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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史研究_新范式_的若干思考_吴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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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史研究_新范式_的若干思考_吴剑杰 ·问题讨论·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吴剑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 进行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展开 ,有的近代史研究者开始对 所谓传统观点 ,即“文革”前 17 年间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认识进行重新审视 ,初步提出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① 此后 ,赞同和运用 这种新思路的研究者日渐增多 ,至 90 年代 ,研究成果续有发表 ,这 种新思路也发展成为一种新“范式”,以这种新“范式”构架中国近 代史的学术著作也有多...
关于近代史研究_新范式_的若干思考_吴剑杰
·问题讨论·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吴剑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 进行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展开 ,有的近代史研究者开始对 所谓传统观点 ,即“文革”前 17 年间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认识进行重新审视 ,初步提出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① 此后 ,赞同和运用 这种新思路的研究者日渐增多 ,至 90 年代 ,研究成果续有发表 ,这 种新思路也发展成为一种新“范式”,以这种新“范式”构架中国近 代史的学术著作也有多种出版 ,其中由冯林先生主编 ,改革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 ———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 鸣》一书 ,应当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其重要性有如该书封底文字所 称 :“本书汇集国内实力派史学专家和研究者的最新成果 ,对建国 以前 100 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特别社会专题、主 要思想观念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地全新认识和讨论争鸣 ,并 以立足今天和关注现实的立场 ,客观公正地审视和反思了虽然已 经过去但其惯性依然影响至今的很多历史疑案、思想误区、‘教科 书’式的僵化模式 ,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的 ·852· ① 李时岳 :《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重要收获 !”下面的几点思考 ,主要是读了本书的有关部分之后所 引起的。 关于新范式 ,雷颐先生为该书撰写的“总序”中有明确的界定 : “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 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 ,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 仅是一场‘革命史’。”对于旧“范式”,以及必须从旧“范式”向新“范 式”转换 ,雷先生也有自己的说明 :“‘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 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 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 ‘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 ,尽管为时嫌晚 ,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 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 先决条件”。① 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 ,实力派史学家们 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 , 这一条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起 ,赫 然印在该书的封面 ;同时也得出一系列的具体结论 ,如在该书第一 篇中 ,就有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②,维新 运动是“早产儿”③,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④;辛亥革 命也超前了 ,因为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 ,它之所以爆发 ,“完 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⑤;“现 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是那些沦为 ·95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71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53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47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3 页。 雷颐 :《总序 :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 题研究与争鸣》(以下简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2 页。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 运动”①;只有西学东渐催生的“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 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所以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貌似 爱国 ,实属误国、祸国”②,等等。毫无疑问 ,这些结论确实不同于 旧范式的传统观点 ,但它们是否比传统认识更贴近 100 年来中国 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 ,是否都是新的或最新的 ? 并非没有商榷的 必要。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 应当申明 ,本人作为受所谓旧范式惯性影响较大的一名近代 史研究者 ,并不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 百年来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 ,丰富多彩 ,从任何一个侧 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 ,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事实上 , 近 20 年来 ,许多学者 ,包括该书中的某些作者对清末新政、立宪 派、立宪运动的研究 ,对商会、会馆、移民、灾荒、行帮的研究 ,对军 阀、土匪、特务的研究等等 ,或者矫正了传统观点的某种偏颇 ,或者 拓宽了研究领域 ,填补了学术空白 ,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 史的整体认识。作者未敢苟同者 ,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 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 ,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 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 被称之为“旧范式”的近代史研究同其他历史研究一样 ,是以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 ,来建构自己的 理论框架的 ,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 ,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 ,最 ·06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②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81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63 页。 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 ,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 ,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 , 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 ,中国近代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封建主义与人 民大众的矛盾 ,乃是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 ,因此 ,争取民族独 立以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 ,乃是近代社会 发展的主要趋势 ,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 和参照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 ,发生于近代一百年来的阶级斗争、 革命斗争诚然被给予更多的关注 ,但并不认为中国近代史“仅仅是 一场革命史”,更不是所谓以“农民起义为主线”。事实上 ,“文革” 前 17 年间出版的几种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 ,如林增平编著的《中 国近代史》、戴逸撰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上) 、刘大年主编的《中国 近代史稿》等 ,都有关于革命史、政治史以外诸如经济史、思想史、 文化史等方面的充分论述。特别有关近代中国工业、农业、手工 业、铁路、航运、货币、外贸、外债等资料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史料丛刊》(五种)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四种)的分类整 理与出版 ,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即经济的近代转型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 ,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 ,《中国资本 主义发展史》也开始着手编著。检讨“旧范式”下对革命史、政治史 以外的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重视不够 ,或者尚未引起 应有的重视 ,有些具体结论也有失偏颇 ,未尝不可 ,但说“旧范式” 把近代史仅仅视为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革命史”,则显然有悖于 事实。至于说办洋务就是卖国 ,搞维新无非是妥协 ,干革命也不正 确 ,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一味歌颂等等 ,并不是“文革”前的所谓传 统观点 ,而是“文革”期间极“左”的实用史学观点。 “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研究是近十年来应时而生的热门课 题 ,以“现代化”为视角来分析、考察近百年来仁人志士的现代化追 ·16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求 ,写出一部或数部中国现代化史 ,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工作。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 畴 ,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 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但是 ,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 ,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趋 势或本质内容 ,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尚 嫌证据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 ,百年来的中国是否确实存在一个 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 ? 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是否是当时社会的 主要矛盾 ? 众所周知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观念 ,在近代中国 ,我 以为所谓现代化 ,至少应当包含产业的机械化、政治的民主化、社 会的公开化以及与之相适的人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等 等。就拿作为现代化前提的经济现代化而言 ,前 80 年 ,从洋务运 动开始 ,先后创办的近代官办工业不过几十家 (含军事工业) ,民办 资本工业不过几百家 ;农业方面 ,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原封未动 , 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后 30 年 ,主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的前几年 ,现代化经济虽有所发展 ,但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 总产值的 10 %左右 ,而且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钢 产量不过 5516 万余吨 ,中国仍旧是一个粗放的传统农业大国 ,也 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人们可以充分肯定洋务派创办 军、民工业“打破坚冰”的开风气之先的客观作用 ,甚至可以置李鸿 章们“以剿内寇尚属可用 ,以御外侮实未敢信”、“可以靖内乱 ,不能 御外侮”一类的自白于不问 ,“对其兴办者的主要动机之一如镇压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则不多考虑”①,而突出其“夺其所恃”以“绝 ·26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3 页。 其觊觎”的所谓“防止殖民地化”的作用①,但很难把 30 年中仅仅 办了那么十几个军事工厂和二十几个民用工厂的洋务运动称之为 “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②。就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而 言 ,除了孙中山在他的晚年提出了一个《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 划》,希望欧美各国出资本、出机器 ,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 算是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初步的构想 , 其他任何人 ,包括洪仁 和洋务派 ,都只是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皮 毛的感性认识基础之上 ,对国家现代化的不间断的追求 ,远不足以 倡导和支撑起一个经济的现代化运动。 如果说百年中国在经济上尚不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运动 ,那么在政治上 ,在前 80 年 ,确有几件称得上运动的事件。除 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 ,还包括处于两者之间的新政。这些运动中 或运动后出现的学会、学堂、报刊、商会、社团、政党、内阁、总统、宪 法等等 ,与洋务运动以来出现的厂矿企业、轮船火车、电报电话、新 式军队等等一样 ,都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新的现代化因素 ;虽然因其 微弱而未能改变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本质 ,但基于上述新的 社会经济因素而产生和逐步形成的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 ,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活跃的积极力量。中国资产阶级及 其代表人物提倡和实践“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种 种救国以适应世界潮流 ,实现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 ,同时也进 行了旨在改变旧的传统政治体制的维新、宪政和革命等政治运动 ,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 程。我们注意到 ,即使是“新范式”的研究者 ,在同样用“现代化”视 角考察时 ,对维新、新政和革命三者的评价也并不一致。有的研究 ·36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②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3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27 页。 者认为 ,洋务运动因突遭甲午战败的打击而结束 ,是中国现代化的 一次巨大挫折 ,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变得更为薄弱了 ,而洋务派 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在这种形势下 ,年 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成 为一个缺乏阶级基础又脱离洋务运动母体的早产儿 ,“运动来得 快 ,消失得也快”①。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 ,它的发动和 戏剧性的成功 ,在一定程度上说 ,并不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 果 ,“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 果”②,“结果播下龙种 ,收获的却是跳蚤”③。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辛 亥革命“超前”发生的思想理论根源 ,说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理想虽美 ,然而毕竟超越了中国社会的承受 力 ,超越了社会发展所必然经过的阶段 ,而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 误区。“这一至关重要的失误不仅导致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一个 相当长时期的混乱 ,而且实际上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 的先河 ,人们仿佛一致相信 ,当中国面对多种选择时 ,只要凭借人 为的力量 ,便理所当然地选择那些更加动人的理想或理论”④。按 照这个思路推衍下去 ,我们不知道作者还会得出什么结论。正是 从上述理念出发 ,“新范式”的研究者无疑更看重洋务新政和清末 新政 ,认为经过洋务运动“几十年相对安定和平的发展 ,到 19 世纪 80 年代或再迟一些时候 ,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它虽 然尚不能说已再次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 ,但在世界范围确实开始 恢复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在这条通道上持续 ·46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70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78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71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45 —46 页。 走下去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社会基本关系的改 变 ,政治体制的变革也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的现代化或许能 以健康的状况向前发展”;“我们应该承认 ,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走完向现代化的转化 ⋯⋯而且在西太后在世时已开始的政治变革 ,于 1909 年 10 月 4 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谘议局 (新疆省缓办)并开议。不论清政府这 一举措的实质目的如何 ,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 改革打开了通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可能在以满洲贵族为 主体的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进行 ,中国或许不会重蹈王朝更替的 恶性循环规律”。① 笔者注意到 ,文章作者在这里多处使用了“如 果”、“或许”之类的假设词 ,设定中国的现代化应当在清政府的主 导下缓慢而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但是谁都知道 ,历史是不能假 设的 ,历史也没有按照后人设定的现代化通道运行。如果承认历 史是既往的现实 ,那就首先要问一问 ,近百年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 么 ,为什么发生 ? 说戊戌变法“早产”,辛亥革命“超前”,究其根本 理由 ,无非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外力作用下被迫发生的 ,脱离 了循序渐进的常轨 ,且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变法与革命都不充分具 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是在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支配下 人为选择的结果 ,因而造成中国现代化的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挫折 , 作者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化的超前和失序”,并且“一直没有得到很 好的调理 ,遂使矛盾愈积愈深 ,终于演化成一次又一次地激进运 动 ,结果便是适得其反 ,欲速则不达 ,中国的现代化一次又一次的 陷了困境 ,后退不能 ,前进不得 ,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② 文章作者这里没有明确指出“愈积愈深”的矛盾究竟有哪些 , ·56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②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57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58、159 —160、161 页。 然而包括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内的 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激进运动 ,不正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激化的结果吗 ? 不正是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从根本上阻碍和制约着中国资本主义的 正常发展和现代化的有序进行吗 ? 可见离开对百年中国客观存在 的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 ,离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争取社会进步是近代历 史的基本内容的结论 ,硬要去从中找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连续 的现代化运动 ,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 主观的臆想和假设 ,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况且 ,按照 “新范式”以现代化作为评价近代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 既然连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在客观上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次 又一次地遭受巨大挫折和陷于困境 ,“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理 应予以否定的评价 ,如何又说“作了较以往更高的评价”① 呢 ? 又 如何理解“新范式”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代表着中国 现代化的总趋势呢 ? 二、关于“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 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有的主张“新范式”的实力派学者认为 :“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 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 ,即使 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 们的现代化运动 ⋯⋯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地的 分野 ,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66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3 页。 “不消说 ,这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 ,它实际 效果便是把已经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化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 仇的轨道上 ⋯⋯这势必加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阻力”,“于是中国 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假民族主义的误区”。① 关于“现代化的进程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一结 论是否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 ,笔者的世界史知识有限 , 不敢置喙 ,但是常识与现实告诉人们的是 ,亚非拉许多原先是殖民 地的国家和地区 ,都曾为争取民族解放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 进行过长期的斗争 ,它们在独立之前似乎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 动 ,独立之后直至今日 ,也仍然处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之 中 ,现代化进程仍然举步维艰。但即使如此 ,也没有任何一个已经 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愿意再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去。当然 ,也有是 殖民地而无碍于现代化运动的 ,比如澳大利亚 ,也许还有南非 ,但 这是特例 ,不足以支撑“世界各国早已表明”的普遍性结论。况且 , 即使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 ,也早已争取了实质的独立地位 , 现今进而要求废除英国女王派给他们的总督 ,南非的黑人也结束 了白人移民的长期统治 ,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自由 ,毋宁死”。这 个曾经被许多所谓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用来争取生 存权、发展权 ,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著名口号 ,为什么到了它 们的后辈们接过这个口号 ,以争取本民族的独立解放 ,便是陷入假 民族主义的误区呢 ? 在世界还被划分为民族和国家的条件下 ,任 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都会把民族的尊严、国家的独立视作比生 命还要重要。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 ,一个被视为与狗同类的民族 , 从何谈起所谓现代化运动。因此 ,就一般而言 ,失去独立自由的殖 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 ,必须首先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 ,恢 ·76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63 页。 复国家的完整主权 ,然后才谈得上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 路 ,这种必然联系 ,倒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 程所能证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反对殖民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 独立解放的斗争 ,如同反对国内封建压迫以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 一样 ,与争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本质上是互相联系、并行不悖的 , 而不是互相冲突、格格不入的。 我们注意到 ,文章作者的上述论点是由评价辛亥前孙中山的 民族主义而引申出来的 ,说“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 ,虽 然在主观目的上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但他们在斗争策 略上至少是一开始即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 ,重新规划中 国现代化的道路 ,以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孙中山“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族人的统治”, “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这就使“中 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假民族主义的误区”,“即使主观目 的不错 ,但其客观效果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以如 此 ,是因为孙中山们“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地的分野”,因为“现代 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何况满族人“对中 国的统治 ,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沦为满族人的殖民地”。① 对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当然可以做不同的评价 ,它的局限和 弱点 ,也早已有人指出过 ,如吴玉章在 60 年代初就指出 ,反满的口 号太简单了 ,它把一切的仇恨都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 ,其中掺杂 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 ,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 识 ,结果放走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 ———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 为了反满 ,对于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也太简单了 ,没有批判 长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 ,这就又放走了一个内部的大敌 ·86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162、163 页。 人 ,即支持清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① 又如 ,孙中山把满族人视 为“外国人”,把满族入主中原视为“汉人亡国”,明显地带有“非我 族类 ,其心必异”的种族偏见 ,也是一种错误的理念。但是第一 ,孙 中山并没有“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 而是严格区分了满族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兄弟曾听见人说 ,民族 革命是要灭绝满洲民族 ,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 ,是恨 害汉人的满洲人”。② 因此 ,不能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宣传是在煽 动“民族复仇”,事实上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 ,也没有发生仇杀满 人的严重事态 ,满族皇帝和王公贵族都是在享受种种尊崇和优待 的条件下 ,才交出了权力。第二 ,“反满”是孙中山在当时的特定国 情条件下 ,用来宣传、发动革命的一种策略选择。孙中山从事政治 活动初期 ,同当时的仁人志士一样 ,寄希望于清政府“励精图治”, “勤求政理”;“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 ,月异日新 ,不遗余力 ⋯⋯草 野小民 ,生逢盛世 ,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③ 这是他在 《上李鸿章书》中的话。上书失败 ,他完全丧失对朝廷的信赖 ,决心 “亟拯斯民于水火 ,切扶大厦之将倾”,“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④ 什 么是“民志”、怎样“申民志”呢 ? 孙中山可以像洪秀全那样 ,把清政 府当做一个中国朝廷来反对 ,但在一般抱有“忠君”思想观念的国 人看来 ,反对朝廷就是逆君叛上 ,乱臣贼子 ,敢冒这样的弥天罪名 而追随附和者未必有人。他也可以用民主、共和作旗帜来号召国 人推翻君主专制 ,但习惯于做“顺民”而只盼望好皇帝的国人并不 能了解那个西方洋鬼子的一定比中国皇帝好。于是 ,他选择 ·96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② ③ ④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第 19 页。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第 8 页。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325 页。 吴玉章 :《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 17 页。 了首先从启发汉民族士人和会党中潜在的“夷夏之辨”和“反满”意 识入手 ,唤醒其民族精神 ,“渐入民主革命的正途”,从而掀起革命 的风暴。说辛亥革命是“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也并不错 ,因 为任何一场社会大变革都需要有舆论的准备 ,但归根到底还是人 心所向 ,因为与孙中山鼓吹反满的同时 ,鼓吹“保皇”,侈谈皇清深 仁厚泽、爱民如子的大有人在 ,为什么没能保住 ? 难道没有比个人 意志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认识 上的误区 ,倒不在于他宣传了“反满”,而确乎在于他“将中国问题 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洲人的统治”,看不到更大的责任者是外 国帝国主义。第三 ,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 ,是与推翻帝制、建立 共和的民权主义紧密联系起来的。如上文所引 ,民主革命才是孙 中山倡导的“正途”,他提倡反满革命 ,推翻清朝 ,不仅仅是因为这 个朝廷的主导者是满族人 ,更因为这个朝廷坚持和代表着中国传 统的封建专制政体 ,而“这种政体 ,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 ,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 ,从颠覆 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因此 ,“就算汉人为君主 ,也不能 不革命”。① 这样 ,孙中山便以其彻底的民权论立场和坚定的共和 制追求 ,不仅与旧式的种族革命区别开来 ,而且与君主立宪派的改 革运动区别开来。诚然 ,在理论上 ,在辛亥以前 ,孙中山着眼于借 鉴西方先进的共和文明的成果 ,主张“取法于人”,“取法乎上”,或 许妨碍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分析 ,他以造机器、修铁路为例 ,说智 者必采最新成果而用之 ,借以说明舍立宪、取共和的必要 ,也不是 关于中国未来实行共和制度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理性论证 ;在实 践中 ,也确实出现过帝制是推翻了 ,但共和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 , 以及为孙中山始料所未及的社会政治的无序与动乱。但是 ,如果 ·07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第 325 页。 把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当做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 ,如果以发 展的、辩证的观点看 ,无序也是一种序 ,并且是走向新的有序的必 经阶段 ;民国即使只是一块空招牌 ,有与没有也大不一样 ,因为不 管道路如何曲折坎坷 ,想要砸掉这块招牌、恢复帝制或变相帝制的 人都一无例外地身败名裂 ,中国何曾“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辛亥革命无疑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 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在主张和追求民主共和制这一问题 上 ,如果说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在认识上有缺憾或误区 ,倒不在于所 谓“理想主义”或“政治浪漫主义”,而在于对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 建帝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 ,把问 题想得过于简单容易了。值得指出的是 ,孙中山是一个善于学习、 不断进取的人。辛亥革命以后的实践使他逐渐觉悟了 ,认识到共 和民国和《临时约法》还需要用斗争来捍卫 ,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 丘之貉”,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 ,断无成就”,认识到“帝国 主义不仅是中国达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 ,同时又是反革命势力 最强大的部分”,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认识到要打倒军阀和帝国 主义 ,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进行有最广大民 众参加的国民大革命 ;直到临终 ,孙中山仍告诫国人 :“革命尚未成 功 ,同志仍须努力。”这些都是对中国共和制简单化认识的一步步 加深 ,作为孙中山的“真正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者正 是基于和发展了上述认识 ,才得以完成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 ,确 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制度。因此 ,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来看 ,我 们不能因为民国曾经仅仅是一块空招牌 ,便否定孙中山推翻帝制、 首创共和的伟大功勋 ,而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所谓政治浪漫主义的 人为选择。 ·17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过去一直被视为“拳匪祸国运动”,十恶不赦。在 “旧范式”下 ,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得到基本肯定。按照“新 范式”,当然没有义和团运动的地位。早在 1980 年 ,就有人提出义 和团运动是一个反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早日生根、 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惰性力量”的论点 ,理由是帝国主义在侵略 中国的同时 ,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是使近代中国 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的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 ,“但它却遭到 义和团的殊死反对”①。现在 ,新范式的学者上升到“现代化史”的 高度来重新审视 ,结论仍然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不利于现代化 ,它 “貌似爱国 ,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值得肯定的 ,理由也仍然是“既 阻挠社会的进步 ,也无助于国家的独立”②,因为只有西学东渐后 催生的“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 强的国家”③。新、旧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 ,在义和团运动的评 价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不可不辩。 关于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历史合理性 ,反对的意见不多 ,即使是 “新范式”论者 ,也认为它“事出有因”④。义和团有浓厚的盲目排 外或笼统排外言行 ,这一点 ,两种范式的研究者也有共识 ,没有分 歧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估这种盲目排外。“旧范式”下 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笔者认为还须指出 ·27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74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3 页。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第 81 页。 王致中 :《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的有两点 ,一是义和团的排外言论远甚于排外举动 ,它的排外举动 被故意夸大了 ;二是排外不等于反对先进生产力 ,“祸国”的帽子太 大了。 关于第一点。马克思在论及 1857 年印度反英大起义时说道 : “不应忘记 ,一方面人们把英国人的残酷行为说成是尚武精神的行 动 ,但对土人的暴力行为 ,虽然其本身是令人惊骇的 ,却还故意加 以夸大”,指出“一个英国牧师凭想像虚构出来的恐怖 ,远远超过了 一个印度起义者本人甚至狂想时所能设想的”。① 义和团的命运 也是如此。大凡论到义和团的排外恐怖 ,一是援引“一概鬼子都杀 尽”、“挑铁道 ,把线砍 ,旋再毁坏大轮船”等义和团“揭帖”,二是引 用日本人佐原笃介等根据在华外国人的公私函电和通讯报道编辑 成的《拳乱纪闻》、《拳匪纪事》和《拳事杂记》中的 ,其中最触目 惊心的是常被引用的下列七条 ,大意是 : (一) 最恨洋货 ,见即怒不 可遏 ,必毁而后快 ;闲游市中 ,见有洋货或洋字者 ,皆毁物杀人。 (二)有用纸烟、洋伞、洋袜者 ,处以极刑。(三) 有 6 名学生身带铅 笔、洋纸 ,义和团乱刀齐下 ,皆死非命。(四)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 , 而 8 口同戮。(五) 十毛之人 ,必杀无赦。(六) 杀教士 78 名 ,另有 29 个小孩死于非命。(七) 天主堂墓地悉遭发掘。我们无法考证 上述每一具体事件是否真实 ,也不认为纯属虚捏 ,全不可信 ,但其 中必有相当多的夸大。即令就佐原的记载本身 ,也可以找出许多 条材料 ,来证实所谓“十毛之人 ,必杀无赦”一类的描述是被夸张了 的。试举几例。(一)据佐原《拳乱纪闻》载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期 间 ,被杀的外国人共 107 人 ,这是外国人事后的统计 ,不会缩小。 具体分布是 :山西 56 人 ,小孩 22 名 ;直隶 13 人 ,小孩 4 名 ;浙江 8 ·37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印度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178、176 页。 人 ,小孩 3 名 ;山东 1 人。直隶省特别是京津保地区是义和团运动 的中心 ,同时也是洋人集中的地区 ,按理应是洋人遭殃最严重的地 区 ,但实际被杀的是 13 名传教士和 4 个小孩 ,如果确如义和团“揭 帖”声称的那样 ,或如某些外国人描述的那样 ,直隶一省被杀的外 国人决不会只有此十数人 ,这说明义和团所谓“一概鬼子都杀尽 , 中原不准有洋人”云云只是一种口头恐吓 ,行动中却谨慎得多 ,对 一般洋人 ,或“驱赶离家”,或劫其财货。① 意欲杀逐的 ,主要限于 少数劣迹昭著的传教士。洋人被杀最多的是义和团并不发达的山 西省 ,那多半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仇外心理促成的 ,据记载 ,1900 年 7 月 ,他一次便主持杀死艾士杰等 40 余名传教士。② 至于在浙江 被杀的 8 名传教士和 3 名小孩 ,与义和团无关。(二) 保定是义和 团最盛行的地区之一 ,是不是“十毛之人 ,必杀无赦”呢 ? 据从保定 到天津的比利时人阿松 (铁路公司职员) 和他的翻译郑忠甫口述 : 当他们乘船经过保定城外的句角村时 ,被团民喝令上岸。郑自承 翻译后 ,被送进一间宽敞的屋子里 ,四周悬挂红幔 ,中间置一香炉 , 有二三十名童男童女持刀而舞 ,“咸曰汝入教否 ,此刀能辨之。若 入教者刀便砍汝 ,否则不砍。驱郑使前 ,居然不砍”。未久 ,走出一 位年长男子 ,“命释之”。洋人阿松也安然无恙。两人继续前行 ,到 达天津。③ 另一个在天津当洋行买办的静海人回乡探亲 ,被团民 认为“洋行中人必信奉天主教 ,围而捕之 ,将置于死地。后经团匪 省视 ,确非教民 ,命众使释。”④ 这也说明义和团并非遇着洋人或 与洋人有关系者、持洋物通洋语者 ,概行加害。(三)天津是义和团 ·47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义和团》第 1 册 ,第 249 页。 《义和团》第 1 册 ,第 248 —249 页。 乔志强主编 :《山西通史》,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第 610 页。 佐原笃介 :《拳事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 称《义和团》)第 1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248、245 页。 最早进入的大城市 ,也是最早被外国人描绘成恐怖世界的地方 ,但 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 ,有人从天津到上 海对《字林西报》记者说 :“所传天津破烂情形 ,殊不可信。以吾所 见 ,英租界内只贮糖栈房曾被炮火焚毁而已 ;法租界各处房屋延 烧 ,有轰击者固多 ,然皆守租界时联军恐华兵、团匪得以隐伏 ,故自 为之也 ⋯⋯又云美领事署已成灰烬者 ,其实并无大伤。”① 于此可 见 ,传闻离事实有多远。(四)在北京 ,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 和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是董福祥的甘军士兵和荣禄的神机营旗兵 , 并不是义和团。(五)直隶义和团确曾毁过铁路、电线 ,那是他们于 五月设伏涞水打死清总兵杨福同以后 ,“意谓前既拒杀官长 ,祸必 不免 ,毁路所以阻兵”②。为防御官兵沿铁路线前来报复 ,才烧了 长辛店、琉璃河两处车站 ,撬毁几段铁路和沿路电线 ,这纯粹是自 卫作战的需要。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毁铁路的事件 ,之后 ,虽有过 天津至杨村一段铁路被毁 ,目的在于阻止八国联军沿铁路进攻北 京 ,且“不毁于拳匪 ,而毁于其常备军 (清军)”,且“各处铁路 ,全被 华兵毁坏”。③ 至于义和团是否确有捣毁机器的实际举动 ,似乎未 见论者列举过实例。笔者指出上述几点 ,当然不是要否认义和团 有浓厚的盲目排外的言论和行动 ,而在于说明 ,它的这种落后性和 野蛮性 ,一开始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无限地加以夸大和渲 染了 ,以此作为向中国人动武的借口 ,我们今天来评估义和团的排 外行动 ,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不应当只是片面选取那些显然 经过“故意加以夸大”了的若干记载 ,来想像和描述义和团的狂热 与恐怖。 ·57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② ③ 佛甫爱加来、施米侬 :《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第 3 册 ,第 283 页。 佐原笃介 :《拳事杂记》,《义和团》第 1 册 ,第 246 页。 佐原笃介 :《拳匪纪事》(又名《八国联军志》) ,《义和团》第 3 册 ,第 207 页。 关于第二点。盲目排外或笼统排外 ,并不是义和团独具的 ,也 不是中国独具的。早在两次鸦片战争中 ,广东沿海人民就采取断 粮、断水、投毒等手段 ,企图饿死、困死和毒死外国人 ,并袭击和杀 戮他们所遇见的所有外国人 ,烧毁劫获的外国船只。义和团运动 以后 ,如在 1905 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 ,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也还 采用过拒运、拒售、拒用和焚烧美国货物等方式来进行斗争。在国 外 ,印度起义者曾毫不留情地杀死被他们抓到的所有英国人 ;爱尔 兰农民起义者不仅袭杀强占其土地的英格兰地主 ,也袭击耕种这 些土地的英格兰农民。可见 ,用不加分析地杀害外国人和排斥外 国物的来反对外来侵略势力这种笼统的排外斗争 ,是那个时 代遭受殖民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普通采用的反抗方式。说它 盲目、笼统 ,是指这种一概排斥的非理性的做法 ,由于缺乏对排斥 对象的本质认识和具体分析 ,因而得不到正确理论的指导 ,达不到 预期的斗争目的 ,并不是要否认这类反抗斗争的正义性。马克思 曾经把这类斗争称作“历史的报应”,说印度起义者的“暴力行为确 是可惊、令人厌恶和难以描述的”,然而不管这种“行为如何不名 誉 ,它们只不过是英国本身在印度的行为的集中反映”,是一种“历 史的报应”,“而历史报应的一个规律就是 :历史报应的工具不是由 受害者所制造 ,却是由害人者自己制造的”。① 列宁也指出 ,正是 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 ,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 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 ,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 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 ,那些用宗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 人 ,才引起义和团和中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② 这些难道不是历 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吗 ? ·67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② 列宁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14 页。 《印度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第 178、176 页。 至于说义和团排外就是反对先进生产力 ,并不是什么新话题 , 因为所谓“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在当时就是欧洲文明人用 来镇压义和团的一条重要“理由”。的确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侵 略中国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力 ,同时肩负着破坏性和建设性 这双重使命 ,如同英国在印度那样 ,这被马克思称之为“历史的不 自觉的工具”。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独立富强 ,从根本上说 , 也有赖于这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但是 ,在近代中国 ,真正阻碍代 表新生产力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 ,不正是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吗 ?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 说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 ,既不会给人民 群众带来自由 ,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 ,因为这两者都不 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 以前 ,或者在印度人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 ,印 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 素所结的果实的。”① 中国人民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 ,其中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 ,终于取得将帝 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 ,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 ,获得真正独立和迅速 发展的历史事实 ,证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诚然 ,义和团在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 显示了浓厚的封建落后性和笼统排外的狂热性 ,但它在对帝国主 义这个中华民族最主要敌人的认识上 ,比较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 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对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认识上的粗疏和方式 ·77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①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 社 1972 年版 ,第 73 页。 的落后 ,应该有恰如其分的评估和分析 ,不应当用我们今天的认识 水平来责备前人 ,因为“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 段 ,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 ,而 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①。生活在 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农民 ,处在那样的时代 ,受着历史的、传统的和 阶级的种种局限 ,他们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 ,也 只能得到和使用那样原始、简陋的武器 ,却敢于起来反抗拥有近代 军事装备的侵略者。人们可以指出义和团先辈们的落后与蒙昧 , 也可以批评他们受了顽固派王公贵族们的愚弄 ,但不可以指责他 们根本就不应该起来抗争。当然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 任务与一百年前有了根本的不同 ,不需要对义和团在反抗斗争中 所表现的排外狂热津津乐道 ,但也不应当重新给义和团运动抹黑 , 斥之为“祸国”。 四、关于“范式的转换” 该书“总序”在论及范式的转换时说 ,“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 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 ,尽管为时嫌晚 ,这就为从 ‘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 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不同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反 思 ,也就是一种‘范式的转换’”。一句话 ,“时代精神”变了 ,研究范 式也必须变 ,理论根据是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一段话 ,但最重要 的一条 ,还是主编者印在书背面的“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克罗齐是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的 ,对他的史学理论 ,可以见仁 ·87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第 20 页。 见智 ,但他在历史学的认识论上夸大历史学家主观思维的作用 ,否 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恢复客观历史的可能性 ,认为一切历 史所涉及的仅仅是当代的形势和需要 ,从而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 当代史”的命题 ,不是笔者所能接受的。历史是过去的客观真实 , 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在于努力去认知、解读、诠释其客观过程 ,进 而揭示其规律性。研究历史当然总会有理论的指导 ,旧范式之所 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 ,首先是因为这种理论最 能帮助我们去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 ,贴近过去的客观 真实 ,并不是为了适应所谓“时代精神”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 , 并不能因为当今的“时代精神”变成“现代化追求”,而断定旧范式 已经过时。 是否因为今天在追求现代化 ,就必须把百年中国史改写成“其 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呢 ? 似乎不必。因为第一 ,正如笔者已经指出 的 ,百年来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 ,近 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或基本内容就是反帝反封建 ,争取民族解放 和社会进步 ,现代化或现代转型问题只是从属于这一主题的一个 方面 ,对它的研究无疑会丰富人们对近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 , 但无法取代这一主题。第二 ,如果因为今天要搞现代化 ,就必须把 中国近百年史改写成“现代化史”,那么 ,中国古代的历史怎么写 , 世界史又怎么写 ,是否因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就必须 把世界史写成“世界和平与发展史”? 历史学的科学价值 ,在于增 加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 ,记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 从而增强创造未来历史的自觉性。当然 ,历史学家受了某一现实 问题的启发 ,去着重研究近百年历史中的某一问题 ,比如现代化问 题 ,以资借鉴 ,这是正常的、可取的 ,但并不要求因此而将全部近代 历史改写成“现代化史”。如其不然 ,那么 ,万一某一天有人把战争 强加给我们 ,是否又要把近百年中国历史改写成“战争史”呢 ? 显 ·972·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然不可以。 笔者以上的几点粗浅思考 ,总的意思是不认为有用“新范式” 代替“旧范式”的必要。“新范式”如确能自成体系 ,并能揭示历史 的真实 ,自有其存在和运用的价值。“旧范式”也不是所谓“僵化模 式”,许多在总体上坚持“旧范式”的研究者也同样变换着视角 ,做 着现代化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 缺陷 ,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 ,研究方法的单一化 ,研究思维的绝对 化 ,研究理论的教条化 ,还包括该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 究禁区 ,等等 ,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但是 ,它关于中 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 , 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我们不必在泼掉污水的同时 ,也把孩子一起 泼掉。 〔作者吴剑杰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武 汉  430072〕 【责任编辑 : 曾学白】 ·082·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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