给国联制裁日本提供足够的证据。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观点,现在来看,政府的决定完全
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1932年12月lo日,郭泰祺在对国联情形发表谈话时指出:
“吾对于国际联盟此届非常大会之感想颇多,所受之刺激尤深。外交无实力为后盾,求
人之难,实难于上青天。⋯再三迫切陈情,希望全国民众全球侨胞,作最后奋斗之场合,
誓当今后更努力实行团结,一致对外。惟天助自助者,幸勿自欺欺人,益知求人不如求己,
独反求诸己者,方得有根本解决国难之一日。””。无论如何,郭泰祺毕竟认识到国力之不
足对外交的影响。
这些都表明郭泰祺等人对国联仍然抱有天真的理想,而国联在解决战争纠纷上的脆弱
是在以后的历史中多次被证明的。郭泰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敏锐地把握到
国际间合作的不可逆转性。在顾维钧回国休假,颜惠庆改派驻苏大使以后,郭泰祺依旧在
国联的舞台上兢兢业业,并没有放弃任何中国问题在国联得以申诉的机会。尤其在中国重
新争取行政院非常任理事席位的问题上,郭泰祺坚持不懈地努力,认为中国应当在非常任
理事国中占一席之地。
珏《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五卷第四号附录,P70。
24韦贝罗:《中日纠纷与国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P450—459。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二),中华书局, 1985年,P60。
2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P74。
27参看鹿锡俊:‘1933年中国对日绝交
的沉浮一兼析(顾维钧回忆录)的有关观点》,顾维钧与中国
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船《中华民国外交史料从编》:陈志奇编,(7),渤海唐文化公司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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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泰祺(1932.1941)——职业外交官的个案考察 2000年5月
1934年9月,国联第十五届大会召开,郭泰祺作为国民政府派驻此届大会的首席代表
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说,进一步要求国联正视中国问题,反对任何承认伪满洲国的行径。
在演说中郭泰祺指出:
“(一)整个中日问题仍然存在,中国东北四省受外人玩弄之傀儡,现在居然妄窃帝号,但丝
毫不能变更其破坏盟约,武力侵占之性质。
(二)国联对于中日问题有继续不断之责任。现在远东和平之危机,日益迫切,国联之责任,
亦日益加重,决不因任何一国拒绝参与国联而受影响.
(三)(日本)在东亚方面继续破坏条约,其影响已遍及全世界,⋯⋯4希望各国
对日本的行为提高警惕。
在这一年的国联大会上,国联在解决中日纠纷问题上非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反
而使中国在非常任理事选举过程中落选了。郭泰祺十分重视此事,他认为国联作为一个国
际性组织必须具有普遍性,中国失去非常任理事的席次,日本又退出了国联,这样国联行
政院中就没有东亚的代表,在远东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国联对东亚的工作就难以及时
展开,更谈不上维护东亚和平和解决中日纠纷问题了。为此,郭泰祺与国联行政院主席交
换意见称:“本届大会(中国政府)不获选入行政院,及日本退出国际联合会,其行政院
所成状况为东方竞无一个代表,此实联合会有史以来,今为第一次,此种事实,为联合会
真正利益计,洵属不幸。””次日,郭泰祺又在致国联行政院主席的备忘录中强调:“今者
远东情形,充满经济利害冲突及军事活跃准备之威吓。此种情形,其将如何速进,无能预
言者。而祸变未来之时,须使中国事先加入行政院。⋯⋯此事之紧急至明,其正当亦无可
辩。兹建议行政院主席须授以大权,对于行政院为中国设立特别席次一事,迅问其同寅提
出相当具体办法,务求早日实现。”1935年5月,郭泰祺又致函国联行政院主席要求中国
应当占行政院理事一席,9月再次向国联大会提议,可惜都没能获得满意的答复。郭泰祺
并不气馁,他分头与各国主要会员国代表接洽,推动9月26日由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
由行政院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国联改组问题,同时就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远东代表权的问题
进行专门讨论。经该委员会讨论,建议国联为亚洲新增~席,“以现在之情形论,此席应
归中国。”1936年国联第十七届大会上第一委员会讨论并接纳了上述意见,在投票表决过
程中,中国以51票赞成,一票弃权,零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重新获得了非常任理事国的席
位。
1937年国联对中日战争的裁决使郭泰祺对国联在解决中日纠纷问题的作用产生了根
本性的动摇。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再一次向国联申诉,寻求国际社会的
干预。郭泰祺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几天之内便数次会晤英国外长艾登、次外长贾德
干等人,询问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欲援引国联盟约第十七条要求制裁日本问题的态度”。英
国不赞成中国把问题提交到国联,害怕万一国联或其它成员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英国
将首先成为日本打击报复的对象。13日,艾登在会见郭泰祺的时候认为日本政府“并没有
凹辛进主编‘外交年鉴》: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上),P136。
加辛进主编:‘外交年鉴》, 上海世界书局, 1934年(上),P150。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P126。
中国史学会等编;《抗日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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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泰祺(1932.1941)——职业外交官的个案考察 2000年5月
精心考虑计划一种侵略行动”,希望“中国政府不要采取可能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15日,艾登又对郭泰祺说国联制裁在应付埃塞俄比亚危机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中日问题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更难收效”。郭泰祺认为英国并没有意识到远东危机的严重
性。20日他将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向国联申诉的决定告知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给予支
持,艾登仍然坚持己见,认为中国“不能指望有什么具体效果””。在一片对日绥靖声中,
国联对于中国的申诉再次显示了它对臼本侵略的软弱无力:中日冲突被提交到远东顾问委
员会,而远东顾问委员会除了通过谴责日本飞机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决议外,无所作为。10
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顾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和一个决议,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
国会议,将中国问题的球踢给了九国公约会议。九国公约会议(即布鲁塞尔会议)也没有
给中国一个满意的答复。英、美等国的政府均对国联制裁日本采取消极态度,11月24日,
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一个道义上声援中国的报告和宣言后草草结束。郭泰祺对国联解决中
日问题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就做出了“当知过去数年来,国际局势之
所以呈每况愈下之乱像者,系全因国联未曾有所动作所致。””的感叹。
实际上,郭泰祺对于国联的态度进一步反映了他对国际合作的看法,像郭泰祺、顾维
钧这样的职业外交宫,一般从外交的眼光看待世界,较早地意识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顾维钧、郭泰祺等人之所以坚持中国在国联占据一席之地,正是出于这种前瞻性的考虑。
国联在解决中日问题上给了中国以教训,同时也给了中国以参与国际事务经验。1941年前
后,郭泰祺与顾维钧、陈介等外交官针对国际局势变化所采取的对策,就是国际间合作的
思想。那时候他们喜欢用“A、B、C”的略语指代“美、英、中以及苏联”的联合组织”。
1941年4月10日,郭泰祺招待伦敦的新闻记者,席间感慨万千,发表自己对战后国际合
作的想法。郭泰祺认为:“在九一八时间期间,姑息为一种最风行之政策,惟目前无论在
亚洲抑为欧洲,姑息政策均己成为过去之名次矣,在过去期间中,中国常被认作国际政策
之目的物,从未有任何国家愿与之合作,而在目前,中国之国际地位己与其精神力量同为
世界各国所公认矣,英美苏三国即首先承认中国在国际间之合理地位以及其在今日世界时
局中之重要任务,是故自此以往各国与中国之外交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基础,一切不合时
宜之条约之残迹均当予以迅速扫除,世界各国对于中国之成为东亚西太平洋区域文化及民
主政治之中心环节,亦逐渐又清晰之认识,以亚洲有论,余时常感觉苏联对于中国抵抗侵
略战争之友情与援助愈增,则亚洲大陆与世界和平之恢复愈有可期,中国对于国际联盟失
其效用一节所受之苦痛,虽较任何其他国家为甚,惟余仍认为是项集体与计到经济上之见,
应予以重新设立,而使中国、苏联、澳洲、纽西兰与印度等国能与西方各国和谐合作,即
以日本而论,待其珍惜与正义最后获得恢复之后,亦当加入合作。””4月12日,郭泰祺
又发表广播告别演说,针对合作问题进一步阐发,甚至引申到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问题
上:“余相信东西文化可以互相沟通,战后之大时代中,余以为主要此惟有A、B、c三国,
即美国英国与中国是也,在将来和平时代之东西方合作中,英美将与中国、苏联、澳大利
亚、纽西兰、印度共同合作,将来日本如恢复其性与正义之时,予以希望英美能与之合作,
咒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Pll6。
丑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P412。
34顾维钩:‘顾维钧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P464。
”《新华日报》,1937年9月6日.
两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四)1986年12月P580.581
“们宦庆大公报》194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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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可达成胜利,任何日本方面似是而非之诺言或军事之压力,皆不能使中国动摇,姑
息政策亦在欧亚两洲完全死亡。””郭泰祺将中国完全放在一个“大国”的立场上建构世界,
指出未来是一个“合作”的世界,中国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起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后来积
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也是这种思想积极作用的结果,而且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国联在
解决争端I;7题上的不足,重点建议联合国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制裁侵略,这一切都与
郭泰祺等人在国联的实践有莫大关系。
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郭泰祺年年参加国联大会,他坚持政府的立场,持之以恒地向
国际会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坚决反对任何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在某种程度上,使
国联成为中国问题得以申诉的讲坛。然而国联在英法绥靖日本的气氛中对解决中国问题没
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国联在解决中日纠纷方面的无所作为并不意味着国联对于中国一无是
处,在与中国的经济技术方面,国联还是作了很多工作的。国联与中国间的技术合作早在
20年代已经展开,但正式地实施则是在郭泰祺、顾维钧等人到欧洲以后。1933年5月31
日《中日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在国联活动的重点由控诉日本的罪行、要求国联制裁
日本转向争取国联对中国的技术合作与援助。郭泰祺在任内很好地贯彻了政府的意图,为
争取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和对华援助进行了不懈努力,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其
为促进国联卫生医疗援华尽心尽力。
1932年底到1933年初,中日纠纷问题在国联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裁决,但国联与中
国技术合作方面却达成了具体的
。协议的内容包括修筑公路、复兴农村经济、改良茶
丝棉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水利等各个方面。1934年9月,郭泰祺在国联第十五届
大会上,郭泰祺在申诉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时指出:中国具有伟大的市场,中国与国联的
合作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书,但是国联派驻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比较少,且不具有日本
所宣传的政治意义,推动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1935年夏季,郭泰祺在国际和平大会
上作了题为“中国之进步与中国之需要”的长篇演讲,阐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
在那次演讲中,郭泰祺介绍了1927年以来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金融、外交等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就“一般国际关系与和平展望”的基础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在郭泰祺的演
讲中,除了强调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之外,还充分肯定了国际合作与中国建设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情况极端严峻,中国与国联在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合作内容发
生了转变,郭泰祺为推动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不久,郭泰祺就向国联秘书长转交了中国政府的信函,明确指出中国情势十分危急,原
定中国政府与国联1938年度技术合作正常计划在中日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之际应有所变
动,中国迫切需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技术援助。郭泰祺同时提交一份备忘录,推动国联
在医疗和卫生事业方面对中国进行及时的战时援助,备忘录称:“战争爆发带给中国人民
生命财产的损失,也影响到主要港口的货物进出口作业,使得战时医药与卫生器材的补充
顿告短缺。而战火蔓延除了造成大量军民伤亡,更迫使大批难民流亡至华中、西南,及西
站《重庆大公报》1941年4月13日
”辛进主编:‘91-交年鉴》: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上),P138。
”ol-部周刊》,77期,P30。
郭泰祺(1932.1941)一一职业外交官的个案考察 2000年5月
北各地,这些地区的医疗卫生设施,原就不如沿海地区。因此政府十分担心,随着人口大
量迁徙,原本战时受到控制的疟疾疫情,将会在长江流域复发,⋯面对如此危局,中国政
府不仅要设法解决本国人民的疫情蔓延问题,也要防止因大量人口移动所造成的传染病复
发,波及邻近国家或地区。基于此,中国政府建议从1937年第三季起到1938年,所有用
于技术合作的资源,全数转用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防疫工作。中国也希望过去曾为东欧防
疫工作,而设置防疫委员会的国联理事会,也能针对中国情况,早日成立类似的委员会。
更盼望国联加派医疗人员来华,扩充过去九年以来进行的医疗与卫生合作。”“在郭泰祺、
顾维钧、胡世泽等大使的共同努力下,国联管理委员会通过了包括向中国提供不超过200
万法郎预算和专家抵华协助防疫卫生工作等内容的决议案,为中国抗战艰苦时期及时提供
了医疗、卫生援助。1938年9月,郭泰祺在出席国联技术合作会议时,首先对1937年到
1938年间防疫委员及工程师在华的辛勤工作表示十分满意和感谢。同时郭泰祺提出了与国
联技术合作下的新一年计划;“(一)扩充或继续防疫工作;(二)续聘现任两工程师并
增加水利或机械工程师;(三)续聘合作专家Camp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